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1877—1927／ 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浙江海寧人，清末秀才，近現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
1927年6月2日，端午時節，榴花盛開。臨近中午時分，頤和園裏遊人稀少。對於在園子裏勞作的清潔工來講，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天。當清潔工來到佛香閣排雲殿下的昆明湖邊時，遠遠地瞥見一個約莫50歲的男子，正坐在魚藻軒的石船上，不停地吸著紙煙。
過了好一會兒，清潔工注意到他還在那裏，偶爾站起來，在湖邊走來走去。離他更近些時，隻見他短短的身材，一身舊式的青馬褂，麵部顯得有些蒼黃，嘴唇上蓄著八字胡須。最顯眼的，是他腦袋後拖著的一根長辮子，精心綴上的紅帽結依稀可見，而他，就是王國維。
清潔工沒有多想，繼續埋頭勞作。大概下午3點鍾，他突然聽到撲通一聲，那人不見了。他急忙跑到湖邊，見那人已紮進了不深的湖水中。手忙腳亂間，清潔工奮力將其撈起，發現其口、鼻都被淤泥所塞，終究窒息而死。而此時，王國維穿在裏麵的衣服還沒有完全濕透。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代國學宗師王國維，“舉身赴清池”，在頤和園投湖自盡。噩耗傳至城中，學界諸人都極為震驚。梁啟超本已離開清華，聽到消息立刻趕回清華為王家料理後事，並對自己的女兒說，王國維“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50歲，若再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顧頡剛在聽到消息時，驀然感到“一個猛烈的刺激”，為之“失望而悲歎”。
第二天的下午1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全體同學都去了頤和園，入門後由清潔工引至魚藻軒，王國維的遺體仍然停在那裏。此時，王國維的家屬和校中的辦事人員已經全部來齊，其中包括陳寅恪、吳宓、梅貽琦、梁漱溟等。
天氣漸漸地悶熱起來，陰雲密布，遠遠地傳來一陣緊似一陣的雷聲，但是雨遲遲沒有落下來。到了下午4點多，法官才領著檢驗人員來到現場。從王國維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遺書，外麵寫著“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啟”，打開後第一句便是，“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此十六字，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8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有確論的“謎麵”。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麽糾葛。但不管什麽緣由，當時及後來的人，都認為不值得。而越來越多的人，更傾向從精神層麵來理解這位哲學大師的逝去。
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言中寫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李澤厚分析王國維，認為他的自殺“倒是近代西方悲觀主義和傳統儒家挫敗感的結合產物。”
王國維的長女王東明曾說：“父親一生是個悲觀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詩有著孤寂之愴美—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
兩年後，清華研究院同仁請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他滿含深情地寫下：“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種境界，成為眾多學者一生篤信和堅守的信仰。
回避紅塵是所長
王國維去世前，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他當時雇傭一輛人力車往頤和園方向走，行至半路時突然叫停，讓其速速折回去。他心裏惦念的，是幾天前謝國楨及趙萬裏曾托付他，書寫扇麵兩頁。當時書寫時，他將謝國楨的稱呼，誤寫作兄。於是，王國維中途返回校園辦公室，用墨筆將“兄”字改為“弟”字，然後再鎮定地重新上路，來到頤和園自沉。
王國維為趙萬裏題寫的扇麵，為《玉山樵人詩》，裏麵有一句寫玉山樵夫“回避紅塵是所長”，詩句間，王國維的出世之誌隱隱若現。“體素羸弱，性複憂鬱”的王國維，對於“紅塵”不見得是“所長”的，但的確一向是敏感而畏懼的。
早在“百日維新”和“詔廢八股”之時，王國維就敏銳地預感到：“來日大難，非專門之學恐不能糊口。”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看到“俄國覆亡”，王國維就認為“禍將及我”，中國“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
1919年，五四運動的熱潮席卷全國，王國維也因上海掀起“三罷（罷課、罷工、罷市）”。而“心緒惡劣”，當時他一麵告誡潛明、高明諸子，切莫參與青年學生的活動，一麵致信友人羅振玉，說此次運動“有國際競爭，有政爭，最可怕之社會運動恐亦有之……大亂將隨之矣。”
在動**的時代裏，自己和家人將會遭遇什麽樣的命運？這一直是王國維的“心事”。他覺察到自己的學術生命將不可避免地被時代搖動，但希望家人能夠平穩地渡過這一切。雖然自己在國學上的造詣極高，王國維卻沒有讓任何一個子女繼承衣缽，而是讓長子去考海關，次子去考郵政……
三種之境界
早在東文學社學習期間，王國維偶然間接觸到了康德、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日本回國後，敏感多思的他深感人生之惑的眾多與繁難，決心從哲學中尋找答案。
接受了先驗論、唯意誌論、悲觀主義與超人學說等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王國維構建起了自己的思想體係。最為突出的是其對人生問題的看法。他從哲學轉向文學，又從文學轉向史學，不變的便是其解決人生問題的追求。而他所著的《人間詞話》，堪稱劃時代的優秀之作。
《人間詞話》開首即言：“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境界”是王國維的創造，而“探其本”，則離不開一個“真”字。他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裏談到了治學經驗，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第一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種境界，“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王國維學問深厚，卻十分謙遜，從不妄加批判別人。王國維對此有自己的看法：“做學問的頭一件事就是老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好對不知道的也裝作知道。自有注釋經書以來幾千年了，可是被大家認為很容易懂得的《論語》，還有一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得。至於《易經》我不敢斷定的，那就更多了。”
胡適晚年曾回憶王國維，說他“人很醜，樣子真難看，但光讀他的詩和詞，以為他是個風流才子呢！”王攸欣說，“王國維的三境界說，隻是他29歲時所體會的學術、人生境界，沒有描述他達到的最高境界。”
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
每天早晨，王國維洗漱完，他的第二任妻子潘麗正便會幫他梳頭。王東明記得有一次，母親事情忙了，或者有什麽事煩心，就嘀咕他說：“人家的辮子全剪了，你留著做什麽？”王國維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自此，他的那條長辮子，一直伴隨他到生命的終點。
1925年，清華國學院成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邀請胡適擔任研究院導師，被胡適堅決地辭謝了。胡適的理由十分客觀：非第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
後來，由於各種原因，清華聘請的四位導師是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和陳寅恪。這就是著名的清華國學院的四大導師。從此，王國維便拖著他的那條長辮子行走在清華園裏，以其最獨特的方式固守著自己的信仰。
同年，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年滿16歲，舉行了婚禮，從此，算是成人，應當多和有學問的人接近。於是，第二年的舊曆三月一日，溥儀“降旨”，王國維成為南書房行走。原本失望於西方而寄情於東方文明的他，更是成了一個心儀祖製的皇權主義者，被稱作“中國最後一位士大夫”。王國維自沉昆明湖，溥儀事後賜其諡號為“忠愨”。
張慧劍說：“中國有三大天才皆死於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國文藝史—第一千年為屈原，第二千年為李白，第三千年為王國維。”
王國維曾評說，《紅樓夢》的精神，主要在於“示人以解脫之道”，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因此，他認為《紅樓夢》裏真正可以達到這種境界的，隻有惜春、紫鵑和寶玉三人。
當王國維獨自沉默地坐在偌大的頤和園裏，望著前朝便在那裏的昆明湖麵時，顯然沒有找到自己的“解脫之道”。但是在那榴花盛開的端午時節，他一定想起了自沉汨羅江的屈原，2205年前那決絕地縱身一躍，成為他最終心向往之的生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