鄧小平曾經對外國友人談道：“我們的改革和開放是從經濟方麵開始的，首先又是從農村開始的。為什麽要從農村開始呢?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80％，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沒有擺脫貧困，就是我國沒有擺脫貧困。坦率地說，在沒有改革以前，大多數農民是處在非常貧困的狀況，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決定進行農村改革，給農民自主權，給基層自主權，這樣一下子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把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麵貌就改變了。”
正是由於成功地邁出了這決定性的一步，我們才有可能實施對外開放和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以及政治體製改革等一係列的改革。毫無疑問，在改革這一嶄新的偉大事業中，鄧小平起了關鍵的決定性的作用。中國改革從農村起步，是由曆史和現實決定的。
一、在農村改革的關鍵時刻表態
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
1978 年，安徽大旱。這對於正常年景也食不果腹的鳳陽農民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秋收剛過，除了種糧，小崗村的許多人家就米缸見底了。人們又在作逃荒準備。曾經發誓再也不外出討飯的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急了，他和黨支部書記嚴俊昌、會計嚴立學一起，挨家挨戶地勸說。結果，全村一個聲音：不討飯可以，必須把地分了。分田單幹，在那個年月，就是複辟資本主義。三個幹部為難了。最後，嚴宏昌一咬牙：分! 現在搞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鄧小平號召要實事求是。分田，搞大包幹，收下糧食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樣，既能不挨餓，又能作貢獻，就是犯法也認了。
淳樸的小崗村農民並沒有想到，他們的這個舉動掀起了一場偉大的革命，也印證了鄧小平的一句話：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
大包幹之後，這一年，小崗村沒有一戶農民外出討飯。到了秋天，小崗村的糧食產量達到此前七年之和，人均收入增長六倍。農民的糧倉滿了，國家的任務超額完成了，改革成功了。
小崗村生產隊的做法，感染了鄰近的社隊，到1979 年底，鳳陽縣83豫的生產隊都實行了包產到戶的責任製。與此同時，肥西縣也開始試行和推廣包產到戶，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對於中國的農村改革，鄧小平有過多次論述，他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
由於農民們發明的包幹到戶的責任製形式，既克服了生產管理上過分集中的弊病，又解決了農戶和農戶之間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因而深受農民的歡迎。到1980 年，鳳陽、肥西幾乎全縣，以及鄰近的不少縣，都實行了包幹到戶，全國不少省也開始實行這種責任製形式。
實行聯產承包，意味著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製的徹底否定，許多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
隨著包幹到戶的大範圍推行，對它的責難也紛至遝來，各種各樣的指責、議論、爭論，首先出現在安徽，繼而遍及全國上下。
有些人認為，包幹到戶是“複辟倒退”，犯了“方向錯誤”。有人感慨：“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人給中央寫信說：“毛主席領導我們組織起來，被你們這些敗家子一錘打散了，想起來真是痛心。”一家在國內很有影響的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分田單幹必須糾正》的文章，對安徽等地實行的包幹到戶的做法進行了公開批判，指責包幹到戶就是“分田單幹”，要求人們反對“分田單幹和包幹到戶的錯誤做法”。
對於農村改革這個新生事物，領導層的意見也不統一。1979 年，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生產責任製問題，隻有少數省委書記明確表態支持。人們都在等待中央的指示。鄧小平認為，對於農村改革這一新生事物，應“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他提議派出中央調查組深入農村認真研究改革問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5 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人民來信，並加了“編者按”，強調要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戶。
一紙“編者按”，攪亂了中國農民的心，在安徽，一些搞了生產責任製的地方更是人心惶惶。大潮初起的農村改革麵臨夭折的困境。
關鍵時刻，鄧小平表態了。1980 年5 月30 日，鄧小平發表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重要談話，他明確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
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麽樣呢?可以肯定，隻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麵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鄧小平特別強調：“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做事情要“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鄧小平的講話對於促進方興未艾的農村改革無疑產生了重要作用。
二、包產到戶的普遍推廣
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麽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
鄧小平講話之後，黨中央及時派出了大批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分赴10 多個省進行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黨中央於1980 年9 月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座談會肯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出現的各種責任製形式，明確提出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麽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
這次會議的紀要作為1980 年中共中央75 號文件下發後，對包幹到戶在全國的推廣起了重要作用。
1981 年12 月，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在總結1981 年經驗的基礎上，產生了1982 年1 號文件，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文件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製，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計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產到戶等農業生產責任製的社會主義性質。
群眾的實踐不但檢驗了理論，而且推動了理論的發展，促進了理論的升華。1983 年中央1 號文件，進一步對聯產承包責任製作出高度評價，指出：“聯產承包責任製采取了統一經營與分散經營相結合的原則，使集體優越性和個人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這一製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必將使農業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具體道路更加符合我國的實際。這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1983 年1 號文件標誌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項戰略決策的正式確立。至此，“包”字徹底衝出了“禁區”，走出了“地下”，由“倒退複辟”的代名詞而正名為適合和促進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具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性質的勞動形式。“包公”正式登堂，以包幹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製終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全國。到1983 年初，全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達93豫，農村的經濟麵貌發生了根本變化。
農村改革的前幾年，即從1979 年到1984 年，全國農業總產值增長55援4豫，平均每年遞增7援9豫，比1978 年以前的26 年的平均增長速度高1援8倍。在農業內部，除1980 年種植業下降0援5豫以外，每個行業每年都呈正增長。與此同時，主要農產品產量全麵提高，全國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長4援95豫，比1978 年以前的26 年平均增長率高一倍多。同期全國棉花產量由216援7 萬噸增加到625援8 萬噸，增長1援8 倍；油料產量由521援8 萬噸增加到1191 萬噸，增長1援3 倍。以包幹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製，確實對發展農業生產、繁榮農村經濟起到了顯著作用。
1984 年初，中央明確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長至15 年以上，這樣，農業生產基本上變為分戶經營、自負盈虧。農民生產的東西，“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種責任製使農民獲得了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把農民的責、權、利緊密結合起來；不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弊病，更為重要的是糾正了人民公社體製下管理過分集中、經營方式過分單一等缺點。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廣，不斷衝擊著“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各種形式生產責任製的推行，特別是1980 年8 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要求對我國的政治體製進行改革以後，中央決定對人民公社體製進行改革。
從1979 年8 月起，四川省的廣漢、邛崍、新都三縣先後進行人民公社改革的試點。他們按照黨、政、企分開的要求，將核算單位生產隊改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取消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成立鄉政府；取消生產大隊，改設行政村。接著吉林、河北、浙江、廣東、遼寧、安徽等省也進行了改革試點。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在1983 年元旦發布的《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政社分設。10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這標誌著人民公社體製改革進入了全麵展開的階段。根據文件提出的政社分設的原則，各地將人民公社中屬於政權的那部分職權分離出去，建立鄉政府。鄉政府對各級經濟組織進行行政領導，包括製定本鄉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並組織實施，對各級經濟組織的農戶下達國家規定的生產計劃和交售任務，監督各級經濟組織、農戶執行與國家簽訂的經濟合同等。設立村民委員會，行使原來大隊的行政職能，取消大隊的經濟職能。至於公社的經濟職能，經過改革，各地形式不一。有些地區是建立鄉農工商聯合公司，下麵分設農業、工業和商業三個專業公司和一個信用社，取消大隊一級經濟組織，生產隊改建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些地區是設立鄉政府作為基層政權機構，保留人民公社作為經濟實體，三級所有的經濟體製不動。有的地區還建立了跨社、跨縣的聯合經濟組織。這樣，就使農村各級合作經濟組織真正成了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企業。通過撤銷人民公社，改建鄉、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領導管理體製，使人民公社存在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一平二調”等弊端得以克服，初步實現了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也加強了農村基層的黨政工作。
經過兩年的改革，到1984 年底，以“政社合一”為特征的農村人民公社改革基本完成。其中，政社分開的有91171 個，建立鄉(鎮) 政府91171個，村民委員會926438 個，保留作為經濟組織的人民公社28218 個。人民公社製度的改革，不但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也為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三、鄉鎮企業異軍突起
改革以來，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經營，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
由聯產承包責任製起步的農村改革，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促進傳統農業逐步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發展。農村改革中一個人們未曾預料到的大收獲，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鄉鎮企業是從原來的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所辦的企業，即社隊企業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頒布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指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的發展，逐步提高社隊企業的收入占公社三級經濟收入的比重。凡是符合經濟合理原則，宜於農村加工的農副產品，要逐步由社隊企業加工。”1979 年7 月3 日，國務院頒布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關於發展社隊企業的指導性文件《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幹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文件明確規定：國家對社隊企業實行低稅免稅政策。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和為社員生活服務的社隊企業，經批準，可免征工商稅和所得稅。新辦的小鐵礦、小煤礦、小電站、小水泥，從開辦起免稅三年。中央對發展社隊企業的方針、政策及方向做出的這些規定，標誌著社隊企業的發展進入了曆史性的轉折。隨著這些政策、措施的貫徹和落實，社隊企業開始迅猛發展起來。到1980 年，全國有社隊企業143 萬個，從業人員達3050 萬；總收入614 億元，比1979 年增長22豫；社隊企業收入在公社三級經濟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到34豫。
隨著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和不斷完善，特別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製的改革，農村出現了一大批專業戶和重點戶，並形成了各種經濟聯合體。為了進一步推進農業現代化，促進社隊企業健康發展，1984 年初，農牧漁業部提出了《關於開創社隊企業新局麵的報告》，提出：社隊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一支重要力量，是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今後社隊企業的發展，應加強計劃指導和實行市場調節相結合，調整結構，優先發展食品、飼料工業和建材、建築業、能源工業，積極推進技術進步。為了適應農村人民公社體製變革後政社分開、鄉(鎮) 政府已成為農村基層政權組織這一變化， 《報告》建議，將社隊企業改稱鄉鎮企業。198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這個報告，並發出通知，同意將社隊企業改為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範圍由原來公社、大隊兩級辦的企業改為鄉(原公社、鎮)、村(原大隊、村民小組) 辦的企業，部分農民聯營的合作企業和農民家庭辦的個體企業。通知明確提出：發展多種經營，是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始終堅持的戰略方針。隻有不斷開辟新的生產門路，妥善安排不斷出現的多餘勞力，充分利用農村的剩餘勞動時間，逐步改變8 億人搞飯吃的局麵，使農村商品經濟充分發展，農村才能富裕起來。對鄉鎮企業，要和對國營企業一樣，一視同仁，給予必要的扶持。對部分社員經營的合作企業，分散生產、聯合供銷的家庭工業和個體工業，也應熱情支持，積極引導和管理，使其健康發展。此外，還鼓勵農民向各種企業投資入股，本著自願互利的原則，將資金集中起來，聯合辦各種企業。
中央的指示，社隊企業的正名，成為鄉鎮企業發展的一個新起點。
在鄉鎮企業迅猛發展的大潮中，有兩支突起的異軍：一支是江蘇省南部的鄉鎮企業，一支是浙江省南部的家庭工業。蘇南地區利用長江三角洲雄厚的工業基礎和經濟、技術力量，走發展鄉鎮企業的路子，其典型代表是被稱為“蘇南五虎”的無錫市、江陰市、張家港市、常熟市和武進縣。僅無錫市所轄的一個郊區三個縣，一年產值就超過50 億元。浙南則是發揚曆史上形成的手工業和商業的傳統，發揮大批能工巧匠和經營能手的作用，走出了一條以家庭工業以及在家庭工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雇工經營和合股經營的擴大經營的形式，以專業市場為紐帶的發展商品經濟的新路子，特別是溫州市的試驗，開創了一條農村工業化的新途徑。當時流傳著“鄉鎮企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的說法。全國各地，如閩南、廣東等地，也都興起了一批各具特色的鄉鎮企業，它們在短短幾年中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展示了農工商綜合經營，發展農業經濟的廣闊前景。
1987年，鄧小平在與外國友人的談話中，曾高興地說道：改革以來，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經營，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鄧小平在這裏用“異軍突起”來形容鄉鎮企業的崛起，是再貼切不過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但壯大、發展了農村經濟，提高了農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它開拓了一條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現代化的新路。
【改革評點】
隨著包產到戶從暗處走到明處，從個別省份走到全國許多省，由此引起的責難也紛至遝來。關鍵時刻，鄧小平表態：“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徹底撥開了阻礙農村改革的重重迷霧。這樣以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特征的農村改革在全國全麵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