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改革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重點，牽涉到方方麵麵，工作千頭萬緒。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對外開放的擴大，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開始了這方麵的探索，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一、擴大企業自主權
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製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地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麵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現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1978 年10 月11 日，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致詞，第一次發出了改革的號召。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後麵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麵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為了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就必須大大加強企業的專業化，大大提高全體職工的技術水平並且認真實行培訓和考核，大大加強企業的經濟核算，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金利潤率。因此，各條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製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
11 月17 日，鄧小平在審定這篇即將公開發表的文稿時又親筆加上了兩段重要內容：“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後狀態。中央相信，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為了四個現代化的利益，全國工人階級一定會在這些改革中起大公無私的模範先鋒作用，各工會組織一定會用深入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積極協助各企業順利地實現這些改革，為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作出新的傑出貢獻。”
“我們的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負責製，要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係統。工會要教育全體會員積極參加企業的管理。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所有的企業必須毫無例外地實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領導和民主管理結合起來。”這是兩段明確提出經濟體製改革任務的重要論述。
鄧小平的致詞反映了他對四個現代化和改革問題的正確認識，初步明確了改革的性質、任務和基本內容，對啟動中國的改革大潮起到了重大作用。
不久，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中，進一步對實行經濟體製改革問題進行了精辟論述，他說，過去我們政治、經濟生活中存在很多問題，這並不是哪一些同誌的責任，責任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在曆史轉折的前夕，鄧小平適時地提出了經濟體製改革的任務和步驟：“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製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否則不利於充分地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麵的積極性，也不利於實現現代化的經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
“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製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麵的問題。”
“要切實保障工人農民個人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
“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
二、對首鋼的諄諄叮囑
你不搞活，社會主義的優勢在哪裏呢?為什麽不允許改革?這是人的問題，人的思想沒解放啊，還有抵觸。
“我早就想來了”
首鋼，這個被批準為國家首批改革的試點單位、我國特大型的現代化企業，此時猶如一爐沸騰奔湧的鋼水，在總設計師“解放生產力”、“膽子再大一些”的號召下，呈現出一派令人激動的生產新氣象。
首鋼人沒有想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竟來到了他們這裏。
1992 年5 月22 日上午8 時，鄧小平在夫人卓琳、女兒鄧楠、蕭榕的陪同下，驅車駛入首鋼總公司的東大門。
月季園門前，接到通知在此等候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等急忙迎到一輛緩緩停下的麵包車前。車門大開，那位88 歲高齡、神態安詳的老人走下車來。
周冠五上前握著老人家的手，激動地說：“首鋼職工早就盼著您來!”
鄧小平微笑著說：“我也早就想來了。”
這不是一句客套的寒暄。首鋼，一直是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一麵旗幟。改革之初，首鋼人就提出：“在國家改革的棋盤上，首鋼要做一個過河卒子。”十幾年來，首鋼在解放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益、完善現代化管理和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等方麵，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1991 年，首鋼的鋼產量達到431 萬噸，為1978 年的3援66 倍，年均遞增10援5豫；實現利稅總額29援26 億元，為1978 年的7援76 倍，年均遞增17援07豫；首鋼職工人均月收入324 元，為1978 年的5援26 倍，年均遞增13援6豫。正如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成長道路上都流傳著讚美與貶抑一樣，首鋼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引起了社會上的各種議論。究竟首鋼的經驗是“是”是“非”?究竟如何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這成為全社會極為關注的一個焦點。顯然，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更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剛一抖去南行的仆仆風塵，鄧小平即來到了首鋼，他要在世人麵前對首鋼經驗作出明確的“裁判”，他要為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指明方向。
“放水養魚好”
月季園內，百花爭妍，香風拂麵。鄧小平緩步前行，邊觀賞繽紛的花卉，邊道：“首鋼我一直想來，這次來就是為了了卻這樁心願。”
少頃，鄧小平抬起頭來，目光停留在月季園東邊。那兒，矗立著一座銀色的高大廠房。周冠五介紹道：那是從比利時拆回來重建的第二煉鋼廠，當時還是您批的呢。雖然是二手設備，但現在已達到了現代化水平。鄧小平點點頭：“這是條捷徑，水平也並不低。”
隨後，鄧小平步入月季園迎賓廳，聽取首鋼負責人關於首鋼改革發展情況的匯報。
周冠五對鄧小平說：“1960 年您上這兒來過。”
鄧小平笑了笑：“那個時候的主要企業我差不多都看過，你們這裏和那個時候的麵貌完全不一樣嘍。”
周冠五簡要地介紹了10 多年來改革使首鋼發生的變化：首鋼1978 年開始改革，當時年產鋼隻有170 多萬噸，在國內8 大鋼廠中排名最後，這幾年發展迅速，目前鋼產量已排到老二了。鄧小平頷首：“我讚成你們。”他抬手指了指自己的頭，主要是解放思想，換個腦筋就行了。腦筋不換哪，怎麽也推不動，同樣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可幹起事來慢慢吞吞，看不見新的氣象。腦筋一活了，想的麵就寬了，路子也就多了，就更好了。
“換腦筋”，言簡意賅，一語道破了我國改革麵臨的一重大問題。解放思想，衝破頭腦中陳舊過時的框框的束縛，這是我國體製改革能夠取得決定性突破的前提。
談話中，鄧小平對首鋼的改革經驗和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意味深長地說：“路啊，曆來是明擺在那裏的。是走得快還是走得慢，是走得好還是走得壞，那就看你走的路第一是對不對(方向對不對)，第二是走得好不好。”鄧小平側身對周冠五說：“你們兩條都對了。”
接著鄧小平感慨地說：“現在都在說改革、改革，什麽叫改革?怎麽改呀?改了以後又怎麽走啊?可以走得快，也可以走得慢，可能走得好，也可能走得壞。同樣的條件，結果並不一樣啊，還是要看人的因素噢。”
鄧小平又問：“為什麽鞍鋼的發展比你們慢一些？”周冠五答道：“路子沒給他們放開。”鄧小平點頭道：“這是上邊的責任。我往南方跑了跑，講了一些放炮的話，也就是這個道理。我聽到的呼聲就是把手腳給捆住了，怎麽走啊?現在就是要解決把大中型企業搞活這個問題呀! 要全麵動起來才行啊!”
大中型企業是國家經濟大廈的基石和支柱，是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能否搞活大中型企業，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一談到這個話題，老人家眉宇間就流露出焦灼的神情，語氣沉甸甸的：改革開放進行好的、發展快的企業，在兩三年之後就能發揮重要作用，在上繳利稅、外匯收入、技術水平等方麵，都能夠用活生生的事實來證明它的優越。有這樣一種意見，認為多交點給國家，管財政的就會少說話了，我不讚成。把發展好的企業交得太苦了，會打擊積極性，不好。什麽時候都要以不傷害發展企業的積極性為原則，以不減少職工收入為原則。
他又談到了首鋼這一實例：首鋼交的利稅是不少的。有這些拳頭企業、行業，就能夠穩住中央的財政，上交的利稅就會更多一點。接著，鄧小平加重了語氣，強調說，就是要放開，對中央沒有損失，上交不會少，搞成功了隻會增加嘛。隻能走這個路。不能走卡緊的路，隻能走放鬆的路，放水養魚好。
周冠五在匯報時說：“現在大多數企業90豫的錢都上交了，機動財力太少，立項也比較難。”鄧小平立即說：“真正的毛病就在這裏，或者說主要的毛病在這裏，就是上層建築的這個機製、結構的改革問題。要真正給企業權力。我聽到同誌們反映的主要是這個問題。”
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你不搞活，社會主義的優勢在哪裏呢?為什麽不允許改革？這是人的問題，人的思想沒解放啊，還有抵觸。過去就說姓“社”姓“資”。現在又說別的，反正還有一些人是在看，看你改革開放對不對。
周冠五繼續匯報，上麵的一些部門不肯下放權力。鄧小平風趣地說：“你們叫啊!”老人家的話，惹得在座的人們都笑了。鄧小平又講道：“沒有點雄心壯誌上不去。經濟發展快了，可能會出些亂子的，出了亂子會有人叫，但是不管他叫不叫，我們要硬著頭皮頂住。讚成改革的人，讚成發展的人要頂住。”他對周冠五說：“你們就頂住了，頂得好。膽子要放大一些，包括這個頂。為什麽就有人頂得住，比如你們就頂住了，首鋼就頂住了。頂有頂的方法，頂得不得力，方法不對頭，沒有用處。”
鄧小平談興正濃，積聚在胸中的話直言而出，從肯定首鋼經驗談到如何搞活大中型企業，從經濟體製改革又談到政治體製改革。長過1 個小時的談話，使在座的有關負責人深切地感受到了老人家對改革的堅定信心和對經濟發展的至為關注。
“社會主義是幹出來的”
走出月季園，鄧小平坐車前往剛剛竣工投產的煉鐵廠四號高爐參觀。
首鋼職工在麵包車經過的道路兩側圍成了厚厚的人牆，掌聲、歡呼聲此起彼伏。
鄧小平走進爐台東側的控製室，與值班人員親切交談，並觀看了計算機控製高爐運行的操作情況。周冠五詳細介紹了四號高爐在新技術運用方麵的情況，鄧小平讚道：“這屬於高科技、現代化。”
鄧小平還參觀了特重型機械加工車間和第二煉鋼廠。在第二煉鋼廠，聽完該廠的生產情況介紹後，鄧小平指出：要使大中型企業不要有自卑感，可以自己幹，這是一個機會，揚眉吐氣的機會。為什麽別人能幹出來，我們自己幹不出來?我們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幹。要虛心接受先進企業的經驗，請人當老師，快點請自己人，請首鋼的，請寶鋼的，還有別的嘛! 前蘇聯的人也可以請來用嘛。哪一行都有先進的東西，要虛心地搞，這是個機會。要利用好這個機會，不要抬不起頭來，完全可以搞，科技沒有國界，隻要對我們有利。社會主義是幹出來的。
鄧小平還說：“日本人有過計算，他們一個企業界大老板跟我談，中國對鋼的需求的飽和點大概是1.1 億噸到1援2 億噸，可以保證國內建設的需要。
要搞到1 億噸鋼出頭，為什麽不幹呢?沒有理由不幹。我們現在是7000 萬噸產量，就是說還差4000 萬噸。”鄧小平問身邊陪同人員：“進口鋼材每年花多少錢？”有人答道：“進口1000 萬噸鋼材要花40 億美元。”鄧小平說：“每年進口3000 萬噸，就是120 億美元，我們可以用這個錢自己幹。有了我們現在鋼鐵企業的這個基礎，自己動手搞，會省得多。”
周冠五向鄧小平匯報了首鋼要在山東濟寧建一個年產500 萬噸到1000萬噸級大鋼廠的設想。鄧小平表示讚同。當聽說首鋼的機電產品及鋼材出口幾十個國家時，鄧小平高興地說：“出口大幅度增長，這個非常好。國際市場你能站得住，能夠發展，無論窮國、富國，我們都有市場，這就可以放心了。”鄧小平還鼓勵首鋼：“沒有通貨膨脹的危險，沒有還不起債的危險，還怕什麽?應該膽子大起來嘛!”
上午10 時許，鄧小平一行在首鋼人熱烈的歡送聲中揮手告別。
總設計師關心首鋼，首鋼人也沒有辜負老人家的期望。他們把鄧小平的諄諄叮囑化為巨大的精神動力，使首鋼的麵貌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了令人歎服的變化：8 月，我國最大的熱連軋機機架在首鋼自行設計鑄造成功；10月，首鋼成立了國內第一家由工業企業辦的銀行———華夏銀行，以4 億美元購買了美國加州鋼廠的全部產權；11 月，自行設計製造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八流量坯連鑄機熱試成功，並以1援2億美元購買了年產礦石1500 萬噸的秘魯鐵礦公司……這一年，首鋼的各項生產指標都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
三、所有製和分配製度的改革
由於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總的說來還比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的同時並存。
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製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多方麵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對舊的體製進行改革。從1978 年起，黨中央開始逐步調整原有的政策，把大批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開來，恢複其勞動者身份。接著，又明確肯定原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1978 年3月，國務院正式批轉了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全國工商局長會議的報告，這個報告明確指出，為了方便群眾生活，為了解決部分人的就業問題，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城鎮恢複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這樣，在公有製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情況下，作為其他經濟成分的個體經濟得以逐步恢複和發展。
個體經濟的恢複和大發展是與大批知識青年回城相聯係的。在“**”中，全國數以千萬計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時，這一方麵是為了改變農村落後狀況，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減輕城市就業壓力。
“四人幫”被粉碎後，大批知識青年回城，但是，城市不可能很快接納這麽多人，於是，矛盾出現了。與此同時，城市中新生長起來的大批勞動力，這時也麵臨著不能充分就業的問題。
就業，成為當時全社會極為關注的問題。
按過去的做法，就業就是由政府的勞動部門分配工作。當時人們選擇工作的標準第一是國營工廠，第二是國營商業，第三是集體工廠。但是，數以千萬計青年一下子湧回城市，政府沒有辦法在國營和集體工商業中安置他們。於是，1980 年8 月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提出了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實行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
其中所謂“自謀職業”，就是讓人們從事個體工商業。
為了進一步解決就業問題，1981年10 月17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作出《關於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幹決定》。《決定》正式提出，在公有製占優勢的前提下，“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長期並存，是我黨的一項戰略決策，決不是一種權宜之計”，今後一定要“按照國民經濟的需要適當發展城鎮勞動者個體經濟”。針對有關部門歧視、限製甚至打擊個體經濟的現象， 《決定》明確指出：“要采取積極態度，堅決迅速地改變那些歧視、限製、打擊、並吞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政策措施，代之以引導、鼓勵、促進、扶持的政策措施。要對過去的有關規定限期進行認真的清理，並提出改革的具體辦法。”《決定》還要求全黨、政府各部門及群眾團體，積極行動起來，為發展個體經濟服務出力、獻計獻策。根據《決定》的精神，當時，工商管理部門大批發放個體營業證，各級政府還盡可能提供方便條件，報紙上也大力宣傳個體戶對社會的貢獻。
經過各級政府的共同努力，到1982 年，全國已安置2000 多萬人就業。
在這個過程中，集體、合營、個體經濟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尤其是個體經濟發展更為迅速，全國城鎮個體經濟達到263援6 萬戶，從業人員為398 萬。
實踐的發展，推動了理論的進步。1981 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概括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所有製形式上的新認識，第一次提出了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經濟必要補充的論點， 《決議》指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變革和完善必須適應於生產力的狀況，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一定範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必要補充。必須實行適合於各種經濟成分的具體管理製度和分配製度。”
1982 年，黨的十二大召開，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二大報告進一步提出：“由於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總的說來還比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的同時並存。”“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範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製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這表明，我們黨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形式並存，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方針。
短短的兩三年內，個體經濟蓬勃發展。在成千上萬的個體戶中，大多數人雖然隻能有個溫飽，但有不少人比國營企業職工的收入要豐厚得多，其中有為數不多的人在幾年內富了起來。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人手越來越緊張，他們開始雇工，由個體戶變成了私人企業主。
這種情況的出現首先給城市職工以很大的衝擊。盡管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有關部門、單位和企業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恢複和實行獎金等製度，一般職工的生活水平已有一定的提高，但相比較而言，這些搞個體經濟的人，現在收入比他們要高得多，甚至一些過去被視為“不三不四”的人，現在也耀武揚威起來了。
他們心理上開始不平衡起來。
如果說普通職工隻是心裏不平衡的話，對黨的領導幹部來說，就麵臨著很多政策上的難題。主要的就是私營企業能不能雇工，能雇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經營者叫年廣久，安徽蕪湖人。他很早就是個體商販，開始販賣水果，後改營炒貨。他和兩個兒子在家裏炒製西瓜子，或提籃叫賣，或擺攤兜售。他悉心鑽研瓜子的炒製技巧，培育出“傻子瓜子”這一名牌食品，加上他會經營，生意越做越大。瓜子的日產量由原來的幾十斤增加到200 多斤，月營業額達萬元，在當時個體戶中成為“冒尖戶”。
隨著自身的發展，年廣久要繼續擴大經營，這時擺在他麵前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向個體經濟聯合體發展；一是雇工。年廣久也曾想過走合作經濟的道路，但處理各方麵的經濟利益關係比較複雜。走私營企業的道路相對簡單一些。於是，他從1981 年9 月開始雇工，當時他隻雇了4 個幫手，主要勞動力還是他父子3 人。這時人們心裏還可以勉強接受，而且，對於少量雇工，這時政策上也是允許的。1981 年國務院頒布《城鎮非農村個體經濟若幹政策規定》及隨後下發的有關文件，都規定個體工商業可以請一兩個幫手，最多不超過四五個學徒，合在一起可以雇7 個人。為什麽可以雇7 個人呢?說起來可笑，因為馬克思的著作裏有個界限，盡管這隻是馬克思舉的一個例子而已。
後來年廣久經營日趨擴大，共雇工140 多人，日產瓜子1 萬多斤，月營業額達60 多萬元。從一家個體戶發展到這樣一個有相當規模的私營企業，隻用了兩年多時間! 年廣久發展這麽快，固然與他選擇的這個行業有關，瓜子不關係國計民生，是計劃經濟管不著的空間，也是公有經濟的空隙，但更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具有活力。然而，他的迅速發跡，卻引起了各方麵的議論和指責，特別是他的雇工多，當時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認為這是剝削，是搞資本主義，主張對他采取措施。
鄧小平得知後，卻明確表態說：“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確實，年廣久開辦私營企業對社會主義不僅沒有帶來什麽害處，還帶來了很多好處。以1982 年為例，這一年“傻子瓜子”所創造的收入中，他個人所得、雇工工資、上交國家稅費分別為44援6豫、12豫和43援33豫。由於他的經濟實力，打開了江、浙、滬的市場。在他的挑戰和帶動下，蕪湖一下子湧現出近60 家瓜子企業，被譽為“瓜子城”。全國各地也興起了瓜子加工熱，從南到北，湧現出“迎春瓜子”、“口不離”、“好吃來”、“阿凡提”等數不清的新品種，成為一個不小的產業。
一顆瓜子千斤重。鄧小平對“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私營企業蓬勃發展起來。
私營企業在形式上出現了多樣化：既有由個人承包或租賃集體企業而逐步演變成的私營企業，也有個人或家庭獨資經營的企業，此外，還有合夥、集股經營的企業，靠技術成果起家的私營企業也開始出現。而且在範圍上也逐漸擴大，私營企業出現的初期，大部分從事手工業、商業、飲食業、服務業，後來逐步發展到工業、交通運輸、食品加工、高科技、金融、采礦、建築材料等各行各業。
到1987 年，我國的私營企業已有25 萬戶，雇工約400 萬人。在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中，資本擁有10 萬元以上的占45豫，幾近半數。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豫以上。
在鼓勵、支持私營企業發展的同時，鄧小平還積極倡導利用外資，在我國境內興辦“三資”企業。
1979 年，鄧小平在不同場合曾多次談及利用外資進行經濟建設的問題。
1 月17 日，在會見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等工商界人士時，鄧小平指出：“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
10月4日，在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鄧小平專門提出要充分研究怎樣利用外資的問題，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些破壞得很厲害的國家，包括歐洲、日本，都是采用貸款的方式搞起來的，不過它們主要是引進技術、專利。我們現在如果條件利用得好，外資數目可能更大一些。問題是怎樣善於使用，怎樣使每個項目都能夠比較快地見效，包括解決好償付能力問題。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我認為應該堅持。”
在鄧小平的積極倡導和指導下，利用外資進行經濟建設逐漸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並付諸實踐。
1979 年7 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法規，同時，負責管理利用外國投資的專門機構———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也正式成立。隨著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利用外資工作全麵展開。
1980 年，經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批準或授權有關省市批準而興辦的合資企業有20 個，這是改革開放後在我國產生的最早一批“三資”企業，投資總額2億多美元，其中外商投資額為1援7億多美元。
在這20 家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投資當年就開始生產經營的企業有北京航空食品公司、中國迅達電梯公司、浙江西湖藤器公司、中法合營天津王朝葡萄釀酒公司等。這幾家合資企業都是老廠吸收外資合營進行擴大生產經營的，經過幾個月經營，在生產經營管理上都有了很大的可喜變化。
例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1980 年5 月合資開業後，加強勞動組織整頓和工人培訓，改進配餐的品種和花色，到10 月份，每日供應中外班機的配餐份數由開業前的600 多份增加到1320 份，營業額從開業前的22 萬元左右，上升到9月份的46萬元，盈利額從5月份的1援7萬元增加到8 月份的5 萬多元人民幣。
從1980 年5 月1 日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誕生到1982 年底，國內累計建立的“三資”企業總數有909 家，其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有83 家，外商投資為1援41 億美元，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有793 家，外商投資為27 億多美元，外商獨資經營為33 家，協議外資金額3援67 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0援39 億美元。
“三資”企業的蓬勃發展，得到了鄧小平的充分肯定。1985 年8 月28日，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政府總理穆加貝時，在總結建國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強調了在堅持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的同時發展“三資”
企業的必要性，他說：“公有製包括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現在占整個經濟的90豫以上。同時，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針對這時出現的一些對利用外資工作的不適當指責，鄧小平明確指出：“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倒是覺得現在外國投資太少，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此後，他又多次指出，“在本世紀最後的十六年，無論怎麽樣開放，公有製經濟始終還是主體。同外國人合資經營，也有一半是社會主義的。合資經營的實際收益，大半是我們拿過來。不要怕，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是人民，不會是資本主義。”
1984 年，被鄧小平譽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正式公布，《決定》的第八點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的和國內的經濟技術交流”。《決定》還進一步提出：“利用外資、吸引外商來我國舉辦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和獨資企業，也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這進一步推動了“三資”企業的發展。1985 年開始出現了外商直接投資的**，這一年新辦的合資企業1412 家，吸收外資0援30 億美元，比上年分別增長90援55豫和90援31豫，分別是前六年的1援5 倍和1援4倍。到1987 年底，已批準登記的“三資”企業有1萬多家，吸收外資總額達到335援25 億美元。
隨著城鄉多種經濟成分的逐步發展，我們黨對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方針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黨的十三大報告認為，“在所有製和分配上，社會主義社會並不要求純而又純，絕對平均。在初級階段，尤其要在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標下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
十三大報告把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與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和正確的分配政策作為深化改革的任務之一，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製結構應以公有製為主體。目前全民所有製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還很不夠。對於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公有製經濟本身也有多種形式。除了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以外，還應發展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聯合建立的公有製企業，各地區、部門、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的公有製。在不同的經濟領域，不同的地區，各種所有製經濟所占的比重應當允許有所不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除了按勞分配這種主要方式和全體勞動所得以外，企業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就會出現憑債權取得利息；隨著股份經濟的產生，就會出現股份分紅；企業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風險補償；私營企業雇傭一定數量勞動力，就應當允許。我們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於善於經營的企業和誠實勞動的個人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
進入1989 年，由於經濟上的治理整頓，特別是1989 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波的影響，我國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的發展出現了新的情況。1989 年上半年個體工商戶約減少218援4 萬戶，從業人員減少361援6 萬人，停業8000 多家。個體私營經濟出現了十年來第一次戶數銳減的現象。與此同時，“三資”企業也停滯不前。
針對這種情況，1992 年年初，鄧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這幾年“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今後“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指導下，1992 年10 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大膽吸收外國先進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引進外資，“不會損害社會主義，隻會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
十四大正式提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在堅持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十四大報告對所有製和分配製度改革的方針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同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結合在一起的，在所有製結構上，以公有製包括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通過平等競爭發揮國有企業的主要作用。在分配製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十四大以後，黨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政策和措施，鼓勵、扶持和促進個體私營經濟、“三資”企業等多種經濟形式的發展，鼓勵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形式的施行。
1993 年1 月6 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關於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提出了我國政府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的20 條政策，明確宣布：“除了關係國家安全和人民健康的行業外，原則上都允許個體、私營經濟從事生產經營。”《意見》還強調要堅決保護個體私營經濟的合法權益。外部環境的日益寬鬆，社會條件的逐步改善，促進了私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到1996 年6 月底，全國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突破2474 萬戶，從業人員4544援2 萬人，注冊資金886援7 億元，總產值1794援3 億元，銷售總額或營業收入5763援3 億元。全國私營企業達到70援9 萬家，從業人員1014援2 萬人，注冊資金3128援6 億元。
與此同時，“三資”企業也獲得了很大發展。1995 年6 月20 日由國家計委、經貿委、對外貿易部聯合頒布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同時還頒布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標》，這是我國首次公布鼓勵、限製、禁止外商投資領域的政策性文件。《規定》在原有基礎上顯著擴大了鼓勵外商投資的範圍，拓寬了對外開放的領域，這是吸收外資工作的一項重大舉措。
截至1997 年底，全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30援37 萬家，協議利用外資金額5193援8 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額2205 億美元。從1993 年開始我國連續5 年是外商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改革評點】
擴大企業自主權，調動了企業和員工的積極性，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首鋼是國家首批改革的試點單位、我國特大型的現代化企業，在總設計師“解放生產力”、“膽子再大一些”的號召下，呈現出一派令人激動的生產新氣象。所有製和分配製度的改革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從整體上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