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承魯院士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20世紀60年代，他參加發起了轟動一時的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後來，記者采訪他，問：“為什麽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麽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

在當時的西南聯大，無論學生幹什麽，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麽，聽什麽，怎麽想，都沒有人幹涉。因此，才成就了西南聯大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傳奇”。

好的教育，就應該如西南聯大一樣，能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隻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又如何出成果呢？

有人說，現在的學生自由很多，選擇也很多。校園裏幾十個社團，上百門選修課，還不自由嗎？可為什麽我們還困惑於“錢學森之問”、還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問題的關鍵是，再多的選擇自由，體現的也不過是學習領域的不同。

而自由的根本，卻是精神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是要使每個人“自由地生長，並啟迪其自由的天性”，是要讓每個人在自由中，“負起超越自身存在的責任”（雅斯貝爾斯：《什麽是教育》）。

這樣的自由，在當前教育中還很稀缺。

中部某省一所重點高中的學生，在一次期中考試時，以批判教育專製主義的口吻寫了一篇作文，得到了25分（滿分60分）以及力透紙背的四字評語：“自毀前程！”

那是一篇什麽樣的作文呢？

“老師說的你不能反駁，不管他說的對不對，否則你便犯了‘頂撞’之罪。”

“教育者們首先不允許古人有七情六欲，然後說，我知道，這句話表達了李白的**不羈，這句話表達了杜甫的憂國憂民，答別的不給分。”

班主任找到學生。據學生回憶：“他說不改變思想就不要再進教室上課。他給的條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寫這些東西，再不能給學校挑刺，不能諷刺學校、老師、政策……還要把爸媽請來，一起到年級主任辦公室，一起教育你。”班主任還要求學生轉班甚至轉學。

於是，學生再沒有進過教室。

麵對學生的自由表達、獨立見解，部分教育者選擇了退縮和壓製。盡管“獨立思考，自由表達”從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口中說了出來，前者還被寫進了《教育規劃綱要》，可現實中我們仍在大批量地製造著“精神平庸者”。

2.4%——這是上海學生第一次參加PISA測試奪冠後，我們不能忽視的一個數字。

PISA將學生閱讀素養分為7個精熟度等級，最高級為6級。OECD認為，達到6級的學生將來在知識社會可勝任領袖級任務，達到5級的學生被看成是明日潛在的世界知識工人。上海學生中，有17%達到5級，但達到6級水平的僅占2.4%。這說明，我們的學生在具有創新和決策水平的閱讀素養高段競爭力上，並沒有很大的優勢。

這一現實，與20世紀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一句話，相互激**。她說：“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為什麽？因為沒有精神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就沒有批判；沒有批判，就沒有創造。

有國外學者發現，與歐洲和亞洲等國家相比，美國中小學生在參加數學、物理和其他科學或技術學科方麵的國際測評時，成績始終處於落後位置，然而，美國的創造活力卻舉世矚目。盡管美國也招攬了不少其他國家最好的學生，但不可思議的是，到了高等教育階段，原創性的和有價值的論文卻多出自於美國學生之手。

原因何在？就在於美國教育對“學生的異端思想生成和突破性方法路徑”的寬容和鼓勵。

在西方曆史上，有一幅著名的油畫《雅典學派》。在畫上，柏拉圖和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邊走邊進行激烈的爭論。他們的手勢一上一下，表現了他們在思想上的原則性分歧。

在我國曆史上，也有許多“孔子講學圖”。在這些畫上，孔子總是居於高台或中心位置，學生們則凝神靜氣，傾聽著老師的點撥。

看似同樣的師生對話，卻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師生之間是“我—你”的關係，後者卻是“我—它”的關係。老師是把學生視為一個具有獨立意識、能夠自由表達的個人“你”，還是視作一個被簡單對象化了的物件“它”？

偏好後者，我們可以很好地維持秩序，但同時也癱瘓掉了那些對舊規則、老觀點的質疑。選擇前者，我們才能以包容心對待學生的異質思維，才能達致“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實現”。

曾到一所小學采訪，有位老師很有意思。為了鼓勵學生自由表達，她有時會故意製造一些事件，鼓動學生去反對她。她對我說：“我尊重每個人表達的權利，哪怕是反對我的觀點。”

可是，有許多老師不敢輕易嚐試，他們或許是發現，一旦給了學生自由，學生反倒不知所措，或是鼓勵學生批判，他們卻常常言不及義。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我們沒有給學生足夠的“工具”。要讓學生真正達到自由，必須先讓學生有自主學習和選擇的能力；要讓學生能夠擁有批判性思維，必須讓學生掌握批判的原則和程序。

如批判性思維，許多人以為就是“張口就問”。事實上，它的核心是有道理地問，培養最終的落腳點是邏輯推理能力和實證能力。也就是說，遇事要先有一個判斷的過程，查證後再發問。有的學生連文章講的是什麽都不知道就開始批判，連生活常識都沒有就亂提建議，這樣的質疑和批判就變成了無理取鬧，毫無意義。

教育的改革，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