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上海市七寶中學校長、

上海市教育功臣 仇忠海

2008年,我被評為第二屆上海市教育功臣。當時被評上的10個人中,隻有我是中小學校長。這個榮譽就像泰山一樣壓在我身上。我覺得,說我是一名優秀教育工作者就可以了。從1977年參加工作以來,我當了25年的校長。我很願意和大家談談自己成長中的一些經曆,很個性化的東西,和大家交流。

一、成功的起點是感到自己的價值

我是七寶中學1968屆高中畢業的,1969年到塘灣鄉插隊。這期間很迷茫,特別想讀大學,但一直沒機會。當時弄到幾本詩集,泰戈爾、海涅、普希金他們寫的,我很喜歡,每天抄啊讀啊。直到現在,“我體驗了願望,我厭倦了幻想,現在隻剩下一片苦難,那心靈空虛的果實”(普希金詩句)都記得特別深。當校長後,我特別注意用文學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我想,這種辦學思想是和自己這一段經曆有著密切關係的。

後來有機會叫我去當代課教師。本來以為是教語文,卻當了物理老師。學物理對我的思維方式影響很大。物理是講究規律的,它是實驗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往深了說,學物理使我的世界觀和為人處世的方式都發生了改變。物理學對問題的研究,切口不大,但研究得很深,事物之間有一種邏輯關係,你可以一直思考下去。文科呢,麵鋪得蠻開,但研究得相對淺一點。物理學的思維方式,後來對我管理學校起了很大的作用。實事求是、講究規律,是物理學對我的影響。

剛代課的時候,我就想,這輩子不要當老師。為什麽呢?原來在農村插隊,雖然白天蠻累,但晚上還有自己的休息時間。一代課,從此就沒有自己的晚上了,你必須為明天的課去做好準備,備課啊,改作業啊,家訪啊,都是在工作結束之後的事,晚上沒時間玩了。當時,我給一位朋友寫信感慨:晚上的時間多寶貴啊!

“四人幫”粉碎後,我被抽調到華東師範大學進行一年的師資培訓,1977年回到塘灣中學教高中物理。那一屆理科有12個學生,我還記得1978年春節剛過,就開始教學生“力學”。當時自己知道得也不多,就一邊自學,一邊和學生交流自己的體會。當年,我帶的那批學生中,有8個考進了大學。最好的一個學生物理考了97分(當時滿分100分)。

一下子,我蠻有成就感的,覺得當老師挺好。盡管帶這屆學生我很累,所有給學生做的卷子,我都要自己做一遍,當時備課又沒有教材,我用的是《中學數理化叢書》物理一冊到四冊,還有中專的教材和大學物理,每天備課我都要把它們通讀下來,然後再根據學生的情況寫教案,有時工作到半夜兩點鍾。真的很苦。由於1978年學生考得好,我當年就被評上了上海縣先進工作者,第二年到莫幹山療養,我感到非常光榮,感覺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和方向。從那以後,我對教育工作非常投入,而投入讓我的教學越來越嫻熟。漸漸地,我從物理組長變成理化生大組長,變成教導處副主任,變成工會主席,1984年當上了校長。

所以做教師成功的關鍵點,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不斷有新的發現,調動自己的興奮點,而且陶醉於學生的成長,感覺學生成長的每一步都是和自己的付出緊密相關的。那個時候,我想自己一定會當個好教師的,因為我願意把心放在上麵。

在塘灣中學,我一邊教書,一邊學習,沒有間斷過。1979年到1984年,我用4年時間拿到了大專學曆,1985年塘灣中學的高中被撤掉,我被推薦到上海師範大學脫產兩年讀本科。後來華東師大舉辦的骨幹校長培訓班、高級研修班,我也參加了,我大概是參加次數最多的學員吧。到現在,我已經參加了4屆培訓。這類理論學習比較係統,許多實際中碰到的問題,一和理論相結合,你就會有一種頓悟:“哦,原來裏麵是有這個規律的。”記得我在上海師範大學教育管理係學到美國管理學家德魯克的“能級理論”,感到每個人的能量確實是不同的,但能量與能量之間不是連續的,而是一級一級的,這就是能級。“能級管理”實際就是量才用人,把每個人放在適合他的位置,把他的能量最大化地發揮出來。目標管理理論也是這個時候係統學到的。後來,我把能級管理、目標管理等理論,結合學校實際,用到學校管理中去,非常成功。1988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就叫《在科學管理中求超脫》。理論學習,讓我的思維得到碰撞,閃出火花,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放下學習。

我當校長期間,塘灣中學雖然是農村完中,但它的教學質量僅次於區重點中學。後來我又到了友愛實驗中學、七寶中學,都是在學校陷入低穀的時候接手的,也都是在很短的時間讓這些學校發展起來的。這個過程,不僅是自我挑戰的過程,也是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後來,我有機會當副鎮長、當區教育局局長、當董事長,但我都放棄了。因為我覺得自己就適合當校長。由於全身心投入辦學,家裏的事沒有心思去管,我感覺欠愛人很多。但現在,我回過頭去看看,能辦好一所學校就是我人生價值的體現。這也是我的人生觀。

二、當好校長的三個必備條件:“天時、地利、人和”

怎樣才能當好一名校長?我想有“天時、地利、人和”三個必備條件。

“天”,往大裏說是國家的教育環境,政府對教育的關注程度,往小裏說,就是你頂頭的局長。局長是不是開明,是不是真的懂教育,很重要。1994年,當時閔行區教育局局長陳儒俊跟我說:“區委常委討論決定,把你調到七寶中學任校長。”當時,我所在的友愛實驗中學是副科級單位,七寶中學是正處級,相當於“連跳三級”。但七寶中學當時情況很糟糕,升學質量已經滑到市重點的最後了,重點率隻有31%。好的老師都走掉了,我接了一個爛攤子,剛開始就不想過去。

陳局長給我說了兩段話。他說:“忠海啊,七寶中學就交給你啦,我們隻認你。學校怎麽發展是你的事,你可以放開手腳去幹,在學校發展的過程當中,你的權可以比我還大。但是你記得不能亂來,亂來我還保留一個權,我可以彈劾你。”現在想想,這些話雖然是1994年說的,但其實就是今天提倡的現代學校製度,就是“依法辦學,自主發展,自我約束”。“學校交給你啦,你不能亂來”,這是依法辦學、自我約束;“學校怎麽發展是你的事”,是自主發展,他這麽一說,我感覺他目光很長遠。

陳局長還說:“七寶中學辦不好,我教育局在區政府眼裏、在老百姓眼裏也沒有地位。所以教育局和七寶中學是捆在一起的。我支持你。”他是這麽說的,也是這麽做的,確實給予了我們很多幫助。所以說,局長要開明,如果不開明,校長做什麽事他都反對,肯定放不開手腳。其實校長多少都有些創造力的,你給他什麽都限製住了,他怎麽能發展呢?

“地利”,我認為是校長的人格力量。我走了幾所學校,每所學校要去之前,朋友都勸我別去:這個學校一塌糊塗,矛盾很大,一個語文組就有三派,你怎麽搞?但我去了之後,都太太平平,什麽原因呢?因為我一直用三句話來指導自己的工作:一是與人為善。不管教師、家長、學生,我都以誠相待,以心相待。二是成人之美。盡自己的努力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三是常懷感激之心。對別人給我的點滴幫助,都放在心裏,而且湧泉相報。我走過的幾所學校,之所以能在短時間裏帶出來,我想,校長的人格作用是非常大的,可能超過校長的權威。現在在七寶中學,每個教師都把我當朋友。我們一位老師跟別人說:“仇校長有兩點我最為佩服,一是我們學校的每個老師,都認為自己是和校長最要好的,可以無話不談。二是雖然校長不常和我們在一起,但我們每個人做什麽校長都知道。”前不久,幾位退休教師湊了錢,一定要請我吃頓飯。所以做校長,也是先做人再做事。

“人和”,就是要把人心凝聚起來。像學校幹部,你不僅要把他們看成自己的助手,更要把他們看作專家,每個條線的負責人都是這個條線的專家。比如,分管德育的同誌,他整天考慮德育方麵的問題,德育方麵的書看得比你多,對德育的理解也比你深一些。校長不可能樣樣都精,你要向他請教。他們寫給你的報告,你要非常仔細地看:“謝謝,你寫得太好了,思考得很到位。隻是有一個地方的提法我跟你商量一下。”他們就會很舒服。如果校長不這樣,說:“怎麽好這樣弄?按我的方案來。”這對他們是個挫傷。他就覺得,我是在幫校長打工,一碰到問題就找你校長,搞砸了反正是你校長定的調子,我不用負責任。做校長,就要善於讓幹部在學校總的規劃中去實施他的工作方案,實現他的價值,以後碰到問題,他就會自己想辦法解決,校長也會很輕鬆。

教師是立校之本。但現在教師的壓力非常大,家庭的、工作的、心理的,校長了解嗎?校長要善待老師,要幫助老師解決所有的壓力,隻給他留下一個工作的壓力。我們都知道,你叫一個老師要有壓力,他是不會有壓力的。但當你幫他解決了工作外的所有壓力後,他就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壓力他自己就加上去了。所以我很重視社會資源的積累,老師家裏老人看病、孩子讀書和就業,有問題,就找校長去。我把這些小事情做好後,發現老師都非常努力。學校有位新調來的老師是勞動模範,到了我們學校後,他說:“大家工作太努力了,我是勞動模範,但我看大家都是勞動模範。”你想想,一所學校都是勞動模範在工作,學校質量能不上去嗎?

“人和”還必須善待學生。一切工作的落腳點都應是為了學生的發展。但我們過去很多規章製度都是在壓製學生、限製學生。2001年冬天,一位學生給我寫了封信。他說,學校現在的作息製度有問題。這麽冷的天,6點20分開始跑步,違反科學常識。這位同學還說:“我在科學雜誌上看到,太陽沒升起來,人體劇烈運動是有害的。”我剛看到信時,想他是在挑戰學校製度啊。因為七寶中學從1947年成立的時候就是寄宿製學校,一直以“半軍事化管理”為驕傲的。但現在學生提出來了,我就不能視而不見。我問一位副校長是不是看到過這種報道,他說,有的。於是,我就找學生座談,一開始學生不肯說。我把學生的信讀給他們聽。告訴他們,如果大家都感到有問題,我們可以討論怎樣改變。學生就說:“仇校長,我就盼望著下雨,下雨就可以不出來早鍛煉,我這一天感覺都很好。如果跑了,一天的精神都不好。”一個女孩子說:“我一跑就頭暈,媽媽說這是低血糖,要帶兩塊巧克力。”學生七嘴八舌說完後,我們又在全校發調查問卷,結果73.5%的同學都讚成改變。於是我們決定,每年冬至到第二年的3月1日最冷的時候,不搞集體的戶外劇烈活動。後來在升旗儀式上宣布,幾千名學生經久不息地鼓掌。所以,學校工作的出發點,不是要以校長為主,而是要以學生的發展為主。

做好校長,“天時、地利、人和”是最基本的條件。任何人的成長都是從這幾方麵開始的。局長們應該相信校長,把權放給校長,不要把權力都拿在自己手裏,變成一個“大校長”。這樣一來,校長就沒事情好做了,你怎麽說我就怎麽做,結果把自己的特色和創造都弄沒了。教育行政領導一定要理念新,站得高,看得遠,心胸開闊,要允許校長犯錯誤,要保護校長。至於校長本身,要對教育有一個深刻的了解,對我們的國情有一個了解,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要學會用有限的資金培養出一流的學生。這是校長的任務,不能像有的學校那樣,一個月隻休息半天,從早到晚“死學”,沒意思。校長要把師生真正地裝在心裏,一切從為老師的發展、學生的發展和幹部的發展去考慮,這樣就具備了成為一名成功校長的基本素質。

現在,很多校長喜歡到別的學校參觀學習,以為學了一套東西後,挪過來就行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一直給老師說,我們的核心經驗可以告訴給別人,不要擔心,他們趕上來是好事。但實際上很難趕,很難學。因為天時、地利、人和不是什麽硬性的東西,常常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很多製度或事情,在我七寶中學能夠做成,但到別的學校就做不成,它不是你學一個技巧、一種做法就能達到的。天時不是校長可以控製的,但地利與人和,卻是校長可以通過加強自身修養達到的。

三、校長要有自己個性化的辦學思想

從1994年到1996年,我在七寶中學做了三件事:人際環境建設、學術環境建設和校園文化建設,而且現在還在堅持。學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調出去的教師也要求回來。

學校有了這樣的精神狀態後,對你校長就是一個考驗了:你選擇把學校帶到什麽方向?如果你想的是在升學率上超過別的學校,那你就可能去動腦筋挖人家的老師,搶人家的生源,或者關起門來補課。但這是沒有出路的。當時上海有“四大名旦”(上海中學、華東師大二附中、複旦附中和上海交大附中),他們有一流的師資和生源,七寶超不過他們。而且如果單純追求升學率,可能會一步步上去,但也有下來的時候,校長就隻能在無窮無盡的煩惱當中,這就叫“苦海無邊”了。我就想,要盡快把學校辦出名氣來,一定不能走這條路。

當時我看上海,隻有建平中學很有聲音,他不是“四大名旦”,但他的聲音蓋過了他們。什麽道理呢?因為他有自己的辦學理念,他提出了與時俱進的、被認為是非常正確的教育觀點,“合格+特長”“規範+選擇”,學校所有的製度、課程、校園文化都按這個理念去改變了,於是辦得非常火,教育行政部門認可、教育專家認可,整個學校的辦學品質也上去了。我就想,找個正確的理念來帶動學校的發展,是一條“大道”。其實當時上海很多學校也有自己的口號,但真正拿出東西來,讓整個學校圍繞理念去改變的,還不多。

那七寶中學應該是什麽理念呢?我提出了“全麵發展,人文見長”。這個理念,不是一下子蹦出來的,是在我對教育和社會長期關注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重理輕文,重智輕德,培養的學生人格不健全;社會上,人文精神的缺失導致了社會道德滑坡。呂型偉先生不是說過嗎:德育如果是莊稼的話,那人文精神就是土壤,你要想莊稼長得健壯一點,就要有肥沃的土壤。

從關注教育和社會的現實,到最後形成“全麵發展,人文見長”這八個字,我用了近三年的時間進行思考,經曆了三次修改。第一次提的是“五育和諧發展,力求人人成才”;第二次提出“給學生創造充分發展機會的學校教育”;第三次才是“全麵發展,人文見長”。理念的形成有一個過程,校長要在實踐中不斷磨合自己的理念。現實是螺旋式發展的,校長的思想和理念,也必須根據實際,第一輪、第二輪不斷地攀升發展。哪怕是同一個理念,它也要螺旋式上升。

當校長提出了自己個性化的教育理念後,他才在某種意義上開始了真正的“自主辦學”。什麽叫自主辦學?就是在深刻把握教育規律和學生成長規律的基礎上,對基礎教育改革的發展趨勢有一個宏觀把握和一種內在的預見性,並能把教育理想果斷地付諸教育實踐。

所以校長要學會看“勢”,即趨勢。當我們埋頭工作的時候,還要抬頭看看整個教育發展的勢頭。比如,我到友愛實驗中學這所農村初中的時候,國家正提倡“農村教育要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我就在友愛中學進行“3+1”實驗,初中三年,再加一年的職業技術培訓。以此為突破口,把整個學校的教學質量從上海縣的倒數第一二名,變成了第一位。又比如,國家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我就考慮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最後一定會落到教育上,所以我在七寶中學用整整四年的時間,成立了學生科學研究院,建起了物理探索館、生命科學研究室、納米技術實驗室等,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我們有一位學生,在高中階段竟然獲得了39項專利!

校長提出理念,辦學就有了“藍圖”。下一步,就要按“藍圖”去“施工”。而課程是“施工”的重要途徑。像我們開設的校本課程《文化與人生》,每周星期五下午,拿出三節課時間,請來國內外的作家、藝術家和學者,講他們對人性的理解和對人生的看法。學生非常喜歡這門課,稱為“人生的報告”。其實當時的選修課中,適合學生的人文課程比較少,我們就發動老師,編寫了《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綱要》《當代中國外交簡史》等。在別的學校覺得主科的課時都不夠時,我們有勇氣把升學率放在一邊,因為我們的辦學理念就決定了:我們培養的學生要有一定的人文修養和較高的文化品位,能夠全麵發展。

當我們把升學率放在一邊的時候,我們的升學率卻是穩定上升的。而且越到後來,提高得越快。一本率,今年我們有信心衝90%。我一直說兩句話,以同樣的分數考取同一所大學的,七寶中學學生一定比人家更優秀,因為我們是靠學生的綜合素質帶出來的;第二句話,二十年後,看哪所學校出來的棟梁之材更多,我有這個自信和別的學校比一比。

我到七寶中學快15年了,“全麵發展,人文見長”的理念從提出、磨合到踐行,也快15年了。很感謝有七寶中學這樣的理念實踐場。現在有的地方提出校長三年或五年一輪崗,其實對校長,特別是對正處在理念形成期的校長是不利的。在同一所學校,校長可以就一個大的問題不斷地實踐、提升,最後悟出教育的真諦。如果頻繁調動,不同的學校問題不同,情況不同,相應地校長提出的理念也可能不同,不利於校長個性化教育理念的產生和成熟。很多名校長都是在一所學校待很久的,像上海育才中學的段力佩校長、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趙憲初校長都在各自的學校待了20多年,上海中學的葉克平校長近20年。我的“全麵發展,人文見長”理念發展到今天,其實也沒有完善。我一直都在思考,最近有了新的想法。下一步我將提出,培養的學生應該是“平民本色,精英氣質”,這是我人文教育理念的又一次螺旋式攀升吧。

四、遇到問題,就是提高自己的時候

從1988年任友愛實驗中學的校長開始,我做課題就沒有間斷過。校長也好,老師也好,要成長,真的需要靜下心來做一些研究。

我認為,課題研究是對教育教學規律的探討,是一種提升自己內在品質的途徑,也是學校發展的生產力。我到七寶中學後,先後主持或參與了1項國家級課題,4項國家重點課題一級子課題,7項市級課題,23項區級課題。現在手上還有一個教育部“十一五”重點課題。這些課題我都是全程參與的,再忙都會擠出時間去學習和思考。

辦學的過程中,校長總會遇到很多問題。麵對問題,我的態度是有問題就有發展,沒有問題就沒有發展。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提高自己的過程。所以我們的課題,一定是從學校存在的問題出發,絕不為課題而課題,不搞“空心課題”。

2001年年底,上海市教委組織專家進行實驗性示範性學校創辦的中期評估。評估結束時,評估組長對我說:“忠海啊,學校挺好的。但有一點,我們10多位專家聽了40多堂課,讓我們感覺耳目一新的不多,你們的課還是很傳統。”這句話給我壓力很大,我在教師大會上說:“我們要花三到五年時間,搞一個全員參與的校本課題研究,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課題名字叫《以學生為主體的高效率、創造性課堂教學創新研究》。每門學科都圍繞這個課題,進行學科研究;又設計了17個子課題,要求每位教師至少申報一個。第二年4月底必須拿出提綱。到了4月,我一看,全沒達到要求。為什麽呢?因為教師沒把自己放進去,都用文獻研究法,把這個課題研究做成了空心的研究。於是全部退回去。我們請華東師大的一些博士和碩士,收集了2000多萬字的有關課堂創新的文章,然後分科裝訂。當年暑假,我和全體教師一起,通讀與自己有關的文章,並寫一篇反思。秋季開學後,我們把所有老師的反思收集起來,創辦了一本《教育創新》雜誌;然後分5個組舉行論壇,每位老師都要發言、點評,我全程參與了語文組的討論。這個過程中,我對什麽是高效課堂的認識也得到了提升。

討論完後,我們成立了一個學科教學研究所,把學校的優秀師資組合起來,分成6個小組,有質量評估組、拓展性課程建設小組、導師組等,進行改革實踐。我們要求,從2003年9月到2004年9月,每位老師必須拿出一個課例來。學校錄像,大家研討,有問題就修改,直到滿意為止。從2004年9月起,大家再把最好的課推出來,在全校進行交流評比。

2005年4月,我們把課題成果向全市展示,當年評估組的專家也請來了。我對他說:“是你當年一句話,引發我們進行了三年多時間的研究。請你們來看看,是不是有什麽改變。”專家特別高興,說,工作這麽紮實,有什麽事做不成呢?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我們又進行了鞏固提高,2006年12月,進行了第二次全市課堂展示,這次比較成熟了。

2007年課題結題時,已經是市級課題了。我去答辯,獲得了閔行區一等獎。這樣的例子在我辦學過程中有很多。發現問題,用課題解決問題,也成了我一個常用常新的“武器”。有些學校,校長和教師都比較累,身體累,心也累,但效果並不好。原因就是他們沒找到教育教學的規律。所以校長要和教師一起,學會用課題去找教育教學的規律,隻要找到規律了,再提出符合學校實際的做法,自然會成功。

對國內外的各種理論,我也看,但隻是汲取它們的合理內核,然後融合在自己的辦學實踐中。我從不批判誰,也不迷信誰。做校長要把根紮在自己的大地上,把自己所負責的學校這塊農田耕耘好。畢竟每所學校的情況都不同,不要把不服水土的“莊稼”引進來。

我當校長25年,一直麵對“義”和“利”的選擇。但我特別自豪的是,自己堅持了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本色。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教育家。但中國這麽大,有那麽多校長在基層默默工作,學校也辦得出類拔萃,他們確實是當代的教育家。我們不要把“教育家”看得太神秘,這個稱號是對教育職業價值的最高認可。我願意向這個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