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和國家經曆的曲折和反複，特別是發生“**”的慘痛事實，使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在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問題上，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因此，在全麵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蓬勃發展，黨和人民也結合曆史經驗和新的情況，對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目標模式及發展道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一、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1978 年10 月11 日，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致詞中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目標，“這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麵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須要多方麵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這裏所說的“改變上層建築”即含有民主政治建設的意義。
同年12 月13 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所作的報告中進一步提出，要“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他認為：“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並不是哪一些同誌的責任，責任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對此，他後來解釋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製改革”，進行民主政治建設。這說明，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就已經提出了改革政治體製，進行民主政治建設的任務。
他的這一重要思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得到了確認，並開始成為全黨的共識。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為此，三中全會圍繞著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問題在改革黨的領導製度方麵作出了一係列重要決定，主要包括：實行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少宣傳個人；充分地保障黨員在黨內對上級領導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評性意見的權利；把立法工作提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議程上來；檢察機關和司法審判機關要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要保證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提出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權威。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這些原則和要求正式拉開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序幕。
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作為民主政治建設的著手點，是有其特定背景的。眾所周知，50 年代末期以來，在我們黨內的政治生活中，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而對整個國家政治生活產生了相應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在“**”中，黨的民主集中製遭到嚴重破壞。個人崇拜、家長製、“一言堂”盛行的同時，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這不僅削弱了黨的領導，而且造成黨風和社會上思想混亂，成為後來實現黨的中心工作戰略轉移的嚴重障礙。如何創造一個既使個人心情舒暢又有統一意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激發和保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正是民主政治建設所要著力解決的首要問題。
其後幾年，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正是緊緊圍繞著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這個主題，並以此為基礎逐步開展起來的。
成立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作出的一個重要決策。1979 年1 月4日，陳雲在中紀委第一次會議開幕會上對健全民主集中製的重要性進行了深刻的論證，並指出，健全民主集中製，“這件事是全黨的最大的事情。隻有這樣做，安定團結、四個現代化才能實現”。9月29日，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 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必須在黨內生活和國家生活中充分發揚民主，在各級組織中堅持民主集中製，實行集體領導。”“從黨的領導者到每個黨員，從國家領導人到每個公民，在黨紀和國法麵前人人平等，絕不允許有不受黨紀約束的特殊黨員和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殊公民，絕不允許有淩駕於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權。”11 月2 日，鄧小平號召高級幹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為改革黨的領導體製作出表率，提出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實行幹部退休製度，設立顧問製度作為過渡形式，要求盡快改變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狀況。
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為改變權力過分集中於少數人甚至個人的狀況，加強民主集中製建設，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中央書記處的成立，使中共中央形成了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三個層次的領導體製，正像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人在會上所說：中央書記處處於第一線，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處於第二線，這樣好處多，除有利於解決接班人問題之外，從戰略上考慮，如果哪一個環節上出了問題，不會影響一群，比較能夠經得住考驗。這次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初始階段的一個重要文件和重要成果，其意義在於它用黨的決定的形式確定了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基本上完成了黨的組織製度上的撥亂反正。作為新的黨規黨法， 《準則》著重強調了黨的集體領導製度，反對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強調保障黨員權利，發揚黨內民主；強調黨內真正實行民主選舉，選舉要充分體現選舉人的意誌；強調領導幹部要接受黨和群眾的監督，不準搞特權；等等。這次全會討論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 還明確規定不搞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的終身製，共產黨的組織和黨員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等內容。
根據十一屆五中全會精神，同年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兩個文件： 《關於十二大代表選舉工作的幾點意見》和《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誌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決定》。中央指出，這是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幹部職務終身製和逐步更新領導班子的一個重要步驟。7 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幾個問題的指示》。8 月，中央書記處決定，在今後的二三十年內，一律不掛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像，以利於肅清個人崇拜的影響。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以後，全黨廣泛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 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對改革黨的領導製度進行了醞釀。在此期間，全國人民正在積極籌備召開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籌備期間，有關部門對改革國家領導製度也進行了醞釀和討論。正是在上述醞釀和討論的基礎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80 年8 月18 日至23 日召開了擴大會議，討論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及其有關問題。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會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這個講話第一次對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問題進行了全麵、深刻的論述，提出了一係列重要的思想原則和方針，成為指導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第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闡明了政治體製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建立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製，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要順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改革舊的政治體製，完善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供良好的政治保證，這是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基本矛盾的運動仍然是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處於基本適應但又不完全適應的狀態。通過改革，改變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方麵、環節或機製，促進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社會主義才能夠不斷前進。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不完全相適應狀態的症結何在?政治改革的對象是什麽?在這個問題上，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是好的，因而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各種具體製度也是不容置疑的。
鄧小平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對象是現行的體製。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製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現行製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由此，他進而強調：“改革，這是一場革命。當然，這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製的革命。這場革命不搞……不隻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涉及到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這些論述，透徹地闡明了政治體製改革的必要性和極端重要性。
第二，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科學地分析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基本特性和現行體製的主要弊端，闡明了政治體製改革的緊迫性。我國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確立，是中國人民長期曆史選擇的結果，也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客觀要求。其基本特征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實現。但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具體體現形式，我國的政治體製，也有其特定的曆史局限。人類曆史上任何新生事物的發展，都必然要經曆一個從不完善到完善、從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
社會主義製度也不例外。由於源遠流長的封建主義在上層建築領域遺留的影響；由於在革命戰爭年代中我們黨和軍隊決策權高度集中，隨機性強，缺乏穩定的製度和規範等特點的延續；由於高度集中的蘇聯模式影響；加之我們在一個較長的時期裏發生了指導思想上的錯誤，特別是“**”的嚴重錯誤，我國政治體製的種種弊端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鄧小平指出，這些弊端“從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而且，“上麵講到的種種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顯然，克服這些弊端，除了進行果敢的改革是別無他途的。
這說明，改革政治體製不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緊迫的。
基於上述分析，鄧小平在講話中向全黨提出了把政治體製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的要求，指出：“現在提出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任務，以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時機和條件都已成熟。”為此，他著重提出對黨和國家領導製度實行六項重大改革措施，這些措施主要是：建議修改憲法，切實保證人民享有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將在憲法中體現出來；建議設立黨中央顧問委員會，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明確劃分各自的任務和權限；要真正建立起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上到下強有力的工作係統，認真解決黨政不分的問題；要有準備有步驟地改革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院長、所長負責製，分別實行工廠管理委員會、公司董事會、經濟聯合體委員會領導和監督下的廠長負責製、經理負責製，並實行院長、所長負責製；要求各級黨委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製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為實施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根本綱領，從1980 年10 月至1982 年底，黨和政府為逐步革除權力過分集中這個總弊端，采取了若幹措施。主要是實行黨政分工，增加地方的權利，擴大基層的民主權利，切實保障司法、檢察院機關依據憲法而享有的審判和檢察權等，以探索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實現形式。1980 年8 月30 日至9月10 日，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接受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國務院領導成員的建議，從中央政府機構著手，自上而下地逐步改變黨政領導幹部兼職過多的狀況，這是改革黨政權力過分集中於少數領導幹部的體製所邁出的重要一步。
二、打破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
請年紀大一些的同誌騰出位子來不容易呀，但是這件事我們必須辦，這條路我們必須走。兩年前我就說過，我希望帶頭退休。顧問委員會一成立，我就說這是過渡形式，歸根到底還是要建立退休製度。
多年以來，我們黨和國家在幹部人事製度上存在的主要弊端之一，是實際上存在著的領導幹部職務的終身製。“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
由於這種領導幹部職務實際終身製的存在，加之“**”造成的不正常幹部交替製度和大批冤假錯案的出現，造成了我國幹部隊伍兩種畸形的發展趨勢：一是幹部隊伍的嚴重老化；二是一些幫派分子通過派性鬥爭混入黨內，進入了幹部隊伍。粉碎“四人幫”後，在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的領導下，開展了我黨曆史上的撥亂反正工作，混入幹部隊伍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幫派分子被清理出去，大批冤假錯案得到了糾正，一批被打倒的老幹部重新回到了領導崗位。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他們為黨和人民做了很大的貢獻。“**”結束以後，大批老幹部為實現撥亂反正立下新功。然而，麵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和日益繁重、複雜的工作，有相當部分的老同誌由於年老體衰或者缺少現代科學文化和管理知識而日感吃力，逐漸不能適應新的工作要求。這樣，讓他們從工作崗位，特別是領導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實現幹部隊伍的新老交替，就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客觀要求了。但是，由於部分老同誌深受“四人幫”迫害，靠邊站了多年，如今剛出來工作，又要讓位，一時難以轉過彎來，加之多年來我們黨沒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幹部，造成幹部隊伍的青黃不接，如果老同誌一下全退下來，新同誌未必能穩得住陣腳。年輕的幹部在一段時間內還離不開經驗豐富的老同誌傳幫帶。這種特殊的曆史現狀就決定了要在短時期內，徹底廢止領導幹部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製，全麵實行領導幹部的退休製度是具有一定難度的。特別是由於曆史和現實的原因，對高級領導幹部實行退休製度，一時還難以到位，因此，必須尋找一個過渡的辦法。
實際上，自1980 年新老幹部交替的矛盾尖銳時，黨中央和鄧小平就開始思考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
1980 年8 月18 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到：“中央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再考慮)，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並明確規定各自的任務和權限。這樣，就可以讓一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誌，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於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幹，逐步實現年輕化。”
1981 年7 月2 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帷幕剛落下沒幾天，鄧小平又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提到設立顧問委員會以容納一些老同誌的設想，並說“這是為後事著想”。這樣，在鄧小平的倡導和關心下，顧問委員會的設立就開始提上了黨中央的議事日程，成了我黨完成新老領導幹部交接班的特殊形式。
真正考慮成熟並下定決心設立顧問委員會是在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夕。
1982 年2 月18 日，鄧小平在會見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時說，幹部老化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7 月4 日，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強調了提拔青年人才的重要性，他說：“幹部年輕化，軍隊提了多年，要求選拔比較優秀的、年輕的，台階可以上快一點。”“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這些人就交不了賬。”他在談到老幹部壓在上麵，中青年幹部上不來的問題時，特意轉述了聶榮臻的一句話：“聶榮臻同誌提出步子要穩當，我讚成。他有一個好意見，就是要結合，老的一下丟手不行。老的要結合中、青。”
7 月30日，在黨的十一屆七中全會召開的前夕，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即將向黨的十二大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經過修改的新黨章草案規定：中央和省一級設顧問委員會，以發揮許多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同誌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就此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這次的黨章有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問題，已經接觸到了，但沒有完全解決，退休製度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設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他進而分析了實行這種過渡形式的原因是“鑒於我們黨的狀況，我們幹部老化，但老同誌是骨幹，處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還有，我們多年來對中青年幹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沒有注意這方麵的工作嘛。而且還得承認，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兩種情況都有，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顧問委員會來過渡。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幹部領導職務從終身製走向退休製的一種過渡。”“我們選擇了史無前例的這種形式，切合我們黨的實際。”他還說：“也許經過三屆代表大會以後，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能夠實現，就要十年，”“我們必須認真解決這個問題。”
8 月6 日，距黨的十二大召開還有24 天，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審議並通過修改後的新黨章草案。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在大會閉幕時透露，將有相當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體弱的老同誌要退出來，轉到中央顧問委員會，擔負起支持幫助新中央委員會的重任。
1982年，秋高氣爽的北京城，又迎來了激動人心的時刻。
9 月1 日至11日，黨的十二大拉開了帷幕。會議審議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級設立顧問委員會，並規定了各自的性質和權限。“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中央顧問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對黨的方針、政策的製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谘詢”。大會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 人。9 月13日，中顧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為副主任；選舉了25 名常務委員。會上，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和任務作了重要講話。他說，這是解決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一些老同誌在退出第一線之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我們的國家也好，黨也好，最根本的應該是建立退休製度。可以設想，再經過10 年，最多不要超過15 年，取消這個顧問委員會。這就明確了這個組織的過渡性。隨後，各省市自治區也設置了省級顧問委員會。
顧問委員會作為中國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對於發揮部分老幹部的作用，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顧問委員會建立後，協助中央委員會開展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率先垂範，大力推進老幹部的離退休工作，平穩地實現了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作為顧問委員會主任的鄧小平在顧問委員會設立後，始終號召老同誌要顧全大局，讓出位子給年輕人上。1984年10 月22 日，他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在高度讚揚《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一重要文件的同時，特別強調了要大膽起用中青年幹部的重要性。
他說：“我們老同誌在這個問題上要多顧多問。這方麵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 要說服老一點的同誌把位子騰出來，要不然年輕幹部沒有位子呀。”他進而強調指出：“其他方麵出這個那個毛病不要緊，但是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將來要出大問題，要犯大錯誤。請年紀大一些的同誌騰出位子來不容易呀，但是這件事我們必須辦，這條路我們必須走。兩年前我就說過，我希望帶頭退休。顧問委員會一成立，我就說這是過渡形式，歸根到底還是要建立退休製度。因為位子就那麽多，還要精兵簡政，老的不騰出位子，年輕的上不了，事業怎麽能興旺發達。”“總之，選拔年輕幹部是我們顧問委員會的一個重要責任。”與此同時，顧問委員會還極為關心離退休老幹部的晚年生活，國務院也發布了《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製度的幾項決定》，免去了老幹部的思想顧慮，使他們愉快地從一線領導崗位退了下來。
1985 年6 月，何長工等一批老幹部主動寫信給中央，請求不再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職務，率先垂範，做出了榜樣。他在信中說：“為了黨和國家的事業，讓位於年輕同誌，支持年輕同誌進入領導崗位，這是我們老同誌的心願和曆史任務，是發自我內心的感情。前幾年我雖已退出了第一線，進了中央顧問委員會，現在也仍有一個退的問題。因為在廢除實際上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問題上，我們黨要建立的根本製度是退休製度，而不是顧問製度。”信中又說：“由顧問委員會轉向退休生活，在我一生中可以說是又一個轉折，而且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轉折。在這個崗位上，我想同樣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去做，人退誌不能退，人退黨的信念不能退。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是我終身奮鬥的目標。在晚年為了黨的偉大事業，我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吧!”
黨的十二大選出的348 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64 人是年輕的黨員代表。李鵬、喬石、田紀雲、吳學謙、胡啟立等相繼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平穩地開始了新老幹部的交替。1985 年9 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召開，加快了中央領導班子的年輕化進程。先後有141 名老領導退出政治局、中央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有180 多萬老幹部退休，330 萬年輕幹部被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軍隊係統提升了一大批年輕的軍官擔任各級指揮員，各大軍區的指揮員的平均年齡年輕了7 歲。軍隊營一級指揮員基本上都由軍事院校畢業的年輕軍官擔任。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憑借著他們崇高的政治威望和率先垂範的榜樣作用，順利解決了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問題，帶動了政治體製的全麵改革。從黨的十二大到1987 年黨的十三大前夕，許多黨的老幹部又先後給中央寫了請退信，要求不再擔任中央委員或中顧委、中紀委委員。在黨的十三大上，鄧小平辭去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中央委員及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1989 年又辭去了軍委主席的職務。完全從黨、國家和軍隊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為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的終身製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幹部離退休製度在我國基本確立。到1997 年底，全國離退休幹部已達1080 萬人，比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 年增加了10 倍。幹部離退休製度的建立和推行為實現各級領導班子的新老交替和促進整個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建設創造了條件。
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著眼，身體力行地推動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和幹部隊伍年輕化的進程。1989年，他主持建立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實現了自己從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下來的夙願。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順利交接，翻開了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新的一頁。
到黨的十四大召開前夕，中央顧問委員會已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曆史使命，為了讓年輕的領導班子放開手腳，擔負起建設社會主義宏偉大業的曆史重任，中央顧問委員會提出：黨的十四大後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黨的十四大經過慎重討論，在肯定了顧問委員會所作的曆史功績後，同意了他們提出的建議，決定不再設立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省、直轄市、自治區顧問委員會。
顧問委員會作為一種特殊的過渡形式，雖然為時短暫，但是它對推進我國政治體製改革，實現新老幹部交替的平穩過渡和離退休製度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它的豐功偉績將永遠彪炳史冊。
鄧小平在倡導並帶頭廢除了幹部製度領導職務終身製的同時，以極大的精力關注選拔和培養接班人的問題，這是關係著能否順利實現幹部隊伍新老交替的關鍵。
三、培養接班人實現幹部隊伍年輕化現在我們的領導幹部年齡都比較大了，五年以後，五十歲以下的人，打過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們這些老同誌，要認真選好接班人，抓緊搞好傳幫帶。
選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較年輕的早點上來。
1977 年，剛剛恢複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就敏銳地意識到，回到領導崗位的老幹部大都年事已高，精力不濟，幹部隊伍呈老化趨勢，隨著以“四化”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線的確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幹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因此，他在清查“四人幫”幫派分子、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果斷地提出了培養接班人這一事關國家興衰的重大問題。
1977 年12 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向軍內老同誌打招呼說：“現在我們的領導幹部年齡都比較大了，五年以後，五十歲以下的人，打過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們這些老同誌，要認真選好接班人，抓緊搞好傳幫帶。”
1978 年6 月2 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再次談到接班人問題：“我們老同誌在這個問題上，眼光要放得遠一些。”“選好接班人，帶好接班人。這件事做好了，我們才有資格去見馬克思，見毛主席，見周總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選好接班人的問題。1979 年七八月間，鄧小平到上海、山東、天津等地視察。他走一路講一路，談得最多的是組織路線問題。他說，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已經確立了，現在要明確提出解決組織路線問題，而組織路線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在接見海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全體同誌時，鄧小平不無焦慮地說：“現在擺在老同誌麵前的任務，就是要有意識地選拔年輕人，選一些年輕的身體好的同誌來接班。”“老同誌要有意識地退讓。要從大處著眼，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體問題就不通了。”他告誡大家：“一定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挑選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現好的同誌用起來，培養幾年，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我們現在對於人們的思想狀況、政治狀況比較清楚，能夠看出來哪些人是擁護黨的路線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講黨性的。”“如果我們不在了問題還沒有解決，就要天下大亂。你們不要以為中國亂不起來。”
1980 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廢除領導幹部實際存在的職務終身製問題。會上，鄧小平動情地告誡與會代表：“不進一步解決黨的組織路線問題，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證。”“現在確實還有一批幫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幫’那套思想體係的，打砸搶的，頭上長角、身上有刺的，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鄧小平始終都沒有忘記王洪文那句“十年後再看”的話。
那是1975 年2 月，在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建議下，71 歲的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這一舉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於搶班奪權的“四人幫”心上，急紅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叫囂：“十年後再看。”
那時，王洪文剛滿40 歲。
王洪文的話傳到中南海，鄧小平找到李先念等老同誌交換對王洪文這句話的看法，臉帶憂慮地說：“十年後，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麽樣子?從年齡上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啊!”
從此，接班人的問題和王洪文的那句話就深深刻在鄧小平腦海中，第三次複出後的鄧小平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選好接班人的問題。
這次會上，鄧小平又一次提及王洪文那句“十年後再看”的話，向全黨呼籲：當前最重要的還是選好接班人，時間緊迫，再不及早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不行。他看了看在座的代表，感慨萬千地說道，五年以後，再開中央全會，在座的相當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時再考慮接班人問題就晚了。對於一些優秀分子為什麽不能上來，怎樣解決擋路的問題，就非常需要認真地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們這些老同誌，包括我在內，要是辦不好這件事，就交不了賬了。
會後，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誌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決定》，為年輕幹部進入中央領導層騰出台階。
1980 年3 月17 日，鄧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就各省、市、自治區選拔的165名優秀中青年幹部一事進行討論。發言時，鄧小平明確表示了不滿，指出問題主要是兩點：第一，年齡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學畢業的很少，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生。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組部又從一機部、四機部等單位抽調有經驗的同誌，共同組成考察工作組，深入工廠企業，重新選拔年輕幹部。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考察組選拔了約200 名比較優秀的中青年幹部，並將這些人的簡曆登記造冊上報中央，得到充分肯定。不久後，這批同誌陸續被充實到中央各部門、各大企業的領導班子中。
1981 年6 月8 日，陳雲找中組部領導談話，著重講了選拔中青年幹部問題，並建議成立青年幹部局，具體負責選拔中青年幹部的任務。
6 月27 日至29 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式確定：“在堅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各級領導人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四化”成為新時期選拔幹部的重要方針。
會後，鄧小平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區委員會書記留下來，討論陳雲的建議。會上，鄧小平專門作了題為《老幹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幹部》的講話，再次指出：選拔中青年幹部是個戰略問題，決定著我們的命運。
8 月7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於貫徹執行中央對調整領導班子和選拔優秀中青年幹部指示的幾項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當年底解決好省、市、自治區領導班子中的問題；認真做好老幹部退居二三線的工作；製定選拔優秀中青年幹部的五年規劃；抓緊籌建青年幹部局；繼續協助省、市、自治區黨委搞好組織部門領導班子的建設。隨後，培養接班人、選拔中青年幹部充實領導崗位的工作在全國全麵展開。
四、政治體製改革的提出和推進
現在看，不搞政治體製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製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
從1986 年起，鄧小平把政治體製改革又重新推上了具體日程。當年3月，他在聽取經濟形勢匯報時指出：“現在看，不搞政治體製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製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並說：“解決這個問題從何入手，要很好研究。1980 年就提出政治體製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不然的話……必然會阻礙經濟體製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6 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提到要注意政治體製改革，包括黨政分開和下放權力。我想中央的領導同誌，特別是書記處的同誌，要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允許用年把時間搞調查研究，把問題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後再下手。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要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麽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
這段論述把政治體製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學地闡明了它在整個改革中的極其重要的地位。正是出於這種高屋建瓴的戰略遠見，鄧小平提出：政治體製改革，“我看明年黨的十三大可以提出這個問題，把關係理順”。
1986 年9 月至1987 年9 月的一年間，鄧小平發表了一係列重要講話，對政治體製改革的指導方針進行了係統論證，提出了一係列重要思想：第一，政治體製改革總的目的和具體目標。鄧小平指出，政治體製改革“總的目的是要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製度，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有利於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下發展生產力。對中國來說，就是要有利於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製定的一係列路線、方針、政策”。歸根結底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實現這個總的目的，必須樹立三個目標：“第一，黨和行政機構以及整個國家體製要增強活力，就是不要僵化，要用新腦筋來對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調動人民和各行各業基層的積極性。”
第二，政治體製改革的原則。政治體製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須從國情出發，“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決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國家。鄧小平認為：“一般講政治體製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涵義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製。我們的製度是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製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由此，他提出，我們搞政治體製改革，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在改革中，我們應該借鑒和吸收人類社會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國家行政管理的效率，但決不能搞全盤西化，“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而且，我們不僅“要講社會主義的民主，也要講社會主義的法製”，要在法製的軌道上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
第三，政治體製改革的方法。鄧小平認為：“政治體製改革涉及的問題很多，比經濟體製改革複雜得多，難度也大得多。每一個措施都牽動成百萬成千萬人，所以每一個措施都要慎重、穩妥。要加深改革，步子要放快，但也要一步一步地走。”有鑒於此，他一再強調，改革不能采用“**”
的那種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方法，不能搞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的“大民主”方式，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維護穩定的政治局麵。同時，改革要從國家的現實出發，製定切實可行的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規劃藍圖，分階段實施。對改革的目標不能急於求成，“設想有些方麵用三至五年的時間可以見效，有些方麵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時間才能見效”。因此，改革要逐步展開，從業已成熟的問題入手，盡可能平衡地推進，各項改革都要注重試驗，鼓勵探索，注意找到向新體製的過渡措施和辦法，防止工作上的脫節和摩擦，各地的條件和情況不同，所以，改革要因地製宜，不搞“一刀切”。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和邊遠地區的改革，可以采取更為穩妥的切合當地實際的步驟，經濟特區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靈活性。
第四，評價國家政治體製改革的標準。鄧小平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製、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我們要用這三條標準去檢驗政治體製改革，並以此為基礎構築新的政治體製。
根據鄧小平提出的指導方針，黨中央加緊製訂政治體製改革方案。1987年10 月20 日，十二屆七中全會討論並原則同意《政治體製改革總體設想》，決定將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黨的十三大報告，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比較係統地闡述了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目的、方法、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並圍繞著近期目標，從七個方麵提出了改革的具體方案，明確了改革的內容。
十三大以後，政治體製改革方案開始具體實施。但是，由於政治體製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中的全新探索，通過政治體製改革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是艱苦探索的曆史過程。黨的十三大之後的一段時期，由於國際大氣候的影響和國內不安定因素的積聚，發生了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極大地幹擾了政治體製改革的正常進程。
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將如何發展，整個世界投以各種目光，懷有不同的心態。其時，國際輿論界盛行一種論點，認為風波之後，中國仍將繼續實行經濟體製改革政策，但政治體製改革勢必停滯不前。對此，鄧小平堅定地回答：“說我們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這不對。”他指出，改革開放政策，包括政治體製改革政策，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改革開放。為了保證政治體製改革的連續性，他提出，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消除機構臃腫，加強法製，這些都是改革。我們要按照原來製定的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堅持鄧小平製定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指導方針，認真總結曆史經驗，致力於消除政治風波造成的嚴重後果，努力探索解決新情況下政治體製改革的新問題，從實際出發，製定了一係列深化改革的決策、措施。這方麵的重要文件有：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共產黨同人民群眾的聯係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關於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民主生活若幹規定的通知》，等等。這表明，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並沒有因為政治風波的發生而停滯不前。
1992 年春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談話發表之後，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呈現出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與經濟體製改革配套進行的鮮明特征。在南方談話精神的指導下，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提出“同經濟體製改革和經濟發展相適應，必須按照民主化和法製化緊密結合的要求，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的要求，明確規定：“我們的政治體製，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絕不是搞西方的多黨製和議會製。”大會指出，機構改革，精兵簡政，是政治體製改革的緊迫任務，也是深化經濟改革，建立市場經濟體製和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條件。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統一認識，按照政企分開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下決心對現行行政管理體製和黨政機構進行改革，要求在三年內基本完成。大會決定，要加快人事勞動製度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不同特點的科學的分類管理體製和有效的激勵機製，盡快推行公務員製度。
十四大對於黨的領導製度的改革也提出了許多重要措施，大會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原則，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決定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完善了黨的領導幹部離退休製度，進一步推進了新老幹部的交替和合作。大會通過了黨章修正案，吸收了多年來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成果，對民主法製建設、黨的製度建設作了重大補充，對黨員和黨的幹部以及黨風黨紀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製；加強和改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幹部。這表明，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在經曆了政治風波以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五大根據世紀之交的新特點和新形勢，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必須有利於增強黨和國家的團結，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特點和優勢，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政治體製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民主，加強法製，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製度，維護安定團結。”這為我們在新的曆史時期進行政治民主建設確立了明確的指導思想。
根據十五大的精神，民主政治建設的各項工作積極而有序地展開。1998年2 月召開的十五屆二中全會和隨後召開的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進一步提出了積極推進政府機構改革的任務。這次機構改革，是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根據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轉變政府職能、實現政企分開，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範的行政管理體係，完善國家公務員製度，建設高素質的專業化行政管理幹部隊伍。這次改革，調整和撤銷了那些直接管理經濟的專業部門，加強了宏觀調控的監督部門，按照權責一致的要求，調整了部門的職責權限，明確劃分部門之間職責分工，完善行政運行機製。國務院組成部門經過改革，從40 個減少到29 個，機關幹部編製總額將減少一半。目前，這項改革正在順利實施。
【改革評點】
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有利於增強黨和國家的團結，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特點和優勢，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