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不是皇帝，甚至也不能說是宰相。用通俗的話說，張居正沒有當過國家的“一把手”。他的角色，從“憲法”上說，就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顧問。但是，事實上，張居正卻是國家最高實權人物，他為我中華掌舵長達十年。
而且，張居正掌權的十年，是國家政局穩定的十年。有許多數字表明，張居正執政期間，是國朝少有的國庫盈餘的時代。僅僅是這一點，就很了不得！因此，無論如何，張居正的功勞是不容抹殺的。
我們中國人，對領導的要求非常低。隻要不胡作非為，執行讓老百姓自願賣命的政策——老百姓願意賣命，你讓他賣，願意到哪裏賣就到哪裏賣，就足矣！即使領導人生活上胡作非為，但是工作上還比較勤奮、比較有責任感，那就算是不錯的領導了。像朱元璋的那些不肖子孫，不是荒唐透頂——比如正德皇帝，就是懶惰庸碌——比如隆慶皇帝，根本就是爛泥巴糊不上牆，卻忝登龍位，君臨天下，自相授受！什麽辦法呢？這就是“曆史的選擇”，是正統，是合法，急死人也沒誰償命！
所以，好不容易出了張居正這樣的人事實上領導國家，對老百姓來說，算是燒高香啦！
或許正因為如此吧，後世子孫對張居正的評價，很高。比如，梁啟超就說張居正是明代唯一的政治家，中國曆史上六大改革家之一！著名明清史專家韋慶遠先生，也認為張居正執政十年，是大改革的十年。
我不完全這麽認為。依我說，張居正執政的十年，是以整頓為基調的。我認為，最準確的說法，是新政，是對高拱開創的新政的部分繼承和延續。其實，嚴格說也不是什麽新政，無非是帶領各級幹部兢兢業業工作，不像過去那些領導人胡作非為罷了。當然，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看法，甚至指責我貶低張居正。那就用事實說話吧。
按照韋先生的說法，張居正當政十年，進行了“大改革”。他列舉的“大改革”的內容是：一、整飭吏治，調整人事任免，以之作為進行改革的突破口。二、在全國範圍內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條鞭法，作為均平賦役，解決社會經濟和民生問題的基礎。三、進一步鞏固邊防，保持北疆安寧，肅清東南“倭寇”的侵擾，戡平內地的反抗活動。四、大力整頓司法紀律，反對法弛刑輕，堅持違法必究，刑期無刑。五、全麵整頓驛運，革除積弊，保持信息靈通，指揮便捷。六、大力修行水利，消除水災，保證作為國家財政命脈的漕運暢通和民生安泰。七、為“整頓士風，統一輿情”，削減科舉錄取名額和學生人數，查禁書院和講學。
仔細分析一下，以上七個方麵，是大改革嗎？除了第二方麵，其他基本上屬於整頓的範疇吧？整飭吏治，調整人事任免，幾乎是任何一個新上台的領導人都會做的，不說屬於正常的工作，至多也隻是整頓吧？
在這個問題上，被張居正推翻的前任、身兼吏部尚書的高拱，有大思路、真措施，已經著手進行整頓、改革，成效非常顯著。比如，高拱以“公開”作為防止用人腐敗的重要撒手鐧，在推薦的程序、參與人員上，都打破常規，開了先例。又比如，有鑒於科舉製度的某些弊端，體現在用幹部上，就是隻重進士出身，針對這一點高拱提出，提拔幹部要重政績，不能隻論出身，舉人同樣也可以提拔，並著手設計有關的製度。當時，張居正也極力讚成。
張居正並沒有完全繼承高拱的改革方向，更多的是從鞏固他的地位、權力的角度，對人事進行調整，高拱改革方麵的措施，基本上被張居正拋棄了。
進一步鞏固邊防，保持北疆安寧，肅清東南“倭寇”的侵擾，戡平內地的反抗活動。這，不也是任何一個政權必然要做的嗎？這個方麵，特別是在北部邊防問題上，高拱以超一流的政治家的眼光、胸懷、膽識，高超的政治手腕，開創了新局麵，實現了一百多年來都沒有實現的和平，以貿易取代了戰火。為此，高拱確實進行了軍事體製上的改革，這是與“祖製”格格不入的，是大膽而符合需要的改革。
張居正在高拱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享受了和平“紅利”，繼承了高拱的北方戰略。如果硬把進一步鞏固邊防等說成是張居正的大改革，恐怕太勉強了，說得不客氣些，這些內容，恐怕和改革扯不上邊吧？甚至可以說，在這個方麵，張居正也是有重大曆史汙點的，他徹底改變了高拱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政策，采取鐵血手段，大開殺戒，欠下了累累血債！
大力整頓司法紀律，反對法弛刑輕，堅持違法必究，刑期無刑。其實這是傳統的治亂世用重典的典型表現而已。至多屬於整頓的範疇。而且張居正發明了每個省分配死刑指標的做法，要求地方當局必須完成指標，否則就追究責任。這在當時就引起了不少議論，到現在我們也不能說這個做法是好的或者說是符合當時實際需要的，因此，怎麽可以說是改革呢？
全麵整頓驛運，革除積弊，保持信息靈通，指揮便捷。這個方麵，固然花了張居正不少精力，成效也很顯著，但是，也還是整頓的範疇，他隻是把朱元璋時期製定的、被束之高閣的製度恢複起來。如果說成是大改革，未免牽強。大力修行水利，消除水災，保證作為國家財政命脈的漕運暢通和民生安泰。首先，這也是任何一個政權都會做的，隻是重視程度、做多做少、實際效果的不同。難道修水利、消水災、暢漕運，做了這樣的事情，就可以說是改革？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張居正恰恰是沒有繼承高拱的成果，從而沒有跨出新的一步。而這一步可能帶來的曆史影響，本來必將是十分深遠的。所以，這恰恰是他應該受到批評的一個重要方麵。
事情是這樣的：漕運，是中央高度重視——不能不重視的大問題。影響漕運的最大問題是黃河的泛濫。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巨額經費，來疏通漕運，但即便這樣，水道仍然不能保證暢通。這是曆代政府非常頭痛的問題。高拱極力主張開海運，就是利用近海運送漕糧。可是，開海運，就和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相抵觸了。張居正就是這麽認為的。就是因為這個理由，張居正在和高拱合作共事、彼此還比較融洽的時候，就對高拱的開海運、開放海外貿易主張暗自抵製，他上台後，更是背棄了高拱的政策，重新執行起閉關鎖國的所謂國策。
韋先生自己也承認，“當時，開海通洋貿易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如果（像高拱所主張和推行的那樣）允許大批船隊定期從海上來往南北，客觀上必然大有助於東南各省對海外貿易線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於國內沿海的物質交流，也極有可能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居正斷然飭禁，顯然是悖乎時代發展潮流的。”他還說，“如果高拱仍在位任首輔，是絕對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政策決定的。”發展，就是這樣被政治強人給延誤的。奇怪的是，今天，我們卻在不吝筆墨地頌揚他對國家的貢獻，而忽略了這樣至關重要的“細節”，原諒了誤國者的責任！若他不推翻高拱，他那些所謂的貢獻，就是不值一提的，國家跨上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都是有可能的！既然張居正斷然關閉了徐徐打開的國門；又不允許海運，他就不得不仍然像以往的曆代政權那樣，在傳統的泥潭裏掙紮，投入大量精力來搞漕運，就是必然的了。如此看來，這哪裏和大改革掛得上呢？相比於被他推翻的前任的思路和做法，應該說，張居正是倒退了，而且是大大倒退了！
再說最後一點：為“整頓士風，統一輿情”，削減科舉錄取名額和學生人數，查禁書院和講學。應該說，這倒是張居正執政時期有突出特點的一個方麵，但是，總體上說，這個政策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過去，曆史上也有過對學風、學政的整頓，但一般多停留在口頭上，效果不彰。張居正的特點是，目的明確、措施嚴厲，不僅說了，而且做到了。像張居正這樣的讀書人出身的文官首領（皇帝另當別論），為了實行獨裁，統一思想，打擊自由言論，從而采取查禁、焚毀書院，禁止集會講學，大力削減學生名額的極端措施的領導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如果這個方麵也可以叫改革的話，那不如說“文字獄”更具有“改革”的味道！
所以，張居正的所謂大改革的七個方麵，可以說，六個方麵不應該列入改革的範疇；有的，甚至連整頓也稱不上。實事求是講，興修水利，鞏固邊防，亂世用重典等等，任何政權都要做的，做得多少而已；做到做不到而已。張居正有手腕，有能力，他做到了或者部分做到了。無疑，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說是大改革啊！至於統一思想，查禁書院，那根本就是對時代潮流的反動，更不能算改革了。
因此，對張居正執政時期的施政，盡管其中有一些重大問題，是倒退，在誤國，應該譴責。但是，總體上說，有奮發向上、振作有為的基本特點，其基本方略和手段是整頓。為了區別於以往混亂、萎靡的施政情況，稱其為新政，也還說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