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擔心自己的福祉，我們學會了審慎；因為在乎別人的福祉，我們學會了正義和仁慈。審慎會約束我們的行為，使我們免遭各種傷害；正義和仁慈則讓我們關心別人的幸福，思考別人會怎麽想、應該怎麽想以及在特定情境下會怎麽想。審慎之情是因為利己之心使然，正義和仁慈則展現了我們以慈悲為懷的氣度。不過，由於我們關注他人的感受，理性指導了這些美德的產生。要是人們尊重意念中偉大的旁觀者，正視自己永不改變的良心，重視對自己行為進行裁決的公正法官和裁判的情感，那麽，他一輩子都會堅定不移地按照這三種美德行事；要是我們違背了這些準則，過分節約或者奢侈，過分勞苦或者安逸，因衝動或粗心而損害了他人的利益，沒有能夠及時地增進他人的幸福，在黃昏時刻，我們的良心就會要求我們對這些錯誤進行反省，因此我們會因為我們損害了自己和別人的幸福安寧而萬分懊悔。
盡管上麵提到的三種美德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是出於關心自己或他人的目的而產生的，但把握分寸，即尊重意念中那個公正旁觀者的感情，這要求我們幾乎在所有場合都具備自我克製的美德。如果缺乏這種克製，可以設想，幾乎在任何的場合，所有**都會勃然而起、一發不可收拾。**本身的狂熱或者焦躁引發了憤怒和恐懼。由於時間、地點、場合等的限製，人們的虛榮心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壓抑，因此表現得不那麽誇張和變態；或者生理欲望受到壓抑，不再表現得那麽張揚、下流或者縱欲無度。在多數情況下，那種能夠駕馭難以控製的**並使它們變成可以被公正的旁觀者接受的唯一準則，就是重視別人會怎麽想、應該怎麽想和在特定處境下會怎麽想。
在一些情況下，人們可能會因為擔心發泄這些情緒而產生吃不了兜著走的後果而壓抑自己的**，因此不覺得這種感情會違背理性。在這個時候，**仍然伴隨著怨恨和憤怒潛藏在心靈深處，隻是受到了暫時的壓製而已。恐懼並不能驅散人的憤怒感情，而隻會讓他暫時凍結等待一個比較保險的時機再爆發。但假如一個人能夠向別人**自己的不幸，他的朋友會以溫和友善的態度來看待他的不幸和遭受的傷害，別人溫和地同情會立刻緩和他**澎湃的衝動，原來的怨恨會被理性與深思熟慮代替。通過此，他的憤怒不僅被壓抑而且被緩解了。那種已經得到疏導和安撫的**，已經不再會促使他采取報複行動了。
那種理性的分寸感可以節製上麵提到的各種**。但如果隻是因為審慎而壓製自己的**，那這種**往往會伴隨著壓製而越來越強烈。也許在很久很久之後，這**會在別人幾乎都已經忘記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荒唐地、以十倍地狂怒發作起來。
審慎的思維甚至可以抑製憤怒。這種抑製，對於進行某種果敢和自製的努力是必要的。當然，公正的旁觀者並不用那種對待理性和同情的**的那種讚賞來對待這種努力，而是會用對待普通的審慎舉動的敬意來搪塞這種努力。盡管這種努力也代表了一些美德，但與理性的分寸感比起來，旁觀者不太會覺得它有多麽令人神往。
行善者和旁觀者都知道這個道理：審慎、正義與仁慈的美德除了令人愉悅之外不會再有別的作用。人們讚賞審慎處世的人，他們自己也會享受在沉靜和思慮美德保護下的安逸；人們也會讚賞正直的人，正直的人自己也同樣會享受和具有這種安逸的保障。不論是鄰居還是做生意的主顧，所有與他打交道的人都會從他這種對他人利益和感受的敏感尊重中得到安慰。受惠者會對仁慈的人心懷感激，他了解了仁慈的人的優點，公眾也開始熟悉仁慈的人的好處。無論是善行的奉行者還是旁觀者，對美德的讚許總是來源於它那讓人愉悅和有益的感受，以及與理性分寸感的結合。
但是，我們讚賞美德，原因並非完全出於它帶來的結果。美德的結果有時與人們意願的相符，而有時則恰恰相反。當它與我們的願望相符時，我們讚賞它，但就算最終結果沒有給我們帶來太多好處，我們也不敢完全否定它。英雄主義可以產生於正義事業，也可以投入到邪惡事業中去。盡管在正義的事業中，更多的，人們會景仰英雄主義，就算是在邪惡的事業中，人們也不會完全忽視英雄主義。英雄主義所透射出來的主要是支持堅定信念的分寸感，但人們往往會忽視它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