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這個時代，有些國家的發展大都重視城市，輕忽鄉村，造成城鄉貧富差距很大。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社會形態下國家難以長治久安。
貧富不均，其實是古今中外存在已久的問題，根據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為世界銀行做的一項“世界貧富分化形勢”研究顯示，全球貧富分化情況有急劇惡化的趨勢，從1988年到1993年，全球貧富差距又增加了5%。最富裕的1%人口（約五千萬個家庭）的總收入高於全球60%人口收入的總和。貧富差距比人們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最大的貧富收入差距出現在世界五個經濟大國——美、日、德、法和英，與印度、中國和非洲的農村貧困人口之間。這項調查並指出：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窮的10%人口收入的114倍，而這些差距可能還會擴大。
城鄉的貧富懸殊，一直是多數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經數年調查完成的《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顯示，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中國的城市，除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幾個大城市外，一般的鄉村經濟落後，尤其西部地區先天的自然環境限製，加上人才外流嚴重，很難有所發展。
生前經常到大陸考察的台灣英業達集團副董事溫世仁先生觀察到，在整個社會由農業轉型到工業時代的過程中，西部農村一開始就沒有來得及搭上“工業化的列車”，尤其現在舉世已經進入資訊網絡化時代，更令農民們望塵莫及。農民沒有機會、能力獲得各種資訊，是造成他們繼續貧困的原因之一。對此，溫先生著手培育當地的“知識工人”，投資五千萬美元在大陸西部開展“千鄉萬才”計劃。首先他以甘肅河西走廊最東端的山村黃羊川為計劃的第一個基地，讚助他們電腦，教他們如何利用網絡銷售產品，產品隻要一上網即可打開銷路，慢慢就能改善經濟，達到城鄉均衡發展。
這項計劃從2000年7月開始實施，三年後，黃羊川靠著電子商務，已成功賣出30000美元的農產品，成效斐然。這在千百年來貧窮而寧靜的小山村，可謂是驚天動地的大事。黃羊川地區因為網絡而走出貧窮，成為知識經濟下鄉成功的實例。這項成果於2002年秋在墨西哥舉辦的APEC會議上被公之於世，隨即引來泰國政府表示，希望有二十所泰國學校加入“千鄉萬才”計劃。
“千鄉萬才”計劃旨在把網絡科技引入農業鄉鎮，促進當地發展知識型經濟，達到“就地創造財富，就地改善生活，就地發展文化”的目的。溫先生認為硬體設施的改善，並不能從本質上解決落後、偏僻地區所遇到的問題，唯有把最新的觀念和資訊傳遞給他們，輔導他們掌握適應資訊社會的方法，才能盡快縮短這些貧困地區與發達都市的差距。另外，他覺得開發落後地區，建設重點應該在“道路”與“網絡”兩方麵，因為“道路”可以把有形的資源送到落後地區，而“網絡”則可以把無形的資訊快速傳到落後地區，讓學習能力更加快速。
在西方某些國家，貧富問題並沒有那麽突出，主要是這些國家早已有了良好的製度性解決方案。比如“稅收”能有效地製約貧富分化。愈是高收入、富有的人，愈須繳納高昂的稅費，窮人則少交稅、不交稅，甚至由政府退稅予以補貼。國民納稅意識強，偷稅漏稅的現象，幾乎不存在。反觀中國，相關稅收政策法規不完善、不合理，偷稅漏稅現象嚴重。高收入者本來應該繳納高額的稅費，打通門路之後，卻往往能安然逃脫；更不要說那些靠貪汙受賄而一夜暴富的人，不可能對其非法收入報稅納稅。
針對中國貧富懸殊的問題，多年研究中國社會和政治經濟的意大利學者周博（Joe Studwell）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更多平等機會，比如讓農村的孩子都有機會得到良好的教育；另外加大在西部的投資，發展當地經濟。過去台灣實施過“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等措施，改善了經濟。佛教有所謂“利和同均”，也就是僧團中如果有施主財施供養，不可私自獨享，要交由常住集中處理，大眾共有，通過經濟上的均衡分配，大眾才能過著“利和同均”的經濟生活。這種利益共享的觀念，現在企業界也普遍有此共識，不少企業主也懂得把利益分享員工，例如依公司盈餘發放年終獎金，讓員工持有公司股份等，員工自然以公司為家，發憤工作，努力經營，創造利潤，彼此共享。
“利和同均”的思想運用在社會上，讓有錢的人幫助窮困的人、有力量的人扶助弱小的人，如此在沒有經濟壟斷、勞資對立、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下，人人得其所應得，自然可以建立一個民有、民享，而且均平、富足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