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會仰慕名人，會覺得別人的生活為什麽會如此豐富多彩。可是我們誰又知道：他們對欲望的追逐比我們要少很多。我們在抱怨的時候，他們已經忘掉了煩惱。我們在忙碌的時候，他們已經品茶論道。對於生活，我們要多一些感悟，少一些輕浮。稍微放鬆一下，一起去走進這些名人的世界中吧！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若論“內功”，古人恐怕誰也及不上蘇東坡。他的豪邁與豁達一半來自於生性，一半來自於非凡的經曆。
一個沒有超凡經曆的人是難有超凡的人生感悟的，一個未經風雨洗禮的心靈，也難以得到真正的升華。許多田園派詩人覺得宦海沉浮難料，世事變幻莫測，從而過起“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居生活，可是他們真的體會得出“悠然”的心境嗎？
蘇軾做到了，翻開他的放逐史，你會發現那與遊記無異。雖然他有罪在身，生計窘迫，卻還在用清新明快的文字記述遊曆，用瀟灑的筆觸題詩作文。《題西林壁》是蘇軾獲罪流放黃岡途中遊廬山西林寺時所題：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麵目，
隻緣身在此山中。
此時的蘇軾已經遠離了官場，心中是否已經洞明官場上的爾虞我詐，詭怪伎倆？是否已經看清了自己的仇人為何要處心積慮地致己於死地的真麵目？這首詩看似信手拈來，卻可以窺探出蘇軾的一點心路曆程。他雖然丟了高官厚祿，“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也別有一番情致。他的“內功”少了虛浮和華彩，增添了更多的平和與安然。
免不了要提起蘇東坡千古流芳的《念奴驕·赤壁懷古》，那一句“大江東去”讓多少人的心胸立時豪邁奔放。其中讚頌著英雄的千秋功業，又融入了詞人的淒婉之情。評論家們都認為這首詞是蘇詞造詣上的巔峰之作，是他人格上完全成熟的標誌。我覺得，這首詞更將蘇軾厚積薄發的“內功”表現得淋漓盡致。
若論經曆和資質，李白、杜甫、曹操、陸遊等都稱得上是人傑了，但他們的“內功”和蘇軾都不一樣。李白讚頌的是及時行樂的人生，一生性情放浪不羈，飄飄欲仙；杜甫畢生窮困潦倒，“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亭濁酒杯”，永遠過著憂國憂民的日子；曹操常想人生苦短，應在有生之年完成大業，雖“烈士暮年”，仍“壯心不已”；愛國詩人陸遊的一曲《一剪梅》似乎過於淒涼，“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可是蘇軾不同，“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少年公瑾已不複存在，麵對滔滔的江水，無奈地笑起了多情的自我。還是還一杯濁酒給江月，還自己一顆豁達淡然的心吧。他不特意追求什麽，也不極度地放縱享受，更不會被一時的悲傷失意所羈絆。他用豁達開朗的心胸承受著不平的待遇，淡然地過著平實的日子，並活出了人生的真諦。隨著歲月的積澱，蘇軾的“內功”越來越深厚和純真。
《前赤壁賦》中蘇子與客的一段對白最能體現出東坡的真性情了。麵對清風江月，客心中滿懷哀怨，言道連曹孟德這樣盛極一時的世之梟雄都難長久，況你我一樣“侶魚蝦而友麋鹿”的山野樵夫？客道：“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蘇子卻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嚐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就是說如果用變化的觀點看事物，天地萬物都是轉瞬即逝的；如果用不變的觀點看事物，那麽物和我都是永存的，無止境的，又有什麽值得羨慕的呢？相信所有的人都會為這智慧的辯白而心頭一震吧？
接下來的一段話更進一步，更加精彩：“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東坡不但坦然地接受了不能獲取某些東西的事實，而且又欣然地接受了造物主特別的恩賜，心存感激，有如此心性的人，怎能不永懷一顆平常心、知足心呢？在順境中，他能感恩戴德，扶搖直上；在逆境中，他亦能逆來順受，豁達從容。這恐怕就是蘇東坡何時何地都能起效的“內功”吧。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東晉後期的大詩人陶淵明可算是一個在山水田園中尋找清靜環境，以化心中憤疾的典型代表。他是名人之後，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東晉大司馬。年輕時的陶淵明本有“大濟於蒼生”之誌，可是，在國家瀕臨崩潰的動亂年月裏，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願卑躬屈膝攀附權貴，因而和汙濁黑暗的現實社會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為了生存，陶淵明最初做過州裏的小官，可由於看不慣官場上的那一套惡劣作風，不久便辭職回家了。後來，為了生活他還陸續做過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職，過著時隱時仕的生活。
陶淵明最後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過“不惑之年”（四十一歲）的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
陶淵明在做彭澤縣令時，有一天郡裏派遣督郵到彭澤縣來檢查工作。縣裏的小吏聽到這個消息後連忙去報告陶淵明。此時，陶淵明正在他的書房裏興致勃勃地讀書寫詩。他聽到小吏說督郵來檢查工作，感到十分不快，不過他還是放下紙筆，和小吏一同去會見督郵。小吏看見陶淵明穿著一身便服，非常吃驚地說：“上級來視察工作了，你作為一縣之令，應該穿上官服，束上帶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才好，你怎麽能夠穿著便服呢?”
陶淵明一向討厭依仗權勢、盛氣淩人的官僚，聽小吏說還必須穿著官服去向督郵行拜見禮，他覺得這是他無論如何都接受不了的事。他歎息著對小吏說道：“我可不願意為了五鬥米的俸祿，就躬著腰向那些人作揖打拱，做出曲意逢迎的樣子來。”說完，陶淵明不僅不去會見上麵來的督郵，而且拿出縣裏的大印和官服交給小吏，說：“督郵來了，請你把這東西交給他吧。”
就這樣，陶淵明辭掉了官職，輕輕鬆鬆地回家去了。回到家鄉以後，他仿佛就像從一個烏煙瘴氣的地方突然來到了空氣清新、陽光明媚、充滿著生命活力的花園裏，心情格外地暢快。從此一直過著雞鳴起而耕，夕陽落而息的生活，盡管生活並不寬裕，但每天與大自然相處，享受著山水的樂趣，精神上充分地獲得自由，從而得到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佳句。詩句由對山水之境的遊曆觀賞，而進入超脫的心之遊曆，從而得到一種哲學的領悟，發現了身處其間的這個世界的純真意義。
陶淵明流傳下來的詩歌大約有一百二十多首，另外還有散文、辭賦多篇。其中田園詩是陶詩的重要部分，內容描寫農村生活、田園風光和淳樸的風俗人情。如四言《時運》、五言《歸園田居》等。這些田園詩抒發了作者對寧靜閑逸生活的衷心喜愛，表現了作者淡泊曠達、安貧樂道的品格。藝術上，他追求詩歌語言樸素明潔，平淡自然，使人感到像是從“胸中自然流出”，沒有一點斧鑿痕跡，為古典詩歌開辟了田園詩的新境地。同時，詩人還寫了一些詠懷、詠史的篇章，這些詩通過對自己一生經曆中的種種感受、體驗和對曆史的緬懷，寄托詩人的社會理想，對黑暗的現實具有批判意義。與田園詩相比較，這類詩更富於政治性和現實性。陶淵明的辭賦散文 ，數量不多 ，但思想 、藝術上都有獨特的成就。像《桃花源記》、《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直到今天仍是傳誦的名作。
“幸福三絕”
“唉，活得太累了！”現今誰沒有這樣深深的疲憊？
然而，在京城，有位九十多歲高齡的老太太卻輕鬆悠閑地微笑著，用那略帶合肥口音的普通話告訴我們，做一個好人其實很容易，擁有一個幸福的人生其實也很簡單：“第一是不要拿自己的錯誤懲罰自己，第二是不要拿自己的錯誤懲罰別人，第三是不要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她笑笑，晃了晃板起的三根手指，滿臉都是返老還童的天真和曾經滄海的從容，“有這麽三條，人生就不會太累了……”
多麽樸素的心語啊！道出這“人生幸福三訣”的老太太名叫張允和。張允和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古稀老人，她甚至還被人稱作是中國“最後的閨秀”。她可是位有來曆的知識女性哩！她的夫君是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有人說：“周有光的平和寧靜與廣闊深邃，會讓你不由自主地聯想到無邊無際的大海。”她的妹夫是由她玉成美滿婚姻的大文豪沈從文。對於沈從文，史家更有斬釘截鐵的定評：“無瑕人品清於玉，不俗文章勝似仙！”而張允和本人，也曾顛沛流離，也曾死裏逃生，是人生的苦難與艱辛使她大徹大悟道出了“幸福三訣”。
“不要拿自己的錯誤懲罰自己”。捫心自問一下，人間有多少煩惱是自己同自己過不去喲！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如果一有過錯，就終目沉陷在無盡的自責、哀怨、痛悔之中，那麽其人生的境況就會像泰戈爾所說的那樣：不僅失去了正午的太陽，而且將失去夜晚的群星。
“不要拿自己的錯誤懲罰別人”，這樣淺顯的道理誰都明了，但知易行難。人們都會為自己的過錯而痛悔，但不少人痛悔歸痛悔受傷的虛榮心卻還要瘋狂地尋找能夠掩飾傷口的更大虛榮，於是，他就情不自禁地要去懲罰別人；而那些無辜地受到懲罰的“替罪羊”，或遲或早勢必都要奮起自衛。這樣“拿自己的錯誤懲罰別人”，人生豈能不累？因此，“不要拿自己的錯誤懲罰別人”，並不是一種很容易達到的境界，它需要“胸藏萬匯憑吞吐”的大器量。
“不要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許多人也許驕傲地說，這不是對我的寫照，然而我卻以為：未必！如果不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那怎麽會不時生發出這樣的一些邪念：他都敢見死不救，我又何必見義勇為；他都敢貪汙受賄，我又何必清廉自守；他都敢男盜女娼，我又何必故作清高？芸芸眾生們，誰也不要嘴硬，我們何嚐不會這樣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呀！正是這種懲罰，使我們感到活得很累。
張允和老太太那平和的微笑，以及這平和微笑裏蘊含著的多少滄桑，那樸實而平靜的心語，是讓人回想聯翩。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才無愧於自己美好的生命。不要把時間耗在爭名奪利上，不要總把“就爭這口氣”掛在嘴邊。真正有水平的人會把這口氣咽下去，因為氣都是爭來的，你不爭就沒氣，隻有沒氣你才會做好事情，也隻有沒氣你才會健康地活著，好生氣的人很難不生病。
人，為什麽隻有虛弱的時候（譬如嬰兒、老人、病人）才會珍惜生命，才懂得愛與被愛呢？命運竟是如此殘酷：我們自作聰明，自欺欺人，而上蒼冷眼旁觀，暗自發笑。
人活一輩子，隻有“開心”兩字讓人最心動。開心是一種生命的狀態，是一種寧靜的心情，是自己想開了的碩果，別人想爭也是徒勞。開心讓你忘記和別人爭名利、論是非；和別人鬥心眼兒、生真氣；和別人搶位子、奪情感……開心給你一顆坦然的心，給你一個寬闊的視野，給你一個清醒的頭腦，讓你從忙著鬥天、鬥地、鬥人，精心計算，日夜輾轉中擺脫出來，讓你明白自己的生活狀態，讓你明白自己一生到底需要什麽，讓你明白真正的幸福是什麽，在何處，如何擁抱。
開心是一種智慧。難得糊塗是開心，笑對挫折是開心，活得簡單是開心，身體健康是開心，活出自己也是開心。獲得成功要開心，失去機會也要學會想開，也要開心。
開心本身就是幸福，是幸福的最大標準，也是幸福的原本。
人在世上生活，需要經常反省
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活到95歲遐齡，多得益於他的養生之道。梁先生是大哲，岸然介守，一般人自不能相比，然而，並非不可相通或取法。特別是近來，時常看到身邊一些離退休老人，日居怏怏，苦於生活無趣無聊，往往精神委頓，於是想到了梁漱溟一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生命狀態。
梁先生養生的第一要旨是養身先需養心，即首先需在整體氣局上有一個宏觀的看法，就是人們常說的“想得開”。當然這個“想得開”，在梁先生那裏，是哲學化、體係化的一種人生見解，是參合了儒家與佛教的思想的。在他看來，“人在世上生活，如無人生的反省，則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淺，太無味了。”生活，加上“反省”，就是理性的人生，就能生活出滋味。這是儒家的倡導。
梁先生知名於他早年的“文化三路向”說。他認為，文化即生活的樣法，這可以分為三類：一種是“逐求”式的，即西方人的勘天役地，“於現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名譽、聲、色、貨、利等。一麵受趣味引誘，一麵受問題刺激，顛倒迷離於哭樂中，與其他生物亦無所異”；一種是“厭離”式的，即印度人的出世宗教。“當人轉回頭來冷靜地觀察其生活時，即感覺得人生太苦。一方麵自己為飲食男女及一些欲望所糾纏，不能不有許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麵，社會上又充滿了無限的偏私、嫉妒、仇怨、計較以及生離死別種種現象，更足使人感覺得人生太無意思。如是，乃產生一種厭離人世的人生態度”。
如果說“逐求”是限於“飲食男女”等等不能超拔，“厭離”又太消極，那麽“鄭重”式的，便是儒家執著的一種生活樣式。說它“鄭重”，是既在“不反觀自己時——向外用力”，又在“回頭看自家時──向內用力”，尤“能將全副精神照顧當下”，天人合一，聽從生命的自然安排和發揮。梁先生把這種生活樣式稱為“道德的路”，以區別於“世俗”的、“宗教”的生活之路。這個說法對不對且不說，但其中張示的中國式的生活態度是值得品味的。對生活不取逐求和厭離，而取“鄭重”的態度，“盡力於當下之生活”，且能“心裏極幹淨，無絲毫貪求之念”，這是養生所必取的一種人生境界。
其實，老年人度過人生種種關卡後，在“夕陽無限好”的晚年，大多數人是能夠領悟人生而獲取梁先生的見解的。
其次是“動”與“靜”的辯證觀。生命在於運動，這是人們熟識的基本道理。梁先生也以為“人生當時時采取主動，不要落於被動。疾病之來，都是身體落於被動而反抗鬥爭之事，吃藥又使身體在被動中，不如采取主動手段，如靜坐、習拳為好”。深居簡出，容易成為老年人的一種生活習慣；有了病，又常常依賴藥品，缺乏鍛煉身體、抵禦疾病的意識，也是一種常見的痼習。這都要不得。應該如梁先生所勸誡：“采取主動手段”，做一些適合自己的運動項目。
有人說，生命在於靜止。梁先生也是主靜的，即“一念不起，先從大腦休息入手，久之可漸漸入靜”。這對調節身心很有好處。然而如何達臻“入靜”的效果？梁先生又說：“我青年好佛，習靜坐，始終未能一次入靜，且患失眠甚重，延至中年以至六十之年，猶時時患之，後借北戴河療養院之助略有所得。”可見“靜”並非僅僅“入靜”即可，要參以一定的“動”的運動項目和活動方式。
氣功之外，梁先生推崇“誦經”。原來佛醫相通。他自己誦經，並勸友人“病中宜勤誦《金剛金》文，如不能全背誦之，則背誦其一二章節亦好。如此則雜念可減，而心境可淨可靜。生死猶晝夜耳，不必在心”。“誦經可減少煩惱而智慧開朗，要不求甚解，貴在諷誦中不知不覺掃除執著”。當然我們不必效仿，也有不信仰的自由，而梁先生以“不求甚解”相要求，也是導人以通達地麵對宗教的方法。隨著工業社會的縱深和宗教政策的穩定，很多人都在關注宗教的內在價值了。作為梁先生日課工夫的“誦經”，且不說它的宗教功用，就其養生的功用，我看應該肯定。導人以“靜”，每遇大事有靜氣，勿大悲，勿大喜……確有奇效。
梁先生日常的養生方法有氣功、十二段錦、誦經等，據其介紹，入靜可“跏趺或平臥等，取其安適舒服，隨意行之”，以“鬆靜暗示法，致全身放鬆，大腦虛靜”，至而“可任其睡去”。“入靜不必喜，尤不可事後追求再現”，須“一切放下”，此為“最要訣警省語”。內功，則“衣帶寬解，筋骨鬆弛，氣沉丹田，全身上虛下實”，呼吸吐納間，“鼻息從容自然，呼吸達於腹部”，配合入靜“以心恬靜而明惺（醒悟）為最好，乃將入於一念不起之境”。作功時不拘時地，但要“持久耐心”。此外，梁先生是一生堅持素食的。
梁先生的養生之談，都是他哲學觀念的外化形式，我們不一定去刻意效法，但應該汲取他所追求的養生境界。梁先生一生跌宕的經曆說明，人生狂狷或有時，儒釋或有時，無處不在的正是那鮮活生命的不竭流淌。
吃好睡好，幸福來找
陳立夫是當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最長壽一個人物，生於1899年，時至今日，已經跨入他人生的第三個世紀，成為一名高壽老人。
立夫老人寫過一篇《我怎麽會活到一百歲》的長文，文章開卷語寫道：“長命百歲，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達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屬於先天所稟賦、有屬於後天的保養、有災難而能逃過、有俗務而能減少。”
先天的稟賦是長壽的基礎。立夫老人稱自己一生能熟睡，且不發脾氣。二十七歲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二十九歲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三十二歲擔任組織部長，一生換過180個部門，事務繁忙，每次遇到困難，往往隻怪自己，不怪人家，所以從不發脾氣。
後天的保養是長壽的關鍵。立夫老人在他百歲華誕時，就長壽的秘訣，手書一聯，昭示世人：養身在動，養心在靜，飲食有節，起居有時，物熟始食，水沸始飲，多食果菜，少食肉類，頭部宜冷，足部宜熱，知足常樂，無求乃安。
立夫老人深諳養生之道，尤其看中後天的保養，他感慰自己，身體並不特別強壯，亦曾因膽結石及**結石，動過外科手術，其他的病亦曾生過，今居然能活到一百歲。老人回憶自己少年時在上海求學，各種球類運動均好參與，也好賽跑、遊泳、滑冰、打拳，非求勝也，乃求動也。
陳立夫在台灣的養老生活中，有兩件事最令人印象深刻。一是他每天5點鍾起床，自行按摩10分鍾，已持續了45年；三頓飯後散步，每次約走五、六百步，此舉已有20年。二是他在妻子過世後，將原本天母山上的別墅出售並捐獻給“立夫中醫院研究基金會”等公益團體，使自己成為“無殼蝸牛”。
大難的逃避是長壽的保證。老人的青少年時期，生逢亂世，身在軍界，終其一生，在煤礦下遇險4次，天空中遇險5次，地麵上遇險2次，可謂九死而一生了。
減少俗務是長壽的節能油。老人從八十歲生日起，就自訂六個“不為”原則，謝絕一切禮義俗務，且遵守不渝。
老人感謂自己：正是有以上的諸多因素，自己乃能達致百歲之年，天命亦人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