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十年我既沒見著伊莎貝爾，也沒再邂逅拉裏。我仍能見到埃利奧特，而且實際上，出於一種我之後會交代的原因，見得比過去更加頻仍。我不時地從他那裏得知伊莎貝爾的境況。至於拉裏，他就沒什麽可以告訴我的了。
“就我所知，他仍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大可能會遇見他，我們不是一路人。”他又不無自得地補充道，“他居然就這麽徹底頹廢了，令人唏噓啊。他出身那麽好。我確信假如他願意聽從我安排的話，我是可以成全他的。不管怎樣伊莎貝爾擺脫了他是件幸事。”
我的熟人圈子不像埃利奧特的門檻那麽高，我在巴黎結識的一些人顯然是他所不屑的。我停留的時間每次都不長，但次數還不算少，其間我會問起一兩個人是否遇到過拉裏，或是聽聞他什麽消息；有幾個人與他有泛泛之交，但談不上密切，誰也提供不了什麽消息。我去他習慣光顧的餐館，卻得知他已很久不來了，那裏的人都以為他離去了。蒙帕納斯大街上的飯店沒一家有其蹤影，那裏是住附近的人經常光顧的。
在伊莎貝爾離開巴黎後他是想去希臘的，但他放棄了計劃。實則做了什麽事，他在多年後告訴了我，不過我情願現在就講出來，因為按事件的時間順序來說比較方便。他整個夏季都待在巴黎，每日勤讀不輟，直到秋季已然降臨。
“當時我想，該脫開書本放鬆一下了。”他說。
“兩年來我每天學習八到十個小時。所以我去了煤礦。”
“你什麽？”我嚷起來。
他對我的驚愕哈哈大笑起來。
“我覺得幹幾個月體力活兒對我有好處。我的想法是，這有助於我理清思路，讓我能好好審視自己。”
我沉默不語。我不知道他的出人意料的舉動是否僅僅因為這樣，還是與伊莎貝爾同他分手有關。其實我並不知道他愛她有多深。大多數人在戀愛時都會杜撰出各種原因來勸服自己，認為做想做的事是唯一明智之舉。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麽很多婚姻都走向了不幸。這好比把自己交給了明知是騙子的人手裏，而這騙子碰巧是個親密的朋友，因為他們不願意相信他首先是個騙子，其次才是朋友，而情願認為他無論對別人如何欺詐，也不會這樣對待他們。以拉裏內心的堅強，他不會為了伊莎貝爾而犧牲他所認定的生活，可失去她的痛楚或許超出了他的預料。或許他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總苦於難以兩全。
“嗯，繼續吧。”我說。
“我把書和衣物裝進兩隻箱子寄存在‘美國運通’。然後我額外穿上一件外套，用手提袋裝了幾套襯衣就出發了。我的希臘語老師有個妹妹，嫁給了朗斯附近的一家煤礦的經理，他為我寫了介紹信。你知道朗斯嗎？”
“不知道。”
“在法國北部，離比利時邊境不遠。我隻在那兒待了一晚，在車站的旅店，第二天就搭了當地的車去了煤礦所在地。你去過挖煤村嗎？”
“去過英國的。”
“嗯，我想都差不多。煤礦、經理樓、一排排整齊的兩層小屋，都一模一樣，千篇一律，單調乏味得讓人很泄氣。一座稍微新一些但很醜陋的教堂，幾家酒吧。我到達的時候天氣陰沉寒冷，還下著細雨。我去了經理室，呈上介紹信。他是個矮胖子，麵頰紅潤，看起來胃口很好的樣子。他們很缺人手，很多礦工死在了戰爭中，有很多波蘭勞工，該有兩三百號人吧。他問了我幾個問題，他對我的美國身份並不以為然，似乎覺得不太靠譜，但他大舅子在信中說了不少好話，所以他還是欣然接納了我。他準備給我派個地麵的活兒，可我告訴他我想去井下。他說如果我不適應的話會消受不住的，但我說已做好了準備，於是他說我就給礦工做幫手吧。那實際上是童工幹的，但童工也很短缺。他人真不錯；他問我有沒有找好住處，得知我還沒有時便在紙上寫下一個地址，說我去了房東太太會給我一張床的。房東太太是個寡婦，做礦工的丈夫戰死了，兩個兒子還在礦裏做工。
“我拿了手提袋就去了。到了那所房子，開門迎接我的是一位瘦高的婦人，頭發灰白，眼睛大而幽深。她眉眼長得不錯，以前一定是很好看的。要不是掉了兩顆門牙，她現在也不至於如此憔悴。她告訴我已經沒有房了，但有間租給波蘭人的屋子裏放了兩張床，我可以睡另外一張。她的兩個兒子住樓上一間，她住另一間。她領我看的房間在樓下，我看原來應該是客廳；我本打算有間單獨的房，但我想還是別挑三揀四了；毛毛細雨已下成了持續不斷的小雨，我已經淋濕了。我不想再往前走淋個濕透，於是說挺合適就住下了。廚房充當了客廳，擺放著兩把搖搖晃晃的扶手椅。院子裏的煤棚同時也用作衝澡房。兩個男孩和那個波蘭人的午餐是帶到礦場的，不過她說我可以和她一起吃。之後我坐在廚房裏抽煙，聽她一邊忙碌一邊絮叨著她自己和她的家事。收工時其他幾個都進了屋。先是波蘭人，跟著是兩個男孩。波蘭人穿過廚房，聽房東太太說我要與他合屋時便衝我點點頭，並不言語，而是從鐵架子上提起大水壺去煤棚衝淋了。兩個小夥子雖然滿麵塵灰，但都長得高大英俊，而且表現得很友善。他們當我是個怪人，因為我是從美國來的。其中一個男孩十九歲，過幾個月就要去服兵役了，另一個十八歲。
“波蘭人回到屋裏，兩個孩子去洗漱了一番。波蘭人有那種很難讀的波蘭姓，可他們都叫他科斯提。他是個大塊頭，比我高出兩三英寸，體格雄健。他麵孔蒼白而肥胖，鼻寬而短，嘴很大。他的眼睛是藍色的，眉毛和睫毛裏的粉塵沒能洗掉，因而貌似化了妝一般。濃黑的睫毛使得眼眸之藍令人幾乎感到驚懼。他是個粗笨的醜八怪。兩個男孩換過衣服便出去了。波蘭人坐在廚房裏，抽著煙鬥看報紙。我口袋裏裝了本書，便也拿出來讀。我注意到他瞥了我一兩眼，沒多久就放下報紙。
“‘你在讀什麽？’他問。
“我把書遞過去讓他自己看。是一本《克萊芙王妃》[1]，我在巴黎火車站買的，因為很袖珍。他好奇地瞧瞧書，又看看我，將書遞了回來。我發覺他的唇邊浮現出譏諷的笑。
“‘你很喜歡？’
“‘我覺得很有趣——甚至很吸引人。’
“‘我在華沙上學時讀過，無聊透頂。’他的法語極好，幾乎不帶波蘭口音。‘現在我隻讀報紙和偵探故事。’
“勒克萊爾夫人——那是房東老太的名字—— 一邊看著爐子上的湯一邊坐在桌旁補襪子。她告訴科斯提我是煤礦老板介紹來的，並且先前我能告訴她的一切，她又都說了一遍。他邊聽邊抽著煙鬥，用湛藍的眼睛打量著我，那眼神嚴苛而犀利。他問了我幾個問題。當我告訴他自己從未下過礦時，他嘴角又咧出嘲諷的笑容。
“‘你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麽。有別的事情可以做的人絕不會到礦下去。不過這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毫無疑問你是有原因的。你在巴黎住哪兒？’
“我告訴了他。
“‘有段時間我每年都去巴黎，但隻去格蘭大道。你去過“拉呂之家”嗎？我最愛的館子。’
“這讓我有點意外，你知道的，那家店不便宜。”
“非常貴。”
“我估計他看到了我的吃驚，因為他又拋過來一個嘲弄的微笑，但顯然覺得並沒有再解釋的必要。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然後兩個男孩進來了。我們吃了晚飯之後科斯提問我是否願意跟他去bistro[2]喝杯啤酒。那隻是個大屋子，一端有吧台，好幾張大理石麵的桌子，圍著些木椅子。房間裏還放了一架自動鋼琴，有人投了幣，於是鋼琴咣當當地奏出了一支舞曲。除我們外也隻有三張桌子有人。科斯提問我會不會玩belote[3]。我跟幾個學生朋友學過，於是我說會，他便提議打貝洛特來贏啤酒。我同意了，他要來了牌。我輸掉了一杯，接著第二杯。於是他又提議來賭錢。他的牌很好，而我運氣極差。我們每次下注很小，而我還是輸掉了好幾個法郎。贏了錢又喝了啤酒，使他心情頗佳，便打開了話匣子。從他的言談舉止，我不用費多少工夫就猜到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當再次提及巴黎時，他問我是否知道這個、了解那個，就是路易莎姨媽和伊莎貝爾住在埃利奧特寓所時遇見的那些美國婦人。他似乎比我更熟識她們，我很奇怪他是如何淪落到如此境地的。時間還不算晚，不過天一亮我們就得起床。
“‘臨走再來一杯啤酒吧。’科斯提說。
“他啜了一口，眯縫起他那銳利的小眼睛端詳著我。我知道此時他讓我想起了什麽，一隻壞脾氣的豬。
“‘你為什麽要來這破煤礦？’他問我。
“‘要的是這份經曆。’
“‘Tu es fou, mon petit.[4]’他說。
“‘那你為什麽要到這裏幹活兒？’
“他聳聳那厚重笨拙的肩。
“‘我從小就進貴族的士官學校讀書，我父親是沙皇手下的將軍，在上一場戰爭中我是騎兵指揮官，我受不了畢蘇斯基[5]。我們密謀殺掉他，但有人出賣了我們。被抓住的他全槍斃了。我總算及時逃過了邊境。除了外籍軍團和煤礦我別無出路，我選了遭罪較輕的。’
“我已跟科斯提說了我在礦裏的工作，當時他什麽也沒說，此時則將胳膊肘架在大理石台麵的桌上，說道：
“‘試試看能不能把我手臂推回去。’
“我知道這種比試力氣的老把戲，於是伸出手掌跟他的貼在一起。他笑起來。‘過幾個禮拜你的手就不會這麽軟綿綿的啦。’我竭盡全力去推，但在他巨大的力道麵前毫無作用，他緩緩地把我手掌推回來壓在桌上。
“‘你還有幾分力氣，’他寬宏大量地說，‘還沒幾個人能堅持這麽長呢。聽著，給我打下手的是個廢物，一個孱弱的法國小個子，力氣還沒有毛蟲大。明天你跟我走，我叫工頭讓我先挑你吧。’
“‘我很樂意，’我說，‘你覺得他會同意嗎？’
“‘要打點一下。你有五十法郎麽？’
“他伸出手，我從皮夾裏拿出一張鈔票。我們回去睡覺了。白天一直在顛沛輾轉，晚上便睡得很死。”
“難道不覺得這活兒太辛苦了嗎？”我問拉裏。
“一開始是累死累活的，”他展顏笑道，“科斯提搞定了工頭，我被派給了他當下手。那時候科斯提在一個旅館衛生間大小的工作麵，進去得鑽一個隧道，非常低矮，要雙手雙膝著地爬進去。裏麵熱得要命，我們隻穿著褲衩。科斯提白花花的肥碩身軀活似一隻大鼻涕蟲，看著實在很惡心。氣動切割機的嘶吼在狹窄的空間裏震耳欲聾。我的工作是收集他砍切下來的煤塊，裝在籃子裏並拖到隧道口，運煤火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開過來，把煤裝上貨箱後運到升降機口。這是我唯一熟悉的煤礦，因而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通行的操作。在我看來這沒有多少專業技術含量，但辛苦得要命。半日收工時我們就歇一會兒，吃午飯再抽根煙。一天下來我也沒有怨言，噢！老天，還能衝個澡真是太好了。我以為自己的腳永遠也洗不幹淨了呢，黑得像墨。雙手當然是要起泡的，疼得不得了，不過傷口痊愈了。我也適應了這活兒。”
“你堅持了多久？”
“這活兒隻派給了我幾個星期。把貨箱運到升降機口的是一台拖拉機，司機對機械一竅不通，而那引擎又總是壞。有一回他發動不了拖拉機，犯了難。我可是修車的一把好手，於是就仔細查看起來，用了半小時將拖拉機發動了。工頭告訴了經理，經理把我找了去問是不是很懂車。結果便是他讓我幹機修工；當然也乏味，可是很輕鬆，而且從此少了發動機的煩惱，大家對我也很滿意。
“科斯提對我的離開可是氣壞了。我和他配合默契，他也已習慣跟我搭檔了。我和他朝夕相處：白天一起幹活，晚飯後和他去小酒館，晚上同屋，對他可謂相當了解了。這人很有意思，是那種能吸引你的類型。他不願意和波蘭人混在一起，我們從不光顧他們去的飯館。他忘不了自己曾是貴族、騎兵指揮官，那些同胞在他眼裏如同草芥。他們自然也很仇視他，但也無可奈何；他力壯如牛，要是真幹上了能抵他們五六個，不管用不用刀子。我也結識了他們中間幾個，也得知他確實是騎兵指揮官，屬於精銳兵團的一支，不過因政治原因而逃離波蘭卻是謊言。他在華沙的軍官俱樂部玩牌時出老千還穿了幫，被轟了出去，軍職也丟了。他們警告我跟他打牌要小心。這就是他總避開他們的原因，他們說，因為他們太了解他，不願意同他玩。
“我總是輸錢給他，不算多，你知道的，一晚上幾個法郎，可是每回他贏了錢都要堅持付酒水錢，所以這真不算什麽。我以為隻是手氣差或者沒有他牌技好。此後我便留神注意了，我敢打包票他在做手腳，可是你知道嗎，我眼珠子快要瞪出來了卻也看不出他是怎麽弄的。老天，他真聰明。我知道他不可能總是抓好牌。我像隻山貓一樣凝神看他。他狡猾得像狐狸，而我猜他也看出來我知道他搞鬼了。一天晚上玩了一會兒牌後，他看著我，還是那副冷酷而嘲諷的笑容，他隻知道這麽一種笑。他說：
“‘要不要教你幾個戲法？’
“他取過那疊牌，並讓我心裏想好一張。他洗了洗牌，再叫我挑一張；我照做了，而正是我想要的牌。他又玩了兩三個戲法，然後問我玩不玩撲克。我說玩的，他便發給了我一手牌。我定睛一看，居然是四個A和一個王。
“‘有了這副牌，你肯定願意押上一大筆了，是吧？’他問道。
“‘全部押上。’我回答。
“‘那你就傻了。’他放下發給自己的牌。是一手同花順。真不知是怎麽做到的。他嘲笑著我的驚訝。‘如果我不老實的話我早就連你的襯衣都贏到手了。’
“‘你還沒那麽差勁。’我也笑起來。
“‘小意思，還不夠到“拉呂之家”吃一頓呢。’
“我們仍然每晚玩得不亦樂乎。我得出的結論是他這麽做更多的是為了好玩而非為錢。眼見著我受他捉弄，給了他莫名的滿足感。我感到令他樂此不疲的是我明知他在做手腳卻不知他是怎麽做的。
“不過這隻是他的一麵，真讓我發覺他有趣的是另一麵，而這兩麵在我看來是不可調和的。他盡管自稱除了報紙和偵探小說其餘的都不讀，但其實是受過很好教養的。他能言善辯，話語尖酸刻薄、玩世不恭，可是聽他談天說地卻是非常愉快。他篤信天主教，床頭掛著十字架，每周日也一定去做彌撒。到了周六晚他通常要喝得酩酊大醉。我們去的bistro那晚也總是人滿為患，空氣中飄**著濃重的煙味。有不聲不響帶著家人來的中年礦工，也有好惹是生非的年輕人，還有的滿頭大汗、吵吵嚷嚷地圍坐著打belote，而他們的老婆則坐在身後不遠處觀戰。人群和喧囂好像對科斯提有一種奇異的效應，他變得嚴肅起來並侃侃而談——關於神秘主義的所有意想不到的話題。那時我對此一無所知，除了在巴黎讀到的一篇梅特林克論斯布魯克的文章。可是科斯提談的則是普羅提諾、‘高貴的丹尼斯’、鞋匠雅各·波墨以及邁斯特·埃克哈特[6]。這個被從自己的世界裏趕出來的粗笨漢子，這個喜歡冷嘲熱諷說不出什麽好話的破落戶，居然能暢談世事的終極現實，以及與上帝合一的欣慰，實在很不可思議。這讓我耳目一新，感到既困惑又興奮。我仿佛醒著躺在一間黑屋子裏，忽然一線亮光透過窗簾射進來，心裏明白隻需拉開窗簾，沐浴在拂曉光輝中的整個天地便在我眼前敞露開來。可如果我在他沒有喝酒、清醒的時候談到這個話題，他就大為光火，眼神惡意滿滿。
“‘在我都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麽的時候，我怎麽會知道自己在談什麽？’他厲聲道。
“可我知道他在撒謊，他其實心知肚明。雖然喝得爛醉，但他那眼神，那醜陋的臉麵上流露出的迷狂，不單單是喝了酒的緣故。還有別的原因。他第一次這麽表現時，說的話讓我終生難忘，因為我聽了感到很恐怖；他說世界不是創造出來的，因為不可能無中生有，而是永恒的自然的顯現；唔，這也還好，但是他又補充說，惡同善一樣，也是神性的直接顯現。這番話在肮髒嘈雜的小酒館裏說出來，還有自動鋼琴的舞曲伴奏，就顯得特別古怪。”
[1]《克萊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法國小說家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1634—1693）著，小說以亨利二世時（1547—1549）的宮廷為背景，影射了十七世紀後期的王室生活。
[2]法語: 酒吧間。
[3]法語: 貝洛特紙牌。
[4]法語: 你這瘋子，我的小朋友。
[5]約澤夫·克萊門斯·畢蘇斯基（Józef Klemens Pitsudski，1867—1935），波蘭國家元首（1918—1922）和軍事獨裁者（1926—1935）。
[6]普羅提諾（Plotinus，205?—270?）、“高貴的丹尼斯”（Denis the Areopagite，約第五世紀或第六世紀早期）、鞋匠雅各·波墨（Jacob Boehme，1575—1624）以及邁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8），均為歐洲曆史上的神秘主義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