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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埃利奧特時我隻是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作家，他絲毫沒有對我加以留意。他總能記住每張見過的臉。所以偶爾遇見時他還是會很和藹地與我握握手，不過無意深交；假如我，比方說在劇院，看見他和身份很高的人物在一起，那麽他是不大容易看見我的。後來我作為劇作家進步神速，就很快意識到埃利奧特對我更熱乎了。一天我接到了他的便箋，邀我去克拉裏奇酒店的午餐會，那是他在倫敦時的住處。聚會規模不大，規格也不算高，我的想法是他在掂量我的斤兩。但此後，由於我的成功讓我結交了很多新朋友，我也開始與他更頻繁地接觸。不久之後我於秋季去巴黎待了幾周，在一個共同的熟人家裏遇見了他。他問了我的住所，沒過一兩天我便又應邀跟他共進午餐，這回是在他的寓所；我到達時很吃驚地發現這次可是名流薈萃了。我暗自發笑。我明白他對社會關係有著精準把握：在英國社會裏我一個作家不足為奇，但在法國，作家隻因身份是作家就能有不俗的聲望。我的情況正是如此。在接下來的年月裏我們的關係相當密切，但從未發展到朋友的程度。我很懷疑跟埃利奧特·坦普爾頓做朋友的可能性。他隻對人的社會地位感興趣。要是我湊巧去巴黎或是他來倫敦，他就不停地請我赴會，那些場合多半是他需要另有陪客或不得不接待一撥兒歐遊的美國人。我懷疑他們之中有些是他的老主顧，有些則是帶了介紹信的陌生人。他們就是他生活中的過客。他覺得總應該要招待一下，又不願意動用自己的權貴朋友。最能打發他們的是帶他們吃頓飯，看場戲，但這也常常很不容易，因為他已經提前三周都跟人約滿了，而且他也隱隱感到即便那樣安排了也差強人意。而我隻是個人微言輕的作家，他可以毫不在意地對我大倒苦水。

“美國人寫介紹信太隨意了。倒不是我不樂意見介紹過來的人，而是我真不明白為什麽要帶他們去煩擾我的朋友們。”

作為補償他會送出大捧大捧的玫瑰花以及大盒裝的巧克力，但有時候他這麽做還不夠。適逢此類場合他便邀我參加他組織的酒會，尤其在跟我發了那麽多牢騷後，更顯得此舉有些可笑。

“他們迫切地想見你，”他寫信恭維道，“某某夫人可是飽讀詩書的，她看過你寫的每一個字。”

接下來某某夫人便告訴我她是多麽喜愛我寫的《佩林先生和特雷爾先生》，還就劇作《軟體動物》向我道賀。這其中前一部的作者是休·沃波爾，後一部則是休伯特·亨利·戴維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