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於應天府（今江蘇南京，即皇帝位，是為明太祖。明朝建立之初，官僚機構設置基本沿襲元朝，於中央設中書省，由左右丞相（初稱相國）總理禮、兵、刑、工六部事務。地方則設行中書省，總理地方軍政事務。另於中央設禦史台，為監察機構。
朱元璋在認真總結元朝滅亡原因時，認為“委任權臣，上下蒙蔽”〔1〕是導致元朝統治衰敗的重要根源。為此，他著手對所承襲元朝的現行官製進行重大的改革。
洪武九年（1376），強化明朝統治的改革首先從削弱地方權力開始。朱元璋下令撤銷行中書省，罷免平章政事及左右丞，而將全國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個布政使司以及南京直隸區，共計13個行政區劃，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置雲南布政使司（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原北平布政使司治所］，後遂改北平布政使司為北京直隸區，尋複增置貴州布政使司，於是便為兩直隸區、十三布政使司），簡稱布政司。於布政司分置承宣布政使，職掌地方民、財兩政；提刑按察使，職掌地方司法刑獄；都指揮使，職掌地方軍事防務。三職互不統屬，各自直屬朝廷有關機構。三職合稱“三司”，將原來無事不統的行省權限，分為軍、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以此避免地方官長的事權專擅，利於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和集權。
布政使司區劃之下，簡化為府（或直隸州）、縣（或屬州）兩級，分設知府、知州、知縣為長官，均由朝廷任免。縣以下劃分為裏甲，凡110戶編為一裏，設裏長主管錢糧之事，裏甲主管差役派征之事，裏書主管稅糧等事。裏下設甲，一甲10戶，輪流充任甲長。城鎮都市中則分坊、廂，有坊長、廂長。裏、甲、坊、廂長皆由官府指任或選派。明朝由此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十分嚴密的統治網，有效地將臣民百姓控製在網中。
廢置行中書省後，地方軍、政、財及監察司法諸權悉收歸朝廷，皆集中於中書省，於是作為總領中書省的丞相之權益發膨大，這與朱元璋的本意相悖，君權與相權的矛盾隨之突出，且日趨尖銳。朱元璋認為丞相的設置弊端尤甚，“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鑒秦設相之患，相從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國君者，其故在擅專威福”〔2〕。出於這種考慮，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謀逆”之罪，將專肆威福，招權納賄，生殺黜陟，不奏徑行的左丞相胡惟庸處死。旋即下令罷廢中書省，罷丞相一職不設，而將中書省及丞相之權分屬於六部，而令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由此形成朝廷內外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一人的統治格局，自秦朝以來千餘年的宰相製度，自隋唐以來沿襲700餘年的三省製度，終於結束於朱元璋之手。朱元璋還把廢除丞相作為“祖訓”，告誡子孫後代：“以後嗣君，其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3〕。宰相製度的廢止，標誌著中央專製集權統治的高度強化。
丞相罷置之後，朱元璋又對監察機構——禦史台進行改革。洪武十五年（1382），改禦史台為都察院，“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備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4〕。都察院設左右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左右僉都禦史，以及十三道（一布政使司為一道）監察禦史，分掌十三道，監察、檢舉各級官吏的不法行為。朱元璋賦予都察院極大的權力，“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5〕。尤其是監察禦史，雖隻是正七品官，卻“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麵劾，或封章奏劾”〔6〕，權力極大。朱元璋此舉旨在以小製大，以內製亂。此外還專設六科給事中，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成為專事六部的監察機構。理刑審獄時，都察院須和大理寺、刑部共同進行，合稱“三法司”，避免“專於一司”的弊端。
軍隊建置。朱元璋於洪武初置大都督府，由大都督節製中外諸軍。洪武十三年，又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然隻掌兵籍、軍政，不能直接統領軍隊。選授軍官之權則由兵部掌管，而調遣、發兵指揮權則握於皇帝手中。軍隊的編製為衛所，“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7〕。大體每衛5600人，置指揮使統領。每衛下轄5個千戶所，每千戶所1120人，置千戶為指揮官。每千戶下轄10個百戶所，每百戶所112人，長官為百戶。其下設二總旗，每總旗下轄5小旗，每小旗10人。府縣各衛歸各布政使司的都指揮使司管轄，其上歸統於五軍都督府。軍士另立“軍戶”之籍，且世襲，不得隨意脫籍。每逢征戰，由皇帝下旨，兵部僉發調兵之令，都督府長官則奉命統衛所兵出征。戰事結束，總兵歸還將印，兵士返歸衛所。軍製上的改革，極大地加強了皇帝對軍隊的控製。
朱元璋分置行政、監察、軍事機構，使之各自相對獨立，不相統攝，卻互為製約，其目的正在於“我朝罷丞相，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8〕。由此將朝廷內外大權獨操於皇帝一人手中，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因此得以空前強化。
與此同時，朱元璋還在其它方麵采取了諸多的加強專製統治的措施。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頒行《大明律》。《大明律》前後經曆20多年，其間朱元璋曾親自裁酌，有過三次大的修訂。律文計30卷,460條，分為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內含五刑、十惡、八議各款。《大明律》簡賅，然嚴酷無比，充分維護了君主集權的利益和需要。在此之前的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曾親自編撰並頒行《大誥》，之後又頒行《續篇》和《三篇》。洪武三十年，從中擇重選出有關條例，附為《大明律》例。其中匯集有懲治官民貪贓受賄、侵吞稅糧、偷逃賦役、流亡逃匿等案例和淩遲、梟示、族誅等重刑。這些法典的頒行，體現了朱元璋“治亂世，用重典”的治國之術。他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臣民熟視為戒”〔9〕，甚至規定《大明律》和《大誥》要作為學校的必修課程，師生必須背誦。這從法律上確定了君主的絕對權威。
為了稽查臣僚及百姓中的違法行為，特別是威脅自己皇權地位的言談舉止，朱元璋更采取公開的恐怖措施。他於即位前後，曾派遣心腹或檢校、僉事等下級官吏，偵察、打探臣僚暗地的言行，及時上報。洪武十五年（1382），改而設立錦衣衛，置錦衣衛指揮使，下屬南、北兩個鎮撫司，除負責侍衛、緝拿盜賊奸宄外，還“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太祖知之”〔10〕。錦衣衛鎮撫司設有法庭和監獄，可隨意捕人、審訊，所用酷刑，如刷洗、抽腸、剝皮、錫蛇遊等，多達數十種。錦衣衛的設置，有效地強化了君主對臣僚、百姓的控製。
與設置特務機構一樣，廷杖亦是朱元璋威懾公卿，維護皇權的一項重要措施，而且濫用無度。凡朝臣有過失，或進諫觸怒皇帝，即於殿上杖責大臣。據《明史·刑法誌》所載，朱元璋之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書薛祥等人皆被廷杖致死。不僅如此，為鞏固自己的皇權地位，朱元璋以各種罪名加害於開國功臣，胡惟庸、藍玉兩獄，受株者多達5萬餘人。翦除這些與自己同生死的功臣，“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11〕，但卻為朱元璋的獨裁徹底掃除了障礙。
朱元璋即位之初，十分重視興辦學校，自中央至地方分置國子學、州縣學、民間社學3類。洪武十五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置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學正等學官。監生分官生與民生兩種。每年由州縣學按規定名額保送入國子監，主要學習《大明律》、《大誥》、四書、五經等。結業後可直接為官。與此同時，朱元璋大興尊孔，以此作為約束臣民思想言行的手段。
不僅如此，朱元璋大興文字獄，望字生義，曲解文意，而後羅織罪名，加害於人。如浙江府學訓導趙伯寧為海門衛撰《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被認為“則”近“賊”之音而遭誅殺。常州府學訓導蔣鎮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知”，亦因“生”“僧”諧音而被殺。凡此種種，知識分子稍有不慎，即於文字上慘遭橫禍。
朱元璋在興辦學校的同時，也重視科舉製。洪武四年（1371），始設科取士。考試分3級：未入學的童生先參加州縣級考試，合格者入州縣學，稱為生員；省級考試為“鄉試”，每3年一試，中試者稱“舉人”；中央一級的考試為“會試”，於鄉試的次年進行，中試者再參加“殿試”，及第者即為“進士”。進士分3等：一甲賜進士及第，取3人，分別稱為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賜進士出身，人數不等；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人數亦不等。所有進士皆可任官。“卿相皆由此出”〔12〕。然而科舉又以“八股取士”，即規定考試專以四書、五經的文句命題，解題則以朱熹的注為依據，不允許擅自發揮。到明中葉以後，這種答題的格式便嚴格規定為排偶分股的文體，即“八股文”。“明太祖以製義取士，與秦焚書之術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13〕。自明初開始推行的科舉取士之法，極大地禁錮了人們的頭腦。
朱元璋正是通過這一係列的措施和方法，從他即位之始，逐步加強中央專製主義集權統治，最終達到高度集中的皇權統治。
注釋
〔1〕《明太祖實錄》卷五九。
〔2〕黃佐《南癰誌》卷一○《謨訓考）。
〔3〕《明史》卷七二《職官誌一》。
〔4〕〔5〕〔6〕《明史》卷七三《職官誌二》。
〔7〕《明史》卷八九《兵誌一》。
〔8〕《明律匯編全集》卷一。
〔9〕大誥·頒行大誥第四十七。
〔10〕劉辰《國初事跡》。
〔11〕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胡藍之獄》。
〔12〕《明史》卷六九《選舉誌一》。
〔13〕廖燕《二十七鬆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