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改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是一場偉大的試驗。在改革之初，我們對改革的目標並不是十分清楚。改革是一個實踐的過程，一個探求的過程，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沒有現成的經驗，而且荊棘叢生，充滿了“雷區”、“禁區”。但是，不改革沒有出路，我們隻能“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去尋找新的目標模式。
不破，不立；不告別過去，就不能走向未來。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也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當改革的實踐把中國進一步推向市場經濟的大潮時，我們開始醒悟，走出傳統觀念所造成的思想誤區，才能擁有一片蔚藍的天空。
在經過十多年的艱辛探索之後，我們終於認清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就是我們改革的目標模式。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這一目標模式被寫進了黨的十四大報告，隨之又被寫入黨章和憲法，在全黨已形成共識，從而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誌。
一、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我們的改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是一場偉大的試驗，是一個實踐的過程，一個探求的過程，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沒有現成的經驗，隻能“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選擇改革的目標模式，必然回避不了計劃與市場的問題。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的一個傳統觀念就是：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搞社會主義隻能實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權管理的計劃經濟。
鄧小平領導的經濟體製改革，對象就是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1979年3月，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雲就指出，幾十年來，無論蘇聯還是中國，計劃工作製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是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基於這樣的認識，改革之初，我們黨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曆史決議和黨的十二大上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明確肯定了市場調節的作用，這在理論上是一個突破。
1979 年11 月26 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了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人。會見中，鄧小平就四個現代化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問題回答了客人的提問。
會見快結束時，林達光向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而敏感的問題。
林達光說，您是不是認為過去中國犯了一個錯誤，過早地限製了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方麵限製得太快，現在就需要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指引下，擴大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用?
出乎客人的預料，鄧小平的回答是那樣的明確，而且還超出了提問的範圍。
鄧小平說，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製之間的關係，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製之間的關係，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係，但是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能說隻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同樣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
鄧小平的這個談話，實際上已經披露了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所要選擇的新的目標模式的端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一理論上的重大突破為實踐中的中國經濟改革活動開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然而，鄧小平的這個內部講話當時並沒有公布。直到1994 年11 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修訂再版，這篇談話才得以麵世。一篇重要著作沉寂了整整15 年，這說明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與走向市場經濟之路是一個長期艱辛的探索過程。
二、《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人創作的中國版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它將指導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走向成功。
實踐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人逐漸意識到，所謂經濟體製改革，是要解決究竟應當建立什麽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方針問題。而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就需要從理論上弄清楚，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究竟是什麽，具體地說，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0 年8 月，國務院體製改革辦公室根據“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充分利用市場調節作用”的方針，起草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初步意見》，並提交給當年9 月份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討論。這個文件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製占絕對優勢，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商品經濟。”據有關資料表明，在我國有關經濟體製改革的文獻中，這是比較早地涉及並明確提出這一重大理論問題的一份內部文件。在今天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很平常的提法，但在當時卻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有人認為這是對30 年來占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思想的挑戰，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新發展，應當開展廣泛的討論。
然而，認識的發展需要一個過程，理論的突破更需要有實踐上和思想上的充分準備，因此，無論是這次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還是隨後更為重要的黨的十二大，都沒有對上述理論問題作出應有的結論。在一段時間裏，許多文件和文章，還是隻提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提或不敢提發展商品經濟。理論的突破還處於醞釀階段。
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使理論突破所需要的各項條件迅速成熟。黨的十二大以後，黨在指導思想上進一步把改革放到突出的地位。
1983 年2 月20 日，時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在全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所作的題為《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指出，改革貫穿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這應該成為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改革的總方針應是從實際出發，全麵係統地改革，堅決而又有秩序地改革。根據經濟調整明顯見效、政治上安定團結的形勢和改革自身發展的需要，黨中央調整了十二大報告中提出的在“六五”計劃期間抓緊製訂改革的總體方案和實施步驟以及在“七五”計劃期間“逐步展開經濟體製的改革”的時間表，決定適當地加快經濟體製改革的步伐。為適應這一調整的需要，1983年8 月6 日，國務院提出了經濟發展和體製改革方麵十個需要調查研究的項目，並組織專門小組和有關部委，從實踐和理論各個方麵共同對這些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和探討，中央財經小組為此也議論過多次，與此同時，理論界對於這方麵的研究也不斷深入。
經過一年多的集中探討，人們對經濟體製改革的有關重大問題的認識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1984 年9 月9 日，國務院就經濟體製改革中的計劃體製問題、價格改革問題、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問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提出了重要的意見。這封信認為，計劃體製是經濟體製的核心。根據多年和近一段時間的實踐，建議把我國的計劃體製概括為以下四層涵義：(一) 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
(二) 自發地盲目地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隻限於小商品、三類農副產品和服務修理行業，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
(三) 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我國幅員遼闊，現代化手段不發達，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編製包羅萬象的指令性計劃，不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方法應該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
(四) 指導性計劃主要用經濟手段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繼續沿用，應該如實地把兩者統一起來，而不要把它們割裂或對立起來。
信中寫道，明確以上四條，可以把中國的經濟體製既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相區別，又不與舊的模式雷同。社會主義製度是優越的，但舊的模式的清規戒律太盛，把企業捆得死死的，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企業失去了應有的活力，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應該是企業有活力的社會主義。中國式的計劃經濟，應該是自覺依據並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經濟。
這封信闡述的問題及看法，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讚同。鄧小平批示了“我讚成”，並囑咐將其印發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陳雲也指出，信中所提的三個問題，都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中麵臨的重要問題，也是對這幾年城市經濟改革經驗的總結。關於計劃體製的四層意思，合乎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李先念也回信表示，上述三個問題確實是根本性的問題，解決好，將會大大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這封信在許多黨政高級幹部和經濟理論界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大家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根據人們的意見，信的主要內容被正在討論之中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所吸收。
在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5 周年的盛典之後，中共中央1984年10 月20 日在北京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是在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由農村轉向城市、由單項改革過渡到全麵改革的重要時刻召開的，在中國的改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會議分析了現代化建設麵臨的新形勢，總結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麵的經驗，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城鄉經濟體製改革的經驗，一致認為，必須按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要求，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步伐，以利於更好地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為此，會議審議並一致通過了曾九易其稿而形成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根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總結曆史經驗及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回答了社會主義實踐中提出的一係列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規劃了經濟體製改革的藍圖。其主要內容是：(一) 繼承和發展了此前人們探索的成果，明確作出並闡明了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重要判斷。《決定》指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隻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益，而這是單純地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同時還應該看到，即使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它的廣泛發展也會產生某種盲目性，必須有計劃地進行指導、調節和行政管理，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能夠做到的。因此，實行計劃經濟同運用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統一的，把它們對立起來是錯誤的。
《決定》強調，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問題上，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不在於商品經濟是否存在和價值規律是否發生作用，而在於勞動人民是否當家作主，在於為什麽樣的生產目的服務，在於能否在全社會的規模上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還在於商品關係的範圍不同。
這一論斷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社會主義學說史上，空想社會主義者幾乎都是把商品經濟與私有製聯係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科學，但由於受到其所處的曆史環境的限製，在他們看來，商品經濟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與未來的社會主義是相互排斥的。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列寧開始時也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並曾在非常時期實行過餘糧征集製的措施，沒有對此作出新的明確理論闡述。斯大林在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寫出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首次承認了社會主義製度下存在商品交換，因此必須自覺地遵守價值規律；並批評了那種認為商品生產會引導到資本主義的錯誤觀點。但他仍認為，商品隻限於消費領域，生產資料隻具有商品的外殼；價值規律隻在流通領域中起一定的調節作用，並不在生產領域發生作用。斯大林的這些看法，雖然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前進了一大步，但他並不承認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內在的商品經濟屬性，仍堅持隻有產品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和正宗。
建國後，中國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認識，是在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指導下進行的，受到斯大林經濟理論影響尤其直接和巨大。在主觀上，這種認識還是力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但卻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程。
解放初期，黨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觀點是接受了斯大林的理論，並按照蘇聯的經濟建設模式建立起了計劃經濟體製。但在1956 年前後，針對蘇聯體製逐步暴露出來的弊端和中國麵臨的實際問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黨的領導人通過調查研究，曾提出過一些有價值的觀點，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1958 年，毛澤東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後的談話中說，現在我們有些同誌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幹什麽?不要怕。他說，中國原來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很需要有一個大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可惜，這一開端沒有繼續下去，由於“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也陷於停滯狀態，有些地方甚至從斯大林論述的基礎上倒退了。特別是到了“**”期間，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把商品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將其與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完全對立起來，不僅導致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倒退，而且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情況隻是在粉碎“四人幫”，尤其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開始發生變化。從此，我們黨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的重新認識，逐步澄清了在這個問題上的脫離實際的看法，而這個《決定》作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論斷，標誌著這種認識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和發展。這一論斷首次在理論上明確地把公有製和商品經濟、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統一起來，並把它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這就既把社會主義經濟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區別開來，也把它與未來社會物資豐裕的產品經濟區分開來，還把它同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區別開來，從而解決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為全麵改革現行經濟體製，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提供了依據。
(二)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在作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這一論斷的同時，也勾畫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製的輪廓，並相應提出了改革的基本任務。
《決定》指出，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 《決定》分析了我國100多萬城市企業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首先應該是企業有充分活力的社會主義。圍繞這個中心環節，主要應該解決好兩個方麵的關係問題，即確定國家和全民所有製企業之間的正確關係，擴大企業自主權；確立職工和企業之間的正確關係，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決定》指出，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實踐，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要通過改革，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這就需要對整個經濟體製的各個方麵，即對各項管理製度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的配套改革。其中有三個重要的方麵：1援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製，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決定》指出，計劃體製是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核心，具有行政約束力的國民經濟計劃，是全國範圍內經濟組織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實踐證明，這種管理體製不能適應複雜多變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容易背離價值規律，扼殺企業經營和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所以，要有效地搞活企業，必須對現行的計劃體製進行改革，適當地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適當地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對關係全局的重大經濟活動，實行指令性計劃，對其他大量產品和經濟活動，根據不同的情況，分別實行指導性計劃或完全由市場調節。
2援建立合理的價格體係，充分重視經濟杠杆的作用。《決定》指出，計劃體製的改革必須與價格改革配套進行。僵化了的計劃體製，使我們長期忽視價值規律，在此基礎上的價格體係必然極不合理，商品的價值與供求關係得不到合理的反映。雖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做了一些價格改革的工作，如大幅度調整農副產品價格等等，但整個價格體係仍不合理，價格仍不能充分發揮在經濟運行中的杠杆作用。隨著企業自主權的進一步擴大和國家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過渡，價格對企業、地方、部門經營活動的調節作用越來越顯著，價格體係的改革成為整個經濟體製改革成敗的關鍵。所以，一方麵應在保證人民實際收入逐步增加的基礎上，對不合理的價格體係進行調整；另一方麵，在調整價格的同時，要改革過分集中的價格管理體製，逐步縮小國家定價範圍，適當擴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的範圍，使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係變化，比較好地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
3援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確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決定》認為，計劃體製的改革，價格規律的運用，必然要求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實行相應的變化，這是保證改革順利進行的大問題。根據多年的實踐經驗，《決定》規定，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主要職能是：製定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計劃、方針和政策；製定資源開發、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的方案；協調地區、部門、企業之間的發展計劃和經濟關係；部署重點工程特別是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業的建設；匯集和發布經濟信息，掌握和運用經濟調節手段，製定並監督執行經濟法規；按規定範圍任免幹部；管理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等等。這樣，政府幹預經濟的行政手段減少了，原則上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隻能通過掌握經濟杠杆來推動經濟運行。所以，一方麵，越要搞活經濟，越是要重視宏觀調節，善於在及時掌握經濟動態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杆，合理地調節社會供應問題和需求總量、積累和消費等重大比例關係，調節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調節產業結構和生產力的布局，調節市場供求，調節對外經濟往來等等；另一方麵，要正確地運用法律手段，把越來越多的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準則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同時， 《決定》還提出，要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製，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進一步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
(三) 從保證改革成功的戰略需要出發，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指出，要起用一代新人，加強黨對改革事業的領導。
《決定》指出，經濟體製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大批有現代經濟、科技知識，又有革新精神，勇於創造，能夠開創新局麵的經營管理人才，特別是成千上萬的中青年管理幹部。各級黨委務必不要為過時的老觀念、老框框所束縛，務必不要搞繁瑣哲學、求全責備，務必不要受派性和種種閑言碎語的幹擾。隻要我們這樣做了，就會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造就出大批勝任稱職的廠長(經理)、總工程師、總經濟師和黨委書記，形成一支包括這些人在內的、門類齊全、成龍配套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的宏大隊伍。
《決定》最後強調，這次改革，將在相當廣闊的領域內和相當深刻的程度上展開，它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和億萬人民的切身利益，全黨同誌都要站在改革這個時代潮流的前列；黨和政府的各級機關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精心指導。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創造性地、因地製宜地推進各項改革工作。要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方針，在創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同時，努力在全社會形成適應現代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求的、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振奮起積極、向上、進取的精神。
《決定》體現了經過幾年改革實踐的努力和理論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製達到的理解和認識水平。鄧小平在《決定》通過後，對其作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解釋了什麽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陳雲也指出，它完全符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隻要按照這個《決定》的精神去做，這次改革就一定能夠成功。
在《決定》精神的指導下，整個經濟體製改革從1985 年起全麵展開，在1987年(即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的那一年) 已經取得明顯的進展，主要是：
第一，在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並使之壯大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得到發展，原來那種與現實生產力水平不完全適應的單一公有製結構有很大改變。1987 年同改革前的1978 年相比，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製企業的產值有相當的增長，而它所占的比重由77援6豫下降到59援7豫，仍占絕對優勢；集體經濟由22援4豫上升到34援6豫；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三資”
企業和非公有製經濟成分則由幾乎為零上升到5援6豫。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全民所有製商業由54援6豫下降到38援7豫，集體商業由43援3豫下降到35援7豫。非公有製經濟成分由2援1豫上升到25援6豫。全國城鎮個體工商等各行業作業人員由15 萬人增加到569 萬人。所有製結構的這種變化，對發展經濟、方便生活和安置就業起了積極作用。
第二，按照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改變了統收統支的國營企業經營方式，擴大了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1987 年同1978 年相比，國營企業留利占利潤總額的比重由3援7豫上升到49豫以上(扣除各種稅費，實際留利約占20豫)，使企業增強了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到1987 年，全國已有80豫的國營企業實行各種形式的經營責任製。在企業內部，也進行了以實行廠長(經理) 負責製為主要內容的改革。
第三，改革計劃管理體製，國家宏觀調控的範圍和方式得到調整和改進。1987 年與改革前相比，國家計委管理的指令性計劃的工業產品從120種減少到60 種，其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40豫下降到17豫，國家統配物資由259 種減少到26 種，國家計劃管理的商品由188 種減少到23 種；全國用於生產和建設的資金，由財政籌集的從76援6豫下降到31援2豫，由銀行籌集的從23援4豫上升到68援8豫。經濟杠杆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明顯增強。
此外，在財政、稅收、價格、金融、商業、勞動工資等方麵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通過改革，城市經濟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麵。雖然在著重強調放開搞活和增強企業活力的時候，加強和改善國家的宏觀管理的措施沒有及時跟上，以致產生了一些混亂現象，但總的說來，是向公有製基礎上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製的積極轉變。
三、鄧小平南方談話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確立加快經濟體製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盡快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經濟體製。而建立新經濟體製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正確認識計劃與市場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是要在國家宏觀控製下，更加重視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
鄧小平“計劃”與“市場”都是資源配置手段的南方談話發表之後，國內各方麵有關經濟體製改革的意見，逐步趨於一致，建立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新的運行體製已成為全黨的共識。
根據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發表了《深刻領會和全麵落實鄧小平同誌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講話，指出：“加快經濟體製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盡快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經濟體製。而建立新經濟體製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正確認識計劃與市場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是要在國家宏觀控製下，更加重視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總得確定一種大多數同誌讚同的比較科學的提法，以利於進一步統一全黨同誌的認識和行動，以利於加快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建立。”江澤民說，“我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這個提法。”
1992 年10 月召開的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是一次具有曆史意義的大會。
在這次大會上，江澤民代表黨中央明確宣布：“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以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他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杆和競爭機製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十四大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述，集中體現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探索成果，標誌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目標模式的確立，這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深遠的重大意義。
1993 年11 月14 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實施方案：1援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製，建立現代企業製度。2援培育和發展市場體係。3援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和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係。4援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製度。5援深化農村經濟體製改革。6援深化對外經濟體製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7援進一步改革科技體製和教育體製。8援加強法律製度建設。9援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以上各項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基本框架。
1997 年9 月，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並將此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之一。
至此，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不斷的探索，對於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模式有了一致和明確的定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展經濟、進行改革的行動指南。
【改革評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偉大曆史轉變，建立和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這場前無古人的實踐中，鄧小平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他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偉大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