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許多人之所以對張居正推崇備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張居正當國後，通過努力，扭轉了國庫空虛的局麵，由入不敷出，到大大盈餘。可以說，張居正能夠富國。也就是說，他做到了讓國家——具體說是國庫——富起來。事實擺在這，別人也就不好說什麽了。換句話說，張居正最大的功勞，就是富國。
那麽，張居正的富國之策是什麽？他怎麽做到的呢？或許有人說，通過改革啊！但這似乎不符合曆史事實。前麵說過，張居正的新政，基調是整頓，不是改革。屬於改革性質的一條鞭法，也是在他去世前才在全國推行的。也就是說，在張居正執政的前九年裏，並沒有經濟改革的措施出台，而改革措施出台不久，張居正就去世了。
顯然，富國的奧秘，不是因為一條鞭法這樣的改革措施。所以，總體上或者宏觀上說，張居正的富國策，還是整頓。
這裏，我得順便說說這樣一個觀點：國富，並不等於民富，有時候還可能相反。根據我的觀察，民主體製下，國富必然民富，或者說，國富必然建立在民富的基礎上，甚至民很富而國（政府）頗窮；在專製國家則不盡然。有的專製國家，表麵上看，國家可能很強盛，老百姓卻苦哈哈的，隻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道理很簡單。專製國家，幹什麽事情，不需要征求老百姓同意。如果當局不擇手段搜刮民脂民膏，集中到一起，用於豢養軍隊和警察，用於軍備競賽，表麵上看，國家還是很強大的，領導人的腰杆挺硬，派頭挺足；可是，老百姓的肚子挺餓，麵色挺灰。
那些狹隘的愛國主義者——其實是愚民政策的犧牲品，不分青紅皂白，看到能夠使國家表麵強大的領導人就崇拜，是很可憐的！我的觀點是，不能認為，凡是能夠富國的人，就值得肯定，就說是偉人。歸根結底，能不能富民，才是衡量一個領導人是不是偉人的最基本標尺。道理也很簡單。國家的強大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富足的生活，那強大不強大，意義何在？甚至，國家的強大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礎上的，那就更成問題了。所以，絕對不能一聽到一個領導人使得國庫收入增加了多少，就覺得這個人挺好。
張居正是富國的功臣。這一點，毫無疑問。不過，他是不是富民，我不敢肯定。那要看他的富國之策到底是什麽了。張居正的說法是不加賦而國庫足。從這個口號看，不錯的。如果就是通過一味增加老百姓稅負的辦法從而增加國家的收入，未必是辦了好事。不增加老百姓稅負就能夠增加國家的收入，雖然不能簡單說就是上策，但是至少是高明的政策，也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事情。這一點，張居正多多少少辦到了。
也應該說，張居正為天下理財，確實非常辛苦，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可謂勤勉敬業。
有的專家說，張居正理財，增加國庫收入，首先就是開源節流。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完全準確。
節流，具體說是削減冗費，確是事實。張居正提倡勤儉。從皇帝到各級政權機關、各部門，都被迫壓縮了開支。有這樣一個例子，小皇帝讓張居正看他的衣袍是什麽顏色，結果張居正沒有說對。為什麽呢？因為原來的顏色褪色了！張居正於是說，既然這種衣料愛褪色，那就少做幾件。還有，過元宵節，張居正把宮內的燈都減少了。控製開支，就到了這個程度！所以，節流，他是實實在在做了不少工作的，效果也是比較明顯的。
但開源，卻未必。開源，顧名思義是開辟新的稅源。也就是說，不是培植新興產業，就是對過去忽視的行當課稅。不然怎麽能叫開源呢？可是，張居正當國，這個方麵並沒有什麽進展。
被張居正推翻的高拱，是堅定主張對外開放的。如果按照高拱的治國方略，那貿易稅就應該是典型的開源，因對外開放還可能帶動新產業的發展，又會增加稅源。可是，張居正是閉關鎖國政策的執行者，他執政後把所有和開放有關的政策措施都停掉了。
高拱對發展工商業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帝製時代，像高拱那樣對工商業進行過那麽細心的調查研究、傾注過那麽大熱情的執政者，可能絕無僅有。可惜，他被張居正推翻了，很多事情沒有來得及做。張居正對工商業並沒有執行新的抑製政策，但是他對促進工商業發展，也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更沒有發行實質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說，張居正和別的領導人麵對的稅源都是一樣的。所以，民國時期寫出《張居正大傳》的朱東潤先生說，張居正除了整理田賦以外，在當時的環境下，還有什麽方法可以增加國庫的收入，彌補歲入、歲出的巨大差額呢？那麽，說張居正開源，不知所謂何來？
依我看，張居正的富國要領，還是整頓。所謂整頓，就是嚴明紀律，該征收的必須征收到位。張居正自己就說：“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供之為便也。”就是說，想方設法完成國家規定的稅額，才是最為重要的。韋先生也說，張居正並非有鬼輸神運之功，“關鍵在於敢於嚴申紀律，大行賞罰以貫徹法令。”
張居正上台後，調整人事。清除異己的同時，就著手整頓財經紀律。他宣布：如果規定的賦稅沒有足額征收並上繳國庫，省級的一把手——巡撫和負責監察的巡按禦史聽糾，府、縣一把手聽調。而且基本上說到做到，真的撤了若幹個巡撫、府縣領導的官。用朱東潤先生的話說，事態變得很嚴重了。所以，地方領導都不敢怠慢了，為了烏紗帽，千方百計也要完成稅收任務。
這就是奧秘所在。
要說，張居正也不是一點也沒有做開源的工作。他以鐵腕整頓稅收的各個環節，還在後期推動丈量土地。整頓稅收環節，關鍵是促使有關幹部守法杜弊，打擊貪腐、懲治姑息，采取了不少動作，得罪了不少人。清丈土地，張居正更是花費了大量心血。
所謂欲清其源，先正其田。過去的執政當局也做過不少這種清丈土地的工作。張居正在執政的後期，在部分地方試點的基礎上，開始將之在全國鋪開。應該說，清丈土地，對老百姓是有利的，而對各級官員和富豪權貴就未必了。所以張居正得罪的人也不少。但是他態度很堅決，按照張居正自己的話說，就是任憑“謗議四起”，他“終不為動，任之愈力”！雖然這和真正意義上的開源還有距離，但是畢竟，把以往偷逃稅收的人、土地給清理出來，是會增加稅收的。
應該說，張居正的富國策，完全是傳統的，並沒有任何新意。簡單說，就是他基本上做到了該收的稅收上來。可以說，這是人治短暫成功的範例。
當然，既然是人治，是傳統的做法，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也就不可避免。當時，就有很多人提出，地方的領導為了帽子，損招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啊！比如清丈土地，本來應該以查清底數為目的。但是，在張居正的指導思想上，實際上有清丈乃是為了追求溢額，要求清理出更多的納稅耕地的意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於是，層層加碼，弄虛作假，虛報冒報，隻能增加老百姓的負擔。
朱東潤先生說，從書生的立場上看，張居正的這個做法隻覺得操切。韋先生也說，在這個問題上，張居正是有欠缺的。但不管怎麽說，通過嚴明紀律，該征的稅都足額征繳了，於是，國庫收入增加了。
開支控製住了，收入又增加了，國庫就盈餘了。
順便說說，此前，由於高拱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已基本解決了長期困擾大明帝國的北部邊防問題，化幹戈為玉帛，國家因此減少了大量開支。總體上說，張居正當國的十年，沒有大的戰事，是和平的局麵。而以往國庫空虛，很大程度上是軍費開支過多造成的。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張居正時代的國庫，確實是充盈的。
但到底老百姓是不是也同時富了呢？我說不清楚。
我並不是苛求前人，因為他沒有發展資本主義，就說他保守。但是，我們可以把張居正的政策和被他推翻的領導人的政策比較，這不能算是苛求吧？如果按照高拱的政策，一是對外貿易，二是大力發展工商業，那麽富國強兵應該是有希望的；而且這樣的富國強兵，不僅必然建立在老百姓富足的基礎上，而且很可能會催生出一個新局麵。從這個角度說，張居正和高拱，應該高下立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