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司馬遷為一部史記，漚心瀝血，他對禮義也是很有研究的。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寫道：
“人如果隻重視自身生命的苟全，而不知道名譽節操的重要，一定不能保全其生命；人如果隻重視苟得之利，而不知道禮義的價值，一定會蒙受災害；人如果一味地懈怠懶惰，不能以禮自持，反以為是安逸舒適的享受，一定會遭遇到艱難危險；人如果過份地恣情任性，不顧禮義規範，自以為這是放任自然的行為，就會落到毀情滅性的地步。
如果以聖人的禮義涵蓋一切，就能理性與情性兩者兼得；如果以情性涵蓋一切，就必然是兩者皆失。所以重視禮義的儒家思想，乃是使人兩者兼得；而重視情性的墨家思想，則將使人兩者皆失。此為儒、墨兩家思想最大的區別。
禮是人際關係、親疏遠近區分辨別的最高標準，是促使國家富強堅固的根本辦法，是孔子威行天下、四海歸心的唯一途徑，也是功業聲譽總集大成的重要因素。天子諸侯如能遵禮行治，就可以統一天下，使萬民臣服；如不能遵禮行治，必然會導致社稷毀滅，即使擁有堅固的甲胄裝備、鋒利的武器，也不足以確保必勝；即使具備高聳的城牆、深浚的護城河，也不足以確保一定能固守不破；嚴苛的法令、繁複的刑罰，也不足以確保這樣就一定可以威攝百姓。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遵用禮義之道者，才可以行於天下而無敵，不能遵用禮義之道者，就會招致失敗。
正如楚國人用鮫魚及犀牛皮製鏡甲，堅固如同金石，牢不可破；用南陽宛城出產的精鋼打製鐵矛，刺人時就像蜂蠍鱉人一樣的輕便銳利而又快速，士兵的矯捷俐落猶如疾風突然而至。然而楚懷王二十八年，兵敗於垂沙，大將唐昧戰敗陣亡；不久，楚將莊蹯起兵作亂，結果楚國竟一分為四。這難道是楚國沒有堅固的裝備和鋒利的兵器?不是，乃是由於在上位者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於禮義之道，失去了民心，所以才會如此。楚國以汝水、穎水作為天然險阻，以岷江、漢水作為外圍溝池，有古代鄧地的山林地區阻擋來犯之敵，還有方城山沿著邊界蜿蜒高聳。然而秦國的軍隊來到鄢城郢都時，一戰即克，就像摧枯拉朽似的容易。這難道是沒有堅固的要塞和險要的防阻嗎?不是，乃是由於在上位者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禮義之道，失去了民心，所以才會如此。
又如商紂王曾殘暴地挖取比幹的心，無理地囚禁箕子，又製造極為殘酷的炮烙之刑，經常殺戮毫無罪過之人，把殺人當遊戲，他的臣民一個個心驚膽寒，不知災禍何時會降臨。於是，當周的軍隊一到，紂王的命令便不再能有效通行於臣下，更無法指揮人民為他抗敵作戰，這難道是紂的命令不嚴、刑法不重?不是，乃是由於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於禮義之道，失去了民心，臣民甘願做亡國奴，也不願死在紂的暴政酷刑之下，所以才會如此。
古代的兵器，不過是簡單的戈、矛、弓、箭而已，然而有時還不需要使用任何兵器，敵國就已經歸順臣服；有時也根本不必勤修城郭，不必深挖壕溝，不必在邊境上建立堅固的險阻，不必張設許多應敵的機變措施，然而這個國家卻相當安全不怕外敵侵擾，而能屹立固守。其實也並無其他原因，隻不過是在上位者懂得應用禮義之道治理臣民，使理性與情性等量齊觀、並行不悖，在適當的時候運用民力，而又能以真誠的心去照顧人民，於是臣下受命而行，政令得到響應。如果仍有人不從教令、不服禮義，再以刑罰待之，人民自然就會了解自己的不是之處。所以適當地處分一人，天下人就均能因此順服者，隻是犯罪者不會怨恨在上者的不公，而了解錯在自己的緣故。因此，刑罰盡管極少，可是，政府的威信仍舊如水之流行，不論遠近無所不及，這並無其他原因，隻不過是由於能夠遵行禮義之道以治民而已。古代帝堯以禮義治理天下，所以隻不過是斬殺一個鯀、放逐共工和驥兜兩個人，而天下就得以平治。
所以，天下如果都能順禮而治，則二正是太平盛治，如果不能順禮而治，則必然是紛亂的局麵。順禮而行必可安定，不順禮而行必致危險。
禮的涵蓋是深厚而難以測量的，那些專作‘堅白同異（戰國名家公孫龍所倡的詭辯之學，是一種知覺的分析）之說的詭辯論者，進入禮義之中探討其內蘊，必會感到相形見絀。
禮的涵蓋是恢宏廣大的，那些喜歡自以為是地改動典章製度而又專作偏狹淺薄理論的人，進入禮義之中體認其內蘊，必定會感到仰之彌高，自恨不如甚遠矣。
禮的涵蓋可謂既高又遠，那些粗暴傲慢放任不拘，向來就以詆毀破壞傳統禮俗而自以為了不起的人，進入禮義之中巡禮一番，定會感到自我愚陋和微不足道。
土木工人用的墨繩是正直的最高標準，權衡輕重的秤是平衡的最高標準，臥規和曲尺是方圓的最高標準，而禮則是做人處事的最高標準。那些不能遵循禮製，或是不能適應禮治的人，就應該稱之為無道之民；能遵循禮製，或能適應禮治的人，才可稱之為有道之士。
對於切合禮義的中正之道，能以思想去探求其所以然者，可以稱之為用心思考；能用心思考，得其所以然之後，不再輕易變動其中心思想者，可以稱之為篤信固守。對於禮義，如果真能處處用心思考：時時篤信固守，再加上由衷的愛好，那就是聖人的胸懷了。
天是高的極致，地是低的極致，日月是光明的極致，無窮是廣大的極致，而聖人則是遵禮行道的極致。”
以上就是司馬遷論澧為人和與治國之本。
但具體來講，何謂禮呢?狹義來講，禮者即禮節，或禮貌。但就廣義來講，孝順忠信、仁義廉恥、善美智誠、和正謙德，皆屬禮的範疇，皆簡稱為禮或禮義。司馬遷所討論的禮，就是廣義的禮。
何又謂仁呢?“惻隱—同情憐憫）之心，仁之端（始”也。”（《孟子·公孫壬上》）；“仁者愛人。”（《論語》）；“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子恩論》）；“一言而益於仁者，莫如‘恕’（寬恕）。”三孔子家語·顏回》）；“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有三曰（宇）可以終身為之者為‘恕’。”（《論語》）。
何謂義?“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子·公孫壬上》）；“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子思論》）；“臨義而思利，則義不行；見利思義，見危授（付出）命；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
何謂智?“一言而有益於智者，莫如‘預’（預知）。”（孔子家語·顏回》）。
從司馬遷對關於禮是人和治國之本的全麵論述可以看出，禮對國家強盛、社會安定、人民富有和人際關係協調的作用，是任何法律和武力所不可比擬和取代的。所以聖明、有遠見的統治者和政治家，無不時時刻刻注意禮的培養、宣傳和教育。
禮義培養難、破壞易，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孔子的禮義思想雖在中國經過數十年的宣傳、教育和樹立，在中國人心目中紮著很深的根，但一旦予以歪曲、批判、掃**，則迅即崩潰瓦解，因為禮義對每個人都具有一種約束的性質。禮義一旦崩潰瓦解，社會也隨之混亂，國富民強也隨之受到影響。禮義一旦崩潰瓦解，欲在全民中再次培養樹立起來，則需付出艱巨的代價，絕不足一朝一夕之功可成。
統治者要達到以禮治國、全民遵循澧義的目的，首先必需為官者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遵行禮義，昕謂正人先正己，樹人先樹己，同時並積極努力為社會和全民提供一個和諧、有秩序、人民安居樂業和生活溫飽的社會政治環境，並配合持之以恒的宣傳教育。在這裏，人民安居樂業和生活溫飽是最重要的，它是人民遵循禮義的物質基礎。
一次，孟子曾經去見魏惠王，惠王說：“老先生不遠千裏而來，一定是對我的國家有很大利益吧!”
孟子說：“國君為什麽一開口就講利呢?應該要講仁義。如果國君說怎樣才能利於我的國家?大夫說怎樣才能利於我的家族?乎民說怎樣才能利於我自身?上上下下皆為了逐利而爭鬥，國家必將發生危難。從來沒有滿懷仁愛的人會遺棄他的父母，也從來沒有講求道義的人會怠慢他的國君。”
後來，孟子問子思：“管理、教育民眾應先從何處著手?”
子思回答說：“先給予民眾利益。”
孟子又說：“君子用以教育民眾的，隻引導他們行仁義就足夠了，您為什麽要涉及利益?”
子思回答：“教育民眾行仁義，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帶給他們利益，國君、百官如果不以仁愛之心愛民，民眾就無法和樂生活；在上者不講道義，在下的普通民眾就會以欺詐為樂事，這樣一來才真要帶來極大的危害。所以《易經》上說：‘所謂利，與道義是一致的。’又說：‘利益用來安身立命，用來崇尚道德。’這些都算得上最大的利益。”
所以後來孟子又說：“夫民，衣食不足則無暇治（講究）禮義，而飽暖時不予教育，則又近於禽獸。”
管仲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孔子在周遊列國時宣傳克己複禮、禮義治國，其用心可嘉，但其時不適。當時正是諸侯列國爭覇稱雄、兼並上地、爭奪王位、民不聊生、造反有理的大混戰時代、大調整時代，怎能談禮義?所以孔子以失敗告終。及至漢代以後孔子的禮教思想，才開始受到統治者和有識之士的重視，並逐漸深入人心。
在中國曆史上，禮義的破壞首先是來自統治者，恣縱專橫、橫征暴斂、貪汙腐化，致使民不聊生，而導致社會動亂、國家滅亡。如果能充分發揮禮義對人們思想的熏陶作用，達到思想上的統一，有什麽政策的不到貫徹呢?要成大事，不隻是靠武力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