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是我國古代曆史上一位比較賢明的封建帝王，一生勤奮好學，勵精圖治，百折不撓，從一個貧苦的放牛娃成長為一代開國君主。後世對朱元璋評價不一，有人說他是“平民英雄”，也有人說他是“血腥皇帝”。但無論如何，他的傳奇身世與創業史，總是令人好奇，引人深思。
亂世英雄
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統治在中國前後隻有97年的時間，雖然蒙古的鐵蹄盛極一時，但“隻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族在他們的統治中存在很多弊端，其中嚴重的民族歧視導致了他們末期的統治動**不安，同時宮廷內部的鬥爭也愈演愈烈，很多地方的人民都難以維持生計。特別是末代皇帝元順帝（史稱元惠宗）妥懽帖睦爾即位後，更是荒**殘暴。國庫空虛，物價飛漲，導致官僚們也對農民殘酷剝削，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在他統治的時候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多種問題歸結在一起，最終引發連年戰亂。加之水災、旱災、蝗災、瘟疫等天災不斷，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民不聊生，一時間田地荒蕪，人民痛苦不堪。在這樣地不利、人不和的諸多條件下，元朝漸漸走向了滅亡的道路。
像其他朝代一樣，嚴重的自然災害也成了農民起義的導火索。
自1194年黃河決口之後，自然災害成了元朝統治最大的困擾。在史書上有記載的決口就達兩百多次，給中央財政收入造成了沉重的負擔，也嚴重影響了人民的日常生活。河南一段的黃河幾乎是年年決口。元朝政府被迫年年征集民夫堵塞決口，加固河堤。由於連年來水患不斷，元廷在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成立了督水監。這本來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由於當時元朝政治腐敗，各級官吏營私舞弊，中飽私囊，用征役之名大肆掠奪民財，暗中克扣朝廷下撥的銀兩，導致矛盾激化，最終引發了元朝末年著名的紅巾軍大起義。
當紅巾軍正在和元軍主力浴血奮戰的時候，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借機獨自成軍，逐漸發展勢力。
朱元璋，本名重八，又名興宗，字國瑞，安徽鳳陽人，農民出身，家境貧困。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淮北大旱，其父母和大哥相繼餓死。
因孤貧無依，朱元璋被迫入皇覺寺當了和尚。50天後，由於皇覺寺經濟困窘，他又不得不離開家鄉，當上了遊方僧。
隨後三年多的時間裏，朱元璋在皖西、豫南四處雲遊乞食。他曾回憶這段生活說：“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誌落魄而泱佯。”
至正十二年（1352年），皇覺寺被元軍燒毀，朱元璋到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由於其才略出眾，深得郭子興的器重。
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率徐達、湯和等24人出略定遠（今安徽省定遠縣），收編義軍數萬；七月攻占滁州。次年正月，郭子興攻下和陽（今安徽和縣），命朱元璋總領諸軍。三月，郭子興病死。韓林兒、劉福通建號大宋後，派使者招各路義軍議事。五月，發布檄文，任命郭子興長子郭元敘為濠州都元帥，張天祐、朱元璋分任左右副元帥。軍中文告統用龍鳳年號。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朱元璋兼並巢湖紅巾軍俞通海水師。六月，由牛渚磯強渡長江，一舉攻占采石（今安徽馬鞍山西南）、太平（今安徽當塗）。七月，攻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等地。
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朱元璋於采石大敗元軍水師，打破了元軍對長江的封鎖。3月10日，朱元璋攻破集慶城（今江蘇南京），元守將福壽戰死，元水軍元帥康茂才投降。
攻下集慶後，朱元璋即改集慶為應天府，建立江南行省。韓林兒的大宋政權任命他為江南行省平章，後升為丞相。此後，朱元璋即以應天為根據略鎮江、金壇等地，逐漸發展壯大，成為一支強勁的軍事力量。
洪武大帝
朱元璋占據應天以後，一方麵多方經營，擴充實力，另一方麵對外進行不間斷的軍事征伐。
朱元璋與其他紅巾軍元帥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他知道用那些有智謀的人，而並非隻知道用武夫莽漢。任何一個朝代的建立，都不是一兩個人的功勞，能否成就大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能不能籠絡到優秀的人才。
早在渡過長江之前，朱元璋就陸續招集了一些隨從起義的儒士馮國用、馮國勝、李善長等用為幕僚。攻下太平後，又召用老儒李習為知太平府，陶安參幕府事。攻取集慶的策略就是陶安和馮國用等人建議的。破集慶，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朱元璋都加以錄用。
朱元璋成功攻占徽州後，又聽說附近有能人賢士朱升，便親自去石門拜訪他。當時朱元璋向他討教治國平天下之策，朱升沒有多說話，隻是送給了朱元璋三句話、九個字：“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就是這九個字，卻成了朱元璋克敵製勝的法寶。其中“高築牆”的意思是讓朱元璋先要謀求自保，其次才是領土擴張。以當時朱元璋所處的形勢，周圍被各種勢力所圍困，雖然當時局麵很好，但前景卻非常凶險。
而單純從防務上鞏固根據地是不夠的，防務和軍需如同一個人的兩條腿，“廣積糧”的道理其實就是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另一方麵，行軍打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糧草要充足，俗話說得好，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同時以“緩稱王”的方式減少自己的輿論壓力。意思就是不要把自己過早地當成眾矢之的，成了別人攻擊的靶子，大力發展，但要低調處事。
這九個字，堪稱為經典，對於朱元璋來說，字字都是無價之寶，朱元璋也是個識大局的人，將這九個字作為以後的行動綱領，最終指導自己走向了一朝開國皇帝的征程。
在各路群雄此消彼長的爭鬥中，朱元璋遵從九字箴言，實力逐漸強盛。
當時還有一股力量與他相當，那就是自稱漢王的陳友諒，他自恃水軍厲害，1360年，想憑借自己在水軍方麵的優勢力量，沿江順流東下，進攻應天府，想要一舉吞並朱元璋占領的地盤。
朱元璋是個有勇有謀的人，見到這種局勢，並沒有馬上排兵布陣，而是采用了一個計策，將陳友諒一舉打垮。他的一個部將康茂才年輕時與陳友諒一起舉事，算是老朋友了。朱元璋設計讓康茂才假意做內應，並且讓康茂才串通陳友諒兵分三路攻打應天，以分散他的兵力。
康茂才派了一個得力的仆人去送信給陳友諒，仆人連夜趕到陳友諒的駐地。陳友諒看了信以後並不多疑，問仆人道：“康公現在在哪兒？”
仆人回答道：“他現在正帶領著一批人馬駐守在江東橋，準備接應大王。”陳友諒信以為真，連忙又問：“江東橋容易找到嗎？”
仆人說：“江東橋就是座木橋，很容易認出來。”
陳友諒又與仆人談了一陣，了解了詳細情況，便給了些賞賜，打發他回去。臨行時，陳友諒跟仆人約定了時間：“你馬上回去對康公說，我立即帶領人馬趕去江東橋，請他馬上接應。”
結果陳友諒到江東橋中了埋伏。剛開始渡江就受到突然襲擊，讓朱元璋的大軍打得落花流水，由於是突然襲擊，幾萬大軍一下亂了陣腳，互相踐踏，戰死踩傷，落水淹死的不計其數。兩萬多士兵被生擒，幾百艘戰船被摧毀。
此戰之後朱元璋的聲勢壯大，成為各方力量中最有實力的一支。而陳友諒也是個不肯善罷甘休的人。在1363年4月，陳友諒糾集號稱60萬的大軍，傾巢而出，進圍朱元璋的屬地南昌。朱軍守將朱文正、鄧愈、趙德勝、薛顯率領全城將士殊死搏戰，堅守85天，使陳友諒初戰受挫，堅城之下進不得，退又傷麵子，兩軍就這麽耗著。而此時的朱元璋從容調兵遣將，準備與陳友諒決一死戰。
最後，陳友諒在康郎山戰役中徹底失敗，自己也在混戰中被亂箭射死。
徹底消滅了當時最強大的割據勢力陳友諒以後，朱元璋意識到稱霸天下的時機已經來到，便自立為吳王。
1367年10月，朱元璋任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軍二十萬討伐另一股大勢力張士誠。朱元璋的部隊士氣昂揚，很快攻破城門，大軍一擁而上，進入平江城內。張士誠的將士已無鬥誌，紛紛投降。張士誠見大勢已去，縱火燒死妻兒，閉門準備上吊自殺，被其部將解救，徐達將其押送應天。
破城之日，徐達嚴格約束部下，立下軍令：“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裏者死！”朱元璋的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獲得了當地老百姓的信任。
僅僅用了兩個月，徐達的軍隊就占領了山東。1367年十二月，在南征北伐兩路大軍的凱歌聲中，中書右丞相李善長率領百官奏請朱元璋正式建國稱帝。次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應天府奉天殿即皇帝位，封妻子馬氏為皇後，世子朱標為皇太子。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明王朝正式建立。
統一之路
明王朝建立之後，朱元璋立即著手統一全國。當時，明政府麵臨的形勢仍十分嚴峻，北方尚有元朝大量殘餘勢力，南方則有廣東的嶺南一代霸主、元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何真，四川的夏政權和雲南的蒙古貴族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等割據勢力。因此，為統一全國，朱元璋派出重兵，北伐南征同時進行。
在北方，北伐軍仍按原計劃，進取河南。元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因遭李思齊所部進攻，自澤州（今山西澤州縣）退守晉寧（今山西臨汾）。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達軍抵汴梁，元守將左君弼投降。四月，常遇春攻下洛陽，並乘勝進取潼關，李思齊退守鳳翔。朱元璋親臨汴梁，指揮進兵元都。
洪武元年六月，朱元璋召集徐達等將領在一起商議。在當時的形勢下，朱元璋認為必須停止西進，乘勝迅速揮師北上，以攻取元大都，同時防止在山西的元軍將領擴廓帖木兒和在陝西的元軍將領李思齊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明軍。大將軍徐達也說：“元大都已經沒有了後援，現在攻打這座孤城，一定能攻克。”朱元璋製定了具體的進軍策略和路線。徐達又提出擔心元順帝會北逃，朱元璋則有意要為元順帝留出一條去路，認為把元順帝逐出塞外後，可以減少抵抗。攻占大都便可宣告元朝覆亡，然後再掃平各地殘敵。徐達匯合各地軍隊，率幾十萬大軍以馬、步、舟三路齊發，沿運河北上。大軍抵達德州，與常遇春、張興祖等會合。接著，徐達軍攻破長蘆、青州，到達直沽。常遇春、張興祖各率水軍，在河東西兩路齊進，步兵和騎兵在陸上行軍。元丞相也速在海口（今天津）設防，看見明軍的氣勢，望風喪膽，軍士一時奔逃、潰散，元都上下大為震驚。徐達大軍水陸並進大敗元軍於河西務，進而攻克通州。
通州是元大都的東部門戶，也是其重要的交通要道，想要攻克大都，就必須首先攻下通州。而當時通州由元朝的嫡係精兵以元將五十八國公率領敢死隊堅守。在攻取通州的戰略上，大多數人主張強攻，而負責這次指揮的郭英主張設伏兵、誘敵深入，以求智殲。他說：“我軍遠道而來，而敵人以逸待勞，攻城對於我軍來說並不利，宜出其不意攻之。”第二日天氣大霧，郭英命千人埋伏在道旁，自己率精騎三千直攻通州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果然率萬餘敢死隊前來迎戰，從兩翼包抄。激戰許久，明軍佯裝不敵，節節敗退，元兵乘勝追擊，死咬不放。正在這時突然伏兵四起，元軍陷入徐達布置好的軍事“口袋”中，被分割包圍，全部殲滅，元將卜顏帖木兒也被擒獲。徐達於閏七月二十七日率諸將入通州城。通州大捷，徐達消滅了元大都的主力部隊，占據了通州這個戰略要地。元順帝聽說通州陷落，十分震驚和恐懼，意識到大都也不能保全了，召集後妃太子商議避兵北逃。
通州城失守後第二天，元順帝在皇宮召群臣開會。當時大都又一次遭到孛羅帖木兒和擴廓帖木兒之變，民生喪亂，不設守備，元順帝歎息道：“今日豈可複作徽、欽！”於是決定北逃。
但是，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等人都勸說固守京城，順帝堅決不聽，下令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當夜三更，元順帝攜太子、諸妃等，倉皇逃出健德門，北逃上都。
八月二日，徐達率數十萬大軍在大都齊化門外列陣，命將士填壕登城而入。徐達登上齊化門樓，執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樸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等，均被處死。大軍入大都城，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搜繳了玉印二枚和成宗玉璽一枚。徐達下令封住府庫圖書珍寶以及宮城諸殿，設兵守護。大都城的陷落，宣告了元朝統治的結束。
明軍攻占元都後，南方兩廣地區仍為元朝勢力所占有。廣州軍閥何真，在紅巾軍初起時，因組織“義兵”鎮壓起義有功，被元朝擢任為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升任廣東行省參知政事，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
攻占福建延平後，朱元璋即令廖永忠和朱亮祖等率水軍自海道攻廣東。
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明軍於潮州登陸，何真“籍所部郡縣戶口、甲兵、錢穀”，奉表請降。四月，廖軍至東莞受降。廣東全境遂為明有。
當時，廣西地區仍在元行省平章也兒吉忍統治之下。朱元璋在平定福建後，即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等率師自湖廣進兵廣西。洪武元年正月，楊璟部進抵永州（今湖南永州），久圍不下，直到四月，始攻克永州，進圍靜江（今廣西桂林）。朱亮祖平廣東後，也率部入廣西，經梧州、鬱林到達靜江，與楊璟合兵攻城。經兩月激戰，靜江城破，也兒吉忍被俘，南寧、梧州望風而降，廣西平定。
四川明玉珍自建立夏國後，以保境安民為宗旨，不過問境外事。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玉珍去世，年僅十歲的兒子明升繼位。夏國官員相互攻訐傾軋，政治混亂不堪。
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朱元璋以湯和為征西將軍，率廖永忠、楊璟等從湖廣出發，經瞿塘峽逆長江而上，進攻重慶；同時，派傅友德部從秦隴陸路進攻成都。傅友德部進展順利，四月，連克階州（甘肅武都）、文州（甘肅文縣）、江油及綿州（今四川綿陽）；六月攻占漢州（今四川廣漢）。
湯和部卻大費周折，初攻瞿塘失利，被迫在大溪口屯兵三個月。之後，在朱元璋催逼下，廖永忠選精兵抬舟翻山，再順流而下，上下夾擊，才得以通過瞿塘，攻入夔州（今重慶奉節）。六月二十二日，湯和率部至重慶，明升投降。七月，傅友德破成都，夏丞相戴壽投降。四川平定。
四川平定後，朱元璋準備以政治方式解決雲南問題，從洪武五年（1372年）始，八年間先後派翰林院侍製王諱和湖廣行省參政吳雲前往雲南招降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但均遭殺害。不得已，朱元璋遂決心以武力平定雲南。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藍玉率三十萬大軍兵分兩路進攻雲南。一路從四川永寧（今四川敘永）趨鳥撒（今雲南鎮雄），一路從湖廣、辰州、沅州趨貴州，進攻普定、普安。十二月，傅友德師至曲靖，藍玉、沐英直撲雲南（今昆明）。把匝剌瓦爾密見事已不可為，逃至晉寧自殺。洪武十五年（1382年）閏二月，藍玉、沐英攻占大理，雲南平定。
至此，朱元璋基本統一了全國。
一代賢後馬秀英
有個故事說：一年正月十五，朱元璋和劉基微服到民間觀賞燈會。走著走著，看到一群人圍在一戶人家的燈籠下猜燈謎。於是君臣二人便興致勃勃地湊了過去，隻見燈籠上畫著一個懷揣著西瓜的婦女，光著一雙大腳，很是詼諧。朱元璋看了百思不得其解，便問劉基謎底是什麽，劉基暗中笑了笑，說：“陛下還是回去請教馬皇後吧。”
當天夜裏，朱元璋回到宮中就迫不及待的找到馬皇後，向她陳述一番後，詢問燈謎的謎底是什麽，馬皇後聽了笑著說：“淮西女人好大的腳，謎底就是我馬皇後啊。”朱元璋聞聽後大怒，當即就要派人抓那家主人來問罪，但是馬皇後極力反對，這才免了一樁禍事。
曆史究竟有沒有這麽一回事，暫且不說，但是由此不難看出馬皇後的賢良淑德。而這些良好品德的養成，可能也與馬皇後的出身有關。馬皇後出生在宿州一個富貴人家，出生後不久，母親就離開了人世，父親對她極其珍愛，起名馬秀英。在她未滿周歲之際，父親又犯下了命案，逃到異鄉，臨走之時，將她托付給了好友郭子興，剛來到世間不久的馬秀英就這樣成了孤兒。
馬秀英不僅從小就讀書識字，還跟著養母學習針線女工。養父雖然對她百般嬌寵，但是馬秀英還是時常檢點自己的行為，並沒有養成嬌小姐的爆脾氣，甚至為了便於勞作，拒絕了纏足，甘願做了一個大腳女人。就這樣個性謙和的馬秀英不僅沒有與下人們拉開距離，反而打成了一片，深得人心。
郭子興起事之後，各地義軍紛紛加入了進來，朱元璋在湯和的介紹下也投奔了郭子興。由於朱元璋戰功卓著，沒多久，郭子興就做主將自己的養女馬秀英嫁給了朱元璋。嫁給朱元璋之後，馬秀英沒有過過一天的好日子。郭子興疑心重，一度懷疑朱元璋要奪權，經常克扣朱元璋隊伍的糧餉，馬秀英心疼朱元璋，便從家裏偷燒餅給朱元璋，為此還燒傷了自己的肌膚。史書中記載：後竊炊餅，懷以進，肉為焦。講的就是這段經曆。馬秀英不光對朱元璋關愛有加，同樣也沒有忘記那些與朱元璋浴血奮戰的士兵，她曾經親自為士兵們縫補衣服、做鞋襪。這段歲月的磨礪，對馬秀英後來母儀天下、仍然保持賢良淑德的品質有著重要的影響。
朱元璋在做了皇帝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冊封馬秀英為後。那時的朱元璋，後宮嬪妃無數，可是對馬秀英卻格外敬重，他甚至在多個場合和自己的大臣們說：“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由此來強調馬皇後的重要性。而馬皇後也確實沒有因為自己的地位而變得不可一世起來，在朱元璋用近乎苛刻的吏法來懲治犯案朝臣時，馬皇後卻用自己的方法保護著那些戰戰兢兢的偶有犯錯的大臣們。
胡惟庸案發後，大學者宋濂的孫子宋慎因為與胡惟庸交往過密，使得老人家也為此受到了牽連，被判了斬刑。那個時候，宋濂貴為皇太子的老師，馬後為了保全住老人家，幾次三番的在朱元璋麵前求情，朱元璋為此還大發雷霆，斥責馬皇後幹預朝政，沒有應允。馬皇後見皇上聽不進勸告，回到宮中後吩咐廚房，一天之內不要做葷菜。朱元璋吃飯時看著滿桌的青菜，很是疑惑，問馬皇後原因，馬皇後說：“太子的師傅就要被皇上判處斬刑了，他老人家教育太子有方，如今因為孫子的錯誤受到了牽連，所以我要吃素菜祭奠他老人家一番。”朱元璋聞聽此言，非常愧疚，馬上下旨赦免了宋濂。
在“胡藍兩案”期間，馬皇後憑借著自己的機智屢次進言，讓朱元璋作出了不少正確的決定，挽救了不少與胡藍兩案有牽連的官員。朱元璋與馬皇後夫妻二人，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既整頓了朝綱，也安撫了群臣。
除了幫助朱元璋外打理朝中之事，安撫群臣外，馬皇後對後宮之事，料理的也極為周到。朱元璋的飲食起居，馬皇後甚至事必躬親，這讓後宮的下人和丫鬟們非常不安，多次進言，希望馬皇後把這些事情交給他們去做，但是馬皇後卻執意不肯。因為馬皇後知道，朱元璋每日操持政事，有時候難免喜怒無常，如果因為飲食不中意，怪罪下來，下人和丫鬟們難免受到懲罰，而她自己即使做得不好吃，皇上也不會說什麽。
有一次，一個宮女因為一件小事犯了錯，朱元璋大怒，但是他還沒來得及說什麽，馬皇後已經假裝憤怒的叫人將宮女押了出去，這樣既消解了朱元璋的不滿，也穩妥的安置了宮女。對下人們的體恤，讓馬皇後贏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馬秀英從一介平凡女子成為天下至尊的皇後，但是至始至終都保持著一顆樸素和善良之心。在她的教導下，後宮上上下下，都過著較為樸實的生活，每有災情，還捐出自己的財富來救助災民。馬皇後聽說元世祖昭睿順聖皇後用舊弓弦織成綢，做衣服穿的曆史後，非常感動。從那以後，就不再穿著華麗的衣服，並收集宮中的破舊布料，加工成錦被和巾褥送給南京城的孤寡老人。
馬皇後一生用自己的行動教化子民，感化朱元璋，即使到臨終之前，她也仍然放心不下朱元璋的壞脾氣，她拒絕食用藥物，堅持不讓醫生治病，原因是害怕自己的病情不好，會連累醫生們獲罪。馬皇後在彌留之際，對朱元璋說的最後一句話仍然是希望朱元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
洪武十五年（1382年），馬皇後因病過世，那一年她僅僅52歲。明史記載，馬皇後過世後，整個南京城的百姓傾城而出，自願的為她送葬，老幼婦孺，凡受過馬皇後恩典的人無一不痛哭流涕，即使天降大雨，也沒有一個人離開。《明史》更是用“母儀天下，慈德昭彰”來讚揚馬皇後生前所做的一切，而馬皇後也實在不失為一代賢後。
謀士劉基
在中國曆史上，從來就不缺乏被神化的文官武將，諸葛亮神機妙算讓人覺得他有著半仙之體，關雲長的義薄雲天又讓後人們奉若為神靈。而明朝初年的劉基劉伯溫則被認為有通天曉地之才，興國安邦之策。朱元璋還在打江山的時候，就將劉基視為自己身邊最重要的謀士，稱他是：“吾之子房也。”
正史中記載劉基少兒聰慧，天分極高，出生在書香門第的他受家人的影響，從小就開始翻閱諸子百家。然而，這並不能滿足劉基的強烈的學習欲望，憑借著超人的記憶力，劉基開始廣泛的閱讀天文、地理、兵法、術數，涉獵可謂廣泛。“學得文武藝，賣予帝王家”是劉基父親對他的殷切希望，所以在14歲那一年，劉基便開始了自己漫長的科舉生涯。22歲那一年，劉基瞞報了自己的年齡，謊稱自己25歲，得以參加會試和廷試並考中了進士。
然而進士及第的劉基並沒有馬上受到元朝統治者的青睞，三年之後，他才被任命當了一個小小的縣丞，連正七品都算不上。在隨後的二十年時間裏，劉基也沒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抱負，他始終在下流的幕僚中沉淪罷了，做的最大的官是處州路總管府判，這也不過是一個正六品的官銜而已。苦苦不得誌的劉基終於在自己48歲那一年，罷官歸隱。結束了他為元朝官吏的生涯，並在此期間，創作了代表詩《鬱離子》。
朱元璋起事之後，苦尋天下能人異士，他聽韓國公李善長說，浙東有一個叫宋濂的文人，能知星象經緯，所以便請他來輔佐自己。沒想到宋濂見了朱元璋後，卻說：“要說通曉星象經緯，那我實在是不如青田的劉基啊。”朱元璋聽了，才兩次派人請劉基出山。而這位前朝的進士，也在半推半就中，開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官場生涯。
雖然史書中記載，劉基有著經天緯地之才，但是在剛剛投奔朱元璋初期，朱元璋對他的學問卻並不是很感興趣，隻是想利用劉基的術數之學和方術來為自己服務而已。在朱元璋看來，劉基不過是一個方術之士，與自己帳下的謀士相比，實在沒有什麽獨到的高明之處。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在劉基加入到朱元璋的集團之前，朱元璋手下已經有了：“孫炎、陶安、汪廣洋、楊憲、徐達、常遇春、章溢、胡琛……”等謀略之士，這些人隨便拿出來一個，名聲都不在他劉基之下。
但是，劉基的功績依然是卓越的，這在朱元璋的一份詔書中顯露無遺了，朱元璋說：“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州，爾多力焉。”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對於這些功勞，朱元璋是認可的。元至正二十年，陳友諒攻陷太平（今安徽當塗），殺死了朱元璋的手下花雲和義子朱文遜，這個時候的陳友諒兵強馬壯，軍事力量值頂峰。朱元璋號令諸將商討對策時，很多人主降，隻有劉基一人請戰，他要朱元璋打開府庫，用金銀鼓舞士氣，並用自己所謂的觀天象的本領，加強了朱元璋抗敵的信心。這才有了龍江大捷，朱元璋在這次戰役中取安慶、收九江，將長江沿岸的戰略要地悉數收歸己有。而正是這次戰役，奠定了劉基的地位。
至於對劉基曆史地位有著舉足輕重的“先漢後周”的策略，曆來為人們所爭議，在《明太祖實錄》中並沒有任何形式的記載。更多的人認為《明史》中關於劉基“一計平天下”的說法，不過是後人在著《明史》時添加進去的。因為，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後大封功臣時，並沒有提及劉基的名字，如果劉基真有如此蓋世的功勳，朱元璋不可能忽略。後來，朱元璋補封了劉基一個三等伯，他的俸祿隻有二百四十石，而與他同為謀士的汪廣洋為六百石，李善長更是高達三千石。這不得不讓人們懷疑，劉基是否確實有過“平天下”這般大的功勳。
事實上，劉基的名譽也大多源於他去世139年後的正德皇帝。當時正德皇帝追加劉基太師銜，劉基為後世所熟悉的榮譽，也大多出在這份《贈諡太師文成誥》中：“慷慨有誌，剛毅多謀，學為帝師，才稱王佐”、“逮應聘括蒼，陳時務於建業，既從征彭蠡，定大事於中原。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功成不取，以辟穀封留之請，可為明哲允矣！”後世對劉基的神化，大概始於此。至於為什麽神化劉基，大概是當時的政治集團出於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為之吧。
丞相之死
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為了加強統治，秦武王下令，在朝中設立丞相一職。丞相對上隻接受皇帝一人的詔令，對下能夠統領朝中文武百官，總攬全國政務，可以說是真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可是職位越高，責任也就越大，丞相不僅要輔佐皇帝處理國家大事、避免皇帝獨斷專行，還要擔負起考核地方官員的業績、處理地方軍事事物等瑣碎的工作。在外人看來，丞相實在是一個值得向往的職位，可是隻有丞相自己知道，這個位置上苦惱，直到朱元璋親手廢棄了這個職位。
與劉基的觀天象，奪天下雲裏霧裏神仙之體不同，明朝的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很務實，務實的甚至有些庸俗。還在少年時期，李善長就對儒家那一套道德使命感不是很感興趣，他熱衷功名與利祿，仕宦和富貴，他認為隻有這些才是值得他窮其畢生經曆追求的。《明史》中對李善長的記載是“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受法家思想的人，一向務實，李善長的所作所為也就無可厚非了。
李善長是定遠人，與朱元璋算得上半個老鄉。那一年，朱元璋正是最落魄的時候，李善長覺得有些門路，便投奔了過來。從那以後，成為朱元璋身邊的主要智囊之一。史書中記載李善長在軍中“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甚見親信”。事實上，務實的李善長知道，朱元璋身邊“為參謀，預機畫”人多的是，並不缺他一個。李善長善於從曆史中汲取經驗，蕭何當年為劉邦轉運糧草，拿下了頭一功，他便也想學學蕭何，於是主動請纓負責起了“主饋餉”的工作，“主饋餉”是什麽，說白了就是後勤補給，這工作絕對是最務實的，因為，別管朱元璋本事有多大，沒了糧草，一樣什麽都幹不成。
明王朝建立後，這位戰時的“糧食局局長”受到了朱元璋極高的評價。朱元璋認為，自己是和劉邦一樣聖明的君主，不，比劉邦更聖明，而他的李愛卿則是當世的蕭何。出於對這位愛卿的褒獎，朱元璋封李善長做了丞相，不僅如此，還主動和李家做起了兒女親家，甚至一時性起特地賜與了他一塊丹書鐵券，鐵券上言明可：“免二死，子免一死”。意思就是說有了這塊鐵券，隻要他李善長不犯大錯，大明朝沒有能殺得了他的皇帝。
可以說，在丞相這個位置上，李善長算是兢兢業業了。朱元璋是一個放牛娃，讓一個放牛娃搖身一變，成為九五之尊，千萬人敬仰的皇帝，李善長頗費了些心思。在他的布置下，隆重而繁雜的開國大典辦的井然有序。這些表麵文章做足了，李善長便開始監修《元史》，編《祖訓錄》、《大明集禮》。可以說，大明朝建國後，事無巨細，都要由這位丞相大人一一過目和審核。
丞相這個職位雖然很辛苦，但是放牛娃朱元璋，在心中還是生出些芥蒂，那就是丞相的權利怎麽可以這麽大？而大權在握的李善長也有些飄飄然了，他可能甚至覺得這個國家已經離不開他了，所以有些利令智昏。他除了對朱元璋有一些敬尊之外，已然不把別的人放在眼裏了。一次，參議李飲冰、楊希聖不小心冒犯了李善長，不料李善長竟然擅自對二人施以酷刑。朱元璋知道此事後，雖有不滿，但是念及丞相功勞，沒有追究。這讓李善長頗有些得意。
總體來說，李善長可謂是越老越糊塗的典範，不僅沒有了年輕時的恭謹，反而開始做一些不知深淺的事。有一年，李善長家裏修宅院，他跑去湯和的府邸，硬是要湯和借三百兵丁給他。湯和聽了，自然不肯，哪有為了蓋房子調動官兵的。這件事後，湯和還專門到朱元璋麵前奏了一本。朱元璋一向疑心重，聽了湯和的話，心中十分的不快，在位時權頃朝野也就算了，現在借的哪門子的兵？真是豈有此理。想必這個時候，朱元璋已然開始對李善長不滿了。
借兵事件後不久，李善長又開始多管閑事，這個閑事與他的家丁丁斌有關。丁斌是李善長的一個親戚，因此平日裏一向不把別人放在眼裏。可不知這次中了什麽邪，不僅犯了罪，而且還把朱元璋驚動了。事情鬧的這麽大，李善長隻好親自出麵求情。這讓原本一直隱忍的朱元璋終於發作了，一個下人的事，難道我做皇帝的也要聽你指手畫腳嗎？於是朱元璋下旨對丁斌嚴刑拷打。結果丁斌不知是不是被打傻了，莫名其妙的說了一件與已死丞相胡惟庸有關的一件事。大概意思是，當年胡惟庸意圖謀反的時候曾經找李善長尋求支持，結果李善長說了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
胡惟庸案後，朱元璋對丞相這個職務十分的敏感，並不再設丞相一職。現在突然聽說自己的第一個丞相竟然和造反未遂、死了的那個丞相私下裏還有勾結，變得十分震怒，也不管什麽丹書鐵券和過去的交情了，當即下旨誅殺了李善長一家上下七十餘口。為了讓理由更充分一些，朱元璋還讓一些星象家說了一番“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的話。到這時，朱元璋才鬆了一口氣，這滿朝文武，以後就隻有他一人說了算了。
事實上，朱元璋也知道李善長是被自己冤死的。後來有大臣上奏折，為李善長平反，朱元璋未置可否，低調的處理了此事。當年，李善長冒萬死才成就了他後來的位置，而他立下的不世功勳，朱元璋心裏也自然明白。但還是必須殺死他，從胡惟庸到李善長，真正讓朱元璋放心不下的不是他們的所作所為，而是他們手中的權利。
從秦設置相位以來，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丞相手中的權利幾經沉浮，到元朝初年開始迅速膨脹。等到了明朝初年，李善長、胡惟庸等丞相，憑借自己與朱元璋打江山時立下的蓋世功勳，赫然成為朝野一霸，相權開始威脅到了皇權。在這種情況下，朱元璋不得不開始想方設法的削弱丞相的力量，於是，這才有了震驚一時的“胡惟庸叛亂案件”和李善長冤死案，而這兩位丞相，也就這樣成為了丞相這個千百年來職位的殉葬品。
布衣徐達
朱元璋有一天心血**，叫來自己的一個心腹大臣陪他下棋。由於之前下棋，大臣們總是畏畏縮縮，不敢贏皇上。所以，開局時，朱元璋就千叮嚀萬囑咐的強調，要這個大臣使出自己的全部本領。結果，這棋下了個昏天黑地，從清晨一直下到夕陽斜下，這時，朱元璋攻城略地，搶占了先機，看著對方久不落子，朱元璋麵露喜色，再三催促，大臣卻不動神色的跪倒在棋盤前。朱元璋一愣，扭頭一看，發現棋盤上的棋子被大臣擺成了“萬歲”二字，雙方技藝，高下立判。
在朱元璋的“造反”隊伍中，有很多是他在家鄉的“哥們弟兄”，比如湯和，兩人是一起長大的生死之交。除了湯和，要再說一位讓朱元璋放心和敬重的老臣，恐怕就是“大老粗”徐達了。徐達曾經是郭子興座下的一名戰將，和朱元璋一樣出生在一個貧農家庭。可能是因為兩人小時候都放過牛，比較有共同語言，所以一直走的比較近。這徐達也是真講義氣，郭子興與孫德崖在和陽對峙時，曾經把朱元璋作為人質，眼看著性命就要保不住了，徐達便自告奮勇地去代替朱元璋做了人質，由此可見此二人兄弟情深。
徐達的厲害之處不在於他的義氣，而在於他的好學。翻開史書，大多是在講徐達如何如何運籌帷幄，決勝千裏，可是卻很少提到徐達學習的那股子認真勁。徐達出身貧賤，恐怕從來沒有想過“知識改變命運”，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對知識的渴求。明朝年間鄧元錫在其所著的《皇明書》中，這樣描寫徐達“倜儻沈雄，有智略”。無獨有偶，在另一本記載明開國元勳的史書《皇明通紀直解》中，徐達也被認為“厚重英發，知六韜三略”。後來，徐達隨著地位的不斷上升，也依然沒有忘記勤學苦讀，每次帶兵出征時，他總是把那些比較有名望的儒士，請到自己的營房和帥車上，與對方一起研討兵法和古籍，有時候說得興致高昂了，還常常與儒士們辯論一天，這也是為什麽徐達作為一個武將，最後卻能成為一朝丞相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在讀史書時，對徐達的了解多少有些偏頗，覺得他文比不過李善長、劉基，武未必高過湯和、常遇春，實在想不通為什麽朱元璋會對他那麽看重。在這些人眼中，徐達更像是有勇無謀的猛張飛。事實上，徐達不但不是一個莽夫，相反還有些心細如發。《明史·徐達傳》中，曾對徐達與常遇春的軍事才能做過比較：“兩人才勇相類，皆太祖所倚重。遇春剽疾敢深入，而達尤長於謀略。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即獲壯士與諜，結以恩義，俾為己用。由此多樂附大將軍者。”由此可見，徐達不僅善於攻城掠地，更重要的是善於攻心，讓敵人為我所用。
明朝建立初年，徐達憑借著自己立下的赫赫戰功，成為當時朝堂上響當當的人物。當別人因為自己的功勞而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的時候，徐達卻是難得的清醒。《明史》曾記載過這樣的場景：“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而達愈恭慎。”朱元璋當上皇上後，還曾多次在與群臣歡飲後，當麵稱徐達是自己的布衣兄弟，徐達沒有為此而忘乎所以，而是愈發謙卑恭謹。
還有這樣一件事情，也能從側麵反映出徐達心細如發的做事風格。胡大海的兒子胡德濟在一次戰鬥中，因為指揮不當，導致全線潰敗，胡德濟落荒而逃，如果按照軍法處置，那他難逃一死。負責處理此案的徐達並沒有貿然行事，將胡德濟處死，而是將他的手下悉數問斬，然後將胡德濟送回南京。不是因為徐達徇私枉法，也不是徐達不敢殺，而是因為徐達知道，胡德濟就算犯了天大的錯，也是應該交由朱元璋來親自審理的。不殺，是皇帝撫恤老臣胡大海之心，殺，是整頓軍紀，殺一儆百。可是如果自己貿然行刑，說不定就給人落下了殺害兄弟骨肉的把柄，畢竟他與胡大海有著不錯的交情。可是不殺，又會被人說是徇私枉法，所以，索性將此事推給朱元璋來處理，這樣也不會引起朱元璋的不滿。
徐達平生，經曆過大戰無數，最後官拜丞相，位極人臣，他的一生不可謂不輝煌。這些全都有史可查的，可是，他去世的時候卻給後人留下了無數的迷案，讓後人深感困惑。比如說他到底怎麽死的？現在一些史書和青少年讀物中，還經常將他和朱元璋聯係起來，說他在犯背疽病期間，朱元璋賜了他一隻烤鵝，直接導致徐達病變而亡，這也成為朱元璋是暴君的諸多佐證之一。那麽，徐達真的是因鵝而死嗎？
《明史》中對徐達的死是這樣記載的“達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達長子輝祖齎敕往勞，尋召還。明年二月，病篤，遂卒，年五十四。”書中根本沒有提到“賜鵝”一事。“賜鵝說”最早的出處是明朝中期，一本記錄明初故事的野史筆記《翦勝野聞》，在這本書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徐達之死是源於朱元璋所賜的食物，可是也並沒有指定是什麽食物。直到清朝年間，趙翼在編著《廿二史劄記》時才提出“賜以蒸鵝，疽最忌鵝”的說法，這個說法甚至連趙翼本人都覺得不可信。即使從中醫的角度來說，吃一隻鵝就讓徐達背疽病變，這也是不可能發生的。
徐達死後，朱元璋十分的悲痛，甚至輟朝一日，以示悼念。相傳，南京莫愁湖畔的勝棋樓，就是朱元璋為了紀念徐達而建立的。而此文開頭，那位用棋子擺出萬歲字樣的圍棋高手，正是這位驍勇善戰的布衣將軍，君臣二人到底有沒有下過這樣一盤棋，已經無從驗證了，不過，今天的勝棋樓內，還依然掛著徐達的肖像，任由後人評說了。
《大明律》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編著《法經》，它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係統、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標誌著中國奴隸、封建社會“法治時代”的到來，對後世統治者治理國家有著深遠的影響。同時，法的出現讓統治者們意識到，法的建立可以讓他們更好的維護自己的統治，因為他們發現普通百姓的權益在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後，他們坐著的龍椅會變得更加的穩當。
蒙古族的鐵騎在踏破中原的寧靜後，也一度通過法理來治天下。他們先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全國居民劃分為四類，讓漢人成為最底層，防止漢人謀反，接著又以法律的形式給予了蒙古貴族們諸多的權利。這種民族不平等的法律製度嚴重的傷害了漢人的感情，為之後層出不窮的社會矛盾埋下了伏筆。
吳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自立為吳王，作為一個階段性勝利者，這位“造反派”頭目從元腐朽的政治製度中汲取了教訓，意識到了法典的重要性。當年，他便下令，要自己的謀臣李善長、劉基著手編著律令。在他看來，一部好的法律條令不僅是“防民之具”，更是讓他稱雄天下的“輔治之術”。就這樣，李善長和劉基以《唐律》為藍本，結合當時的社會形勢，做出適當的修改和補充，當年年底就修成了《大明律令》，受朱元璋“刑亂國用重典”思想的影響，這個時期的《律令》整體上偏重刑罰。
稱帝後，朱元璋意識到治國的根本不在殺戮，《大明律令》則多少有些“輕重失宜”。如果繼續《大明律令》的苛刻刑罰，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實施仁政和頒布較為寬鬆的法令迫在眉睫。朱元璋的這一想法贏得了大臣們的歡迎，他們認為元朝之所以滅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蒙人製定的法典不公，對己寬容、對民重罰的雙重量刑標準導致了百姓良心泯滅、道德淪喪，如果本朝的法典像元朝一樣過於嚴苛，不免會走上前朝舊路。君臣意見高度統一後，《大明律令》的重新修訂提上了日程。
洪武六年（1374年），刑部尚書劉惟謙奉朱元璋詔令，以《律令》為基礎，仿照《唐律》，開始詳定《大明律》，修訂的過程中，摒去了一些較為嚴酷的條文，使得整部法典的量刑相對寬鬆。洪武七年，《律令》修改告一段落，更名為《大明律》，分為《衛禁》《鬥訟》《詐偽》《雜律》等十二篇。它的頒布給社會穩定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嚐到甜頭的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再次下令修訂。他在詔書中說道：“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者。”丞相胡惟庸、汪廣洋開始主持修法，這個時期的《大明律》雖然不斷的受到“朕言即法”的幹擾，但就整體內容而言，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除了修訂《大明律》，朱元璋還心血**的投入到了“普法工作”中。他將一些刑部審判過的重大案件匯集起來，親自寫定了一部刑典《大明律誥》，用以補充和解釋《大明律》。名義上雖然是邢典，但裏麵卻更多的是一些案例匯編，以及說教的文字。在推廣《大誥》方麵，朱元璋也想盡辦法，他甚至親自到午門，給人們解釋《大誥》的“立法宗旨”。受此影響，地方官員也開始紛紛在轄區內有模有樣的辦起了“民間普法培訓班”，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大明律》和《大誥》被迅速的被推廣至民間。可即便如此，“朝殺而暮犯”的情況仍然時有發生。
洪武二十二年，刑部上奏：“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在此建議下，朱元璋再次下令修訂《大明律》。這次修訂可以說是對《大明律》進行了一次徹底的翻新，它繼承了前朝律法的優點，但是又進行了結構性的變革，同時，受“胡惟庸叛亂案”的影響，“刑用重典”的思想被再次提及。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又經過一番大的變動後，最終定本刊行。從吳元年《大明律令》的頒布算起，到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三次大修《大明律》，期間糾補次數不計其數，可謂是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而“禮”與“法”的結合，更是讓《大明律》成為古代法律的裏程碑。
除了對維護明朝的長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大明律》對鄰國日本和朝鮮的法律建設也起到了著極為深遠的影響。日本正德年間，為了進一步了解明朝文化，日本政府積極的購買了包括《大明律》在內的大批書籍供幕僚們研究。到了江戶時代，日本學者研究《大明律》的熱情空前的高漲起來，《大明律》中的一些理論思想被積極地引入到日本法典中。一些日本學者還將自己對大明律的研究編著成書，《明律例釋義》就是比較有名的代表作。
與日本相比，朝鮮所受影響則更加明顯。朝鮮王朝時期，太祖李成桂甚至在自己的詔書中明確寫道：“凡公私罪犯必核《大明律》。”而《朝鮮經國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其議刑斷獄以輔其治者，一以《大明律》為據。”由此可見，朝鮮已經不隻是簡單的借鑒，而是將《大明律》實實在在的運用到了本國的法製體係中。
《大明律》經過數次更改後，將法家的刑罰和儒家的禮法有效的結合起來，采眾家之長編著而成，可以說是開中國法律變革之先河，同時，它也以其獨特的影響力成為中國古代法律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可以說它的出現使得中國古代法製建設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同時它也成為了當時東方先進法學文化的代表，對後世中國及周邊鄰國的法律建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