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1年,景帝死,太子劉徹即皇帝位,是為漢武帝。明年,稱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有年號,始於此。從此以後,西漢的政治走向一個新的階段,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進一步得到加強。在他統治的五十多年間,形成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漢武帝在政治、經濟等方麵采取了一係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以適應封建統一國家的需要。

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廣開仕途,招攬人才。建元元年(前140),“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十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1〕。其後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提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2〕。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3〕。自是以後,郡國歲舉孝廉的察舉製度予以確立下來。元光五年(前130),又下令“征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每歲遣詣京師,以備選用。但察舉製開始頒行時,有些郡國執行不力,因此元朔元年(前128)又嚴令各郡國“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4〕。用以督促察舉製度的實行。武帝時期,號稱文學之士的董仲舒、公孫弘、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倪寬、終軍等,皆由考選推薦或上書言事而獲得官職。《漢書·董仲舒傳》雲:“武帝即位,舉賢良義學之士前後數百。”《東方朔傳》亦雲:“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街鬻者以千數。”元朔五年(前124),漢武帝采納公孫弘的建議,以五經博士置弟子員,每年考試一次,能通一經以上者,即可補文學掌故,成績優良者可任郎官。元狩六年(前117),又詔“舉獨行之君子,征詣行在所”〔5〕。漢武帝通過察舉,征召和“公車上書”等途徑,選拔了大量人材,為西漢封建王朝統治服務,出現了“漢之得人,於茲為盛”〔6〕的局麵。

漢武帝為了進一步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繼續奉行景帝時期的“削藩”政策。武帝之世,諸侯王雖然不像以前那樣強大難製,但有的王國仍然“連城數十,地方千裏”〔7〕,威脅著西漢中央政權。元朔二年(前127),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即允許“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8〕。是年春正月,首先批準梁王、城陽王以封邑分給諸弟,“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之”〔9〕。西漢一代王子侯計四百零八人,其中大部為漢武帝實行“推恩令”時所封。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裏”〔10〕。王國領地日益縮小,勢力大大削弱。元狩元年(前122)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被殺,黨羽死者數萬人。武帝於是“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11〕。“左官律”規定,在諸侯王國任官者稱為左官,不得入朝任職,以示歧視。“附益法”嚴禁封國官吏阿媚王侯,結黨營私。元鼎五年(前112),漢武帝借口諸侯王和列侯所獻“酎金”(酎音酬,漢製:每年八月,舉行飲酎大典,祭祀宗廟,諸侯王和列侯都要獻酎金助祭)成色不好或斤兩不足,削奪列侯爵位凡一百零六人。丞相趙周坐知而不舉,下獄,自殺。至此,王、侯二等封爵製度雖仍存在,然“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12〕,基本上結束了漢初以來諸侯王割據一方的局麵。

在削弱諸侯王勢力的同時,漢武帝還采取打擊地方豪強的措施。隨著封建製度的發展,地主階級中出現了一些強宗豪族。他們依仗權勢,武斷鄉曲,欺淩百姓,兼並土地,獨霸一方,對封建製度構成嚴重威脅。漢武帝對於這些豪強,一方麵繼續推行漢初以來遷徙關中的辦法,使之“內實京師,外銷奸猾”。以達到“不誅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麵,則任用酷吏,誅鋤豪強。如張湯為禦史大夫,“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鋤豪強兼並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以虛誣助法,言不公平也)”〔13〕。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族滅),小者乃死,家盡沒人償贓”〔14〕。而是對“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15〕。酷吏的活動,對於加強皇權,抑製豪強放恣起了顯著作用。但是有些酷吏本身即是豪強,他們在誅鋤豪強的同時,也必然使百姓受到禍殃。《漢書·刑法誌》說:“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以致“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16〕,即是最好的說明。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專製主義皇權,還采取了削弱丞相權力的措施。漢初官製,基本上沿秦之舊,劉邦以功臣為丞相,丞相權重位隆。景帝時,高祖功臣死亡殆盡,陶青、劉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繼為丞相,丞相權力有所削弱。但至武帝時,皇帝與丞相在權力上仍存在矛盾。元朔五年(前124),漢武帝任命公孫弘為丞相。公孫弘起自“布衣”,少時家貧,曾牧豕海上,在朝無所援接,凡事唯唯諾諾,順旨行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17〕。從此,丞相居職“充位”而已。武帝還從賢良文學及上書言事者中,提拔一批人才,在其本職之外,另加侍中、給事中、常侍等官銜,使其出人禁省,隨侍左右,參與大計。他們與為皇帝掌書劄的尚書,形成一個宮內決策機構,稱為“中朝”或產和交換,而且為企圖進行割據的圖謀不軌創造了冶鐵煮鹽。吳王擅障海澤……山東奸猾,鹹聚吳國。”至景帝時終於釀成吳楚七國之亂。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頒布禁止郡國鑄錢之令,專令中央所設水衡都尉所屬鍾官、辨銅、技巧三官〔21〕負責鑄造五銖錢(亦稱三官錢)。鍾官負責鑄造,辨銅負責審查銅的質量成色,技巧負責刻範。他還責成各郡國將以前所鑄舊幣全部銷毀,所得銅料輸給三官。由於五銖錢重如其文,質量很高,盜鑄無利可圖,因而成為當時的標準貨幣,得到長期的流通。

冶鐵煮鹽事業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漢武帝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元狩中,任用大冶鐵家孔僅、大鹽商東郭鹹陽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任用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主持計算,建立先人為筅鹽鐵和均輸,平準製度。筅鹽是在產鹽區設立鹽官,募人煮鹽,產品由官府收購發售。筅鐵是在產鐵區設立鐵官,經營冶采鑄造,發售鐵器。“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鈦(dì弟,鉗也)左趾,沒人其器物”〔22〕。至於“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23〕。當時所設的鹽官遍及二十八郡國,計有三十餘處;鐵官遍及四十郡國,計有四十餘處。鹽鐵官統屬中央大農管理。諸侯王國以前自置之鹽鐵官,則由大農所設鹽鐵官代替。

漢武帝在推行鹽鐵官營的同時,又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均輸即調劑運輸之意。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在郡國置均輸官,歸大司農領導,專門負責管理、調度,征發郡國的各種貨物,並負責向京師運送。均輸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國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24〕的弊端。同時,在京師置平準官,接受各地均輸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25〕,以調劑市場的有無,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26〕。實行的結果“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打擊富商大賈的經濟勢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初算緡錢”〔27〕,規定商人及手工業者,無論有無市籍,其“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都須向政府申報,每二千錢納稅一算(一百二十錢)。手工業作坊主凡四千抽一算。另外,除官吏、三老、北邊騎士外,有軺車(一馬車也)者一乘算;商賈人一乘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產不報或報而不實,“罰戍邊一歲,沒人緡錢”〔28〕;賈人有市籍及其家屬,皆不得“名田”(占有土地),以便於農民耕種。有敢違犯禁令者,沒收其土地和財貨。算緡令公布之後,“富豪皆爭匿財”〔29〕,與政府相對抗。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告緡令”,鼓勵人民告發那些呈報財產不實者,並規定告發者可以分取違法商人財產的半數。武帝以楊可主持其事,命杜周處理案件,一時之間,“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政府“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萬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30〕。工商業主遭到一次沉重的打擊,上林苑的府庫重新充盈起來,西漢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的經濟基礎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注釋

〔1〕《漢書·武帝紀》。

〔2〕《漢書·董仲舒傳》。

〔3〕《漢書·武帝紀》。

〔4〕〔5〕《漢書》卷六《武帝紀》。

〔6〕《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

〔7〕〔8〕《漢書》卷六四《主父偃傳》上。

〔9〕《漢書》卷六《武帝紀》。

〔10〕《史記》卷一七《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11〕〔12〕《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序》。

〔13〕《漢書)卷五九《張湯傳》。

〔14〕〔15〕〔16〕《漢書》卷九○《酷吏傳》。

〔17〕《漢書)卷五八《公孫弘傳》。

〔18〕〔19〕《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師古注引《漢官典職儀》。

〔20〕《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21〕陳直《漢書新證)(修訂本)。舊說認為三官中有均輸令,無技巧令。

〔22〕〔23〕《漢書》卷二四《食貨誌》下。

〔24〕《鹽鐵論·本議篇》。

〔25〕〔26〕《漢書)卷二四《食貨誌》下。

〔27〕《漢書)卷六《武帝紀》。

〔28〕〔29〕《漢書)卷二四《食貨誌》下。

〔30〕《史記》卷三○《平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