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從上亂到下，從內亂到外。朝堂上在掐，邊關上在掐，中原大地也在掐。就那麽點兒錢，那麽點兒人，拆了東牆補西牆，整日疲於奔命。
翻開張廷玉所撰《明史》，有一《流賊傳》，當頭一句就是：“盜賊之禍，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張獻忠極矣。”
這是說流賊問題曆來都有，到了明朝末年李自成和張獻忠起義，發展到了極端，史無前例。為什麽會是“史無前例”，張廷玉也做了分析：明朝自神宗棄政、熹宗近閹共數十載以後，國家命脈早已斷絕。等崇禎即位，大臣們結黨朋比的局麵已經發展完善，國家的財政物力已經消耗殆盡，法令不行，綱紀敗壞，邊疆混亂。雖然崇禎帝銳意治理，但是常常在一些問題上搖擺不定，不單單是在“先攘外還是先安內”的問題上搖擺，也在對於流賊是安撫還是剿滅上搖擺。為了重新嚴明法紀，崇禎帝對於賞罰也是過於嚴明，“敗一仗而戮一將”，“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
有話說“猶豫就會敗北，果斷就會白給”，其真正的問題在於，明末的局勢已經不具備容錯性了，任何一個不當或錯誤的決策和執行都會被放大，進而帶來嚴重的問題。與此同時，正確的決策和執行卻很難再得到優厚的收益。
江河日下，其勢終不可當也。此時的救國就好比進了ICU了，想到平時沒注意健康，等癌症擴散了想著沒早點兒治了。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前人造孽，後人承擔。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苦不苦，興亡還不是影響最大的，“百姓”才是重點，跟“苦”掛鉤的從來不是“興亡”，而是“百姓”。
大明國運日漸衰頹，年年災荒，幾個月不下雨是常事，千裏田地看不見一點綠色，中原地區餓殍遍野，百姓以樹皮為食。樹皮吃完了，又開始吃石頭，死者無數。
易子而食，這個古老而殘酷的成語，離如今的我們很遠，但離當時的中原百姓很近，多個孩子多雙筷子，少個孩子多一鍋肉湯。吃自己的孩子太殘忍，所以跟別人家交換，拿自己的孩子交換也太殘忍，所以直接偷，直接搶。
那個時候，誰都不敢把自己的孩子放出去玩，因為出去了，可能就回不來了，經常是昨天還對你笑嘻嘻的叔叔伯伯，今天就對你舉起屠刀。這不是誇張，這是寫在《明季北略》之中的，原文為：“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
天降奇荒，所以資自成也。
李自成，出身於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祖上世代養馬，屬於養殖專業戶，因此家底殷實，並不貧窮。
八歲時李自成進入私塾讀書，腦子很好使，吟詩作對都很會，而且內容大氣。比如先生出了上聯“雨過月明，頃刻頓分境界”，李自成對曰“煙迷霧起，須臾難辨江山”，很有文化。
如果就這樣下去，李自成的未來很可能是去考官，步入仕途，再不濟，繼承家裏手藝，繼續養馬。
然，好景不長，李自成的爹去世了，李家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僅沒了錢，還欠了債，不得不為同村的富戶放羊抵債。再後來，李自成又去當驛卒討生活，吃點皇糧，勉強度日。
又過了幾年，皇帝也沒錢了，驛站一撤，李自成的“鐵飯碗”摔了個稀碎，失業又欠債的他就此走上了起義的路。
關於李自成起義之初投奔的誰，不同的書有不同的記載，包括王左褂、不沾泥和高迎祥，其真實情況已經難以考證，此處取萬斯同《明史》的看法——投奔高迎祥。
高迎祥自稱闖王，手下有八闖將：一隊眼錢兒、二隊點燈子、三隊李晉王、四隊蠍子塊、五隊老張飛、六隊亂世王、七隊夜不收和八隊李自成。
高迎祥的隊伍和其他起義隊伍不一樣，這是一支有文化、有素質、有紀律的部隊，他們拒絕“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搶一把就完事兒的流寇心態。他們以文化知識為軟實力，武器裝備為硬實力，從內到外武裝自己，作戰必有準備，行軍必有規劃，誌向遠大，與同時期的同行們格格不入，因此也很快成為明王朝的眼中釘——流寇不可怕，就怕流寇有文化。
李自成的七個同事自然也都是文化人，其中點燈子據說還是個學霸，特別愛學習，每晚秉燭夜讀，因此得名“點燈子”。
出來混，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誰也不願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闖將們所稱名號皆是諢號，李自成也不例外。所以，李自成的本名並不是李自成，具體是什麽，眾說紛紜，現在也無從知曉了。
除了李自成，《流賊傳》裏還有一個張獻忠。
李自成還默默無聞時，張獻忠已經稱霸一方了，按理說張獻忠還是個前輩。
張獻忠也是延安人，和李自成同歲，從小也是在私塾學習，有些家底。估計是因為沒當上皇帝，大家要麽不關心他的文化水平，要麽說他是個粗老漢，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從小就好勇鬥狠，打死好幾個同學，人命案子一堆。總之，一切描述就是為了證明這人天生就是個當反賊的料，並且沒當皇帝的命。
張獻忠的起義之路也很不同尋常，據說是去當兵，犯了軍法，本來應該處斬，主將見他相貌奇異，就請求總兵饒他一命。饒完了，張獻忠就投了神一元的隊伍。
很多書裏，這些搞起義的，但凡是民間出來的，都有長相奇特的說法。一會兒是劉邦腿上長了七十二個黑痣，一會兒是朱元璋長了一張豬腰子臉，一會兒是張獻忠臉上有麻子、身上長黑毛，都不像人了，像妖。
這也好理解，那些造反的，若是寫得平平無奇，大家就不愛看了。一個亭長，一個要飯的，憑什麽當皇帝？這世上亭長那麽多，要飯的遍地都是，憑什麽這倆當皇帝？那必須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和其他亭長與要飯的不一樣。怎麽不一樣？首先就是奇人自有異相。
靠不靠譜呢？反正劉邦腿上有沒有七十二個痣也沒人真數過，但朱元璋從畫像看來，應該是大臉盤子，沒啥凹陷。至於張獻忠，據此推測，也不至於不太像人。
說到起義隊伍，大家心中一般會浮現出質樸的農民，麵朝黃土背朝天，過不下去了，舉起鋤頭就去幹仗了。這不假，但是也不夠真。農民，以務農為主，起義最多就帶著鐮刀、鏟子、鋤頭，這是沒什麽戰鬥力的，搶搶普通人還行，打官兵基本上不要指望勝利。造反的隊伍之所以能發揚光大，是因為裏麵有專業人士——士兵，準確來說是嘩變的士兵。
這些士兵本是官兵，自萬曆年起，頻繁被調往遼東前線，拋頭顱灑熱血，卻常常拿不到軍餉，至崇禎元年，部分地區已經三年沒發過一分錢了。三年不發錢，擱誰能扛得住？我為朝廷灑熱血，朝廷視我如草芥。不嘩變才離譜。
崇禎二年，陝西戶部侍郎南居益曾上疏，言辭迫切，說如今局勢已是危若累卵，嘩變現象已成燎原之勢。還有人稱三秦之地是國內上遊地帶，延安、慶陽等地便是關中的屏障，榆林又是延安、慶陽的屏障，一旦發生變故，延安不保，進而秦地難守，勢必天下安危難測。
很不幸地，當地官員的預言都在未來一一應驗了。
流賊猖獗的消息傳入京師，朝廷上下愕然。然而，在朝官員都視陝西為虎狼之地，沒有人願意在此刻擔任陝西三邊總督，職位一空就是好幾個月。遲則生變，吏部實在沒有辦法，推出了對軍事並不通曉的楊鶴出任該職位。
楊鶴，字修齡，湖廣武陵人，楊嗣昌的父親。作為一名左僉都禦史，他是個實打實的文人，臨時被吏部抓壯丁送往平叛前線，其結果可想而知。
一到陝西，麵對漫山遍野的流賊，這位清流文人便手足無措了。隔行如隔山，楊鶴實在是無力圍剿，隻能招撫。
朝廷為什麽要選個文人去前線呢？朱由檢為什麽會批準呢？
原因很簡單，皇帝一開始也沒想“剿寇”，他覺得麵對民眾造反，能撫則撫，如果問題沒解決，那就說明撫得還不夠，得加大力度繼續撫。
崇禎四年時，朱由檢在文華殿開會，討論流寇問題，官員上報說：“現在兵餉不足，難以剿滅。那些流寇見著官兵就跑，官兵走了又聚在一起。”朱由檢趕緊強調說：“流寇也是我的赤子，應當招撫他們，不必專門剿殺（寇亦我赤子，宜撫之，不必專戮）。”
這個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執行起來卻難以為繼，賑濟本身就需要大筆錢財，之後為了讓這些人安居樂業還需要提供更多的物力支持，比如錢糧、種子和耕牛。現在自然災害又嚴重，朝廷根本沒有資源去執行這套方案。
那在財政空虛的情況下，為什麽還要推行安撫政策呢？原因也很簡單，剿寇才是下下策。
武力圍剿不僅不能解決百姓因饑起變的問題，還會激化這一矛盾，更加大朝廷與民間的對立，何況軍費也是一筆龐大的開支。百姓吃不起飯要起義，根本問題在於吃飯，欲行仁義者是不會在此刻選擇殺伐的。無奈的是，明末吏治敗壞如此，財政空虛至此，任何的上策、下策都已經無效了，一輛手刹腳刹都已然失靈的車子必然隻能衝下懸崖，一切不過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