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責備和該受責備的品質的畏懼
人生來就希望被人喜歡，受人尊敬，並且成為可愛的人；或者說，希望成為行為舉止符合事宜的人。他生來就害怕被人憎恨，成為可恨的人；或者說，不希望成為行為舉止不合時宜的、令人憎恨的人。他希望得到人們的讚揚，成為值得讚揚的人。他害怕受人責備，害怕成為受到譴責的人，害怕成為那種雖然並沒有受到責備，卻是自然而適宜受到責備的人。
對值得讚揚的品質的喜愛並不完全是出自於對讚揚本身的喜愛。雖然那兩個原則十分相似，而且它們經常聯係緊密甚至混為一體，但是，在很多方麵，其實它們又是各自獨立而且區分開來的。
我們對美好品質的讚許和對那些擁有美好品質的人的熱愛和欽佩，必然會促使我們希望自己能夠擁有同樣的美好品質並且成為令人欽佩和熱愛的又可親又可敬的人。我們認為自己應該勝過別人，這種迫切的希望即是好勝心，源於我們對別人優點的欽佩。我們不可能會僅僅滿足於得到別人的讚同，因為別人也會因此而得到欽佩。至少我們會因為別人值得讚揚而覺得自己必定也是值得讚揚的。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獲得這種滿足，我們就必須成為自己的品質和行為的客觀旁觀者。我們必須像他人一樣來看待自己的品質和行為。經過這樣的觀察，如果我們發現它們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我們就會感到愉悅和滿足。而且，如果我們發現別人和我們自己用同樣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行為和品質時，我們會產生更加強烈的滿足和愉悅。他人的讚同必然會堅定我們的自我讚同。他人的讚揚也必然會加強我們對自己行為的認可和讚同。在這種情況下，對值得讚揚的喜愛非但不完全來自對於讚揚本身的喜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都來源於對讚揚的喜愛。
如果最真誠的讚揚不能證明某種值得讚揚的品質，它就難以帶來多大的快樂。如果不明真相或者誤解，就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落在我們頭上的讚揚絕對是不充分的。如果我們知道自己並非如此惹人喜愛，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人們會帶著截然不同的感情來看待我們，那麽我們的滿足之情是絕不會完美的。那些既不是為了我們即將實施的行為，也不是為了我們即將實施的行為的動機而稱讚我們的人，不是在稱讚我們，而是在稱讚別人。我們當然不可能會對這種稱讚感到些許滿足。對我們來說，這種稱讚甚至比直截了當的責難更加讓人難堪，它會不斷地提醒我們去反省，雖然這種反省是我們所缺少的也是我們最應該具備的。可以想象這麽一種情況，恭維一個塗脂抹粉的女人的膚色，隻能滿足她的一些虛榮感。而我們認為這種恭維應該提醒她想起自己真正的膚色所應該得到的評價，相比之下使她深感愧疚。對這種沒有真正根據的讚美而感到愉悅和滿足，其實是一種內心膚淺和脆弱的證明。這就是名副其實的虛榮心，正是它造成了那些極其荒唐、卑劣的惡習，造成了虛偽做作和庸俗的謬言。如果經驗讓我們在這種粗俗卑劣的愚蠢中反省過來，那麽身為人類的最起碼的粗俗卑劣感也會從中解救我們。愚蠢的說謊者，竭力通過闡述那些根本不曾存在的事跡來獲得同伴的讚同和欽佩；妄自尊大的花花公子，往往擺出一副位高名重的空架子，連他自己也明知道配不上。毫無疑問，他們都陶醉在自己幻想出來的讚揚中。然而，他們的虛榮心是來自這麽粗俗卑劣的幻象，以至於他們根本不敢想象任何一個有一點理性的人會受到這種幻想的欺騙。如果他們把自己放在那些以為被騙過的人的位置上，他們就會為自己得到的讚美和期許大吃一驚。他們用的是自己以為同伴實際上會用來看待他們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不是自己知道應該在同伴麵前表露的那種眼光。但是，他們膚淺的弱點和輕浮的愚蠢總是讓他們不能反省自己，或者妨礙他們用那種可卑的觀點審查自己。如果真相被暴露出來，他們自己的意識必然會告訴他們自己的觀點將會**裸地暴露在世人麵前。
有悖實情、毫無根據的讚揚不可能給我們帶來真實而可靠的快樂，也不可能會產生什麽經得起真正考驗的滿足感。相反，能夠使我們得到真正安慰的想法是：雖然我們並沒有得到什麽讚揚，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的所作所為應該得到稱讚，因為它們在各方麵都符合尺寸和標準，用這個標準權衡，它們也必然是應該得到讚賞和認同的。我們不光是會為了得到讚揚而感到愉悅，而且會為了做下了應該得到讚揚的事情而感到愉悅。雖然我們可能實際上並沒有得到什麽讚揚，但是一想到自己已然成為了公眾所認同的對象，還是會感到十分愉悅。相反，就算和我們共處的人沒有責備我們，我們也會反省自己應該受到他們公正的責備，甚至感到羞辱。如果一個人認識到自己在行動時已經恰如其分地遵循了公眾普遍認可的標準，那麽他在回想自己行為的大方得體時就會心滿意足。當他用公正的旁觀者的眼光來看待自身行為的時候，他完全能夠理解這些行為的所有動機。他帶著相當愉悅的心情來看待自己的種種行為，雖然公眾全然不了解他做了些什麽，但是他並不是根據公眾對他真正的看法，而是根據人們如果能夠了解到他的作為之後會產生的讚美來看待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僅期待著將要落在自己身上的讚美和期許，並且帶著這種感情稱讚自己。這種感情沒有真實的發生，但僅僅是因為公眾的不了解而沒有發生。他的想象把這類感情同這類行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且認為這類感情是這類行為導致的自然又正常的結果。人們總是自願地拋棄生命去換取一些死後不可能繼續享受的名譽。此時的他們在想象中享受著這些名譽落在自己的頭上。他們永遠不會感受到讚美縈回心跡，不會聽到讚美不絕於耳，祛除了他們心中所有極其強烈的恐懼，繼而情不自禁地做出各種機會超越人類本能的行為。其實就實際情況來說，在我們死後才得到的，或者因為世人的不理解而沒有得到的讚同之間，其實沒有什麽大的區別。如果前者常常能夠產生十分強烈的感情，那麽我們就不會對於後者總是會受到高度重視而感到奇怪了。
當上帝為世界造人的時候，就賦予了人類某種能夠使其同胞對其產生愉悅或者厭惡的原始情感。他教導人們在同胞對自己感到愉悅的時候產生更加愉悅的感情；而在被同胞反對的時候感到痛苦。他把來自同胞的讚同變成了使自己最愉悅的事，也把來自同胞的不讚同變成了使自己最羞恥的事。
但是顯然，單單憑借這種對於同胞的讚同所產生的愉悅和不讚同所產生的厭惡，並不會使人適應身處的社會。所以，上帝並不僅僅賜予了他某種被人讚同的願望，並且賜予使他想要成為別人看來他應當自我讚同的對象，或者可以說是成為別人讚同的對象的願望。後一種願望，能使他真正地渴望去適應社會；而前一種願望卻隻能夠使他隱藏罪惡、假仁假義。在每個健全的人心靈中，後一種願望似乎來的要更強烈。對那種自己也知道完全不應該獲得的讚美感到滿足和愉悅的人都是軟弱淺薄的，而真正明智的人會在任何場合抵製它。雖然智者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值得讚揚的時候並不會感到愉快，但是他們起碼在就算深知自己不可能得到什麽讚揚，但是做的是值得讚揚的事的時候會產生巨大的愉悅。對於智者來說，在確實應該得到讚揚的時候得到讚揚，也可能不是太重要的目的；而在不該得到讚揚的時候得到讚揚，從來都不是重要的目的。
在不應該得到讚揚的時候依然渴望得到讚揚，這隻能說是最虛偽、最卑賤的虛榮心在作祟。而在應該得到它的時候渴望得到，那不過是渴望得到某種最起碼的公正待遇。不為了從眼前所做的事情中得到好處，而全然是為了這一緣故熱愛真正的光榮和正當的榮譽，也並不是智者不值得做的事。但是，他會在對自己一舉一動的全部合宜性有充分把握之前，忽略甚至鄙視這一切，而且絕不會輕易這樣做。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自我讚同並不需要別人的讚同來證明。這種自我讚同，是他的主要目的，可能不是他的唯一，但是一定是他能夠或者應當追求的目的。而對這個美德的喜愛就是對這個目的的喜愛。
就像我們一些美好的品質懷有的自然而然的喜愛和讚許會使我們願意把自己變成這種令人愉悅的對象一樣，我們當然也會對另一些醜惡的品質懷有自然的憎恨和蔑視，那會使我們更加強烈地害怕自己在任何方麵具有類似的品質。在這種情況下，害怕被人憎恨、被人蔑視的想法也不像自己可恨可鄙的想法那樣強烈。即使我們得到了非常可靠的保證說我們不會成為那些憎恨和蔑視的對象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會對自己可能做出令人憎恨和鄙夷的行為感到惶恐。如果一個人的行為破壞了所有受人歡迎的原則，無論怎樣向他保證說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他的所作所為，也是無濟於事。當他用旁觀者公正的眼光去回顧自己的行為時，他發現他無法理解哪怕一丁點他的動機。於是他感到慚愧和恐慌，然後他想到如果自己的行為被公諸於世，他必然會受到歧視導致的極度恥辱。在這種情況中，他想象到除非世人對他的行為全然無知，否則怎樣也不可避免嘲弄和蔑視。而如果恰巧周圍的人對他發泄過類似的感情，他就會認為自己是罪有應得，並在想到自己可能為此而受到痛苦或者折磨時不寒而栗。而且，如果他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招致一些非議，而是會引起眾人的憎恨等強烈感情時，隻要他尚存理智，一想到這些就絕不可能不感到惶恐和痛苦。雖然人們可能對其保證沒人會知道事實的真相，也許他自己也認為上帝不會如此狠毒地報複他，但是他仍然充分感覺這些會使自己抱恨終身，悔恨一輩子，而且極有可能會把自己看作是所有同胞痛恨的對象。哪怕他是一個已經因為慣犯而變得冷漠無情的人，在令人驚駭的真相被人們知曉後，更是不可能用毫不在乎的態度去麵對人們對他所持的態度以及他人的表情甚至眼神。一個還有良心的並且惶惶不可終日的人會感受到這種像複仇女神或者魔鬼一樣的極度痛苦在其一生中交纏不清，不得寧靜，隱匿罪行的自信和反宗教原則不可能從絕望頹廢，心煩意亂中解救他。而隻有那些各個階層中最為卑劣和低下的人，對臭名或者榮譽，罪行或者美德全然無動於衷的人，才能免受它們的折磨。有些品質令人極度厭惡的人，在犯下最令人發指的罪行後，曾經厚著臉皮試圖去解脫自己的罪行，甚至會由於自己對處境的恐懼而主動揭發世人不可能洞察的事情。由於他們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罪行，並且飽嚐過由於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導致的憤恨及報複，他們會祈禱自己的死亡能夠得到全體同胞的寬恕而最終平靜地死去。他們希望通過這種行為使自己看起來不那麽惹人憤恨，贖回一些罪行，並使自己看起來可憐多過可恨。這種想法同他們被揭發前的想法相比，似乎要合理的多。
在這種時候，甚至是性格堅韌、不多愁善感的人，也會對於自己應該受到的責備而感到異常地恐懼。為了減輕這種恐懼，也為了在某種程度上寬慰自己的良心，他們會心甘情願地去接受一些罪有應得的懲罰和指責，除非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避免。
隻有淺薄的人才會為那種自己也知道不應得到的讚揚而異常高興。然而，即使對意誌異常堅定的人來說，不應有的指責也經常會使他們深感屈辱。的確，他們容易學會鄙視那些經常在社會上流傳的胡言亂語。這些傳聞由於本身的荒唐和虛假肯定會在數周或數天之內消聲匿跡。但是，一個清白無辜的人，雖則他的意誌異常堅定，仍然不僅常常對犯有某種不實之罪的重大詆毀感到震驚，而且也常常對此深感屈辱，在這種詆毀不幸同一些似乎能引為佐證的事情一起發生的時候更是如此。他屈辱地發現人們都如此藐視他的品質以致猜想他有可能犯有上述罪行。雖然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但是上述詆毀看來還是常常在他的品質上投下了一層不光彩和不名譽的陰影，甚至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也是如此。他對如此嚴重的一種傷害行為——不管怎樣，它也許常常不宜、有時甚至不可能予以報複——產生的正當義憤，就其本身來說也是一種非常痛苦的感覺。人們的心情再也沒有什麽比這種不能平息的強烈憤恨更為痛苦的了。一個清白無辜的人，由於被人詆毀犯有某種不名譽的或令人憎惡的罪行而被送上絞刑台，遭受了對無辜者來說可能是最大的不幸。在這種情況下，他內心的痛苦常常要大於確實犯了同樣罪行的人所感受到的痛苦。正如惡賊和攔路強盜一樣，恣意犯罪的人往往很少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惡劣，因而總不後悔。他們總是慣於把上絞刑架看成是一種有極大可能落在自己身上的命運，並不為這種懲罰的公正與否而感到苦惱。因此，當這種命運確實落在他們身上時，他們僅僅認為自己同一些同夥一樣不太幸運，隻好聽天由命，除了由於害怕死亡而產生的不安之外，沒有其它什麽不安；我們經常看到，甚至這種卑微的可憐蟲也能輕而易舉地全然戰勝這種恐懼。相反，清白無辜的人，對落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的懲罰感到憤怒而引起的痛苦，遠遠超過那種恐懼可能引起的不安。一想到這種懲罰可能給他身後帶來的臭名聲，就極為驚恐，他懷著極大的痛苦預見到：今後他最親密的朋友和親戚們將不是沉痛和滿懷深情地回憶他，而會懷著羞愧甚至恐懼之情來回想他那想象上的可恥行為。死亡的陰影似乎以一種比平常更加黑暗和令人窒息的陰鬱來靠攏他。為了人類的安寧，人們希望在任何國家裏很少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但是在所有的國家裏，它們時有發生，即使在正義通常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地方也是如此。不幸的卡拉斯，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堅貞不屈的人（他是完全無辜的，由於被懷疑為殺害了他的兒子，在圖盧茲被處車刑後燒死），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祈求免除的，似乎主要不是殘酷的刑罰，而是上述罪名損害他死後的名聲給他帶來的恥辱。在他被處車刑，正要投進火堆的時候，參加處刑的僧侶勸他為已宣判的罪行向神懺悔，卡拉斯這樣回答：神父，您能使您自己相信我有罪嗎？
對於陷入這種不幸境地的人來說，那種局限於現世的粗陋人生觀或許不能給予多少安慰。他們不再能做什麽事情，使生或死變得高尚可敬。他們已被宣判死刑並永遠留下不好的名聲。隻有宗教才能給予他們某種有效的安慰。隻有宗教才能告訴他們，在洞察一切的上天讚同其行為時，人們對它所能抱有的想法是無關緊要的。隻有宗教才能向他們展示一個世界——一個比眼前這個世界更為光明、更富有人性和更為公正的世界——的景象，那裏，在適當的時候會宣布他們是清白無辜的，他們的美德最終會得到報答；而隻有能使洋洋得意的罪人感到膽戰心驚的上述偉大法則，才能對蒙受恥辱和侮辱的清白無辜者給予唯一有效的安慰。
一個敏感的人並不因為實際犯下的真正罪行而受到傷害，而是因為非正義的詆毀而受到傷害。這種情況既發生在罪行較小之時，也發生在罪行較大之時。一個風流女子對社會上流傳的有關她的行為、頗有根據的猜測甚至會抱以一笑。同樣一種沒有根據的猜測，對一個清白的處女來說卻是一種道德上的傷害。我認為，可以把這種情況規定為一種普遍的法則：蓄意犯某種可恥罪行的人，很少會感到這種罪行很不光彩，而慣於犯這種罪行的人，卻幾乎不會有任何可恥的感覺。
既然每個人、甚至理解力一般的人都毫不猶豫地鄙視不該得到的稱讚，那麽，不應有的指責何以常常能使非常明智和富有判斷力的人蒙受如此重大的屈辱呢？對這種情況的產生或許應該作些考察。
我曾說過，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痛苦同與之相反和相應的快樂相比，是一種更加具有刺激性的感覺。同後者總是把我們的感覺提高到高於通常的或所謂自然的幸福狀態相比，前者幾乎總是把它壓低到大大低於這種狀態。一個敏感的人更容易因受到正義的指責而感到羞辱，而從來不因受到公正的讚美而感到得意。一個明智的人在一切場合都蔑視不該得到的稱讚；但是，他常常深切地感到不應有的指責的非正義性。為自己未曾做過的事而受到稱讚讓他心有不安，由於僭取某種並不屬於他的優點，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問心有愧的卑鄙的撒謊者，不應該受到出於誤解而讚揚他的那些人的讚美，而應該受到他們的鄙視。或許，發現許多人認為自己有可能去做那未曾做過的事情，會給他帶來某種有充分根據的快樂。但是，雖然他會對朋友們良好的評價表示感激，他還是會認為，自己如不馬上消除朋友們的誤解，就是一個極為低劣的罪人。當他意識到別人如果知道真相就可能用一種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他時，再用他們實際上用來看待自己的眼光來看待自己，並不會給他帶來多少快樂。然而，一個意誌薄弱的人經常因為用那種不老實和虛妄的眼光來看待自己而感到十分高興。他把人們歸功於他的所有值得稱道的行為中的優點都據為己有，並且吹噓自己還有很多別人不知道的好處。他把自己從未做過的事情、別人的作品和發明都劃到自己名下，犯下了剽竊和卑鄙謊言的所有無恥罪行。但是，一個具有一般良好意識的人，不可能從自己從未做過的、被人給予稱讚的行為中獲得極大快樂；而一個明智的人，卻會因為他從未犯下的某種罪行錯歸於自己而感到巨大的痛苦。在這種情況下，上帝不僅使痛苦變得比快樂更富有刺激性，而且還使它大大地超過了原有的程度。某種自我克製馬上使人不再追求荒唐可笑的享受；但它並不總是使人擺脫痛苦。當他否認被錯誤安到自己身上的優點時，沒有人懷疑他的誠實。當他否認自己被指控犯有的罪行時，他的誠實有可能受到懷疑。他立刻被這種虛妄的詆毀激怒，並且痛心地看到人們相信這種詆毀。他感到他的品質並不足以保護自己不受詆毀。他感到自己的同胞完全不是用他渴望他們用來觀察他的那種眼光來看待自己，反而認為他有可能犯有被指控的那種罪行。他完全知道自己是無罪的，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但是，或許幾乎沒有人能夠完全知道他自己可能做什麽。他那特有的心情可能或不可能容許做的事情，或許是那或多或少被人懷疑的事情。朋友們和鄰人們的信任以及良好的評價，比任何東西都更加有助於減輕他由於這種令人極不愉快的懷疑而感受到的痛苦；他們的不信任和令人不快的評價則比任何東西都更加容易增加這種痛苦。他可能十分自信地認為他們那令人不快的判斷是錯誤的，但是這種自信很少大到足以阻止那種判斷給自己留下印象；總之，他越是敏感，越是細心，越是有能力，這種印象就很可能越是深刻。
應當說，在所有的場合，別人和我們自己的感情和判斷是否一致對我們有多大的重要性，取決於我們對自己感情是否恰當、判斷是否正確、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有時，一個敏感的人可能會擔心自己即使在高尚的情感方麵也會過於任性，或者害怕因為自己和朋友受到傷害而過於憤憤不平。他生恐自己會因情緒過分激動而一味感情用事，或主持正義而給其他一些人造成真正的傷害；那些人雖然不是清白無辜的，但也許並不全然是像他最初了解的那樣罪大惡極。在這種情況下，他人的看法對他來說極為重要。他們的讚同是最有效的安慰；他們的不讚同則可能成為注入他那不安心理的最苦、最劇烈的毒藥。如果他對自己行為的每一方麵都感到充分滿意，別人的判斷對他來說就常常是不太重要的了。
有一些非常高尚和美好的藝術，隻有運用某種精確的鑒賞力才能確定其傑出程度，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鑒賞的結果似乎總是不一致。另外有些藝術，其成就既經得起充分論證，又經得起令人滿意的檢驗。在上述不同藝術精品候選者中，前者比後者更加渴望得到公眾的評價。
詩歌的優美是一個有關精細鑒賞力的問題。一個年青的初學者幾乎不可能確定自己的詩歌是否優美，因此，再也沒有什麽比得到朋友和公眾的好評更能使他喜氣洋洋；再也沒有什麽比相反的評價更能使他深感羞辱。前者確定了他急於獲得的對自己詩歌的好評，後者動搖了這種好評。經驗和成就也許會適時地給他對自己的判斷增加一點信心。然而，他老是容易為公眾作出相反的判斷而感到極度的羞辱。拉辛對自己的《費得爾》——一部最好的悲劇，或許已譯成各國文字——獲得不大的成功深為不滿，因而他雖然風華正茂，寫作技能處於頂峰，也決意不再寫作任何劇本。這位偉大的詩人經常告訴他的孩子：毫不足取和極不恰當的批評給他帶來的痛苦，往往超過最高度的和最正確的讚頌給他帶來的快樂。眾所周知，伏爾泰對同樣極輕微的指責極為敏感。蒲柏先生的《鄧西阿德》如同一切最優美和最和諧的英國詩篇一樣，是不朽的著作，卻為最低劣和最卑鄙的作家們的批評所傷害。據說格雷（他兼有彌爾頓的壯麗和蒲柏的優美和諧，同他們相比，除了寫作再多一點之外，並沒有什麽使他不配成為第一流的英國詩人）由於自己最好的兩首頌詩被人拙劣和不恰當地模仿而受到很大的傷害，因而此後不想再寫重大的作品。那些自誇善於寫作散文的文人，其敏感性有點兒接近於詩人。
相反，數學家對自己發現的真實性和重要性充滿自信，因此對於人們怎樣對待自己毫不介意。我有幸接觸到兩位最偉大的數學家，而且接照我的主觀看法也是當代最偉大的兩位數學家，即格拉斯哥大學的羅伯特·西姆森博士和愛丁堡大學的馬修·斯圖爾特博土，從來沒有因為無知的人們忽視他們的某些最有價值的著作而感到過絲毫不安。有人告訴我，艾薩克·牛頓爵士的偉大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被公眾冷落了好幾年。也許那個偉人的平靜從未因之受到片刻的攪擾。自然哲學家們，就其不受公眾評價的製約來說，同數學家相近；就其對自己發現和觀察所得知識的優點的判斷來說，具有其程度同數學家相等的自信和泰然自若。
或許，各類不同文人的道德品行，有時多少受他們與公眾的這種大不相同的關係的影響。數學家和自然哲學家們由於不受公眾評價的製約，很少受到要維護自己聲譽和貶低對方聲譽的**而組成派別和團體。他們通常是態度親切、舉止坦率的人，他們相互之間和睦相處，彼此維護對方的聲譽，不會為了獲得公眾的讚揚而參與陰謀詭計，他們在自己的著作得到讚同時會感到高興，受到冷遇時也不會很惱火或非常憤怒。
對詩人或那些自誇自己作品優秀的人來說，情況總是與此相異。他們非常容易分成各種文人派別；每個團體往往公開地和幾乎總是隱秘地把別人當作不共戴天的仇敵，並運用各種卑劣的詭計和圈套以搶先獲得公眾對自己成員作品的好評，攻擊仇敵和對手的那些作品。在法國，德彼雷奧斯和拉辛並不認為起先為了貶低基諾和佩羅的聲譽，後來為了貶低豐特奈爾和拉莫特的聲譽，而充當某一文學團體的領袖，甚至以一種極為無禮的方式對待善良的拉封丹，會有失自己的身分。在英國，和藹可親的艾迪生先生並不認為為了貶低蒲柏先生與日俱增的聲譽而充當某一小文學團體的領袖，會同自己高尚和謙虛的品質不相稱。豐特奈爾先生在撰寫科學院——一個數學家和自然哲學家的團體——成員的生活和為人時，經常有機會頌揚他們親切樸實的風度；他認為，這在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中間是如此普遍，以致成為整個文人階層，而不是任何個人特有的品質。達朗貝先生在撰寫法蘭西學會——一個詩人和優秀作家們的團體——或者人們認為是該團體成員的那些人的生活和為人時，似乎並不是經常有這種機會去做這一類評論，甚至找不到任何借口來把這種和藹可親的品質說成是他所稱頌的這幫文人特有的品質。
對自己的優點難以確定，以及期望它得到好評，自然足以使我們渴望了解別人對我們優點的評價；當別人的評價良好時，我們的精神就比平時更為振奮；當別人的評價不好時，我們的精神就比平時更為沮喪；但是它們不足以使我們以陰謀詭計和結黨營私來獲得良好的評價或回避不好的評價。如果一個人賄賂了所有的法官，雖然這種做法可以使他獲得勝訴，但是法院全體一致的判決也不能夠使他相信自己有理；而如果隻是為了證明自己有理而進行訴訟，他就決不會去賄賂法官。不過，雖然他希望法院判決自己有理，但他也同樣希望獲得勝訴；他因此而會賄賂法官。如果讚揚對我們來說並不重要，而隻是能證明我們應該受到讚揚，我們就決不會力圖用不正當的手段去得到它。不過，雖然對聰明人來說，至少在受到懷疑的情況下，讚揚主要是因為能證明應該受到讚揚而具有重要性，但是讚揚也在某種程度上因為其自身的緣故而具有重要性；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實際上不能把他們稱作聰明人，而隻能稱其為遠遠高於一般水準的人們有時也企圖用很不正當的手段去獲得讚揚和逃避責備。
讚揚和責備表達別人對我們的品質和行為的情感實際上是什麽；值得讚揚和應當責備表達別人對我們的品質和行為的情感自然應該是什麽。對讚揚的喜愛就是渴望獲得同胞們的好感。對值得讚揚的喜愛就是渴望自己成為那種情感的合宜對象。到此為止，這兩種天性彼此相似和類似。同樣的近似和相似也存在於對責備和該受責備的畏懼之中。
那個想做或者實際上作出某種值得讚揚的行為的人，同樣會渴望獲得對這種行為應有的讚揚，有時，或許會渴望獲得更多的讚揚。在這種情況下，兩種天性混成一體。他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受到前者的影響，又在何種程度上受到後者的影響，常常連自己也分辨不清。對別人來說通常必然更是如此。傾向於貶低他行為中優點的那些人，主要或完全把它歸結為隻是對讚揚的喜愛，或歸結為他們稱為虛榮心的東西。傾向於更多地考慮其行為中優點的那些人，主要或完全把它歸結為對值得讚揚的喜愛；歸結為對人類行為之中真正光榮而又高尚行為的喜愛；歸結為不僅對獲得而且對應該獲得其同胞的讚同和稱讚的渴望。旁觀者根據自己思考的習慣，或者根據對他正在考察的人們的行為所能產生的好惡，既可把這種行為中的優點想象成這個樣子，又可把它想象成另一個樣子。
某些居心不良的哲學家，在判斷人類的天性時，如同脾氣乖戾的人在互相判斷對方的行為時往往采取的做法一樣行事，並把應該歸於對值得讚揚的那種行為的喜愛歸結為對讚揚的喜愛，或者歸結為他們稱作虛榮心的東西。我在後麵會有機會來對他們的某些哲學體係作一說明，現在且存而不論。
很少有人會滿足於他們自己的感覺，即他們已具備自己所欽佩、並在別人看來是值得讚揚的那些品質，或者已實施那些行為；除非人們同時公認他們具備了前者，或實施了後者；或者，換言之，除非他們實際上獲得了自己認為應當給予前者和後者的那種讚揚。然而，在這一方麵，人們相互之間大有不同。某些人，當他們自以為他們已充分證明是值得讚揚的人時，似乎對讚揚並不感興趣。另外一些人似乎對值得讚揚比對讚揚更加滿不在乎。
沒有人能夠對避免了自己行為中所有該受責備的東西而感到完全滿意或尚可滿意；除非他也避免了責備或非議。一個智者甚至在他完全應該得到讚揚的時候也常常會對此毫不在意；但是，在一切至關緊要的事情上，他會極為小心地盡力控製自己的行為，以不僅避免該受責備的東西，而且盡可能避免一切可能遭到的非難。的確，由於做了自己斷定該受責備的事，由於玩忽了自己的任何職責，或者由於放過了做自己斷定真正非常值得讚揚的任何事情的機會，他無論如何逃脫不了責備。不過，由於存在這些顧忌，他將極為急切和小心地避免責備，甚至因為作出值得讚揚的行為，而顯露出對讚揚較強烈的渴望，也往往不是一個偉大智者的特征，而通常是某種程度虛弱的標記。但是，在渴望避免責備或非議的兆頭之中，也許不存在虛弱，而常常包含著極其值得讚揚的謹慎。
西塞羅說：“許多人蔑視榮譽，但是他們又因不公正的非議而感到莫大的屈辱；而這是極為矛盾的。”然而，這種自相矛盾似乎紮根於不變的人性原則之中。
全知全能的上帝以這種方式教人尊重其同胞們的情感和判斷；如果他們讚同他的行為，他就或多或少地感到高興；如果他們不讚同他的行為，他就或多或少地感到不快。上帝把人——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變成了人類的直接審判員；上帝在這方麵正如在其它許多方麵一樣，按照自己的設想來造人，並指定他作為自己在人間的代理者，以監督其同胞們的行為。天性使他們承認如此賦予他的權力和裁判權，當他們遭到他的責難時或多或少地感到丟臉和屈辱，而當他們得到他的讚許時則或多或少地感到得意。
雖然人以這種方式變為人類的直接審判員，但這隻是在第一審時才如此；最終的判決還要求助於高級法庭，求助於他們自己良心的法庭，求助於那個假設的公正的和無所不知的旁觀者的法庭，求助於人們心中的那個人——人們行為的偉大的審判員和仲裁人的法庭。上述兩種法庭的裁判權都建立在某些方麵雖然相似和類似，但實際上是不同和有區別的原則之上。外部那個人的裁決權完全以對實際讚揚的渴望、以及對實際責備的嫌惡為依據。內心那個人的裁決權完全以對值得讚揚的渴望、以及對該受責備的嫌惡為依據；完全以對具有某些品質，做出某些行為的渴望為依據，那種品質是別人具備而為我們所熱愛的，那種行動也是別人作出而為我們所稱讚的；也完全以對具有某些品質、作出某些行為的恐懼為依據，那種品質是別人具備而為我們所憎恨的，那種行為也是別人作出而為我們所鄙視的。如果外部的那個人為了我們並未作出的行為或並沒有影響我們的動機而稱讚我們，內心那個人就會告訴我們，由於我們知道自己不應該得到這種稱讚，所以接受它們就會使自己變成可卑的人，從而立即壓抑住這種沒有理由的喝彩可能產生的自滿和振奮的心情。相反，如果外部的那個人為了我們從未作出的行為或並未對我們可能已經作出的那些行為產生影響的動機而責備我們，內心的那個人就會馬上糾正這個錯誤的判斷，並且使我們確信自己決不是如此不公正地給予自己責難的合宜對象。但是，在這裏以及其他某些場合，可以這樣說，內心的那個人似乎對外界那個人抱有的**和喧嚷感到驚訝和迷惑。有時伴隨**和喧鬧的責備一股腦兒傾瀉到我們身上，使自己值得讚揚或應受責備的天生感覺似乎失去作用和麻木不仁；雖然內心那個人的判斷或許絕對不會被變動和歪曲，但是，其決定的可靠性與堅定性已大為減損，因而其實我們內心保持平靜的天然作用常常受到巨大的破壞。當所有的同胞似乎都高聲責備我們時，我們幾乎不敢寬恕自己。那個設想我們行為公正的旁觀者好像懷著恐懼和猶豫不定的心情提出有利於我們的意見；但是，如果所有現實旁觀者的意見，如果所有那些人按照他們的地位以他們的眼光發表的意見一致而又強烈地反對我們，他就會盡力加以斟酌。在這種情況下，心中這個半神半人的人就表現出像詩中所描寫的那樣，雖然部分具有神的血統，但是也部分具有人的血統。當他的判斷由值得讚揚和該受責備的感覺可靠和堅定地引導時，他似乎合宜地按照神的血統行事；但是，當愚昧無知和意誌薄弱的人的判斷使他大驚失色時，他就暴露出自己同人的聯係，並且與其說他是按其血統之中神的部分，還不如說是按其血統中人的部分行事。
在這種情況下，那個情緒消沉、內心痛苦的人唯一有效的安慰就存在於向更高的法庭、向洞察一切的宇宙的最高審判者求助之中，這個審判者的眼睛從來不會看錯，從來不會作出錯誤的裁決。在這個最高審判者麵前，他的清白無辜將在適當的時候宣布，他的優良品德最終將得到回報。對於這個最高審判者準確無誤、公正裁決的信念，是他那沮喪和失望的心情所能得到的唯一支持。在他深感不安和驚訝時，是天性把這個最高審判者作為偉大的保護者樹立在他的心中，不僅保護他在現世的清白無辜，而且還保護他的心情平靜。在許多場合，我們把自己在今世的幸福寄托在對於來世的微末的希望和期待之上；這種希望和期待深深地紮根於人類的天性，隻有它能支持人性自身尊嚴的崇高理想，能照亮不斷迫近人類的陰鬱的前景，並且在今世的混亂，有時會招致的一切極其深重的災難之中保持其樂觀情緒。這樣的世界將會到來，在那裏，公正的司法將普施眾人；在那裏，每個人都將置身於其道德品質和智力水平真正同他相等的那些人之中；那裏，有具有那些謙遜才能和美德的人，那種才能和美德由於為命運所壓抑而在今世沒有機會顯示出來；它們不僅不為公眾所知，而且他也不相信自己具備，甚至連內心那個人也不敢對此提供任何明顯而又清楚的證明。那種謙虛的、未明言的、不為人所知的優點在那裏將得到適當的評價，有時還被認為勝過在今世享有最高榮譽、並由於他們處於有利的地位而能作出非常偉大和令人歎服的行為的那些人；這樣一個信條對虛弱的心靈來說各方麵都如此令其尊崇和稱心如意，又如此為崇高的人類天性所喜愛，以至於不幸對它抱懷疑態度的有德者，也不可避免地要極其真摯和急切地相信它。假如不是一些非常熱誠的斷言者告訴我們，在未來世界裏，報答和懲罰的分配常常同我們全部的道德情感直接相違背，這個信條決不會遭到嘲笑者的嘲弄。
我們大家經常聽到許多年高德劭但滿腹牢騷的老臣抱怨說，阿諛奉承的人常常比忠誠積極的侍臣更受寵愛，諂媚奉承常常比汗馬功勞更快、更有把握得到晉升，在凡爾賽宮或聖·詹姆斯官獻一次媚，頂得上在德國或法蘭德斯打兩場仗。但是，甚至軟弱的塵世君主也視為最大恥辱的事情，卻被認為如同正義的行動一樣，起因於神的盡善盡美；忠於職守，社會和個人對神的尊崇甚至被德才兼備的人們描述為能夠給予報答或者能夠不受懲罰的唯一美德。這種美德或許是同他們的身份極其相稱的，是他們的主要優點；而我們自然都容易高估自己的優良品質。雄辯而富有哲理的馬亞隆在為卡蒂耐特軍團的軍旗祝福而作的一次講演中，向他的軍官們講了下麵一段話：“先生們，你們最可悲的處境是什麽，那就是生活在艱難困苦之中，在那兒，服務和職守有時比修道院極其嚴格的苦修還要艱苦；你們總是苦於來世的虛無縹緲，甚至常常苦於今世的徒勞無功。哎呀！隱居的修道士在他的陋室中，克製肉體的情欲以服從精神的修養，支撐他這樣做的是某種肯定能得到報償的希望，和對減輕主的製裁的那種恩典的熱忱期望。但是，你們臨終時會大膽地向神陳述你們工作的辛勞和每天的艱苦嗎？會大膽地向他懇求任何報償嗎？並且在你們所作的全部努力之中，在你們對自己所作的全部強製之中，什麽是神應當加以肯定的呢？然而，你們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獻給了自己的職業，10年的服務可能比整個一生的悔恨和羞辱更加有損於你們的肉體。哎呀！我的弟兄們！為神而經受僅隻一天這樣的辛苦，或許會給你們帶來永世的幸福。某一件事，對人性來說是痛苦的，但它是為上帝做的，或許會使你們得到聖者的稱號。不過你們做了這一切，在今世是不會有報應的。”
這樣把修道院徒勞的苦修和戰爭中高貴的艱苦和危險相比，認為在上帝眼中修道院裏一天或一小時的苦行比戎馬一生的光榮更有成績，必然要與我們所有的道德情感相衝突，必然會違背我們在天性指導下賴以控製自己的輕蔑和敬佩的全部原則。然而，正是這種精神，一方麵把天國留給了僧侶修士們，或留給了言行同僧侶修士們相似的人們，同時卻宣告：過去年代所有的英雄、政治家、立法者、詩人和哲學家，所有那些在有利於人類生活的延續、為人類生活增添便利和美化人類生活的技藝方麵有所發明、有所前進或者有所創造的人，所有那些人類偉大的保護者、指導者和造福者，所有那些我們對值得讚揚的天生感覺促使自己把他們看成是具有最大優點和最崇高美德的人，皆將下地獄。我們對這個最值得尊重的信條由於被如此莫名其妙地濫用而有時遭到輕視和嘲弄會感到驚奇嗎？至少是那些對虔誠的和默禱的美德或許缺乏高尚趣味或癖性的人會對此感到驚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