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京軍總數在八十萬以上。(19)永樂時征安南，用兵至八十萬（《明史》卷一五四《張輔傳》）。正統中征麓川，用兵亦十五萬（同上書卷一七一《王驥傳》）。永樂宣德二朝六次對蒙古用兵，都以京軍為主力。到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喪沒幾盡。《明史》卷一七〇《於謙傳》說：
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心恐慌，上下無固誌。
事後一麵補充，一麵著手改革。當時主持兵政的兵部尚書於謙以為三大營的缺點，是在分作三個獨立組織，各為教令。臨時調發，軍士和將弁都不相習。乘機改革，在諸營中選出精兵十萬，分作十營集中團練，名為團營。其餘軍歸本營，稱為老家。京軍之製為之一變。到成化時又選出十四萬軍分十二營團練，稱為選鋒，餘軍仍稱老家，專任役作。團營之法又稍變。到正德時因“流寇”之亂，調邊軍入衛，設東西官廳練兵，於是邊軍成為選鋒，十二團營又成為老家了。嘉靖時經過幾次嚴重的外患，幾次改革，又恢複三大營舊製，改三千為神樞營，募兵四萬充伍。形式上雖然似乎還原，可是以募兵代世軍，實質上已大不相同了。
京軍內一部分由外衛番上京師者稱為班軍。在名義上是集中訓練，鞏衛京師。實際上卻被政府和權貴役作苦工，《明史》卷九〇《兵誌》二說：
成化間海內燕安，外衛卒在京隻供營繕諸役，勢家私占複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
修建宮殿陵墓，浚理城池，一切大工程都以班軍充役，使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20)甚至調發出征的也被扣留役使，《明史》卷一九九《鄭曉傳》記：
俺答圍大同右衛急。……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
結果使各地衛軍以番上為畏途。有的私下納銀於所屬將弁，求免入京。有事則招募充數，名為“折乾”。嘉靖二十九年（1550）職方主事沈朝煥在點發班軍月餉時，發現有大部分是雇乞丐代替的。後來索性專以班軍做工，也不營操了。班軍不做工和不在工作期間的便改行做商販工藝，按時給他們所屬的班將一點錢。到末年邊事日急，又把班軍調到邊方，做築垣負米的勞役。從班軍一變而為班工，從應役番上到折乾雇募，雖然名義上還仍舊貫，可是實質上已經變質了。
在京衛軍的情形，也和班軍一樣地困於役作。成化時以太監汪直總督團營，此後京軍便專掌於內臣。其他管軍將弁也照例由勳戚充任。在這一群貪婪的太監和紈絝的將弁統率之下，發生了種種弊端：第一是占役，軍士名雖在籍，實際上卻被權貴大官所隱占，替私人做工服役，卻向政府領餉。第二是虛冒，軍籍本來無名，卻被權貴大官硬把家人蒼頭假冒選鋒壯丁名色，月支厚餉。有人領餉，卻無人應役（《明史》卷二六五《李邦華傳》）。第三是軍吏的舞弊，軍士在交替時，軍吏需索重賄，貧軍不能應付，雖然老羸，也隻好勉強幹下去。精壯子弟反而不得收練。以此軍多老弱。第四是富軍的賄免，有錢的怕營操征調，往往賄托將弁，把他擱在老家數中。貧軍雖極疲老，也隻能勉強挨命。積此四弊，再加上在營軍士的終年勞作，沒有受訓練的機會，名雖軍士，實則工徒。結果自然營伍日虧，軍力衰耗，走上崩潰的途徑（同上書卷八九《兵誌》一）。成化末年京軍缺伍至七萬五千有奇。到武宗即位時，十二團營銳卒僅六萬五百餘人，稍弱者二萬五千。武宗末年給事中王良佐奉敕選軍，按軍籍應當有三十八萬餘人，較明初時已經隻剩十分之五，實存者不及十四萬，較原額缺伍至六分之五，較現額也缺伍到五分之三強。可是中選者又隻二萬餘人。世宗立，額兵隻有十萬七千餘人，實存者僅半。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圍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核營伍不及五六萬人，驅出都門，皆流涕不敢前。吏部侍郎王邦瑞攝兵部，疏言：
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倶稱無軍。即見在軍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冑紈絝，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明史》卷八九《兵誌》一）
到崇禎末年簡直無軍可用。《明史》卷二六六《王章傳》記：
十七年（1644）王章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為也。”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憊甚，聞炮聲掩耳，馬未馳而墮，而司農缺餉，半歲未發。
即勉強調發出征，也是雇充遊民，名為京軍，實則招募。如崇禎十四年（1641）兵部侍郎吳甡所言：
京營承平日久，發兵剿賊，輒沿途雇充。將領利月餉，遊民利剽敚，歸營則本軍複充伍。（同上書卷二五二《吳甡傳》）
積弊之極，京軍僅存空名。可是，相反地，軍官與日俱增，越來越多。洪武二十五年（1392）京軍軍官的總數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員，六十幾年後，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萬餘員，較原額加了十一倍。(21)再過十幾年，到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到八萬餘員，較原額增加了三十倍（同上書卷二十《劉體乾傳》）。正德時嬖佞以傳奉得官，瑣濫最甚。世宗即位，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至十四萬八千七百人。歲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同上書卷一九〇《楊廷和傳》）。不久又汰去京衛及親軍冗員三千二百人（同上書卷一九六《夏言傳》）。雖然經過這兩次大刀闊斧地裁汰，可是不久又繼續增加：“邊功升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勝數”（同上書卷二十《劉體乾傳》）。到萬曆時，神宗倦於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補，可是武職仍達八萬二千餘員。到天啟時魏忠賢亂政，武職之濫，打破了曆朝的紀錄，連當時人也說：“不知又增幾倍？”(22)軍日減而官日增，軍減而糧仍舊額，國家負擔並不減輕，官增則冗費愈多，國庫愈匱。並且養的是不能戰的軍，添的也是不能戰的官。到崇禎末年，內外交逼，雖想整頓，也來不及了。
從京軍軍伍的減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統可說是京軍的全盛時期。土木之變後，經過於謙一番整頓，軍力稍強，可是額數已大減於舊，可說是京軍的衰落時期。從成化到明末，則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軍的崩潰時期。在全盛時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軍是全軍中最精銳的一部分。在衰落時期，軍數雖少，還能打仗。到成化以後，京軍雖仍四出征討，卻已沒有作戰能力了。《明史》卷一八〇《曹璘傳》說：
弘治元年（1488）言：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
《劉健傳》也說：
弘治十七年（1504）夏，小王子謀犯大同。健言京軍怯不任戰，乞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明史》卷一八一）
同時的倪嶽則說京軍之出，反使邊軍喪氣，他說：
京軍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隳邊軍之功。為敵人所侮。（同上書卷一八三《倪嶽傳》）
這時離開國不過一百四十年，京軍已以冗怯著稱，政府中人異口同聲地以為不可用了。
四、衛軍的廢弛
京外衛所軍的廢弛情形也和京軍一樣。
明代軍士的生活，我們可用明太祖的話來說明，他說：
那小軍每一個月隻關得一擔兒倉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裏，他婦人家自去關嗬，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麵上打減了幾升。待到家裏（左血右巿）（音伐）過來嗬，止有七八鬥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裏再得閑錢與人。（《大誥》武臣科斂害軍第九）
正軍衣著雖由官庫支給，家屬的卻須自己製備。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顧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黃紱傳》：
成化二十二年（1486）巡撫延綏，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歎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麵目臨其上。亟預給三月餉，親為撫循。
黃紱所見的是衛軍的普遍情形，延綏士卒的遭遇卻是一個難得的例外。甚至病無藥醫，死無棺斂，《明史》卷一六〇《張鵬傳》：
鵬景泰二年（1451）進士。……出按大同宣府，奏兩鎮軍士敝衣菲食，病無藥，死無棺。乞官給醫藥棺槥，設義塚，俾饗厲祭。死者蒙恩，則生者勸。帝立報可，且命諸邊概行之。
經過張鵬的提議，才由官給醫藥棺槥，卻仍隻限於諸邊，內地的不能享受這權利。衛軍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剝削和虐待，假如有辦法，他們是會不顧一切，秘密逃亡的。
除從征和歸附的軍士以外，謫發和垛集軍是強逼從軍的。他們被威令所逼，離開所習慣的土地和家族，到一個遼遠的陌生的環境中去，替統治階級服務。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子子孫孫永遠繼承這同一的命運和生活。大部分的軍士發生逃亡的現象，特別是謫發的逃亡最多。萬曆時章潢說：
國初衛軍籍充垛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裏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裏既遠，勾解遂難。（章潢《圖書編》卷一一七）
據正德時王瓊的觀察，逃亡者的比例竟占十之八九。他以為初期經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恒產，樂於從軍。同時法令嚴密，衛軍不敢逃亡。後來政府不能約束官吏，衛軍苦於被虐待、剝削和迫於鄉土之思，遂逃亡相繼（王瓊《清軍議》）。衛所的腐敗情形，試舉數例：
宣德九年（1434）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驥言：中外都司衛所官，唯知肥己，征差則賣富差貧，征辦則以一科十，或占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明宣宗實錄》卷一〇八）
弘治時劉大夏《條列軍伍利弊疏》也說：
在衛官軍苦於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雇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宮人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於軍伴額數之外，摘發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削之費，有監收斛麵之加，其他掊克，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貧，貧者終至於絕。江南官軍每遇營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劉忠宣公集》卷一）
衛軍一方麵被衛官私家役使(23)，甚至被逼為朝中權要種田(24)。月糧既被克扣(25)，又須交納月錢，供上官揮霍。(26)隆慶三年（1569）蕭廩出核陝西四鎮兵食，發現被隱占的卒伍至數萬人（《明史》卷二二七《蕭廩傳》）。軍士無法生活，一部分改業為工人商販，以所得繳納上官。景帝即位時，劉定之上言十事，論當時情形：
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明史》卷一七六）
大部分不能忍受的，相率逃亡，有的秘密逃回原籍，如正統時李純所言：
三年（1438）十月辛未，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言：遼東軍士往往攜家屬潛從登州府運船，越海道逃還原籍。而守把官軍，受私故縱。（《明英宗實錄》卷四七）
有的公開請假離伍：
正統十一年（1446）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陸征言：天下衛所軍往往假稱欲往原籍取討衣鞋，分析家貲，置備軍裝。其官旗人等貪圖賄賂，從而給與文引遣之。及至本鄉，私通官吏鄉裏，推稱老病不行，轉將戶丁解補。到役未久，托故又去。以致軍伍連年空缺。（《明英宗實錄》卷一四一）
其因罪謫戍的，則預先布置，改換籍貫，到衛即逃，無從勾捕：
宣德八年（1433）十二月庚午，巡按山東監察禦史張聰言：遼東軍士多以罪謫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編發之初，奸頑之徒，改易籍貫，至衛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謂無其人，軍伍遂缺。（《明宣宗實錄》卷一百七）
沈德符記隆萬時戍軍之亡匿情形，直如兒戲。他說：
吳江一叟號丁大伯者，家溫而喜談飲，久往來予家。一曰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為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軍，亦隨在門外。先人語之曰：慎勿再來，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顧，令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先人駭問之，雲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細詰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來，則批回在手。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逸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因與丁做伴南旋。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雇一二男女，一為軍妻，一為解人，投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彼處戍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囊橐。而荷戈之人，優遊閭裏，更無誰何之者。（《野獲編補遺》）
衛所官旗對於衛軍之逃亡缺額，非但毫不過問，並且引為利源。因為一方麵他們可以幹沒逃亡者的月糧，另一方麵可以向逃亡者需索賄賂。永樂十二年（1414）明成祖曾申說此弊：
十月辛巳上諭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軍伍不整肅，多因官吏受賕，有縱壯丁而以罷弱充數者；有累歲缺伍不追補者；有偽作戶絕及以幼小紀錄者；有假公為名而私役於家者。遇有調遣，十無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騎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緩急何以濟事！（《明成祖實錄》卷一五七）
五年後監察禦史鄧真上疏說軍衛之弊，也說：
內外各衛所軍士，皆有定數，如伍有缺，即當勾補。今各衛所官吏唯耽酒色貨賄，軍伍任其空虛。及至差人勾補，縱容賣放，百無一二到衛，或全無者；又有在外娶妻生子不回者。官吏徇私蒙蔽，不行舉發。又有勾解到衛而官吏受贓放免；及以差使為由，縱其在外，不令服役。此軍衛之弊也。（《明成祖實錄》卷二一九）
在這情形下，《明史·兵誌》記從吳元年（1367）十月到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三年中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到正統三年（1438）離開國才七十年，這數目就突增到一百二十萬有奇，占全國軍伍總數二分之一弱。(27)據同年巡按山東監察禦史李純的報告，他所視察的某一百戶所，照理應有旗軍一百十二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結果，隻留一人（《明英宗實錄》卷四七）。
邊防和海防情況：遼東的兵備在正德時已非常廢弛，開原尤甚，士馬才十二，牆堡墩台圮殆盡，將士依城塹自守，城外數百裏，悉為諸部射獵地（《明史》卷一九九《李承勳傳》）。薊鎮兵額到嘉靖時也十去其五，唐順之《覆勘薊鎮邊務首疏》：
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牆子嶺馬蘭穀，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盡石門寨而止，凡為區者七。查得原額兵共七萬六百零四名，見在四萬六千零三十七名。逃亡二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名。又從黃花鎮起，西至於居庸關，盡鎮邊城而止，凡為區者三，查得原額兵共二萬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萬零一百九十五名。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共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薊兵稱雄，由來久矣。比臣等至鎮，則見其人物瑣軟，筋骨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惰，而無朝氣之銳。就而閱之，力士健馬，什才二三，鈍戈弱弓，往往而是。其於方圓牝牡九陣分合之變，既所不講，劍盾槍箭五兵之長，亦不能習。老羸未汰，紀律又疏，守尚不及，戰則豈堪。（《荊川外集》卷二）
沿海海防，經積弛後，尤不可問。《明史》卷二〇五《朱紈傳》記嘉靖二十六年（1547）時閩浙情形說：
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藉盡耗。
海道副使譚綸述浙中沿海衛所積弊：
衛所官軍既不能以殺賊，又不足以自守，往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反為疲癃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坐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一一《經略一·實軍伍》）
以致一衛軍士不滿千餘，一千戶所不滿百餘（同上兵部尚書張時徹語）。一遇事變，便手足無措。倭寇起後，登陸屠殺，如入無人之境。充分證明了衛軍的完全崩潰，於是有募兵之舉，另外招募壯丁，加以訓練，抵抗外來的侵略。
五、勾軍與清軍
衛所軍士之不斷地逃亡，使統治階級感覺恐慌，努力想法挽救。把追捕逃軍的法令訂而又訂，規定得非常嚴密。《明史》卷九二《兵誌》四記：
大都督府言：起吳元年（1367）十月至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餘。於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懲戒。小旗逃所隸三人降為軍，上至總旗百戶千戶皆視逃軍多寡，奪俸降革。其從征在外者罰尤嚴。
把逃軍的責任交給衛所官旗，讓他們為自己的利益約束軍士，這辦法顯然毫無效果，因為在十年後又頒發了同樣性質的法令：
洪武十三年（1380）五月庚戌，上諭都督府臣曰：近各衛士卒率多逋逃者，皆由統之者不能撫恤。宜量定千百戶罰格。凡一千戶所逃至百人者千戶月減俸一石，逃至二百人減二石。一百戶所逃及十人者月減俸一石，二十人者減二石，若所管軍戶不如數，及有病亡事故殘疾事，不在此限。（《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
洪武十六年（1383）又命五軍都督府檄外衛所，速逮缺伍士卒，名為勾軍。特派給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名為清軍。洪武二十一年（1388）以勾軍發生流弊，命衛所及郡縣編造軍籍：
九月庚戌，上以內外衛所軍伍有缺，遣人追取戶丁，往往鬻法，且又**於民。乃詔自今衛所以亡故軍士姓名鄉貫編成圖籍送兵部，然後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違者坐罪。尋又詔天下郡縣，以軍戶類造為冊，具載其丁口之數，如遇取丁補伍，有司按籍遣之，無丁者止。（同上書卷一九三）
軍籍有三份，一份是清勾冊（衛所的軍士逃亡及死亡冊），一份是郡縣的軍戶原籍家屬戶口冊，還有一份是收軍冊。衛所的軍額是一定的，衛軍規定必須有妻，不許獨身不婚。(28)父死子繼。如有逃亡缺伍或死絕，必須設法補足。補額的方法是到原籍追捕本身或其親屬。同年又置軍籍勘合：
是歲命兵部置軍籍勘合，遣人分給內外衛所軍士，謂之勘合戶由。其中間寫從軍來曆，調補衛所年月，及在營丁口之數。遇點閱則以此為驗。其底薄則藏於內府。（《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五）
這兩種製度都為兵部侍郎沈溍所創。《明史》曾對這新設施的成效加以批評：
明初衛所世籍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沈溍所定。然名目瑣細，簿籍繁多，吏易為奸。終明之世頗為民患，而軍衛亦日益耗。（《明史》卷一三八《唐鐸傳》）
實際上不到四十年，這兩種製度都已喪失效用了。不但不能足軍，反而擾害農民。第一是官吏借此舞弊：
宣德八年（1433）二月庚戌，行在兵部請定稽考勾軍之令。蓋故事都司衛所軍旗伍缺者，兵部預給勘合，從其自填，遣人取補。及所遣之人，事已還衛，亦從自銷，兵部更無稽考。以故官吏夤緣為弊，或移易本軍籍貫，或妄取平民為軍，勘合或給而不銷，限期或過而不罪。致所遣官旗，遷延在外，娶妻生子，或取便還鄉，二三十年不回原衛所者，雖令所在官司執而罪之，然積弊已久，猝不能革。（《明宣宗實錄》卷九九）
使奉命勾軍的官旗，自身也成逃軍。第二是軍籍散失，無法勾補：
宣德八年（1433）八月壬午，河南南陽府知府陳正倫言：天下衛所軍士，或從征，或屯守，或為事調發邊衛。其鄉貫姓名詐冒更改者多。洪武中二次勘實造冊，經曆年久，簿籍鮮存，致多埋沒。有詐名冒勾者，官府無可考驗虛實。（同上書卷一〇四）
政府雖然時派大臣出外清理軍伍，宣德三年（1428）且特命給事中禦史按期清軍。清軍條例也一增再增，規定得非常嚴密，軍籍也越來越複雜。嘉靖三十一年（1552）又增編兜底、類衛、類姓三冊，合原有之軍黃總冊（戶口冊）為四冊。(29)但是這一切的條例和繁複的手續，隻是多給予官吏以舞弊的機會，衛軍的缺伍情形，仍不因之稍減。
在明代前期，最為民害的是勾軍。軍士缺伍，勾捉正身者謂之跟捕，勾捕家丁者謂之勾捕。勾軍的弊害，洪熙元年（1425）興州左屯衛軍士範濟曾上書說：
臣在行伍四十餘年，謹陳勾軍之弊：凡衛所勾軍有差官六七員者，百戶所差軍旗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壯，及平日結交官長，畏避征差之徒，重賄貪饕官吏，得往勾軍。及至州縣，專以威勢虐害裏甲，既豐其饋饌，又需其財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釋之。乃詐為死亡，無丁可取，是以留宿不回。有違限二三年者，有在彼典雇婦女成家者。及還，則以所得財物，賄其枉法官吏，原奉勘合，朦朧呈繳。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之官，欲求軍不缺伍，難矣。（《明宣宗實錄》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