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改革不斷深入發展的同時，鄧小平指導我們在對外開放方麵也邁出了堅實的步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正式確定將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明確提出了對外開放的方針，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這標誌著我國長期以來由於各種原因造成的封閉和半封閉狀態的徹底結束，標誌著中國人民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的新時代的真正開始。
一、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展不起來的。
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於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1978 年，是中國的馬年。按照中國的傳統說法，馬年寓意奔騰、躍進。
這一年，鄧小平74 歲，剛剛從政治風雲中第三次複出僅半年。然而，就是這一年，從新春到隆冬，鄧小平像一匹奮蹄的駿馬，以超乎尋常的精力，開始了對中國周邊國家頻繁的外交訪問活動。
他首先來到了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1978 年的金秋，當日本外相園田直以禮賓官的姿態急步奔入機艙將鄧小平迎到東京的時候，恐怕沒有人想到鄧小平此行將對中日關係、對世界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鄧小平出席了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的儀式後，著重參觀了日本的汽車生產工業。他來到日產汽車公司設在神奈川縣的生產工廠，乘上電動汽車，聽取廠長對生產情況的介紹並參觀了設備精良、裝置先進的車體組裝工廠。在組裝工廠，48 個產業機器人依次為流水線上的車體焊接，整套工序環環相扣，準確無誤。鄧小平對這裏高達96豫的自動化程度非常感興趣，越看越仔細，並時不時抬頭問道：“這裏的人都受過什麽教育?”“零件都是在公司生產的嗎?”顯然，鄧小平看得很認真。鄧小平看到傳送帶以每分鍾21 米的速度運行，各種機械手將車體迅速地組裝成汽車，然後檢查出廠。
偌大的工廠中整套生產工序都由電腦指揮操作，顯示著現代化工業的生產模式。鄧小平將身體探出車外，仔細觀看每一道作業工序。當他了解到這裏的人均生產率與中國長春一汽之比是94：1 時，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在即席講話中，鄧小平意味深長地說：“我懂得什麽是現代化了。”他表示，歡迎工業發達的國家，特別是日本產業界的朋友們同中國進行合作。
一個多月後，他又來到東南亞的新加坡。這個位於馬六甲海峽出入口的“城市國家”，綠草茵茵，風景宜人，市容整潔，禮儀周到，是東南亞地區的一顆明珠。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個麵積隻有587 平方公裏，人口隻有230萬，規模僅相當於上海1轅10的國家，每年能吸引200 多萬外國遊客，一年僅旅遊收入就高達9援9 億美元。新加坡現代化建設的經驗引起鄧小平的濃厚興趣，他決心要把這個“經”取走。在訪問活動中，鄧小平注意到，新加坡從20 世紀60 年代起就十分注重加強對外經濟聯係，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利用發達國家傳統工業轉移到海外的機會，不斷從國外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使經濟迅速騰飛起來，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發達的“四小龍”之一。新加坡引進外資的成功經驗，鄧小平十分讚賞。他觀察到外商在新加坡投資設廠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處：一是外資企業利潤的35豫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二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帶動了相關的服務行業，這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新加坡的做法，使鄧小平頗受啟發。
1979 年1 月1 日，中美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 月28 日，在中國的羊年農曆大年初一這一天，鄧小平飛往大洋彼岸的美國。
中美兩國建交，對整個世界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是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意義不可低估。鄧小平的美國之行，參觀了許多科學研究機構和企業，簽訂了一批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協議書，如具有重要意義的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兩國在高能物理方麵的合作協議，兩國在教育、農業、空間方麵的合作諒解的換文等，兩國還同意簽訂貿易、航空和泊運協定。這些協定不僅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而且有利於中美兩國的交流和相互了解。鄧小平對此表示滿意，並希望繼續向前發展，他說：“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這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開始，這些協定的簽署是兩國合作的第一批成果，還有許多合作的領域有待開辟，許多渠道有待溝通，還應該繼續努力。”
連續兩年裏多次出訪，使鄧小平更加了解世界，也更加清醒地看到了中國和世界的差距。他認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
為了開拓對外開放的渠道，鄧小平親自出麵做各方麵人士的工作。
1979 年1 月17 日，室外滴水成冰，人民大會堂內卻溫暖如春。鄧小平同工商界著名人士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周叔弢正在親切地敘談。他懇切地請這些辦實業的行家獻計獻策。他說：“我們正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
鄧小平特意點將———五位中的“少帥”、62 歲的榮毅仁，誠懇地對他說：“你來牽頭辦實體，搞成對外開放的窗口，人由你選，業務由你管，事情由你負責。”這一天中午，鄧小平請五位實業家共進午餐，吃火鍋涮羊肉。大家邊吃邊談，熱氣騰騰的火鍋伴隨著對經濟前景的暢想，使五位老人心中都不免躍躍欲試，決心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盡一份力量。古耕虞老人將鄧小平的這次會見譽為“一隻火鍋，一台大戲”。會見之後，果然好戲出台，2月，榮毅仁經過周密思考和論證，拿出了按國際慣例創辦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方案。3 月，方案報到中南海，中央立即拍板批準。10 月，中信公司正式在北京和平賓館的七八間普通客房內對外營業。
二、經濟特區的創立
對! 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 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8 年4 月，中國的一批經濟官員來到香港和澳門考察。此行的目的很明確：探索彈丸之地的港澳經濟飛速發展之奧秘，吸取有益的經驗。
考察活動是緊張的。回到廣州，考察組的領導和專家們並沒有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他們深知肩負的責任。考察組在與廣東省委領導交換意見時，毗鄰港澳的“父母官”們提出了一些“大膽”的建議。
5 月底，考察組經過深思熟慮，幾易其稿，完成了《港澳經濟考察報告》。《報告》強調：發達國家的先進設備和技術，對港澳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報告》提出：可借鑒港澳的經驗，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逐步將其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遊覽區。
6 月初，中央領導同誌聽取了調查組的匯報，並對其建議予以肯定。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創辦經濟特區的思想此時已開始萌芽，盡管這時提出的“出口加工區”與後來的“經濟特區”在規模、功能等方麵有著顯而易見的差別。
幾乎與此同時，1978 年5 月初，國務院副總理穀牧率領一個政府代表團出訪西歐五國。代表團的成員中除國家部委有關人員外，不少是沿海一些省市的負責人。出發前，鄧小平找穀牧談話，叮囑他這次出去要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特別是好的管理方法。訪問結束後，代表團又用了大半個月的時間在北京集中總結，然後向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整整匯報了一天。
1979 年1 月，一份關於香港廠商要求回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了鄧小平那寬大的辦公桌上。鄧小平習慣地點燃一支“熊貓”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再次拿起那份摘報。而後，他立起身來，中國地圖前，目光落在毗鄰香港、澳門的東南沿海那塊地方，凝神良久。
不久，中共廣東省委接到鄧小平在那份來信摘報上的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幹。”
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的一位同誌回憶當時的情形說：“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們感到不改革開放不行了。鄧小平的這個批示，對我們是很大的啟示和鼓舞。我們就從廣東的實際出發，分析廣東的特點，提出廣東的改革開放應該先走一步。”
4 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的同誌發言，明確提出了廣東的設想和要求：要利用毗鄰港澳的有利條件，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加快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後，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又帶著這個意見向鄧小平作了匯報。
關於這次匯報的具體細節，由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寫作組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深圳的斯芬克司之謎》作了這樣的敘述：北京，中南海。
這裏卻十分平靜、安然。
修剪整齊的綠蔭，夾著一條幽靜的小路。三個人影在緩緩向我們走來。
走近，我們才看清，其中一位老人是鄧小平，旁邊的兩位是來自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人。
“小平同誌，還記得我們是在什麽地方認識的嗎?”
“記得的。”鄧小平稍稍停了下腳步，“在延安嘛，在毛主席的窯洞裏。”
“那天好像還是朱老總燒的菜呢。”
“記得，他的四川口味弄得不錯。”鄧小平似乎很有興趣。
“那地方我好些年沒有去過了。”省委書記似乎有些動感情，“當初那麽小小一塊邊區，沒想到就打了這麽大一塊江山。”
“不過，”鄧小平語氣有些沉重，“那兒至今還很窮，老邊區應當富起來。”忽然，鄧小平的腳步停住了，“你們上午的那個匯報不錯嘛，在你們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也搞一個特區，怎麽樣?”
“特區?”廣東的兩位領導人一下還沒有領悟。
“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盡管這段敘述文學色彩很濃，但有一點是確鑿的：鄧小平在與中共廣東省委兩位負責同誌談話中，首次提出了興辦特區的想法。
原廣東省委副書記王全國後來回憶說：“習仲勳同誌又帶著這個意見，給小平同誌匯報，就講到廣東提出來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嘛，這個時候小平同誌說：‘對! 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 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就是當時的原話。”
鄧小平關於興辦特區的倡議，猶如一塊巨石擊入碧波，迅即引起了積極而強烈的反響。
中央工作會議後，受中央、國務院的委派，穀牧帶領工作組赴廣東、福建考察，與兩省的負責同誌一起研究辦特區的具體問題。
6 月6 日、9 日，中共廣東、福建省委分別寫出關於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呈送中央。
7 月15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文件，批準廣東、福建兩省的報告。
文件明確指出，“出口特區”先在深圳、珠海兩地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兩地設置。
1980 年3 月，中央在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參加的會議，正式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5 月16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的批示中對兩省的大膽探索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勵。
8 月26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宣布：為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劃出327援5 平方公裏、6援7 平方公裏、1援67 平方公裏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12 月10 日，國務院又正式批準成立廈門經濟特區，麵積為2援5 平方公裏。
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同時，那個如今被全世界當作熱門話題談論的南中國海邊的小城，響起了一片劈劈啪啪的爆竹聲。在對岸香港人一片驚詫、猜疑的目光中，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的第一個特區———深圳經濟特區誕生了! 總設計師的倡議開始付諸實施。
由此，中國打開了對外開放的突破口。
三、開發海南島
海南島和台灣的麵積差不多，那裏有許多資源，有富鐵礦、有石油天然氣，還有橡膠和別的熱帶亞熱帶作物。海南島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
1984年鄧小平特區之行，給海南的開放帶來了希望。
當總設計師登上廈門鼓浪嶼，眺望一水之隔的台灣島時，他的思緒飛出了很遠很遠……
作為我國的第一大島，台灣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作為我國的第二大島，海南與台灣在地理條件、自然資源方麵有著相似之處，但其經濟發展相去甚遠。
追根溯源，不在於社會製度的差異，關鍵在於采用怎樣的經濟體製、經濟政策。特區的變化就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對海南島實行經濟特區的特殊政策，甚至比特區還“特”，50 年、100年之後，那將會產生怎樣的變化?
這將是一場在國際舞台上的經濟發展的角逐，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將是一次兩種社會製度的跨世紀的較量。
鄧小平對此充滿信心。
回京後，他明確提出：開發海南島。他說：“如果能把海南島的經濟發展起來，那就是很大的勝利。”
1985 年4 月，英國前首相希思訪華時提出準備去海南島參觀。這是希思上次訪華時鄧小平提出的建議。鄧小平對希思說：“海南島是個寶島，現在還未開發，請你先去看看。”
在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開放了14 個沿海港口城市後，鄧小平把開放的焦點對準了海南島。開發海南島，建立海南經濟特區，成為他反複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這是擴大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步驟。
1987 年6 月12 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客人時，向國際社會發出了一個新的信號：“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經濟特區。”
他進而說：“海南島和台灣的麵積差不多，那裏有許多資源，有富鐵礦、有石油天然氣，還有橡膠和別的熱帶亞熱帶作物。海南島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
1988 年3 月8 日、9 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於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議案。
3 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根據海南島獨特的曆史、地理和資源條件，國務院建議設立海南省，把海南辦成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實行比現有經濟特區更加優惠的政策。”
4 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設立海南省的決定和關於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議。
14日，國務院發出通知。《通知》說：“在海南島實行特殊政策，建立經濟管理新體製，把海南島建設成為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是貫徹沿海經濟發展戰略，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措施，具有深遠的意義。”
江澤民後來說，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實行對外開放，這一決心，是鄧小平同誌下的。海南建省辦大特區，是繼海南島解放之後又一重大曆史事件，揭開了海南曆史的嶄新篇章。
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誕生了!
大特區理應積極、大膽地進行改革的超前試驗。海南特區創建伊始，即確定了“大改革、大開放、大開發、大建設”的方針。
“洋浦風波”，曾使這個“天涯海角”之島刹那間成為整個中國乃至世界關注的焦點。
洋浦，是位於海南島西北部的一個半島，土地荒蕪貧瘠，素有“三多三少”之說，即荒地多、石頭多、仙人掌多，水少、林少、村莊少，不適宜農業開發，但發展工業和轉口貿易卻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這裏海岸線曲折，港灣深闊，可建設26 萬噸級的深水碼頭，是一個中國少有的天然避風良港。
它近連香港、台灣地區和東南亞各國，遠連日本、朝鮮半島，處在亞太經濟圈的中心地帶和國際海運航道的中心位置，可發展成為國際貨物的重要集散地。洋浦附近資源豐富，具備提供能源和發展建材工業的理想條件。因此，海南省政府從利用港口資源重點開發洋浦以帶動全島發展的戰略出發，決定從這荒涼的半島上拿出30 平方公裏的土地給外商成片開發，租期為70 年，以引進海外資金和技術，在海南島西部建立現代大工業帶。
“30 平方公裏，出租70 年”———這是一個大動作! 也引起了一場大風波!
有人說：這與舊中國的“租界”有何不同?
有人發問：這將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置於何地?
國務院、全國政協相繼收到“緊急呼籲”和提案。一時間，關於“洋浦模式”的是是非非震撼中國。
大特區的領導在關鍵時刻想到了特區的締造者和領路人。他們聯名遞交了給鄧小平的報告，坦率地闡述了大特區改革開放新思路的正確性。
1989 年4 月28 日，鄧小平在詳細審閱開發洋浦的規劃報告並聽取有關方麵意見後，在海南的報告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況後，認為海南省委的決策是正確的，機會難得，不宜拖延。但須向黨外不同意者說清楚。手續要迅速周全。”
1989 年11 月， 《海南洋浦地區30 平方公裏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首期付款協議》簽字。
1992 年3 月9日，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消息：國務院批準了海南省關於成立洋浦開發區的報告。
1993 年4 月13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海南省創辦特區五周年慶祝大會上重申：“創辦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同誌親自倡導、設計並始終關注和支持的一項嶄新事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個重大決策。”
四、促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
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這是件壞事，但也是好事，你們可以借鑒廣東的經驗，可以搞得好一點，搞得現代化一點，起點可以高一點。後來居上，我相信這一點。
從試辦經濟特區到把沿海連成一片，我國的對外開放，是完全按照鄧小平的設計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沿海到沿江到內地、由點到麵逐步推進的。
根據鄧小平的提議，1984 年5 月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形成了進一步開放14 個沿海港口城市的決議。在擴大地方給外商投資者若幹優惠權限方麵，采取了一係列的相應政策和措施。
這14 個城市是：北海、湛江、廣州、福州、溫州、寧波、南通、連雲港、青島、煙台、秦皇島、大連、上海、天津。
1985 年2 月，鄧小平在廣州過春節，在白天鵝賓館參加聯歡晚會，席間又多次說到要開發珠江三角洲、閩南和長江三角洲。
1985 年夏天，長江、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以及遼東半島、膠東半島被劃定為沿海經濟開發區。
翻開中國地圖，我們會看到這些新開放的14 座城市，由南到北，從東向西，由一點連成一片，像14 顆閃亮的航標燈。它們以奪目的色彩和獨特的吸引力，迎來了四麵八方的人士，把我們這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呈現在世界的麵前，揭去遮蓋已久的麵紗，讓世人了解。
在中國開放的這塊棋盤上，上海的浦東開發是一顆舉足輕重的棋子。
從1988 年開始，鄧小平連續七年都是在上海過的春節。上海的變化與他有著密切的聯係。他對上海的工作非常重視。他在上海曾經說過，上海的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上海這個地方，人才、技術和管理方麵有著明顯的優勢，輻射麵寬。
1990年初，鄧小平來上海過春節時非常關心浦東開發這件事。他說，上海的浦東開發，不是上海一個地方的事，是全國的事。浦東開發，可以帶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發展。回到北京後，鄧小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誌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一件事我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他還特意要求李鵬負責抓一下浦東的開發和上海的發展問題。這一年的4 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開發、開放浦東的戰略決策。
同時宣布20 世紀9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重點，就是浦東開發。從那時起，上海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1991 年2 月，鄧小平來到上海，他對上海市黨政領導同誌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幹啊!”“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在視察南浦大橋工程時，他又說，上海這麽大，不搞幾座大橋不行，要加快交通和基礎設施的建設。“能早上的就集中資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個世紀去了。”他提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1992 年初，鄧小平視察廣東、福建後來到上海，對上海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就是：上海要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遵照鄧小平的囑咐，上海緊緊抓住以開發、開放浦東為核心的大發展機遇，在市政建設方麵邁開了新的大步。全年在城市建設方麵投入了100 億元資金，各項重點工程建設全麵攤開，在利用外資方麵，一年超過了前12 年的總和。
在1993 年春節團拜會上，鄧小平肯定了上海1992 年的工作，高興地說： “上海人民在1992 年做出了別人不能做到的事情。”並對在場的上海市黨政領導說：“你們上海去年努力了一年，今年再努力一年，乘風破浪，腳步紮實，克服困難更上一層樓。”希望上海“不要喪失機遇，對中國來說，大發展的機遇並不多。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有著自己獨特的機遇。比如，我們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對祖國作出了很多的貢獻”。臨走的時候，他再次對上海市領導說：你們其他的錯誤犯了，可以改，而機遇錯誤是曆史性的錯誤，不能犯這種錯誤。上海的機遇不多。從現在開始到2010 年是難得的機會，不要喪失了。同年10 月12 日，他又提出：“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地把上海建設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
到1993 年底，浦東的基礎開發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第一批十大基礎設施工程除外高橋電廠外，都已基本建成。8 個重點開發小區的麵積已達14援92 平方公裏；橋梁開工12 座，竣工10 座；標準廠房開工麵積83援01 萬平方米，竣工28援2 萬平方米，動員搬遷住宅開工麵積153援96 萬平方米，竣工84援9萬平方米等等。浦東開發區的良好形象已經形成。
從此，我國的改革開放形成了點麵結合、東西交匯、南北貫通的新格局，展現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交叉的發展趨勢，使對外開放發展到了一個嶄新階段。
【改革評點】
經濟特區的創辦打開了對外開放的窗口，邁開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創辦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同誌親自倡導、設計並始終關注和支持的一項嶄新事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個重大決策。我國的經濟特區在鄧小平的直接關懷和指導下，從無到有，從一片空白到初具規模，到走向繁榮，為中國經濟的騰飛殺出了一條血路。浦東開發區設立後，我國的改革開放形成了點麵結合、東西交匯、南北貫通的新格局，展現了全方位、多層次、立體交叉的發展趨勢，使對外開放發展到了一個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