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方人利瑪竇來中國傳播天主教，他的到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經驗豐富的傳教士
兩千年來，中國的學術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接觸一共有兩次，一是魏晉時期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紮根，並最終被改造成在中國傳播最廣泛的宗教之一。第二次就是在明清之交，中國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另一個高峰期，大批耶穌會教士來到中國傳播“天學”，對於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積極作用。利瑪竇就是這些傳教士中最著名的一個。
利瑪竇於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出生於意大利的一個旺族家庭，從少年時代開始就進入本城的耶穌會學校學習，成為天主的忠實仆人。十六歲的時候，他披送到羅馬學習法律，同時仍在耶穌會主辦的學校裏繼續學習哲學和神學，他的興趣廣泛，又學習了諸如天文、數學、地理等多種知識。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正處在迅速上升階段，新航路的開辟、地理大發現、科學技術的發展，到處都是一派嶄新的景象。歐洲的各基督教團體也急欲使亞洲等地區成為新興的“福音”之地，因此都積極的組織遠東傳教團到遠東傳教，利瑪竇就是其中的一員。他自願加入傳教團體，於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受命前往印度傳教：在葡萄矛候船期間，他進入耶穌會士訓練東方傳教團的中心高因利盤大學短暫學習。至此，他已擁有了豐富的神學、哲學、曆史、自然科學知識。
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三月，利瑪竇從裏斯本出發，同年九月中旬到達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了四年後，耶穌會負責東方教務的視察員又改派他到中國開辟新的傳教地。當時中國還是從未有過西方文人涉足過的處女地。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年底，利瑪竇從果阿出發，經曆了長時間的航行終於到達了當時被葡萄牙占據的中國澳門地區。
初獲成功
在利瑪竇之前，耶穌會傳教士為了進入中國已經進行了長期艱苦的努力，但是直到這時為止，因為中國的極度自閉，仍然沒有什麽顯著的進展。
第一個到達廣東沿海試圖進入中國境內的西方傳教士是方濟各·沙勿略，盡管他做了種種努力，但終其一生，足跡也僅到達距廣州不遠的上川島，沒能跨上大陸本土。直到利瑪竇來到後，才開始稍稍打開僵局。他們有時可以獲準隨著在澳門居住的商人的船隻到岸上小住，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利瑪竇和另一個神父羅明堅獲得批準一起來到廣東肇慶，著手建立在中國大陸的首個根據地。盡管得到了當地官員的支持，但當地士紳百姓的抵觸情緒仍然非常大，常常有人會突然闖進他們居住的院落，隨意砸爛東西。雖然地方官也出麵製止，抓了一些為首的人，但是成效還是不大。
麵對這種惡劣的環境，神父們采取了緩和矛盾的辦法，盡可能的研習中國文化，將基督教的教義融合進中國的古代經籍之中，從《中庸》、《詩經》、《周易》、《尚書》等書中選取有關“帝”的條目，將之等同於西方基督教義中的天主，這樣可以使中國人更加容易接受。為了吸引中國人的目光，利瑪竇還公開展覽西方先進的機械製造產品和科技成果，如鍾表、三棱鏡、聖母像、地圖等。這些在西方原本十分普通的物品，在那時的中國卻成了極為貴重的東西，中國的士大夫們對這些物品都表現的愛不釋手，於是有時為了傳教的需要，利瑪竇就把這些東西當作禮物送給中國官員，每一個接受禮物的人都很感激，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為了適合中國人“中國是中央帝國”的觀念，利瑪竇還改變了世界地圖在西方的原始麵貌，使中國剛好位於地圖中央。這些都引起了中國人的濃厚興趣。漸漸的，利瑪竇的住宅變得門庭若市，許多知名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員都慕名找上門來。他還利用在國內的所學知識，製造天球儀、地球儀，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了西方先進自然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者。他也學會了與中國士紳相處的技巧，他頌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兩種哲學觀念，並用西方的鍾表、地圖等先進科技產品作為“敲門磚”，敲開了貴族、官員的大門。他們在肇慶建立了中國大陸的第一座教堂，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南昌傳教成功
但是，阻撓西方傳教士的勢力非常強大，中西方兩種文化對抗激烈，以至於利馬竇等人無法繼續在肇慶立足，當地官員因害怕惹禍上身放棄了對傳教士的支持。利瑪竇不得不放棄這個基地，另外挑選了一個繁榮的小城市韶州，在粵北建立了又一個傳教中心。利瑪竇的辦法是徹底的中國化，他穿儒服，興建中國式的教堂，但是韶州的反傳教士事件依舊層出不窮。利馬竇又想到南京謀求發展。但一個外國人除非進貢，根本無法在北京和南京這兩個都城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瑪竇離開南京。利瑪竇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他與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後裔建安王和樂安王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換“天主”的概念。
他深入中國人的文化之中，旁觀儒生的祭孔活動，與達官貴人關係良好，惟一的改變是他開始在受邀參加官員、文人的集會上公開宣揚基督教義和西方的風俗習慣，分發彩繪聖像，每當這時常常會引起激烈的辯論。一部分較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中國文人也開始對新的宗教哲學感興趣，基督教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瑪竇帶領部分隨行人員第二次向北京進發，在經曆了太監馬堂的惡意阻撓之後，他們終於通過支持他們的官員的努力，獲得了萬曆皇帝的允許，直接到皇宮晉見皇帝本人。
北京傳教
萬曆皇帝對利瑪竇的禮物興趣十足，他特別在皇宮內為自鳴鍾蓋了一座鍾樓，並詳細詢問西方的風俗人情。為了使自鳴鍾能夠正常無誤的運行，皇帝破例允許神父們在北京長期居住，一旦自鳴鍾發生故障時就可以迅速進宮修理。明政府還每隔四個月給他們發一次津貼。
利瑪竇從此開始了他在北京的傳教活動，他們的足跡上至達官貴人的府邸，下至窮鄉僻壤，大量發行教義的宣傳物。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時，耶穌會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啟、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禮入教。
三年後，利瑪竇因病在北京去世，萬曆皇帝專門命人在北京撥出一塊墓地安葬利瑪竇，他至今依舊長眠於北京阜成門外。利瑪竇之死並沒有停止傳教士們傳教的步伐，天文、曆法、地理、醫學、水利各種西方學術著作被翻譯到中國，利瑪竇本人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測量法義》，與李之藻合譯《渾蓋通憲圖說》、《同文算指》等書，帶給中國人新的思維方式。
中國的文化也借由傳教士之筆傳到歐洲，影響所及使得法國啟蒙思想家、百科全書派的文化大師認為中國是理想的樂園。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斷，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燦爛的一頁，直到清初乾隆實行嚴格的鎖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