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中國教育體製鍛造出來的精英階層，同時又在英國或國外留過學，是二元教育製度的受益者。深諳國內文化環境，又浸染於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識形態氛圍，精通漢語、英語，能遊走於兩種思維方式的夾縫中，並靠這種“走鋼絲”的技藝謀生。
在留學中介、教育機構舉辦於高檔飯店、寫字樓的展會上，穿梭著這樣一群人——
他們或西裝革履，或商務休閑，左肩掛著黑色圓柱狀皮麵尼龍套，內裝落地式易拉寶；
左手拎著帶有學校Logo的布袋，內裝桌布和部分印刷品；
右肩背著電腦包，有時右手還會推著一個“四輪驅動”的行李箱；
他們行色匆匆，風塵仆仆地走到展位前，身手敏捷地抽出桌布，輕輕一抖，鋪在展位的桌子上，把上麵的大學Logo準確地暴露在最醒目的位置；
然後把手提電腦壓在上麵，並熟練地打開早已寄送過來的三四個紙箱，裏麵是近年來經常被中國海關當作“問題出版物”而扣留的大學手冊，之後分門別類地擺放在桌麵上；
不多時，他們輕盈地拉開黑色皮麵尼龍套，取出易拉寶，用腳抵住底座，輕輕拉起2米長的一幅彩色畫麵，固定在折疊支架上；
撣去手上的灰塵，抹去臉上的疲憊，他們開始或談笑風生，或煞有介事地與參會的學生、家長、合作方侃侃而談。
這個人群，不出意外，是英國校代。
手冊、桌布、易拉寶是他們的家夥事兒，代表他們的身份，也是他們的飯碗，仿佛行走江湖的藝人拉開架勢、撐起場麵，“有錢的給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有時，又像算命先生，擺個攤兒，支個幡兒，說道說道留學路上勝算幾何。
單說這些手冊，設計風格時尚、典雅，超出國內業界一籌，印刷精美，一般是質量上乘的銅版紙，從各個展位望去，五色斑斕，賞心悅目，不看廣告，還以為是出版社做的書展。
在提倡無紙化的今天，這些有點不合時宜的印刷品的確還支撐著展會和大學的門麵——有，不一定提升檔次；沒有，一定招人冷眼。英國大學一年到頭想著節約開支、縮減預算，可手冊的設計、製作和運輸向來不含糊，至今不大願意外包給物美價廉的中國、印度市場，而是我行我素地自己動手，不遠萬裏地頑強寄送。
價值不菲的手冊有些進了學生的書包，還有些被另有所圖的人收入囊中，他們冷不丁地抽去幾本，嘴裏卻悻悻地嘟囔幾句：“這玩意兒倒是占分量，可不值錢，沒有報紙好賣。”
英國校代的全稱是英國高等院校駐華代表，雇主一般是英國大學，並不是代理或中介，他們以校方名義負責區域內招生宣傳、品牌推廣及與中國院校的校際合作，以代表處的注冊實體出現，散布在中國的幾個超大城市，以北京最多，辦公室規模從1人到8人不等。
這些英國教育的代言人，按照老舍話劇《茶館》中的台詞，算是“吃洋飯兒的”，與進入國內的國外製造業、金融業、工程監理業、建築設計業的管理人員一樣，有些像過去的“買辦”，掙英國人的錢，而“羊毛”卻出在中國學生身上。
不過，比起前麵提到的行業，英國校代的收入可能還不如人家交的稅多。而有一樣是錢買不到的，也是別的行業難以比擬的——稱謂。
雖然經常被稱為“校代”、“總監”、“主任”，但他們更希望被人稱作“老師”，突出自己的教育功能，而不是銷售職責。
他們堅信自己做的是善事，是西學東漸的傳承，是為千百萬心懷留學夢想的學子“傳道授業解惑”的領航員！他們的努力還加快了中國教育界的國際化步伐——請原諒，這個圈子的人有時會意**於某種形而上的衝動，希望英國的教育，或者說新的體製與思維，能夠改變中國未來的命運。
英國校代的本土化程度很高，幾乎清一色的中國人，或持有他國護照的華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中國教育體製鍛造出來的精英階層，同時又在英國或國外留過學，是二元教育製度的受益者。深諳國內文化環境，又浸染於西方思辨、多元的意識形態氛圍，精通漢語、英語，能遊走於兩種思維方式的夾縫中，並靠這種“走鋼絲”的技藝謀生。
當然，他們之所以這樣能樂此不疲地留在國內，橫貫東西，除了興趣、理想、衝動，多半也是無路可走。
留在“好山、好水、好無聊”的英國，雖然不一定像在澳洲去養牛、摘蘋果、鋸木頭、當電工，可估計也好不到哪兒去，在社會上應該也屬於“沉默的大多數”，經濟上應該也一樣不好找工作，生活上應該也多數按部就班、周而複始，安逸、休閑得誠惶誠恐，提前進入退休、養老狀態。
“沒有吃不了的苦，隻有享不了的福”。在國內，迎著霧霾、沙塵暴，嚼著膠鞋底做的軟糖，吃著地溝油炸的油餅，陪護著注射過期試劑的孩子，英國校代宿命般地毅然投身於世界上規模最大、競爭最激烈、最能體現自我價值的中國留學市場！
這並不能說明他們一定喜歡迎接挑戰，並不能說明他們一定無所畏懼，歸根結底，他們還是中國人，別無選擇。
走南闖北的英國校代，靠往返中英之間、往返中國城市之間的行程，成為各大航空公司、賓館飯店的金卡、白金卡、鑽石卡會員，住的大部分是一人一間的五星級，有些財大氣粗的英國大學還允許校代飛公務艙！
他們有讓圈外人豔羨的口頭禪——“我剛從英國回來”或“我下周回英國”，透著四海為家的國際化風範。
不過，英國校代的出差強度早已明確寫入了職位描述（job description），而且在現實中不折不扣地予以實施。我曾有無間斷出差一個月的經曆，而兩周、三周的連續奔波在公認的招生旺季幾乎成為標配。
他們必須跟上英國人“一天一個城市”的節奏，他們必須承受恍惚間忘了房號、忘了下一個抵達城市的尷尬。
還好，英國校代的休假時間比體製內的單位多好幾倍，在微信中“曬”得最多的，除了展會現場，就是度假風光，和英國人一樣——
Work hard. Play hard.（勤勉工作，瘋狂娛樂。）
他們是中國高校的座上賓，盡管時不常會遇到“您的學校在哪兒”的問詢，但仍會不厭其煩地為合作方講解英國大學的基本情況，布道一樣深入淺出地與中方熟悉的場景勾連起來：“相當於咱們國內xxx大學”，“就好比美國的常青藤”，“這一優勢可以比肩牛津、劍橋”。
毫不誇張地說，英國校代幾乎人人都是“話嘮”、演說家。在英國課堂裏“舶來”的演示（PPT）、討論發言、演講的素養，加之業務中相同的話說上一千遍的實踐，於是再木訥的嘴也能滔滔不絕，而且精進成隨機應變、現場取材，所以，必須給他們限定時間，否則什麽樣的活動都會變成獨角戲或單口相聲。他們能忽悠，卻並不屑於純銷售的“多多益善”，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捍衛著錄取和道德的底線，而不願苟且地去拿不明不白的錢。
曾幾何時，他們始終是獨往獨來，單兵作戰，遠離英國，仿佛浩瀚大洋中的一個個孤島，而心理上的距離更是遙不可及。國際化並不都是令人愉悅的默契與交流，很多情況下，國際化就是摩擦、衝突，本質上是文化的砥礪。
文化的碰撞疏離了自己與“組織”，歸屬感變得稀薄而脆弱。英國校代終於意識到，脫離國內體製的自由，是用孤獨換來的，仿佛《叛艦喋血記》中絕望的獨白：We are not locked in; we are locked out. （我們逃出了牢籠，但卻無家可歸。）
英國校代在市場運作與非盈利機製的二律悖反中忙得團團轉，卻始終走不出英國人（或者說英國院校）設下的迷局。他們投鼠忌器，想向英國人發火，又擔心丟掉工作；想幹脆得過且過，又不甘心錯過唾手可得的市場機會。其實，他們糾結的核心問題是：我們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他們經常在兩種文化的衝撞中自我迷失。
終於，他們在文化磨合中浴火重生，打破了英國大學間的隔膜，最終找到了——確切地說是建立了——“組織”。
2015年1月，由英國校代和澳大利亞校代（包括英國赫瑞瓦特大學、英國鄧迪大學、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英國班戈大學、英國埃塞克斯大學、英國羅伯特哥頓大學、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聯合發起的“海外高校促進會”第一屆峰會在北京舉行，沒想到“一發而不可收”，如今來自英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100多個高校（以英國高校為主）的代表每個季度都在一起切磋、研討，目前已經組織五屆峰會了……
開放的胸襟是英國校代自我發展的開始，是英國留學行業自我升級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