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政治、經濟方麵加強中央集權製的同時,與之相應的是在政治思想上實行了尊崇儒術的封建文化專製政策。
漢初在政治思想上以黃老的無為而治為指導思想,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生產逐漸恢複,封建統治秩序漸趨鞏固。文景之時,“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四萬戶”〔1〕。在政治思想上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文帝時,政論家賈誼根據當時匈奴對漢嫂侮侵掠,諸侯王勢力淩駕朝廷,封地超過古製等問題,上疏陳政事,提出變無為為有為的主張。景帝即位,擢晁錯為禦史大夫,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法令多所更定,主張募兵充實塞下,積極防禦匈奴攻掠;又上削藩策,建議逐步削奪諸侯王國封地,以鞏固中央政權。在文化典籍上,其時,“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2〕。而儒家學說更是卓然複興,出現各種不同學派。《漢書·儒林傳序》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此種形勢,為漢武帝實行尊崇儒術提供了有利條件,而首先提出這一主張的則是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廣川(今河北棗強)人,是西漢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學派大師。他少治《春秋》,潛心鑽研孔子學說,景帝時為博士。武帝即位之初,曾接連三次詔舉賢良方正,策問古今治亂之道和天人關係等問題。董仲舒三次上書應對,即所謂“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稱讚。
先後出任江都王和膠西王國相,正身率下,教令國中。晚年退居在家,以修學著書為事,著作流傳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書。
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3〕他所說的“大一統”,即諸侯皆係統於天子,不得自專。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在哲學理論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說和“天人感應”說。他認為人們所具有的一切,都是從天而來,此之謂“人副天數”,即“天人合一”。他還認為,天是有意誌的,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變化,國家的興亡,都是天意的表現。“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4〕。“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5〕。人民服從皇帝,即是服從天道,以此來論證皇權的神聖性。在宣揚“君權神授”的同時,也企圖對皇權略加限製。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教,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6〕因此人君必須“強勉行道”〔7〕,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
董仲舒認為,“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8〕。“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9〕。從此觀點出發,他反對重大變革,主張一切要“法古”,要“以古準今”〔10〕。但是他認為,朝代更換,也有舉偏補弊的問題。他說:“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11〕秦朝是亂世,是“朽木糞牆”,無可修治,漢繼大亂之後,必須改弦更張,效法天道,才能“善治”,此之謂“更化”。因此他反對“漢承秦製”而專靠法治的做法。他說:“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人〔12〕君的統治必須陰陽相兼,德刑並用,以德為主,以刑輔德。由此他提出“明教化”、“正法度”,限民名田,禁止專殺奴婢等等措施。在他看來,“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13〕,所以改製並不影響“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不影響封建皇權的鞏固。
董仲舒還吸收先秦法家韓非的思想,提出了“三綱”理論,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並附會於天意,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14〕這一思想,後來成為封建社會“綱常名教”的準則。束縛人民的精神枷鎖,曾經長期地為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他的學說,實際上是以儒家學說為主體,融合道家、法家和陰陽家中的封建專製理論,重新解釋儒家經典,從而為封建統治者加強集權,提供了理論根據。
政治上加強集權,反映到學術思想上則要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有鑒於此,在建元元年(前140)舉賢良對策的第策中,正式向漢武帝提出“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5〕。武帝嘉納其言,於同年采納丞相衛綰之奏,皆罷“治申(不害)、商(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賢良。二年(前139)冬,衛綰病免,武帝以竇嬰為丞相,田蚧為太尉。竇嬰、田蚧皆好儒術,推薦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太皇竇太後(武帝祖母)素好黃老之術,非薄《五經》。禦史大夫趙綰奏請武帝毋向竇太後奏事,郎中令王臧建言立明堂辟雍。太後大怒,借故下獄,二人皆自殺,罷去丞相竇嬰、太尉田蚧職務。儒家勢力暫時受到打擊。五年(前136)春,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儒家經學被立於學官。六年(前135),竇太後死,武帝起用“隆推儒術”的田蚧為丞相。田蟲蚧“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16〕。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至此得以真正實現。從此以後,官吏來源主要出自儒生,如“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17〕,天下學士靡然向風,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18〕。儒家學說得到蓬勃發展,取得支配地位,成為此後二千年間統治人民的封建正統思想。
注釋
〔1〕《漢書》卷一六《高惠高後文功臣表》。
〔2〕《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附劉歆傳》。
〔3〕《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4〕董仲舒《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地篇》。
〔5〕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
〔6〕〔7〕〔8〕〔9〕〔10〕〔11〕〔12〕《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13〕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莊王》。
〔14〕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
〔15〕《漢書·董仲舒傳》。
〔16〕〔17〕〔18〕《漢書)卷八八《儒林傳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