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發動文字獄之謎
什麽叫文字獄呢？文字獄，顧名思義，就是因文字所犯下的罪案，自有文字以來，就有文字獄，曆朝曆代，史不絕書。文字多出於文人之手，吃文字獄官司的，自然多是知識分子。在中國封建專製主義社會裏，專製統治者往往有意從文人學士的作品中摘取字句，借“疑似影響之詞”，羅列罪狀，濫殺無辜，以達到消除異端，鉗製思想，維護專製統治的目的。
文字獄就是專整知識分子的“特種刑庭”，是封建統治者樹立權威、維護政權的一種手段，帝王們拿士大夫開刀，為的是“殺雞駭猴”，迫使全體臣民懾服。仔細分析每一文字獄的構成，雖然多是扣以“叛逆”的帽子，但隻要看一看案情，幾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錯案，罪名多是羅織而成的。曆代文字獄集中反映了封建專製的黑暗與野蠻，寫下了中國曆史上黑暗的一頁，對中國的社會文化發展產生了極其嚴重的消極影響。
明太祖朱元璋時文字獄從1384年一直延續到1396年，長達13年，其間因各種與文字有關的事件而被殺者達十幾萬人之多。上至王宮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其牽連之廣、死者之多、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曆史上也是罕見的。
那麽，明太祖朱元璋為何大興文字獄呢？
有學者認為，明朝建國初期，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其一是，擁護新建的大明王朝，願意為明朝出力，有官便做的文人；其二是，鄙視朱元璋出身低賤，對紅巾軍抱有刻骨仇恨，對新朝不合作和對抗的文人；還有一類介於這兩者之間，既不特別擁護，也無特別仇恨。朱元璋對這種情況當然是了若指掌。所以，一方麵，他重用那些擁護他政權的文人，做出示範效應；另一方麵，他加大打擊力度，使用各種特殊法律、監獄、死刑甚至於滿門抄斬、滅九族等強硬手段，逼迫不合作的文人低頭就範。但越是這樣，這種對立情緒就越強烈。即使那些已經出來當官的人，他也對他們異常警惕，時刻保持著一種高壓態勢，所以，他非常留意文人們的奏折與文章，主動找茬，吹毛求疵，從而造成了明初的文字獄。
有學者認為，洪武年間之所以形成嚴酷的文字獄，與朱元璋手下的文武大臣相互傾軋、爭功邀寵有很大關係。建國之後太祖比較重視文人，開科取士，朝儀、軍衛、戶籍、學校等製度規程又多出於文人之手，武將們心理酸溜溜的。
據明景泰朝黃溥所著《閑中古今錄》記載，許多功勳卓著的武將到朱元璋那裏告狀了。朱元璋說：‘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馬上可以得天下，但治天下之事卻是非用文人們不可的。“
有位武將說：“陛下之言誠然不錯，但對這些文人們也不能完全相信。他們仗著自己有才學，往往會因一點點不滿意就用隱諱的言詞進行挖苦誹謗。陛下雖然對他們很好，可是能夠保證讓他們人人滿意嗎？”
朱元璋笑了：“有這樣的事例嗎？”
“有！”另一位武將說：“您知道張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張士誠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對文人的寵愛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祿，寶馬香車，供奉無缺。可是在他自立稱王的時候，讓文人給他起個官名，文人們就給他取了’士誠‘這麽個名字。”
太祖想了想說：“這名字不錯，很儒雅啊！待士以誠，也正好符合他的所作所為。”
進言的人笑了：“看來，陛下也被這些壞心腸的文人給蒙蔽了。您可知道，《孟子》裏有這麽一句話：’士，誠小人也。‘也可以讀成’士誠，小人也‘。您看，這不是變著法子罵他是小人嗎？可憐張士誠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至死還被蒙在鼓裏！”
太祖聽此一說，立刻叫人拿來《孟子》，古書的刻印本都不曾斷句，他果然找到了“士誠小人也”這句話。
從此之後，朱元璋對文人們開始留心，閱讀文臣們的奏章、詩文時格外仔細，看看有沒有弦外之音，如有譏諷之意的，立斬撰寫者，以儆效尤。這裏麵，既有他本人對文人及文字的疑慮和誤解，也有加強中央集權、鞏固朱家天下的長遠意圖。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朱元璋是平民出身的皇帝，他深以自己出身卑微為恥，深以當過乞丐、和尚、土匪、強盜為恥，在他內心深處，這是一個不能觸及的心靈傷痛和自卑情結。他對與自己出身完全不同的士大夫們，既有事業上的依賴，也有心理上的羨慕，在潛意識裏，他總是通過壓製他們來尋求心理上的平衡。加之朱生性猜疑，亙古少有。凡此種種，使得他冷酷、嗜殺，有虐待狂傾向。而貴為“天子”的身份，又使得這種屠殺和傷害達到了隨心所欲、無以複加的地步。
不過，也有人認為，朱元璋大搞文字獄的一些傳說是值得懷疑的。
一、有關文字獄的記載，大都產生於明朝中後期“非君”風氣流行的時代。朱元璋對貪官集團、權貴特權集團的打擊(包括殺戮功臣)，顯然得罪了許多人，這些人難免懷恨在心，他們的後代以及那些對朝廷不滿的人，在適當的時機難免就會有所操弄，編寫一些東西來抹黑朱元璋。比如徐禎卿所著的《剪勝野聞》、梁億所著的《傳信錄》、郎瑛所著的《七修類稿》等等，書中所載故事大多都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不足為信。
二、朱元璋修《元史》隻花了兩年多時間，元朝修《宋史》也隻花了兩年多時間，唯獨清朝，修一部《明史》竟然花了幾代帝王近百年的時間，其處心積慮之深由此也可見一斑。清初諸帝對《明史》修撰的重視可謂到了離譜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無不仔細審閱，乃至事無大小，都就自己所“關心”的細節提出“建議”，讓書寫者修改，修改，再修改！所以說，今天我們看到的《明史》上的明朝，實在是出於清帝之政治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妖魔化了的明朝，與曆史的真實是有一定距離的。
三、為了鞏固政權，清朝前期的幾位皇帝順、康、雍、乾連續不斷地搞了逾百年的文字獄，不隻引起了社會驚愕，也給自己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負擔，倘能把朱元璋打造成文字獄的先行者和高手，則既可以轉移視線，又可以減輕壓力，康、雍、乾們也就有了“墊背”的主兒了。而那些積怨甚深、滿腹牢騷的士大夫們，也找到了一個出氣的口兒，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借笑罵朱元璋的文字獄來影射康、乾之輩的文字獄，這就是在乾隆時期朱元璋文字獄越傳越廣、越傳越神的原因。
四、海內外有相當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響巨大的吳晗《朱元璋傳》，述及明初文字獄，都依據乾隆朝探花趙翼《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等資料。而趙翼所記載的這些事例，又轉抄自《朝野異聞錄》、《閑中古今錄》、《剪勝野聞》等可信度不高，且多已失傳的野史類書籍。
五、從這些所謂的“文字獄”的模式來看，幾乎完全是同一個類型，如因“生”諧音“僧”，“則”諧音“賊”，光是這兩個簡單雷同的諧音就占據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導致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何以既有極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是因為捉摸不定，才’先後觸網，倒也情有可原；但問題是，這些案件的模式實在雷同得近於小學生做練習一樣，“生”諧音“僧”，前麵有人用“生”倒了黴，後麵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麽會至少有五六個案子又重蹈覆轍？
《永樂大典》正本下落之謎
《永樂大典》編纂於明成祖永樂年間，全書共兩萬兩千八百七十七卷，僅目錄就有六十卷之多，分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共約三億七千萬字。它不隻是我國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而且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百科全書。然而，這麽一部如此重要的百科全書，在嘉靖年間重錄之後，其11095冊正本(《永樂大典》正本是指永樂年間的第一個版本，人們把嘉靖年間的重錄本稱為副本)卻不知落於何方，後人的有關記載眾說紛紜，甚至越傳越訛。11095冊書卷碼放約有40多立方米，怎麽會無聲無息的消失了呢？幾百年來，人們為尋找這部珍籍，動用了不少人力財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為中國文化史、書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謎團。
總結後人對《永樂大典》正本下落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隨明世宗殉葬於永陵
《明世宗實錄》中有關《永樂大典》的記載：“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禮文之事，時取探討，殊寶愛之。”《明實錄》等大量文獻記載的確切史實指出，《永樂大典》是嘉靖帝“殊寶”愛之的珍品。他登基以來，更將其作為必備的參考經典，並時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宮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樓，搶運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諭三四次，焦急失態，足見《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而據載，《永樂大典》正本最後的出現時間正是在嘉靖的喪葬期間，在《明實錄》中有關嘉靖喪葬和《永樂大典》重錄兩件事的大量記載中：“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六十，在位四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四月十五日(戊戌)，隆慶帝賞賜重錄《永樂大典》成者。”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後三個月才下葬，此時已經到了隆慶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寫人員的日期是在隆慶元年四月，但這是表彰日期，抄錄完成日期應該更早。這樣看來，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錄完成在時間上基本一致。從此以後，《永樂大典》正本的去處就再無記載。
另外，當年徐階向嘉靖奏明，重錄不可能很快完成，隻能“對本抄寫”。嘉靖則明確強調，“重錄”是為“兩處收藏”。這“兩處收藏”則是指哪兩處呢？嘉靖的喪葬與正本的失蹤如此巧合，這難道真的是某種巧合嗎？並且，在明代，以生者平時喜愛的書籍殉葬的例子很多，如20世紀60年代山東發掘朱元璋子魯王朱檀墓，發現殉葬的有《黃氏補幹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等典籍；20世紀70年代上海郊區發掘的明墓中有成化本的《白兔記》等。明世宗在位時間很長，又極愛《大典》，所以，他將《永樂大典》正本殉葬是極有可能的。
(2)毀於明亡之際
此說法較為普遍，國內出版的不少通俗讀本，如《祖國》等書在介紹《永樂大典》時，一般都認為“1557年，皇宮奉天門、三殿等處著火，《永樂大典》經搶救免於焚毀，後來，明世宗恐孤本再遭意外，便命徐階等109人，用了五年時間，摹寫了一部副本，從此正本和副本分別藏於文淵閣和皇史宬。明末，文淵閣被焚，正本被付之一炬”。以郭沫若署名的《影印(永樂大典前言》中說：“明亡之際，文淵閣被焚，正本可能即毀於此時。”
此種說法即指正本被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焚毀了。起義軍占領北京42天後，在皇太極和吳三桂聯軍的攻擊下，被迫撤離北京。據史籍記載，起義軍撤走時，曾放火焚燒宮樓。
但是，有的學者對毀於明亡之際的說法並不認同，其實早在明末。就有人對這種觀點持懷疑態度。如明史專家談遷在《國榷》中說“萬曆末，《永樂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太監劉若愚的《酌中誌》也說“不知新舊《永樂大典》二部，今又見貯於何處也？”劉為內臣，熟悉明宮秘聞，連他也不知正本下落。並且持懷疑態度的學者認為，各種史書都沒有明確記錄說《永樂大典》正本焚毀一事，況且文淵閣十分狹小，根本就安置不下1萬多冊的《永樂大典》及其他宋人諸集。因此，文淵閣被焚，《大典》正本隨之不存在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它隻是人們的一種推測而已。
(3)萬曆年間被焚毀
此說來源於方以智《通雅》卷3“釋詁(綴集)”中記載：“《永樂大典》藏於文樓，嘉靖中火，上亟命救得免，複命儒臣摹抄，隆慶元年始競。萬曆中因三殿火，書遂亡。”這段話是方以智之子方中履加的按語，大約寫於康熙初。
這段話的可信性很值得懷疑，因為，從事理來推斷，這種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為焚毀《大典》，應為大事，會有人提到或史官記錄，但何以一直無人提及？萬曆末年的劉若愚《酌中誌》卷十八“內板經書紀略”雲：“及萬曆年間兩宮三殿複遭回祿，不知此二部，今又見貯於何處也。”也隻是說不知其下落。並且，當時親曆此事的大學士沈一
貫在談到此次火災之禍害時，也沒有提到《大典》被焚之事。因此，此說並不可信。
(4)毀於清朝乾清宮大火
據《鮚琦亭集外編》中記載，在雍正年間，《永樂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學者全祖望在翰林院看到了副本，並發現有缺，於是猜測正本下落說：“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宮中，顧莫能得見者。……予嚐欲奏之今上，發宮中正本以補足之，而未遂也。”到了清朝末年，繆荃孫不但承襲了正本藏在皇宮內的乾清宮之說，而且還進一步發揮說道：“嘉慶二年(1797年)，乾清宮一場大火，正本被燒毀了。”這在《藝風堂文續集》中有明確記載。從此，《永樂大典》正本被毀於乾清宮大火說便正式流傳開來。
不過，很多學者對此說法表示懷疑，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乾隆九年至乾隆四十年間(1744-1775年)，清政府曾對宮中藏書作過一次清理，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乾清宮旁邊的昭仁殿，編成了《天祿琳琅書目》。《永樂大典》是書籍中的“龐然大物”，有1萬多冊，如果正本在乾清宮中，是極易被發現的，現在《天祿琳琅書目》中未將《大典》編入，就證明正本當時並沒有藏在乾清宮中，又據《辦理四庫全書檔案》記錄，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時，因為要從《永樂大典》中輯錄佚書，由於副本有缺，為此宮裏宮外都尋找過《永樂大典》正本，但沒有結果。其二，有人懷疑在康熙年間修書時，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等人在書局呆了很久，可能取走查閱而未能交回，於是帝令兩江總督高晉、浙江巡撫三寶到徐、高兩家查訪、問詢，結果毫無收獲。
由此看來，正本藏在乾清宮是極不可能的，更不用說是被毀於大火之中了。
(5)保存在明朝嘉靖皇帝永陵玄宮
堅持此觀點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欒貴明先生，他在1999年7月3日，在《文匯讀書周報》刊登了他的大作《(永樂大典之謎》，文章提出《永樂大典》正本仍然保存在明朝嘉靖皇帝永陵玄宮。
(6)藏於皇史宬夾牆中
著名曆史學家、山東大學曆史係教授王仲犖先生支持此觀點。王先生對《永樂大典》素有研究，他始終認為“正本沒有亡毀，我懷疑藏在皇史宬夾牆裏”。皇史宬修成於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為皇家檔案庫，專門存放《實錄》、《聖訓》和《玉牒》等。而皇史威的建築，包括門、窗、大梁全用磚石修葺，殿基聳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的功能；大殿牆壁則更為奇特，東西牆厚3．5米，南北牆厚6．1米，實為建築物中所罕見。因此，《永樂大典》正本有可能藏於皇史宬夾牆內。
可見，由於史籍沒有明載《永樂大典》正本的下落，後人在此問題上又多加推測、臆斷，所以正本究竟哪兒去了，始終未明。要揭開謎底，看來隻能依賴於考古發現了。
明成祖濫殺宮女之謎
明成祖統治的22年裏，出了很多前無古人的大事，他南征北討，東西出使，遷都營建；他發展經濟，不遺餘力；他重視文治，修典重史；他儉樸勤政，終生不殆。他堪稱一代有作為的皇帝。但他又是一位性格固執、剛愎自用、猜忌多疑、殺人如麻的皇帝。永樂末年，他大肆屠殺宮女、宦官，在這次大慘案中，被殺的宮女有近3000人之多，為明代後宮最大的一次慘案。如此濫殺宮女，至今仍讓人難以理解。
自古以來，帝王們的感情生活就多變。成祖朱棣亦如此。成祖朱棣的原配夫人是徐氏，是開國功臣徐達的女兒。據說，徐氏自幼恬靜乖順，好讀書，人稱“女諸生”。朱元璋聽說了，就對徐達說：“朕與卿，布衣交也。古君臣相契者，率為婚姻。朕第四子氣質不凡，知卿有令女，能以配焉。佳兒佳婦，足以慰吾兩翁。”不知徐達是感到莫大榮光，還是感到君命不可違，總之，馬上頓首謝恩了。朱元璋親自做主，年方14歲的徐氏，入燕王朱棣的府第並被冊為王妃。那是洪武九年(1367年)，朱棣剛滿16歲。
靖難之役中，朱棣頗得力於這位王妃。朱棣帶兵去攻打大寧，李景隆乘機圍攻北平。當時世子朱高熾留守北平，形勢很危急，多虧了王妃徐氏的謀劃。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勸將校士民的妻子參戰，組成一批女兵，披上鎧甲，登城拒守，終於堅持到朱棣回師。
朱棣登位之後，徐氏正式冊封為皇後。對成祖，她是一位賢內助。對子女，她是一位好母親。
在宮中，徐皇後經常勸說朱棣行仁義，說堯舜行仁義從親親開始，你要對你的兄弟們，對咱們皇家親屬首先行仁義，然後再對天下行仁義。同時，她也能夠幫助朱棣協調一些關係。有一次她問朱棣：“陛下依靠的都是什麽人啊？”朱棣說：“朕依靠的是六卿這些人。”徐皇後說：“那我就把那些命婦們，都請到宮裏來，給她們賞賜，招待她們。然後對她們說，朋友之間的話，可聽可不聽；夫婦之間的話，是最容易被丈夫接受的，希望你們好好地幫助你們的丈夫。”朱棣聽了，深以為信。
徐皇後有個弟弟叫徐增壽。在朱棣發動靖難之役的時候，他把宮廷裏的秘密透露給朱棣。後來在南京危急的時候，建文帝親手把這個出賣他的叛徒殺死了。朱棣奪取政權，做了皇帝以後，想報答徐增壽，要給他的孩子很高的爵位。徐皇後非常不同意。但是，朱棣堅持這麽做，宣布完了才告訴徐皇後。徐皇後說這不是我的想法，所以對這件事不表示感謝。這點很像當年的馬皇後，就是說不能夠“私外家”，我嫁給你朱家了，那我就要維護朱家的天下，你更不能忘了曆史上那些外戚幹政的教訓。明朝沒有後宮幹政，這是朱元璋、朱棣立下的規矩，和馬皇後、徐皇後的垂範作用也分不開。
可惜，徐皇後壽命不長，永樂五年(1407年)，病逝，臨終前她還勸朱棣要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不要嬌寵外戚。對於她的死，朱棣十分傷心，為她在靈穀寺、天禧寺舉行了大齋，聽群臣前來致祭。徐氏被諡為仁孝文皇後。後來朱棣在北京天壽山為自己營建了陵墓長陵，首先將徐氏安葬其中。從此，朱棣不再冊立皇後。
徐皇後病逝的第二年，朝鮮國王貢獻給成祖數名美女。其中有個18歲的女子權氏。她天姿國色，聰明過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簫，成祖十分憐愛她。
寧王朱權曾寫宮詞描繪道：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表獨自行。
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
魷魚窗冷夜迢迢，海嶠雲飛月色遙。
宮漏已沉盡倒影，美人猶自學吹簫。
宮中的女宮王司彩也禁不住寫宮詞歌詠這位美貌而得寵的皇妃：
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
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亮月明中。
可是，這位貴妃也是天命不永，永樂八年(1410年)，成祖率大軍出征，特地帶權賢妃作為隨侍嬪妃宮女，隨軍出塞。沒有料到，這位獨得天寵的妃子，竟然在大軍凱旋回宮時死去了。成祖傷心欲絕。這是徐皇後死後對成祖的又一次精神打擊。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權妃之死不久就演變成了一場對宮人的大屠殺。
這場禍起於呂氏和權妃兩家奴婢的一場爭吵中透漏出的不祥信息。權妃因受到成祖的寵愛，受命掌管六宮。
呂氏對此很不滿，曾當麵斥責權妃：“有子孫的皇後都死了，你才管幾個月就這般無禮！”於是，串通兩個宦官從一個銀匠家裏弄來砒霜，研成末兒，放進茶裏給權妃喝，權妃隨即斃命。她的死讓明成祖悲痛欲絕。
就在此時，宮中發生了兩名姓呂的朝鮮宮人與宦官相好之事。這原本是件極其平常的事情，曆代宮中都有這種事情發生(宮中的很多宮女、嬪妃，因得不到皇帝的寵幸，便和宦官相好，雖然宦官不能行夫妻之事，但多少可以給予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顧，這種現象宮中稱之為“對食”，與宦官對食的宮女稱為“菜戶”)。對此，皇帝一般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有的皇帝還親自撮合宦官和宮女結為對食。
這種現象雖然在永樂年間並不盛行，但此舉還不至於丟掉性命。但是這件事卻使宮中遭受了一次大地震，數百宮女和宦官被殺。那麽，這又是為什麽呢？
有人認為明成祖痛下殺手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麵明成祖朱棣正經曆喪失權賢妃之痛，心情本來就不好，而別人卻在這時候風流快活，出於嫉妒而殺人；另一方麵是因為當時宮中有人散布謠言，說權賢妃是被宮女呂氏下毒致死的，明成祖聞後大怒，於是將有關人員一起誅殺。那麽，究竟是誰和宮女呂氏過不去，出來散布的謠言呢？
其實，呂氏就是這次相好事件的主角，另一個叫賈呂的宮女對呂氏傾慕已久，想與其交往。但是呂氏對賈呂的為人很是不屑，拒絕與她結好。
賈呂心存不滿，於是散布謠言說，在北征凱旋回師途中，服侍賢妃的呂氏在賢妃的茶中下毒藥。所以，明成祖遷怒於宮女，便大開殺戒。
這件事情過去沒幾年，又發生了另一件讓朱棣大開殺戒的事，這真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樂十八年(1420年)，成祖寵愛的另一個女人王貴妃也死了，朱棣再次經曆喪妃之痛，而此時又發生賈呂和宮人魚氏私下與小宦結好之事。成祖大發雷霆，賈呂和魚氏非常害怕，便上吊自殺了。
誰知明成祖競以此為由，親自審訊賈呂侍婢，不料這次審訊卻牽出這一一班宮女要謀殺皇帝的口供。朱棣極為惱怒，親自下手對宮女們動用酷刑，受株連被殺的宮女近2800名。
據朝鮮的《李朝實錄》記載：當宮中宮人被慘殺之時，正好趕上宮殿被雷電擊震，宮中的人都很高興，以為朱棣會因害怕報應而停止殺人，可是他全然不懼。兩次屠殺事件，被誅的宮女及宦官達三千人之多。
對於上述明成祖怒斬三千宮女的緣由，一些學者從病理學的角度來剖析明成祖的異常行為，認為朱棣之所以如此殘殺無辜，可能和他晚年所患的疾病有關。據官修的《明史》及《實錄》記載，明成祖晚年患疾病，容易狂怒，發作難以控製，甚至歇斯底裏，再加上他生性殘忍好殺，所以更加狂暴異常，這可能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釋了。
鄭和遺骨下落之謎
關於鄭和的卒年，一般通行的看法是宣德九年(1434年)，理由是這一年跟隨鄭和出使的王景弘單獨出使蘇門答臘國，因此推測當時鄭和可能已死。20世紀30年代，法國人伯希和在《鄭和下西洋考》一書中便采用了這一觀點，而且他還認為當時國外流行的關於鄭和死於1431年的看法是錯誤的。不過也有人堅持認為，鄭和的卒年應該是宣德十年(1435年)，根據是宣德十年正月，南京守備出缺，以黃福參讚南京機務，九月司禮監出缺，以王振為司禮監太監。他們之所以能夠繼任這些職位，正是因為鄭和已經去世。
另外還有人認為，鄭和死於宣德八年(1433年)。因為根據明朝天順年間的《非幻庵香火聖像記》記載，鄭和於“宣德庚戌(五年)，欽奉上命，前往西洋，至癸醜(八年)卒於古裏國”。而祝枝山在《前聞記》裏也記載道，鄭和的最後一次下西洋是在宣德七年到達古裏，宣德八年回國，當年七月六日回到南京，而他就是死在回國途中。
那麽，鄭和去世後究竟葬在哪裏呢？
關於這個問題流傳著多種說法，整理如下：
(1)被埋葬在南京的牛首山上
現在，鄭和墓就坐落在南京著名的佛教“牛頭禪”發源地牛首山南麓，墓前傍水庫，後靠大山，峰巒環抱，風水極佳。墓地居於一個小山坡上，占地麵積約二十畝，南北長三百米，東西寬六十米，高約八米。墓按伊斯蘭風格修建，整個墓形是“回”字形，保持了回族及穆斯林葬儀的習俗、規格和風貌。
鄭和墓前台階有四組七層二十八級，寓意鄭和七次下南洋，曆時二十八年，遍訪近四十個國家和地區。
南京鄭和墓自從20世紀60年代被發現以來，吸引了無數海內外學者、遊客前來參觀。
但是，鄭和墓究竟是真墓還是衣冠塚，眾說紛紜。認為此處為鄭和安葬墓的學者考證，《鄭和家譜首敘》雲：鄭和“止(亡)於王事，歸葬牛首山，賜祭田萬頃，詔以立功之處建立。”清同治《上江兩縣誌》：“牛首山，太監鄭和墓。永樂中，命下西洋，宣德初，複命，卒於古裏，賜墓山麓”。該誌(係上元、江寧合誌)所記，鄭和死於古裏(今印度科澤科德)，賜葬於南京。
但有的學者認為清朝的文獻不可信，由於當年指認“井首山”古墓是鄭和墓主要依據是村民的傳說和推測，並沒有發現證明此墓是鄭和墓的文物。不少學者認為這座“鄭和墓”至多隻是鄭和衣冠塚。鄭和1433年4月逝世於印度古裏，船隊同年七月返回國內。這就是說，鄭和去世到船隊返國曆時三個多月，正是炎熱的季節，航線地處熱帶，鄭和的遺體顯然不可能保存好帶回國內安葬，很可能葬在古裏、蘇門答臘或爪哇。
但是，南京大學教授潘群、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季士家、鄭和後裔鄭自海等則堅稱，經過多年潛心研究得出結論：南京鄭和墓並非衣冠塚，而是名副其實的鄭和安葬墓。他們一致認為，鄭和是一個兩萬七千人的統帥，去世後不可能被無端丟在國外。中國有葉落歸根的說法，中國也有水域保持屍體不腐的說法。明代船上都有為驟然去世者所準備的棺材，比如明代大將沐英雲在雲南去世後經過八個月的長途旅程把他的遺體運到南京郊外安葬，再比如大清官海瑞，他在南京去世後從長江一直運到海南島安葬，這都說明明代有去世地和葬地相隔很遠，但都運到葬地的事例。並且南京是鄭和曆次下西洋的“大本營”，六次下西洋後鄭和又出任南京守備六年，像鄭和這樣顯要的人物，葬在南京，對皇上、對死者，以至對其子孫後代都有了交代。所以，鄭和的遺體很有可能是不惜代價運回國內，安葬在南京牛首山。
盡管如此，後人至今並未找到確鑿的證據來證明此推測，這樁學術公案還沒定論。
(2)葬於南洋三寶壟
據史籍載，鄭和是在第七次下南洋的歸國途中死在古裏的。葬在哪裏？一些學者認為，葬在爪哇的三寶壟。今印尼爪哇的三寶壟，有三寶洞，供有鄭和像。三寶洞旁有三寶墩，相傳為鄭和墓。三寶壟因紀念鄭和而得名。
但南洋學者認為此說不足為信，認為三寶洞的土墩是王景弘之墓。但王景弘是否死在爪哇，也是個謎。
(3)葬在印度古裏
根據我們回族的說法，當時流行速葬，也就是三天內必須下葬。鄭和逝世的時候正是天氣最炎熱的時候，於是就葬在印度古裏當地，隻把他的衣冠和發辮帶到國內。
(4)火葬
因為印度流行火葬，鄭和又信仰佛教，很可能就進行了火葬。
以上種種皆是人們的推測，都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證實。因此，鄭和的遺骨現在何方，仍舊是一個曆史之謎。
唐伯虎是否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之謎
唐伯虎(1470-1523年)，因為出生於明憲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時，故名唐寅，又因屬虎，故又名唐伯虎。字子畏、伯虎，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唐寅的詩文書畫筆資雅秀，設色豔麗，風骨奇峭，活潑脫灑，給人以清新優美的印象，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以唐伯虎的才氣，號稱吳中四才子之一或者江南四才子之一，被冠之“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美譽的確也是當之無愧的，但有人說這一稱號是唐伯虎自稱的，這是真的嗎？
此說出自明閻秀卿的《吳郡二科誌》。該書記載：唐寅進京會試蒙不白之冤後開始浪跡江湖，曾意氣風發地說：“‘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日：‘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對唐伯虎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之說，許多人提出了異議。理由是：其一，有關唐伯虎的風流浪漫故事，基本上都是虛構的。比如秋香，我們已專題討論過，秋香大唐伯虎二十歲，華太師小唐伯虎二十七歲，這是一個“喬太守點鴛鴦譜”的故事，與唐伯虎的真實生活無關。又如，他的第三個妻子名叫沈九娘，古代女子常以“某娘”取名，怒沉百寶箱的有“杜十娘”，趙匡胤千裏相送的有“趙京娘”，沈九娘很可能是她爹媽的第九個孩子，但好事之徒卻把她附會成唐伯虎的第九個妻子，於是便有了“九美圖”之說。一夫“九美”，能不風流嗎？
其二，閻秀卿雖為明代人，但史料中沒發現他同唐伯虎有任何交往。因此，他對唐伯虎的記述沒有太大的可靠性。而且，從現存的“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篆文印章來看，朱底白文，約五點五厘米見方，與唐伯虎所作畫幅、印章相比，顯得過大。特別是印章邊款中既有“桃花庵主屬戎青刻”的字樣，又有文徵明的‘題六如居士詩“四首，還有清代金石家汪啟淑，畫家巢林、西唐等人讚辭、題識，有故弄玄虛之嫌，顯然是民間好事者的偽作。
其三，唐伯虎是性情中人，雖是玩世不恭，恃才傲世，但決不會傷害朋友。如果他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那將置同為”江南四大才子“的祝枝山、文徵明等人於何地？特別是祝枝山，年長唐伯虎十歲，才隋不在唐伯虎之下，其風流怪誕甚或過之。更重要的是，唐伯虎幾度消沉，祝枝山、文徵明都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沉淪中奮起；唐伯虎經濟拮據時，祝枝山、文徵明都曾給他無私的援助。站在這樣有恩有愛的朋友麵前，他能、他敢自稱為”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嗎？
其四，考唐伯虎生活最如意的時期，不過是他十六歲高中秀才之後的幾年。那時他還小，父母在堂，夫婦恩愛，功名還未成就，既不敢高標傲世，也不能風月無邊。二十五歲時，父、母、妻、兒、妹相繼去世，他一度消沉；二十九歲”秋闈“中解元是他生活的頂峰，但時日苦短，接連要趕到北京參加明春的會試，實在是無暇風流。而一旦會試之後，即被搜捕入獄。出獄後，仕途斷絕，顏麵掃地，妻子出堂，門庭冷落，僅以賣畫為生，慘淡經營，漸人困境，詩作中再也看不見滿紙雲霞，看不見達意瀟灑，多的倒是”悲老大“、”病酒身“、”囊沒錢“之類，有感傷語，有失意語，有警世語，有**語，有曠達語，但絕無自傲語。
特別是晚景淒涼，貧病交加，詩曰：
十朝風雨若昏迷，八口妻孥並告饑。
信是老天真戲我，無人來買扇頭詩。
荒村風雨雜鳴雞，燎釜朝廚愧老妻。
謀定一枝新竹賣，市中筍價賤如泥。(《貧士吟》)
“落魄迂疏”，可悲可憐！“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之說，能附麗於何時、何地呢？
但是，也有人認為，唐伯虎少年得誌，有青雲直上之勢，中年突遭貶遏，憤而佯狂自傲，稱自己為“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或亦有之。
其一，《吳郡二科誌》有較強的史料價值。據有關專家考證，閻起山，字秀卿，長洲人。生於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於正德二年(1507年)，享年僅二十四歲。他少年時代就開始結交吳中名流，與文徵明等人有比較密切的交往。《吳郡二科誌》撰於弘治十六年(1503年)，正值唐伯虎盛年，故其記述可信度應與祝枝山相當。這條史料，曾為清初史家尤侗的《明史擬稿》和王鴻緒《明史稿》襲用。書中還記有楊循吉、祝允明(即枝山)、文璧(即征明)、徐禎卿、桑悅、張靈等人之事，大多親切、平允可讀。閻起山以當時人寫當時事，以圈內人寫圈內事，應為確證，不可因為唐伯虎護短而抹殺其史料價值。
其二，古代文人畫士常有刻章明誌的雅趣，唐伯虎也不例外。二十五歲那年，相繼失去了五位親人，他想，難道自己的名號“伯虎”和那象征災難的“白虎星”有什麽關聯嗎？他不相信命運，索性就自稱“白虎”，還刻了一枚以“白虎”命名的印章，堂而皇之地蓋在許多傳世畫作上。這既是一種無奈的自嘲，更是他反叛性格的充分體現。此外，他的名號除“子畏”外，還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魚國唐生”、“逃禪仙史”等，大都是一時一事的觸動，興之所至而為。當他鋃鐺入獄之後，浪跡江湖之時，他的才華，他的傲氣，他的自嘲與玩世不恭，促使他刻一枚“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印章，以宣泄心中的塊壘，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科場舞弊案”發生後，唐伯虎的功名仕途遭到了滅頂之災。真個是心比天高，命如紙薄！沮喪、失望、屬辱、悲憤……本來就恃才狂放的唐伯虎，自然就采取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思維和生活方式，以尋求自我解脫。他開始浪跡江湖，佯狂不羈，出入於茶肆酒樓，流連於煙花柳巷，既然做“正統文人”無望，他的叛逆性足夠支持他以“風流才子”自居。這既是一種宣泄，也是一種抗爭，既嘲弄了當局，也在嘲弄自己。其《綺疏遺恨》之詩雲：
月沈花謝事堪傷，春樹紅顏夢短長。
隻有繡床針線在，殘絨留得口脂香。(《繡床》)
三尺銀擎隔帳燃，歡愉未了散姻緣。
願教化作光明藏，照徹黃泉不曉天。(《燈擎》)
其“風流”之情躍然紙上。在古代，妓院承擔著社交的職能，文人名士在妓院中廝混，是一種時尚。從明代的複社諸公，熟知的如侯公子，到民初的黨國新貴，熟知的如蔡鍔，都曾以妓院為背景，縱橫捭闔。
《明史》載：祝枝山成名之後，“求文及書者踵至，多賄妓掩得之”。意思是，祝枝山常常留宿妓院，向他求文、求字的人成群結隊，大多是通過賄賂妓女，采取突然襲擊手段，才能得到。唐伯虎在《言懷》中緬懷往事時也說：“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又說：“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有人讀到唐伯虎晚年言貧歎病的詩，就以為他冬烘、迂腐，並不風流，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至於是否會自署“第一”的問題，首先是，在“江南四大才子”的民間排名中，唐伯虎本來就是第一；其次是，唐伯虎也是一時激憤之作，不會考慮得那麽仔細；第三，在“四大才子”中，長於唐伯虎十歲的祝枝山，是溫厚長者，略小於唐伯虎的文徵明是謙謙君子，更重要的是，他們本來就是患難與共的朋友，理解他的痛苦，理解“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宣泄力度，都希望他在佯狂自謔中解脫，而不會同他計較。
其四，唐伯虎不拘禮法，常有驚世駭俗之舉，所以，自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也很自然。《明史》載：“(子畏)性穎利，與裏狂生張靈縱酒，不事渚生業。”他們的另一個好友就是祝枝山。這三個人都以放浪不羈、恃才傲物聞名於世。《堯山堂外紀》記載：在一個下雪的日子，他們三人穿著破衣，裝扮成乞丐，敲漁鼓，唱《蓮花落》，挨家挨戶討錢，得錢後沽酒買肉，跑到荒郊野外的破廟中痛飲。口裏還說，“這種陝樂，可惜沒讓李白知道！”正是這種幽默、開朗、怪誕、荒唐、玩世不恭的行為，才給他留下了“風流才子”的美名。
其五，“風流才子”必備條件有三：一要有口筆雙佳之才，二要有體態風流之貌，三要有流連風月之行。以“才”而論，在“江南四大才子”中，祝枝山以“書”名，文徵明以“畫”名，徐禎卿“以”詩“名；兼掩三家之長，號稱詩、書、畫”三絕“的，隻有唐伯虎。以”貌“而論，祝枝山右手六指，故自號”枝指生“以自嘲，且在四人中年齡最長，比唐、文大十歲，比徐大十九歲，到徐禎卿比肩之日，他已老大不小了；而徐禎卿雖是年輕，但容貌醜惡，《明史》載，禎卿舉進士後，曾備館選，”以貌寢不與“。寢者，醜陋也。他自然也戴不上”風流才子“的桂冠。
至於那位文徵明，書、畫均佳，不能說無才；但在科舉道路上卻很坎坷，從弘治乙卯(1495年)二十六歲到嘉靖壬午(1522年)五十三歲，十次應舉均落第，直至五十四歲才受薦以貢生進京，待詔。也扛不起”風流才子“的大旗。
隻有擺脫了名利羈絆的唐伯虎，青春年少，才華橫溢，特立獨行，**不羈，才能擔當起”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的重任，成為明代經濟文化高速發展的大江南的形象代言人。
稱唐伯虎為”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他是當之無愧的。
至於他到底刻過”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印章沒有，並不重要；他到底”點“過秋香沒有，也不重要；他老了，哭窮叫苦了，也不重要。人們需要一個高標傲世、風流儒雅、蔑視禮法、可愛可親的形象，便把許多風流韻事異口同聲地附會在他的身上。
編《明史》的張廷玉先生早就看出了這個秘密。他在《唐伯虎傳》後寫道：“吳中自枝山輩以放誕不羈為世所指目，而文才輕豔，傾動流輩，傳說者增益而附麗之，往往出名教外。”
“增益而附麗”，使得民間傳說中的唐伯虎，比現實中的唐伯虎更為生動，更加豐滿，也更加出色。
明仁宗死亡真相之謎
明仁宗朱高熾是明成祖朱棣的長子，他的生母徐皇後是明朝開國功臣徐達之女。據史書記載，朱高熾幼年的時候就聰明好學，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愛。
據說在洪武年間，有一次朱元璋讓秦王、晉王、燕王的嫡子進京接受考察。派他們去檢閱部隊，結果朱高熾回來得最晚。朱元璋就問他為什麽這麽晚才回來，朱高熾說：“天氣很冷，我想等士兵吃完飯再檢閱。所以，就回來遲了。”朱元璋聽了之後感到非常高興，認為他有體恤臣屬的慈悲心。
又有一次，朱高熾奉命批答奏章，批好後給朱元璋看。結果奏章裏有一些錯別字和小毛病沒有改，朱元璋就問他是不是沒有看到，朱高熾回答說：“小過不足以上瀆天聽”，這使朱元璋很開心。接著問他在堯舜時，百姓如遇水旱災害怎麽辦？朱高熾回答說需要聖人采取恤民的政策來解決這些困難，朱元璋對他的回答感到很滿意。
因此，朱元璋對朱高熾非常讚賞。《明史》中說朱元璋誇獎朱高熾“有君人之識也”。當然，當時朱高熾畢竟還不是皇位的繼承人，這種溢美之詞有可能是後人在他當皇帝後附會上去的。但種種說法都表明朱高熾深受朱元璋喜愛，因此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被冊封為燕王世子。
但是深受祖父喜歡的朱高熾，卻始終得不到父親朱棣的歡心。首要的一個原因是朱棣和朱元璋一樣，江山都是馬上得來的，特別是朱棣上馬能開弓，下馬能治國，他非常尊崇唐太宗，因為自己和李世民一樣都不是長子，又都是馬上得天下。他認為皇帝應該是那種能夠君臨天下、震懾萬民的人。而朱高熾卻太過老實仁厚，再加上他身體不好，既多病又肥胖，走路很不方便，朱棣非常不想讓他做接班人。
而與此同時，朱棣卻非常喜歡二兒子朱高煦，因為他很像朱棣本人，是明初數一數二的猛將。在靖難之役中，朱高煦曾隨朱棣興兵南下，帶領軍隊做先鋒，戰功赫赫，並幾次冒死救護朱棣。朱棣曾對朱高煦說過：“世子多病，勉之！”公然向他暗示，想要將皇位傳給他。但最終卻未能如願。那麽，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等到朱棣即位以後，朱高煦要求兌現承諾，朱棣就征求眾大臣、親信的意見，結果多數讚同朱高熾，不讚成他。當時隆平侯張信是朱棣的救命恩人，朱棣非常敬重他，朱棣問他能不能換了太子，張信說這是天理人倫，不能隨便更改，就連朱棣最信任的大臣道衍和尚、兵部尚書金忠、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人都不同意。大學士解縉還寫了一首詩：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看到這種情況，朱棣隻好放棄了改立太子的想法。朱高熾最終能夠繼承皇位，除了因為他的嫡長子身份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們認為朱高熾娶了個好老婆，又生了個好兒子。那麽，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原來，朱棣很喜歡仁宗朱高熾的長子朱瞻基。朱瞻基出生時，朱棣當時還是燕王，據說他夢見父親朱元璋送給他一個白圭，並且說了一句：“傳之子孫，永世其昌！”後來，他起兵靖難，奪得皇位，正好應了這個夢，所以他最疼愛這個孫子。他想，這皇位最終還是傳給孫子的。朱棣生前曾一再明確向臣子表明將來繼承朱高熾皇位的，隻能是長孫朱瞻基。而朱高熾的皇後張氏，據說有朱元璋的馬皇後、朱棣的徐皇後之風，見識遠大而乖巧伶俐，是個賢內助。據《明通鑒》記載，張氏嫁給仁宗後，很得明成祖和徐皇後二人的喜愛。明仁宗還在當太子的時候，朱棣曾經幾次想要廢掉他，但最終都因為張皇後的緣故而作罷。
《明宮詞》中記載，張皇後是朱棣手下第一功臣張玉的女兒，張玉死於靖難，被追封為河間王，朱棣對兒媳婦很好。有一次朱棣和朱高熾夫婦一起吃飯，為了一點小事，朱棣大罵兒子，兒媳不好說什麽，就退到廚房做了幾樣朱棣愛吃的菜肴端上來。朱棣一見，怒氣全消，就指著兒媳對朱高熾說：“如果不是你的老婆，我早就把你太子的位子給廢了。”當然這是傳言，不足采為信史。
事實上，生長在複雜的皇室家庭，朱高熾本人也不像一般人們認為的那樣毫無能力，從一些事件和經曆上來看，他還是很有魄力的。首先一點是他非常能夠忍耐，可謂堅忍不拔。在永樂年間，曾有過四次大規模的打擊朱高熾太子地位的活動，但都沒有成功。
他登上皇位以後，采取了減輕民困、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關係等一係列措施。首先平反冤獄，釋放夏原吉等因諫阻北征而入獄的老臣，釋放東宮舊臣並複官，特別是赦免了建文帝時期的許多舊臣，同時廢除苛政，停息從明成祖開始的大規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文化得到了複興，讀書人的待遇比洪武、永樂兩朝要好，這些都有利於維係人心和穩定統治秩序。他還調整統治機構，使內閣成為協助皇帝決策的重要機構。
在他當政期間，褒獎直言，虛懷納諫，開始了中國曆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因此，仁宗雖然在位時間很短，但後世對他的評價很高。那麽，朱高熾到底是怎麽死的呢？
一，嗜欲過度說
朱高熾去世前三天，他還在日理萬機地處理朝政，從身體不適到“崩於欽安殿”前後僅兩天時間。明人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稱他“實無疾驟崩”。
壯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無疾驟崩”，其中必有緣由。但《明仁宗實錄》、《明史。仁宗紀》等，都隻字不提其死因。這樣，朱高熾因何而暴卒，就成了一個曆史之謎。
一種觀點認為，朱高熾死於嗜欲過度。
朱高熾之貪欲好色為人所共知。據朝鮮《世宗實錄》記載，朝鮮使臣尹鳳回國後稟告朝鮮國王說：洪熙皇帝“好戲事”，“沉於酒色，聽政無時，百官莫知朝暮”。
朱棣活著的時候，作為太子的朱高熾根本不敢親近女色。但明朝的皇帝都是
好色之徒，憋了二十年，登其之後他能不發泄嗎？而且，朱高熾對於其父有著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按照製度，居喪期間，他是不準親近女色的，可是朱高熾偏偏不守這個規矩，以表示對其父和所謂禮法的蔑視。
《明通鑒》和《明史》都記載，仁宗即位不久，大臣李時勉曾上一奏疏，勸他不要嗜欲過度。其疏雲：“側聞內宮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眾人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製，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禦，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
李時勉的當頭棒喝，觸及了朱高熾的命門。覽奏後，他怒不可遏，當即令武士對李時勉動刑，李時勉險些喪命。直至垂危之際，朱高熾仍難忘此恨，說“時勉廷辱我”。由此可見，朱高熾確實縱欲無度，李時勉的奏疏確實觸其痛處，否則，他不會如此耿耿於懷。
朱高熾的兒子宣宗即位後，有人提到李時勉辱沒先帝的事，宣宗大怒，說：’縛以來，朕親鞠，必殺之。“
李時勉被帶到，宣宗罵道：“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李時勉叩頭道：“臣言諒閣(諒閣：天子居喪期問)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前話是實，後話得體。宣宗聽後，歎李時勉為忠臣，立即官複原職(見《明史·李時勉傳》)。
還有人認為，仁宗猝死的原因是服用了治療“陰症”的金石之藥，中毒而死。
明人陸釴在《病逸漫記》中記述：“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予嚐遇雷太監，質之，雲皆不然，蓋陰症也。”所謂“陰症”，指的是縱欲之後體虛著涼，或誤吃冷食，或被陰風侵襲，而留下的陰寒之症。此說出自仁宗時太監之口，當有一定的可信度。
當時治療此等“陰症”並無特效良藥，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機可乘。《明史·羅汝敬傳》中記：“宣宗初，(羅汝敬)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日：‘……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期月：一年)，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險壬小人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見，導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藥中毒，不治而亡。
但有的學者認為，說仁宗貪戀女色，恐怕證據不足。史書記載，仁宗勤於政事，建弘文館，與儒臣談論經史，終日不倦。後宮除與張皇後相敬如賓外，僅譚妃一人。如此，則與貪色縱欲、陰症中毒之說，又互相抵牾了。
二，弑父篡位說
有學者精細考察各種蛛絲馬跡後指出，仁宗可能是被其長子朱瞻基害死的。
其一，朱高熾生性溫厚懦弱，嗜欲享樂，朱棣生前對他大為不滿，隻因禮教和祖訓的關係，才立朱高熾為太子，但朱棣一直有廢朱高熾儲位之心。而朱高熾長子朱瞻基則與其父相反，善騎射，諳武事，熱衷權力，工於計謀，深得祖父朱棣的賞識。
永樂十一年(1413年)，外藩朝貢，在皇家校場行射箭比賽，年輕的皇太孫出場挽弓搭箭，連發皆中，使人刮目相看。朱棣更是高興，覺得嫡長孫全然不像其父親，而很像自己。為了考察這個皇孫，校射畢，朱棣當眾對他說：“朕有句上聯，你試著對對看--萬方玉帛風雲會。”話一出口，皇太孫不假思索，叩頭對日：“一統山河日月明。”引得滿場驚歎。
朱高熾即位後，雖立朱瞻基為太子，但已察覺到他並非安分之輩，故屢有勸誡之語。有史學家說，如果朱高熾不是死得早的話，太子朱瞻基必然被廢。朱高熾對這位酷肖成祖的兒子，一向並無好感。朱高熾討厭其父，也由此討厭被其父寵愛的兒子朱瞻基，他最喜歡的兒子是封為襄王的老五。這一點，朱瞻基不可能不知道，以他的性格，有可能做出大逆不道的事來。
其二，洪熙元年三月，因南京一帶地震及山東徐淮一帶饑荒，朱高熾命太子朱瞻基南行祭陵(鳳陽的皇陵與南京的孝陵)，並留守南京。
朱瞻基於四月十四日離京。當時應該走的路線是出河北，經山東，折入安徽(鳳陽)，再到南京。整個行程，大約要花兩個月左右。但朱瞻基離京後，卻沒有恪守常規行程，而是直奔南京。據推測，本應居留南京的朱瞻基在南京停留不久，就已經啟程北上了。在朱瞻基離開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傳言“仁宗上賓”(上賓：皇帝死亡)。要知道，當時北京還未發喪，亦無如今現代化的通訊工具，可見，朱高熾“上賓”是在一些人的預料之中的。
其三，五月十二日，仁宗忽然病重，宦官海濤受命出京召太子還。奇怪的是，朱瞻基竟能在六月三日趕回北京，海濤之往和朱瞻基之返總共才用了二十天！南北兩京往返全程近四千華裏，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是不可能的。除非如上所說，朱瞻基已提前離開南京。
朱瞻基曾說：“……予始至遽還，非眾所測。”顯示他已有人們難以想象的重大安排，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齎詔而來的海濤了。
他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勸誡：人心洶洶，不可掉以輕心。朱瞻基答道：“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顯示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對弑父謀位活動的自信和自得，簡直有不打自招之嫌。
綜上所述，有人做出如下的分析和推斷：朱瞻基感到父親派他去南方祭陵並“居守南京”，說明父親對他的防範和疏遠，朱瞻基開始擔心了，於是與親信定下殺仁宗奪皇位的計謀。朱瞻基於四月十四日離京，隨侍仁宗的宦官海濤是朱瞻基的親信，他按朱瞻基的吩咐，加害予仁宗。事成，仁宗將逝或已逝之後，海濤又以仁宗之詔急召太子返京。
而此時，朱瞻基早已離開南京，待命於中途，等待著這紙計劃中的詔書了。海濤和朱瞻基裏應外合，日夜兼程，演了一出弑父奪位的雙簧戲。
當然，仁宗素來體弱多病，即位後日理萬機，多有建樹，勞累不堪加突發疾病，也可以置他於死地。以上見解，僅僅是後世學者就已經暴露出來的種種疑點做出的一些推斷而已！
沈萬三暴富之謎
如今，在中國的江南，有一個千年古鎮，那就是被稱為“中國第一水鄉”的周莊。周莊之所以名聞天下，不僅僅因為那幽幽怨怨的小橋流水，和那威尼斯式的水上風情，還因為她古老的文明和一些曆史名人聯係在一起。當你漫步在周莊街頭的時候，更隨時隨地能探聽到曆史傳遞出的種種信息。當然，你聽到的一定少不了關於江南巨富沈萬三的傳奇人生故事。
在流連於“小橋流水人家”的水鄉風情的同時，更想探究沈萬三發跡致富
的軌跡，解讀他成為巨富的奧秘所在。
沈萬三，名富，字仲榮，俗稱萬三。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以三秀作為巨富的別號。
沈萬三是元末明初人，具體生卒年不詳，大概比朱元璋大20歲左右。他出生的時候正值元末，天災人禍，瘟疫流行。沈萬三的父親沈佑帶著全家從吳興流落到東垸，後又遷至銀子浜。當時，這裏荒地很多，人也少，沈家便在這裏安頓下來，開荒種地。沈佑有四個兒子，都很能幹，又能吃苦。十幾年後，沈家已經成為一方地主了。周莊也從原來的一個小村子，發展成了一個規模不小的集鎮。在今天的銀子浜畔，有一塊莊重、簡樸的石牌坊，兩側書有一副楹聯：
念我無祖遷貞豐耕農經商，望爾後裔居周莊修宅築亭。
這說明，沈家開始是以農耕致富的。
沈家富裕起來了，沈佑卻免不了一死，而他的兒子們則繼續沈家的財富神話。沈家的大兒子在後來沒有記載，可能是早亡。二兒子沈鎮遷到了嘉定安定(今安亭)，三兒子沈富留在周莊銀子浜，四兒子沈貴遷到白蜆江北黃墩。這三個兄弟從小和父親流落、遷徙、種地，都沒有什麽文化，但沈祜在生活富足之後十分注重教育，提高後輩的文化素質。高智商使沈家三兄弟日後都成為當地首富，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特別是老三沈富，竟然坐擁億萬家財，富得連皇帝朱元璋都眼紅。人一富了，當然身價也就高了，當地人把他的名字裏也加了個“萬”字，叫他“沈萬三秀”，他在後來就以“沈萬三”而著名於世。
沈萬三從一個種地的農民，瞬間富甲天下，他的億萬家財是從哪裏來的呢？民間有很多傳說。
傳說，沈萬三年輕的時候家境貧寒，靠種地為生。有一次，他去農田幹活，剛好碰到一漁翁捕捉到百餘隻青蛙。漁翁正要宰殺青蛙，沈萬三大喝一聲：“老伯請住手，這些青蛙我買下了。”於是，沈萬三把自己身上僅有的一點錢給了漁翁，把青蛙帶到距家不遠的池塘裏放生了。嗣後，青蛙喧鳴不已，嘈雜刺耳的聲音吵得他夜不能寐。清晨，他前去驅除青蛙，卻見那些青蛙盤踞在一個大瓦盆中，他也不十分在意，剛好家裏缺個洗手盆呢，就把瓦盆帶回家了。一天，他的妻子正用這個瓦盆洗臉，不小心將一枚銀釵滑落到盆中，這時，奇跡出現了。一個銀釵竟神奇般的變出無數個，不一會兒已是滿滿一盆，數都數不過來。妻子大叫沈富。沈富近前一看，也驚呆了。隨後，他們又把金元寶拿出來，結果是一個金元寶變出了無數個金元寶。破瓦盆成了聚寶盆，想要什麽就有什麽，沈家就這樣一舉暴富。
還有傳說沈萬三會“點金術”，能夠點物成金，因此黃金源源不斷。
傳說歸傳說。關於他致富的原因後世學者大致有三種觀點：
一是墾殖說。
明初翰林學士劉三吾的《坦齋文集》內，有沈萬三侄兒的《故吳興處士沈漢傑墓誌銘》雲：“漢傑之先吳興人，家南潯，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蘇長洲之東蔡村，愛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樸，因家焉。人遂以其所汙萊未田者歸之，躬率子弟，服勞其間，糞治有方，瀦泄有法，由此起，富埒於素封。恒謂二子：‘樂莫如兼濟。’二子世遵先訓，益大厥家。長諱富，字仲榮，即萬三公；次諱貴，字仲華，即萬四公。”
劉三吾這篇墓誌銘已說明，沈漢傑死於洪武四年(1371年)，過了二十年之後，應沈玠之請而作，撰寫時間當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主要材料得自沈玢提供的行狀，應當說是相當可靠的。
刊印於光緒年間的《周莊鎮誌》卷三的《沈伯熙墓誌銘》也說：“大父祐見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沈萬三)嗣業弗替，嚐身帥其子弟力穡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難，鄉人以長者呼之。”
明中期蘇州人黃省曾《吳風錄》記：“自沈萬三秀好廣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於今，竟以求富為務。”
根據這些資料，專家們推測：沈萬三的父親從湖州南潯遷居到長洲縣東蔡村以後，辛勤耕作，充分開發了當地大片拋荒的肥沃田土。由於經營得法，占田日廣，沈家轉為招納佃戶、出租田地、雇用長短工和發放高利貸的大地主。到沈萬三兄弟掌管家業時，就已經擁有地跨數縣的良田。江南經濟發達，在宋元之際未受到什麽破壞，到
元朝後期已為全國之冠。蘇州和杭嘉湖地區曆來是聞名全國的“糧倉”，素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沈萬三擁有田產數千頃，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為商品出售。而當時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內所需食糧，主要靠南方供給，沈萬三一定也是“售糧大戶”。可見，沈萬三家族主要是靠墾殖起家，輔以農產品交易，逐漸發展成為江南第一富豪的。
二是贈與說。
楊循吉《蘇談》中有《陸道判捐資》一文，其中說道：“元時富人陸道原(應為德原)貨甲天下，為甫裏書院山長，一時名流鹹與之遊處。暮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貲產付之曰：吾產皆與汝……道原遂為黃冠。所謂二者，其一即沈萬三秀也。”
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十《顧、陸、李三子》雲：“元末吳人顧阿英、陸德原、李鳴鳳皆富而好古，亦能詩文，至今有膾炙人口者。一時名士鹹與之遊，名振東南。
顧有三十六亭館，陸之治財者，沈萬三秀也。李嚐助太祖軍糧二二萬斛。入國朝，顧削發為僧，陸為黃冠，[遺業於萬三]，李挈妻子、家資浮海去，俱懼法而避之，惜哉！”
《周莊鎮誌·雜記》也說：“沈萬三秀之富得之於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盡與秀。”
這些資料都說，沈萬三的財富，均得之於陸德原的贈與，事實果真如此嗎？
明都穆所輯的《吳下塚墓遺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見的《陸德原墓誌銘》，略謂：陸德原字靜遠，長洲甫裏。家有資產，又得族田千畝。他在家鄉辦起了甫裏書院，被署為山長，曾捐資重建長洲縣學。調任徽州儒學教授後，又出資修州學。至元六年(1340年)回蘇州買木料時病逝。有子八歲，長女贅徐元震，次女剛生三個月。這篇銘文出於陸氏同僚、儒學提舉黃晉之手，有力地證實陸氏並無出世當道士的事，況有入贅之婿、幼小之女，更無送財與外人的道理。
沈萬三很可能幫陸德原管過賬，購運過木材，甚或接受過一定的贈與，但全盤接受陸家財產，則可能是訛傳。
延祐元年(1314年)開放私人對外貿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年)，江蘇沿海“下番”船隻多達三千餘條，主要貿易對象是高麗、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島等地的。此時的沈萬三正值青壯年，既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又有商貿經驗，當然不會錯過這樣的發財機會。
從周莊白蜆江經大運河由劉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帶的絲綢、茶葉、陶器、工藝品等特產又深受海外歡迎，回頭帶些舶來品，如珍寶、香料和藥材，來回都能賺取巨額差價。“通了番”的沈萬三，想不發財都是不可能的。
《明史》載，至正十九年(1359年)，暫時歸順了元朝的張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這次行動，就是由沈氏家族具體實施的。因為陸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勢力的阻隔，所以《吳江縣誌》有沈萬三“二子茂、旺密從海道運米至燕京”的記載，可見沈家對海運已是熟門熟路了。另外，明人筆記多處記載沈萬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為他“通番”的佐證。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沈萬三家族以墾殖為根本，可能接受過一些來曆不明的資產，並以此為資本開拓商業，並大膽通番，開展海外貿易，從而一躍而成為巨富。
李岩、紅娘子有無之謎
李岩和紅娘子，是闖王起義軍中的一對傳奇性很強的夫婦。三百多年來，圍繞著這兩個人物的有無，人們進行了長久的爭辯。但直到今天，這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據明末清初與李岩同時代的顧炎武《明季實錄》記載：李信(岩)，河南開封杞縣人。他是尚書李精白的兒子，曾經中舉，有文武才。當時災荒頻仍，百姓流離失所，他曾主動向縣令宋某建議：停止征收苛捐雜稅，開倉賑救饑民。縣令當然沒有答應。於是他打開自己的糧倉，發放糧米二百多石。饑民們騷擾其他富室，要求他們像李岩一樣也開倉賑饑，最後發展到了焚毀富室，搶劫糧倉，地方當局派兵鎮壓，把李岩也逮捕入獄。這消息泄漏了出來，附近林子裏，有一支農民起義隊伍，帶頭的青年女子，是江湖上賣藝的，人們叫她紅娘子。紅娘子平時聽到
李信捐糧救災的事，十分欽佩，現在聽說李信有遭害的危險，就帶領起義軍將他從獄中救了出來。他們一起殺死縣官，去投奔李自成起義軍。李信改名李岩，成為李自成的謀士，並與紅娘子成為夫婦。
李岩參加起義後，勸闖王“尊賢禮士，除暴恤民”，“均田免糧”，得到闖王信任，同李闖王結為兄弟，人稱為李公子。
他還為李闖王做過很出色的宣傳工作。如“吃他糧，著他娘，吃著不盡有闖王”、“迎闖王，不納糧”等，據說，都是他的創造。他還向闖王推薦過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薦宋獻策，他們都是闖王營帳中的重要人物。李岩本人也官至中營製將軍，在李闖王帶兵赴山海關討伐吳三桂的時候，他在北京留守。可見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吳偉業的《綏寇紀略》則詳細記載了李岩的結局。
據說，定州之戰失敗後，有報告說，河南全境都反了，李岩請求帶兵兩萬平定河南。闖王很懷疑他，牛金星乘機獻讒說：“李岩早有反心，如果讓他去河南，就等於給蛟龍以雲雨，無法製伏了。不如除掉他，免貽後患。”闖王聽了他的話，第二天，殺了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宋獻策聽說這件事後扼腕憤歎，劉宗敏咬牙切齒，從此文武不和，將士解體，闖王的部隊從此就一蹶不振了。
但有的學者卻認為，李岩不過是某些人虛構出來的“烏有先生”。並提出以下論點：
一是沒有提出基本的和可靠的來源。在杞縣和開封府的地方誌中沒有提及任何一個生員、舉人、平民保護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岩的(《開封府誌》、《杞縣誌》)。在開封抵抗起義軍進攻的人的日記中(《守汴日誌》)，在豫北試圖鎮壓“土匪活動”的地方官員的塘報中(《新鄉地考》)，也沒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岩或紅娘子。許多在起義軍占領期間居住於北京的明朝官員的日記中也沒有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虎口餘生記》)。在各省和北京的兩個與起義軍合作的文人名單中都沒有他們的名字(《烈皇小識》。)此外《杞縣誌》中，還專門附有一篇《李公子辨》，據此，長篇曆史小說《李白成》的作者姚雪垠認為，紅娘子破杞縣城救李岩出獄“絕無其事”，“這故事是一個虛構的傳說”。
二是一些有見識的觀察者斷然否認這一故事。在康熙《杞縣誌》上的《李公子辨》一文中，否認李岩是明代大學士李精白之子，否認有舉人李岩的存在，否認他參加過李自成農民起義軍。並說：“獨怪穀應泰作《紀事本末》亦妄行采入。一事失真，舉屬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傳後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錄。……一代信史不將來魏收之譏耶”(《杞縣誌》)？
三是承認它的基本輪廓的學者也對它的細節有懷疑。趙宗複承認李岩不在被審查人員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認，他描寫李岩的一些來源是“不可靠的”。曹貴林認為“沒有清楚的和準確的來源表明李岩是否有地位。”他承認李祖旦提供的證據和“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兒子”的斷語，因為“盡管李栩和李岩非常相似，我們也不能相信他們是同一個人。”對於李岩建立民團的看法，他寫道，“我懷疑吳偉業在這裏從李精白的兒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個事件，把它加到李岩的生平之中來”。這是對李岩的曆史性最仔細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這個英雄是一個合成的形象。
而關於紅娘子的存在，考證起來更是變得撲朔迷離。在許多記載中，有關紅娘子的身世和起事始末，都語焉不詳。我們至今連她姓什麽，都還不知道。僅知道她是一個“踏繩妓”，走江湖的雜技表演者。所稱“紅娘子”，恐係以穿紅色衣為標誌。據查繼佐《國壽錄》記載，李自成進京後，“忽有紅衣一人，隨數卒”到杞縣進士出身的劉理順家，說劉家有恩於他，他能“自達於李將軍”，要對劉進行保護。有些研究者認為，紅娘子率領的大概是一支白蓮教起義軍，因為身穿紅衣，被稱為紅娘子。李岩出獄後統率的這支起義軍，基本上就是杞縣一帶的貧苦農民，其中骨幹可能就是紅娘子所領導的起義軍。
關於紅娘子的記載，最初見於吳偉業(梅村)的《綏寇紀略》(即《鹿樵紀聞》)。吳梅村是明清之際的大詩人，聲望很高，他的《綏寇紀略》又成書較早，如此故事影響較大。稍後的戴笠的《懷陵流寇始終錄》、馮蘇的《見聞隨筆》、毛奇齡的《後鑒錄》中，都采用這一故事。有人認為《明史》中的《流賊傳》係毛奇齡主稿，他根據《綏寇紀略》等書，便將這一故事寫入了《明史·李自成傳》。《明史》在官修史書中較受推崇，這個故事也就流傳很廣了。
明史專家謝國禎，也主張紅娘子確有其人，寫有《紅娘子與卦子陳四》一文，引用了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中的有關紅娘子的記載。
在他編的《明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中，收集了毛奇齡的《後鑒錄》。該書稱紅娘子為“踏繩妓也”。上述史料，均為郭沫若當年所未見，但內容與《明史》中的記載也沒有什麽出入。所有這些記載，有一點是共同的：有關紅娘子的事跡，都與李岩緊密相連而不可分，講的都是紅娘子破杞縣城救李岩這件事。
郭沫若也對紅娘子作過一番研究，並認定紅娘子確有其人。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引用了《明史·李自成傳》中的記載：“會繩妓紅娘子反，擄信，強委身焉”：說的是江湖賣藝的雜技演員紅娘子造反後，看中了杞縣舉人李信(岩)，一定要嫁給他。李岩開始放不下舉人公子的身份，不肯就範，在被迫做新郎後又逃脫，被官府抓進監獄。紅娘子率領杞縣饑民，破杞縣城，把李岩救了出來，結為夫婦，又勸李岩投奔李自成。這個故事，頗有戲劇性，因此使郭沫若一直念念不忘。想改寫為曆史劇。三年後，他在《關於李岩》一一文中說。《甲申三百年祭》對“關於李岩與紅娘子的逸事有所敘述，頗引起讀者的注意”。又經過三年，他在無名氏的《檮杌近誌》和吳梅村的《鹿樵紀聞》中，發現了有關李岩與紅娘子的一些記載，可惜都很簡單，內容與《明史》所述中無甚出入。因此他認為，《明史》中的記載可能就是根據吳梅村等人的著作寫成的。
而另一些研究者認為，李岩雖不是李精白之子，也不是河南杞縣的舉人，但並不等於無其人和無其事。因為，從當時保存下來的塘報及一些在北京目擊者的記載看，在李白成的農民軍中，確有一個被稱為“李公子”的擔任都督製將軍的李岩存在。但他們認為，即使李岩確有其人，而紅娘子破城相救之說仍不可信。因為查乾隆《相縣誌》，在崇禎年間，從未發生過饑民攻破縣城殺死知縣的記載。此外，許多記載有李岩事跡的史籍，都不提紅娘子破城劫獄之事。穀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較《綏寇紀略》問世早，根本不提及紅娘子；彭孫貽的《平寇誌》、計六奇的《明季北略》，較《綏寇紀略》成書晚，也不提紅娘子，顯然是有意刪去的。連小說《剿闖小史》和《定鼎奇聞》中，都沒有把這極好的小說材料寫進書中去。
紅娘子的最後結局也是一個謎，按《永昌演義》中的說法，紅娘子後來成了白蓮教首領，在李岩死後她還見過出家當了和尚的李自成。
但是這隻是小說家之言，而不是曆史。
時至今天，關於有無李岩和紅娘子的爭論還在繼續。顧誠在1984年出版的《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中，重申了他的並無李岩其人的觀點。而謝承仁在《李自成新傳》(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一書中，則認為李岩確有其人。這兩部書，都是研究李自成農民軍的力作。究竟孰是孰非，隻好留待專家們作出進一步的回答了。
史可法是否戰死沙場之謎
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在明降將許定國的引導下，抵達揚州。揚州是南京南明政府的屏障，一旦揚州被占，清兵將會沿江而上，南京必將不保。於是，正在督師揚州的兵部尚書史可法立即發出十萬火急的軍書，希望各路將領能率兵前來保衛揚州，不料竟無一支部隊前來增援。而清軍那邊，攝政王多爾袞先後五次下書勸降，史可法都置之不理，還把前來送信的人拋進了護城河裏。清軍見勸降不成，便將揚州城圍得水泄不通。史可法在外援斷絕、軍餉不濟的情況下，率領
揚州軍民堅守孤城，終因寡不敵眾，揚州失守。由於清軍在攻城中傷亡慘重，攻城將領多鐸惱羞成怒，竟滅絕人寰地對揚州人民進行了持續十天的大屠殺，史稱“揚州十日”。屠殺過後，揚州城內屍體堆積如山，史可法的部下潛入城內尋找他的屍體，但是遍尋不著。由此產生了很多傳說。那麽，史可法到底是不是戰死在城中了呢？
有的說史可法縋城(由城上緣索而下)出走。計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詳細地記道，陰曆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詐稱明總兵黃蜚的援兵到來，史可法下命令開西門放行。清兵進城後，立即開始攻擊守城的明軍。史可法在城上看到這種情況以後，知道大勢已去，於是就想拔劍自刎。這時候，他的手下連忙阻止。最後，他隻得與總兵劉肇基縋城潛出。有的記載竟然還稱史可法是跨騾出城的。乾隆《江都誌》載揚州故老言，揚州城被攻破時，史可法“跨白騾出南門”。許旭還就此賦詩：“相公(即史可法)誓死猶飲泣，百二十騎城頭立。瞬息城摧鐵騎奔，青騾一去無蹤跡。”(《汗青錄》)
但也有人認為在揚州城被攻破時，史可法早就已經銷聲匿跡，不知去向了。一次，計六奇外出途中坐船時，偶遇一個嘉興人。在閑談中，這個人提到自己是揚州之戰的幸存者。計六奇便向他打聽史可法的下落，這個人說城破時，史可法下落不明。
除了上述兩種說法之外，還有很多說法，如戰死說，沉江說等。
據張岱《石匱書後集》記載，史可法自殺未遂後，與部將在離揚州城數裏的寶城寺稍作休息。清軍追尋至此處，雙方又展開了一場激戰，結果史可法戰死。
沉江說則說史可法出城後，渡河時因馬蹶落水溺死。也有人說他出東門遇清兵堵截，自覺逃生無望，於是赴水自盡。康熙年間孔尚任所著的《桃花扇》就采用了“沉江說”，因而此說廣為流傳。
不過，大多數人還是認為史可法是被俘後不屈而死的。清朝官修史籍大多如此記載。如《清實錄》記載道，清軍攻克揚州城時俘獲史可法，並將其斬於陣前。再如《明史》也提到，揚州城被攻破時，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將擁至小東門，為清軍抓獲，這時史可法大叫道：我就是史督師，於是清軍將其殺掉了。其他如《雪交亭正氣錄》、《史外》等野史也都有類似記載。甚至史可法嗣子史德威在其所著《維揚殉節紀略》中也記述道，揚州城陷時．史可法自刎未遂，為清軍捕獲。多鐸對史可法相敬如賓，口中直呼其為先生，並提出豐厚的條件來誘降他。但史可法怒斥道：“我作為大明朝重臣，怎麽能苟且偷生，難道想讓我做萬世罪人麽！今日你們可以砍掉我的頭顱，但絕不會讓我屈服……我將與揚州共存亡，既然揚州城已被你們攻破，我活在人世間也無任何意義”。於是他被清軍殺死。史德威的記載可謂是關於史可法下落的第一手史料，有著充分的說服力。而且，一些目擊者也談到史可法是被俘後不屈而死的，原史可法的部下楊遇蕃及清軍將領安珠護就親眼目睹了史可法被殺和被肢解之情形。其實，史可法早就抱定一死之心，他在寫給母親、夫人的絕筆信以及五封遺書中，就有“一死以報國家”之語。
第一封是寫給母親的：“不孝兒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嚐，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至曠遠於定省，不忠不孝，何顏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城，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複過悲。兒在九泉亦無所恨，得副將德威完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第二封信給夫人：“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定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第五封信給副將史德威：“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複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遇，有誌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因此，一些人認為既然史可法已抱著必死的信念，所以不可能在揚州城被攻破後逃生，而且其部將劉肇基在揚州城陷前就已中流矢而亡，因而根本不可能與史可法一同“縋城潛去”。
之所以出現“縋城潛去”“不知所終”之說，可能歸結於史可法死後屍骨無著。清兵破城後，屠城十日，殺百姓數十萬人，而史可法又是“屍裂而死”(《乙酉揚州城守記略》)。再加上當時天熱，揚州城屍骨已腐無法辨認，因而史德威便將史可法生前穿戴過的袍笏及玉帶等物，葬於梅花嶺旁。另一種可能便是人們心理存有不願意史可法死去的情結，總是希望史可法能幸免於難，所以史可法未死之說一直流傳。
明武宗亂政之謎
明武宗名朱厚照，年號正德，是明朝曆史上最著名的荒唐皇帝，其貪玩程度在中國的上百位皇帝中無人能出其右。明武宗生來就貪玩好武，從小就對各種各樣的遊戲和運動十分入迷，幼年時就常到宮中的蹴園亭玩蹴鞠，年歲稍大後又醉心於騎馬射箭，每日不得消停。不過他的父親明孝宗非但不予以製止，反而還大加讚賞，以為他有尚武精神，“安不忘危”，卻沒想到這隻是小孩子貪玩罷了。
明朝的皇帝大多短命，這與他們為追求長生不老而大量服食丹藥有關，孝宗也不例外，36歲就死了。於是明武宗14歲時便已經登基當上了皇帝。
這個14歲的少年有了君臨天下的權力，玩起來便也更加放肆。當時的大臣就常看到退朝後的少年天子在大批帶刀披甲、臂架獵鷹的宦官簇擁下，從皇城疾馳而出的場麵。
不久，武宗又對市民的生活大感興趣，於是傳令在皇宮內設立市場，建了許多商店，讓宦官扮成買賣人模樣，端著算盤，極認真地在那裏討價還價，還特意派出市正做調解工作，而自己則扮成富商，買進賣出，以此取樂。也許是覺得富商的生活應該更加豐富多彩，武宗又讓宦官在市場中開設了許多的酒肆、妓院，讓宮女扮成妓女。自己則挨家進去喝酒、聽曲。當然，既然是進了妓院，**樂也是必不可少的。於是，皇家後宮就這樣讓明武宗改造成了“紅燈區”。
隨著年齡的增長，武宗開始覺得皇宮裏還不夠好玩，便帶著宦官溜出皇宮，到民間微服私訪。他經常在夜間闖入百姓家中逼女子作陪，遇到中意的還要帶回宮去，搞得百姓怨聲載道。少年天子的微服私訪竟然變得與采花大盜的所作所為沒有區別。
身為明朝最能玩的皇帝，每日眠花宿柳仍然遠遠不能讓武宗感到滿足，於是他索性在皇宮內玩起了軍事訓練的新把戲，弄得皇宮中炮聲震天，把京城裏不明原委的老百姓嚇得半死。
中國的皇宮都是土木結構，武宗為了放炮竟在皇宮中貯藏了大量火藥，結果百密一疏，終於把皇宮點著了，竟將皇帝的寢官--乾清官燒得幹幹淨淨。皇宮著火時，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當明武宗看著乾清宮的衝天大火和火藥不斷爆炸激起的火花，竟然對身邊的人說：“是好一棚大煙火也！”朱元璋如果地下有知，聽到這句話，大概也會被這位不肖子孫活活地再氣死一回。
武宗的胡鬧自然引來大臣們的不滿，他們紛紛上書勸諫。武宗玩興正濃，哪裏聽得進這些規勸。為求耳根清淨，他建立了豹房，在裏麵安置了許多的樂戶和美女，自己三天兩頭住在豹房，日夜**樂。至於上朝，則每月去一兩次應付一下，開始跟大臣玩起了消極怠工。
自幼便醉心於騎馬射箭的武宗長大以後依然樂此不疲，打獵是他展示自己才華的大舞台，不過這還無法讓他過癮，戰場是他最向往的。為了讓自己有機會率軍出征。武宗實施了中國曆史上最荒唐的任命。
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武宗下詔任命朱壽為“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到宣府、大同、延綏去巡查西北部邊境。正當朝中大臣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搞不清哪裏冒出個朱壽時，武宗卻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的身份大搖大擺地率軍出京了。
這次出巡還真讓武宗體會了一次戰場的感覺，正當他出巡時，韃靼小王子帶領五萬大軍南下騷擾，心血**的武宗急忙親自帶兵趕到應州去迎戰。不料沒等他趕到，韃靼就退兵了。
心有不甘的武宗督軍窮追不舍，總算追上了一小股韃靼兵，結果以死傷數百人的代價殺死了十六名韃靼士兵。武宗認為打了大勝仗，心滿意足地命令金鼓齊鳴，凱旋回京。
回到京城，他神氣活現地對百官說：“朕在前線親自斬殺了一敵兵，卿等知道嗎？”這時，他還要讓吏部加封朱壽為太師，並要再次派朱壽到京郊和山東巡查。大臣見武宗如此胡鬧，皇帝不當竟化名當將軍，太有失體統，便聯名一百多人上奏勸諫，試圖阻止武宗的胡鬧行為。武宗聽說大臣聯名勸諫，不由大怒，下令將這些大臣撤職的撤職，廷杖的廷杖。不過，大臣們的屁股沒有白白挨打，他們的勸諫總算掃了武宗的興致。
正德十四年(1519年)，由於武宗荒於政事，寧王朱宸濠便趁機起兵發動叛亂。對於國家內部發生叛亂，武宗不僅不著急，反而大喜，因為這正好給了他一個南巡的機會。於是他又打起威武大將軍朱壽的旗號，率兵出征。不料大軍才走到半路便接到叛亂已經被王陽明平定的報告，不過這個消息絲毫沒有降低武宗的興致，他又親自導演了一出鬧劇。他下旨將朱宸濠釋放，然後再由自己親自將他抓獲，然後大擺慶功宴慶祝自己平叛的勝利。
其實武宗南巡的真正目的是要到江南遊玩，南下平叛隻不過是一個幌子。現在既然平叛成功，武宗便心安理得地留在江南肆意玩樂。一天，他親自駕著漁船在江上打魚，正玩得興起時不慎跌入江中，差點被淹死。
隨從們七手八腳地將他從江中撈起，才沒有命喪江南。但是，受了這一次的驚嚇，再加上當時已經是九月天氣，江水寒冷，而武宗又早已被女色耗盡了身體，自此便開始生病，而且這一病就再也沒有痊愈。
沒了玩興的武宗匆匆離開江南。然而回到京城之後的他仍不收斂，照舊縱情荒**，身體日益虛虧，雖然太醫們盡心治療，還是沒有挽回武宗的生命。數月之後，武宗病死於豹房，年僅30歲，荒唐皇帝的短暫一生就這樣結束了。
據史書典籍記載，武宗一生所建實無，所毀多有，貪杯、好色、尚兵、無賴，所行之事多荒誕不經，為世人所詬病。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
近些年來，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其一，明武宗朱厚照在後世人眼中之所以是十足的壞人一個，隻是因為繼位為帝的不是他的兒子，而是以藩王人大統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對武宗既沒好感，也沒直接的血統關係，在此前提下，後朝貶抑前朝以凸顯繼位天子之聖明，實是理之當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實錄》的編撰中令史臣多錄其惡，絲毫不“為尊者諱”，甚或添油加醋，無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魚肉鄉裏之行徑，一古腦都寫在武宗賬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
其二，即使是史書所錄，也常常矛盾百出，互相抵牾，到底哪一個是真正的武宗，尚需後世讀者、史家仔細辨別。
如，《武宗實錄》正德十四年載，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諫武宗飲酒過量，疏後附有史臣的一段話：“上嗜飲，常以杯杓自隨，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權亂政，又常預備瓶罌，當其既醉而醒，又每以進。或未溫，也輒冷飲之，終日酣酗，其顛倒迷亂，實以此故。”--簡直是個酒徒、醉漢！
同是《明實錄》，講到不久後武宗巡視西北邊，沿途行軍時的情景說：“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裏，上乘馬，腰弓矢，衝風雪，備曆險厄，有司具輦以隨，也不禦。閹寺從者多病憊弗支，而上不以為勞也。”
既然是終日受到群小擺布、隻知沉湎於酒的愚人，怎麽又成了一個孔武有力、衝鋒陷陣的英雄皇帝？
其三，武宗雖然不入大內，但是仍時常上朝聽政，批答奏章，決定國家重大事件。不願上朝時，就通過司禮監傳達自己的聖旨，命內閣執行。即使他遠在宣府的時候，雖說大臣不許前來，但還是特別強調，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說，武宗雖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點也不糊塗。
其四，武宗處事剛毅果斷，彈指之間誅劉瑾，平安化王、寧王之叛，大敗蒙古王子，且多次賑災免賦，這些都是正德年間大事。而且，他在位時臣下仍有不少賢才，也從側麵反映出這位帝王治下總體上仍有可稱道之處。特別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萬人抗擊蒙古軍取得軍事上的勝利，這與英宗率五十萬大軍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語。此後蒙古軍長時間內不敢犯邊，便是這次戰鬥成果的直接證明。而且在這場戰鬥中，武宗親自部署，戰術正確，指揮得法，體現了較高的軍事指揮才能。應州之役，也成為武宗一生中最為光彩的時刻。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卻很難看到一個完整的武宗。其實，明代自英宗以來，國勢漸弱，如果武宗能夠兢兢業業，盡心盡力，完全有可能做一代明君而成為中興之主，功垂史冊；但他恣意妄為的行徑卻為後人所訾議。
幽幽青山綠水間，康陵中靜靜地安息著武宗。對於他充滿浪漫色彩的一生，是非可否，後人依舊會不斷地評說下去。
“壬寅宮變”真相之謎
“壬寅宮變”震驚了皇宮上下，人們實在難以想象宮女竟然有謀殺皇帝的膽量，於是追尋作案動機、擒拿幕後黑手便成為案發後的首要任務。
事發之後，楊金英等16名當晚值班的宮女全部被抓起來，並受到嚴刑拷打。
她們很快就供出了試圖弑君的主謀元凶。宮女們一致指認是寧嬪王氏為策劃者。那麽，一個妃子為什麽會謀殺皇帝呢？
說到底，根源仍在嘉靖皇帝本人身上。這裏必須簡單介紹一下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名朱厚璁，是武宗朱厚照弟弟興獻王的長子。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照因為長期的荒**無度而死，死時僅30歲，沒有留下子嗣。
於是就在皇太後和當時的內閣首輔楊廷和的商議下，立朱厚璁為帝，史稱明世宗。
嘉靖皇帝登基之初頗有作為，革除了很多正德年間的弊政，並誅殺了朝中的奸臣錢寧、江彬等人。當時朝廷上下都認為碰到了少有的聖君，可以大有一番作為。但是好景不長，很快嘉靖皇帝和大臣們之間就產生了嚴重的矛盾，這就是有名的“大禮議”之爭。
原來，嘉靖皇帝是以明武宗嗣子的身份當上皇帝的，因此他繼承的是武宗的江山和血脈，這是中國封建正統倫理所十分講究的名分問題。可是，嘉靖皇帝在即位六天之後就變了卦，下詔讓大臣們討論如何才能給自己已故的親生父親興獻王封上皇帝的尊號。
對於這件事，朝中大臣認為是關係天下的根本問題，所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等百官都極力反對，並出現了60多位大臣聯名抗議的事情，對此皇帝一概殘酷對待。事情僵持得不可開交，大臣們雖然對抗不過皇帝，但也因此導致君臣之間的不和，此事一直鬧騰了20多年才消停。
經過此事，嘉靖皇帝開始荒於朝政而沉迷於荒**之事，縱情於女色之中。特別是他即位近十年後，仍沒有生下兒子，讓他很著急。恰巧在這個時候，有個叫張孚敬的大學士說古時候的天子在立皇後的同時，還要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禦妻，這樣才會有很多的後代。他向嘉靖皇帝建議說，“皇上年富力強，更應該廣求淑女，為將來有更多的後代打算。”
這正對了嘉靖的心意，既可以滿足他的色欲，又提高了生子的幾率。所以他就下旨廣選天下的淑女，使得後宮佳麗越來越多。隻是紅顏易老，隨著皇帝的喜新厭舊，後宮妃子之間不斷發生各種各樣的衝突，這當中就涉及了“壬寅宮變”中的幾個女人。
那麽，這些人都有誰呢？
嘉靖皇帝前後共有過三位皇後，第一位皇後陳氏在嘉靖帝還沒有即位時就是王妃，隻是為人性情冷僻、不苟言笑，受到了冷落。有一天，已經懷孕多日的陳氏與嘉靖坐在一起閑聊，張氏、方氏兩個妃子走了進來。嘉靖對張妃十分喜愛，惹得陳皇後吃醋，將杯子投到地上，結果觸怒了皇帝，被大加嗬斥。結果，驚嚇過度的陳氏流了產，大病一場死去。
第二位皇後就是那位張氏。陳皇後死後，張氏被立為皇後。後來張氏紅顏漸老，皇帝開始漸漸疏遠。嘉靖十三年(1534年)，明世宗找了個借口廢掉了張氏。
第三位是方皇後，她與前兩位皇後一樣都沒有生育。可以想見，隨著歲月的流逝。嘉靖皇帝很快對方皇後也漸漸產生厭倦，這很自然引起方皇後對其他妃子的怨恨。這也將釀成了下麵的端妃曹氏蒙冤而死的悲劇。
而事變的主謀寧嬪王氏曾為嘉靖帝生了一個兒子，按慣例她應該由嬪晉為妃，但不知為什麽，她並沒有受到晉封。因此有人在分析此案的起因時提出，王氏就是由此而心懷不滿才策劃謀害皇帝的。
受“壬寅宮變”牽累的端妃曹氏，長得非常漂亮，深受嘉靖皇帝的寵愛。可以說，自從有了端妃，皇帝就連每天的早朝也不上了，整日在後宮與端妃飲酒尋歡。而端妃因受皇帝的獨寵而受到了王氏的嫉恨。所以，當王氏被招供出來之後，出於報複端妃，王氏便將她也拖下水，硬說端妃是此事的同謀。而事情發生後，嘉靖皇帝本人一直處於昏迷之中，宮中的事務都由方皇後處理，於是方皇後就代替皇帝下令，將一貫與自己不和的端妃還有王氏等20餘人統統處以淩遲。據說在臨刑的時候，端妃曾經大聲呼喊冤枉，罵王氏誣陷自己。那麽，這次事變的主謀真的是寧嬪王氏嗎？
後世史學家們對“壬寅宮變”發生的主要原因，持有不同的意見。對於王氏主謀加害皇帝的說法，就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王氏沒有理由指使宮女們殺死嘉靖帝，因為作為一個生有皇子的妃嬪，為了爭寵而冒這麽大的風險是沒有必要的。而十幾位宮女為爭寵而不顧生死謀害皇帝，這種可能性也不大。那麽，“壬寅宮變”的真相到底什麽呢？
第一種觀點認為，“壬寅宮變”是由於嘉靖帝為煉製長生不老的丹藥，酷虐宮女所致。
嘉靖即位不久，采納朝臣的建議廢佛，下令撤除京城佛寺。在廢佛的同時，他開始信奉道教。嘉靖五年(1526年)，道士邵元節受召入京，進獻“立教主靜”之說，被世宗稱為“真人”。邵元節死後，方士陶仲文因進獻**壯陽藥得到皇帝的寵愛。被授予“神宵保國宣教秀士”稱號。嘉靖貪戀女色，縱欲無度，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而愈是這樣，他就愈是迷戀道教仙術，搞所謂的“采陰補陽”，既滿足了色欲，又可求長生不老。一些方士、佞臣，都是通過進獻房中藥或煉丹藥而大受嘉獎和大發橫財的。
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進獻各種各樣的長生不老丹及房中藥的風氣，流行於大江南北。
各種資料表明，事件發生前，宮女們並沒有做錯什麽事情，既無大錯而又鋌而走險，推察情由，則很可能與嘉靖帝日常的煉製丹藥有關。
當時進獻的煉丹藥可謂五花八門，其中以八十八歲的南陽方士梁高輔進獻的“紅鉛丸”最為著名。它用七七四十九名童女的第一次月經為主料，再加其他藥物精心煉製而成。據說，這些藥物不僅能增進陛欲，而且能強身健體。另有“秋石”，是去掉頭尾的童子尿煎製而成。還有‘含真餅子“，即嬰兒出生時口中所含的血塊。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在”壬寅宮變“兩年前，宮內這種煉丹之風達到了極點。
為了準備製藥，嘉靖一朝多次專選尚未初潮的十三四歲的少女進宮，每次多達數百人。她們既是製藥的原料，又是嘉靖帝的泄欲工具。專選來的宮女不得進食，而隻能吃桑葚，飲露水，以保持身體潔淨。所以，被征召入宮的少女們都苦不堪言。
為了采足煉丹原料，太監們秉承皇帝的旨意，如狼似虎，強迫宮女們服食催經下血的藥物，輕則損害身心健康，重則造成失血過多甚至血崩，許多人因此喪命。此外，為了防止泄露煉藥的秘密，甚至可能殺掉取過血的宮女滅口。可以推測，楊金英等人親眼目睹了宮內姐妹們飽經殘害，而這種類似的災難早晚也會降臨到自己頭上，因而才決定拚死一搏。與其被虐殺而死，倒不如與這個昏君同歸於盡。
不過，按後宮等級，除皇後外，以下是妃、嬪、貴人、常在、答應等，楊金英的身份已是”常在“，肯定不是經血未來的少女，采藥製藥同她沒有直接關係。那麽，她為什麽要帶頭弑君呢？難道她真有滿腔正義，一股豪情，為天下受害的小姐妹申冤、報仇？即便如此，又哪能得到十幾個人的同時響應呢？十六個人同時動手，肯定有她們共同的利害，可見，其中還有未知的隱情。
第二種觀點認為，是寧嬪王氏首謀發動這次宮變的。
據說，朱厚熄自嘉靖元年大婚後，身體很虛弱，經常氣喘、咳嗽，直至嘉靖九年(1530年)還沒有孩子。嘉靖十年(1531年)，皇帝在宮中欽安殿建壇求嗣。起初，以禮部尚書為監禮使，文武大臣輪流值班進香，一直沒有效果。到嘉靖十五年(1536年)，請道士邵元節等主持祈壇。事情也是巧合，當年，後宮妃嬪就生了男孩，以後又生了好幾個孩子，這就是邵元節一直受到皇帝信任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寧嬪王氏也在這一年為嘉靖生了個兒子，按慣例，她應該由嬪晉升為妃，可是不知為什麽，嘉靖沒有晉封她，完全忽視了她和兒子的存在。同時，端嬪曹氏原來與她同級，因為長得漂亮，深受嘉靖帝的寵愛，隻生了一個女兒，就馬上晉封為端妃。因此，寧嬪王氏心存不滿。她瞅準了嘉靖夜宿寵妃曹氏宮中時，指使楊金英等宮女將皇帝勒死以作為報複，同時，還可以一股腦地把責任推到曹氏身上。
這一說法，大抵是根據一般宮闈鬥爭的邏輯所進行的猜測，但號隋理不符。因為，一個已經生有皇子的妃嬪，為了爭寵或爭地位而殺死皇帝，實在沒有必要。古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皇帝老子死了，你孤兒寡母，”寵“又從何而來？再說，這是一個注定的敗局，勝亦母子雙亡，敗亦母子雙亡，如果不是自身危亡在即，絕不會出此下策。而且，十幾位宮女為主子爭寵而謀害皇帝，而且態度如此一致，可能性實在不大。
第三種觀點，依正史所載，此次宮變，牽涉到一妃一嬪，可能是政治鬥爭在宮內的反映。
如前所述，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代表的一方，主張嘉靖尊重明朝的皇統，稱自己生父興獻王為叔父，而尊武宗之父明孝宗為父。而以張璁等人為代表的另一些大臣，則迎合嘉靖帝私意，主張以興獻王為皇考，孝宗為皇伯考，做到繼統而不繼嗣。明廷上下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一場史稱”大禮議“的激烈爭論，延續多年。這場鬥爭表麵上是禮儀之爭，而實際上，掩蓋著朝臣與皇帝、朝臣各派係之間的激烈權力鬥爭。
壬寅宮變，發生在”大禮議“以嘉靖帝的勝利宣告結束之後，而且涉及一妃一嬪，因此，估計與”大禮議“有關，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利用妃嬪除掉嘉靖帝的結果。
但是，端妃和寧嬪有何政治背景，為何願意冒著生命危險來為”大禮議“的失敗者除害，史上並無記載。因此，也隻是一種揣測，聊備一說。
第四種觀點認為，這次宮變是由於嘉靖喜怒無常，任意虐殺宮女所致。
據曆史資料記載，嘉靖性格殘暴不仁，喜怒無常，果於刑戮。對待臣下如此，對後宮從皇後到宮女亦不例外。《明史·後妃列傳》載：帝與陳後並坐，張、方二妃進茶，嘉靖帝見張妃手如凝脂，便握手把玩。陳後看不慣他好色的醜態，憤然擲杯於地，嘉靖便雷霆大發，陳氏受驚墮胎而死。陳氏死後，嘉靖立順妃張氏為後，開始時寵愛有加，後來因為一件小事，一怒之下又廢了張氏，改立德妃方氏為後。方氏在壬寅宮變中對嘉靖有救命之恩，但她處死了皇帝的寵妃曹氏。嘉靖病痊後，憶起端妃的情愛，對人說：“端妃，我所愛，應該沒有害我之心。”從此遷怒方皇後，開始與她不和。清人對此詠道：
無端事變起宮闈，全仗長秋息禍根。
豈料頓忘宗社限，翻然病已憶端妃。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方皇後寢宮失火，世宗故意不下令救火，結果方皇後被燒成重傷，嘉靖也不去看望，直到方皇後死後，他才記起皇後畢竟對自己有過救命之恩，便諡她為“孝烈”。
對皇後都恩薄如此，對出身低微的宮女宮婢，嘉靖當然更不看在眼裏。朝鮮史書載，嘉靖雖然貪色，但宮人隻要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從不寬恕，痛加責打，因此多達兩百多位宮女被打死。這種非人的待遇，使宮女們蓄怨積苦，適逢這群宮女中的一些人又犯有過錯，有待責罰，與其被活活打死，不如拚死一搏。仔細推究，此說較為有理。隻有這種共同的切身利害，反正是死的決心，才有可能促成這場必死無疑的宮變。
但由於這群宮女的身份過於微末，十六條生命，未能在茫茫的曆史大海中泛起一星浪花，留下一點線索，這才引起後世文人無窮的揣測，無盡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