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越嚴重，反而越會遭到英國人的懷疑，認為說話人言過其實，並往往嗤之以鼻，甚至不露聲色地反唇相譏；說得越激烈，反而越會造成威壓感，讓英國人覺得要簽署城下之盟似的。“他們既不期望發號施令，也不喜歡俯首稱臣，但希望自己做主”。
直到現在，混跡在英國校方代表圈裏的我，在宣傳海外留學的優勢時，總免不了會提到“獲得國際工作經驗”這一條。
當然，如果能留下來工作一段時間，自然可以在履曆上填上這一項，成為個人職場生涯的點睛之筆。
不過，這種經曆本身並不一定是激動人心、異彩紛呈的，常常要遇到的是平靜的爭論、無聲的妥協、不露聲色的再爭論、風平浪靜的再妥協。其中的起伏經常是死水微瀾的、寂靜無聲的。海外工作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同另一種文化的對抗和融合。
當學校教育成為商品“出口”換匯時，英國的大學也就漸漸從單純的非營利機構，變成了遮遮掩掩的教育“提供商”。我曾工作過的英國大學，來自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增速竟達到了每年15%~20%，由此也引發了校內有關數量與質量的爭論。
商學院的中國學生很多，特別是學財經類的，係裏的教授對中國人的寫作能力感到擔憂，要知道取得英國的碩士學位，英語寫作和口語能力是第一位的。於是便有了提高雅思入學成績，特別是提高寫作單項成績的爭論。國際辦公室、錄取辦公室、商學院、負責國際事務的主任（International Dean）以及副校長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論戰。
等我到學校述職時，針對這個情況又開了會。國際辦公室一方麵傳達了商學院的初步意見，準備提高雅思中的寫作成績（針對全球市場，起因是中國大陸市場），另一方麵又提出，希望降低中國大陸區簽約留學中介的傭金比例。
對這兩個提議我都表示強烈反對，理由是顯而易見的：當前大學在中國大陸市場和品牌的影響力是建立在合理的錄取標準（中上等水準）基礎上的，雅思寫作一直是中國學生的弱項，實際上，整個東亞區域內，除了香港學生外，英語水平都不高，尤其是口語和寫作，提高0.5分就相當於上升了一個檔次，會損失三分之一左右的生源；現行的傭金體係已經接近市場平均水平，再降隻能挫傷中介的積極性，而且有些英國大學的類似舉措已經遭到了中介的反擊和冷落。
顯然，我的領導以及領導的領導，對這種直抒胸臆沒有思想準備，他們一邊記筆記，一邊下意識地點著頭，仿佛要用這樣的震動攪一攪有些凝固的空氣。
他們的臉上沒有了陽光，陰雲密布的，不過仍然依靠嘴角的扯動，擠出了微笑，語氣仿佛吹來的風，仍很和緩，但已經透出了不以為然的涼意。我感覺此時桌上的咖啡都似乎不再冒熱氣了。
他們強調係裏教授對學生質量的擔憂，強調營銷成本的提升使學校麵臨財政困難。
我當即反駁：在特定時間內，學生質量與數量不可能兼得；中介的貢獻遠遠高於產生的成本，此時降低傭金比例無異於發出減少中國學生數量的信號，需要慎重考慮。
我一直以為除了亞洲人外，其他人群的算術功底值得懷疑，因此在闡述自己觀點的時候也是斬釘截鐵、自信滿滿、語調高亢、一往無前。
我此時的英語倒有些一發不可收，連停頓都很少，顯示出美國電影中辯護律師咄咄逼人的氣勢。
我完全忘記了自己非常在意的含蓄的語言風格，忘記了自己置身於英國人的工作環境，滿嘴充斥著must（必須）、should（應該）之類“重口味”的、演講時用來喊口號的詞句。
而英國人跟美國人不一樣，號召和煽情都不起作用，他們聽不得自以為是的個人主義宣泄，所以奧巴馬**澎湃的演講，到了英國就變成了言之無物的廢話。
我的變本加厲使得會議的氣氛越來越沉悶，領導們的臉像是上了年紀的老者，鬆弛得耷拉了下來，目光也似乎因為空氣的凝重或是缺氧而變得呆滯、迷離。
為了打破沉寂，領導們一邊說著Fair enough（有道理）來喚醒自己昏昏欲睡的神智，一邊翻著眼睛，梳理著自己的邏輯：
We were hoping that our Business School might change their mi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until the final decision is made.（我們希望商學院能讓步，在做出最後的決定以前，一切皆有可能）
一個We（我們）已經把對話的雙方拉回到一起，而“一切皆有可能”維護了我的麵子（你的建議會得到考慮），又暗示了不確定的結果（你要做好思想準備）。
這模棱兩可的回答讓我意識到，自己在“自由世界”中的縱橫捭闔有些“出圈兒”了——突破了中國人禁忌的圈子，衝撞了英國人藏而不露的“格子”。
Shall we come back to this topic tomorrow then? Andrew, do you join us for a drink tonight? （咱們明天再討論這個話題吧。Andrew，今天晚上一起去喝一杯好不好？）
大領導長舒了一口氣，恢複了活力，為讓人窒息的房間打開了窗戶，散會了。
後來我才悟到，自己超越了英國人文化的雷池：在整個英式文化中，人們厭惡煞有介事、自命不凡，而習慣於弱化事態的性質，采用輕描淡寫（understatement）的方式：
The understatement rule means that a deliberating and painful chronic illness must be described as “a bit of a nuisance”; a truly horrific experience is “well, not exactly what I would have chosen”; a sight of breathtaking beauty is “quite pretty”;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 is “not bad”; an act of abominable cruelty is “not very friendly”, and an unforgivable stupid misjudgement is “not very clever”; the Antarctic is “rather cold” and the Sahara “a bit too hot for my taste”.[28]
在“輕描淡寫”法則的作用下，將痛苦的慢性疾病稱作“小恙”，對驚恐萬狀的經曆以“與自己的預期不大符合”一筆帶過，把驚世之美說成是“挺漂亮的”，豐功偉績降格為“還不錯”，慘無人道變成了“不大友好”，不能寬恕的愚蠢錯判反而被形容為“不太明智”，南極“比較冷”，撒哈拉地區“對我來說稍微熱了點兒”。
說得越嚴重，反而越會遭到英國人的懷疑，認為說話人言過其實，並往往嗤之以鼻，甚至不露聲色地反唇相譏；說得越激烈，反而越會造成威壓感，讓英國人覺得要簽署城下之盟似的。
然而此後兩個月內，“執迷不悟”的我又據此上了兩個報告，試圖說服領導。這出於公心，畢竟英國大學的牌子這些年運作得不錯，很多中國學生和家長都買賬，正是可以大幹一場的時候；也有私利的考慮，提高雅思要求，降低中介費，業績肯定下滑，我這個英國大學首代首當其衝，若要被問責，難免為此而“躺槍”。
不過，我畢竟隻是個執行者，真要是政策上有調整，又能如何？於是我對自己在會上的強硬態度有些後悔——留下個“不聽話”的壞印象，尤其是，我的報告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學校來信了，“基本確定”提高雅思寫作成績。我的心頭陰雲密布，要知道，我的工作合同又快到期了，這裏麵是否有什麽弦外之音呢？當原則與飯碗發生衝突的時候，原則是否一定那麽重要呢？我“中年危機”的前奏（失業）來得也太早了點兒吧？
正當我在中介培訓時開始暗示學校有提高雅思寫作成績的意向時，英國大學突然改變了決定。2013年10月18日，錄取辦公室發來正式決定，2014年入學要求中，研究生專業的雅思成績維持6.5分，單項不低於6分。一個月後，我得到了大學人力資源部的續約和漲薪通知。
我並沒有什麽喜悅或是勝利的感覺，隻是比較欣慰，欣慰自己能有發表意見的空間，欣慰英國人能有理性的接受，而這之間那段詭異而難熬的空檔期，是英國人的真性情。正像對英倫文化有細膩了解的美國思想家愛默生描述的那樣：
他們既不期望發號施令，也不喜歡俯首稱臣，但希望自己做主。[29]
當然，這蜻蜓點水的交流不能深入解決問題，緊急情況甚至無人處理。真遇到麻煩，英國人會輕描淡寫地解釋原因，順便為無法挽回的損失表示一下歉意，然後，再照此辦理地去處置其他的事。
英國人待人熱情，一般也不會對責任人劍拔弩張。他們會開始討論解決方案，但體製上普遍存在的問題一般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有個結論，而新的措施在實施過程中又會遇到同樣的或不一樣的問題，於是再討論解決方案，再出台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