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1890—1969／　生於湖南長沙，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代表作有《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陳寅恪集》等。

1943年12月，顛沛流離的陳寅恪一家回到北京，住在清華園。季羨林聽說老師回來後，立即去拜見。從北平城內到清華園，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頗費一番周折。沿途幾十裏全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秋天青紗帳起，尚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殺人越貨。

這些困難，並不能阻擋季羨林急切的腳步。他知道陳寅恪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父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就到現在的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父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買來，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心想著快送到陳先生手中，方覺得安慰。

在校內林蔭道上，季羨林在熙來攘往的學生人流中，終於見到了正去上課的陳寅恪。隻見他裏麵穿著皮襖，外麵套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著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著棉褲，褲腳紮一根布帶，足下蹬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頭兒。

有人說，陳寅恪先生頗具甘地型的風格，身材瘦削，也不高大，但他有神采的雙目與高聳的鼻子，自成一格。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當成是琉璃廠某一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板。於季羨林而言，能坐下來聽一場陳寅恪的講課，就如同聽到天幕傳來的梵音絕唱，所有的辛苦都不值得一提了。

教授的教授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支持變法的開明督撫）曾任湖南巡撫。他是清華百年曆史上的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西南聯大時，一向自視甚高的劉文典教授，對陳寅恪的學問“十二萬分的敬佩”。他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隻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一個，他自己隻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地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

1925年，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研究院國學門，由胡適建議采用導師製，其“基本觀念，是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當時的研究院主任吳宓很器重他，認為陳寅恪“最為學博識精”。梁啟超也向校長曹雲祥力薦他為導師，甚至發生過舌戰。曹雲祥認為，陳寅恪一無大部頭著作又無博士學位，怎麽有資格做導師？梁啟超說：“我雖有著作，但加在一起也不及陳先生300字的價值。”

1926年6月，隻有36歲的陳寅恪，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並稱“清華三巨頭”。當時的曆史係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隻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他上課的教室裏總是坐得滿滿的，一半是學生，一半是慕名而來的老師，甚至有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

有時大家會看到，馮友蘭恭敬地跟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裏走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寅恪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打個大恭，然後分開。

三百年來一人

傅斯年曾經對陳哲三說：“陳先生的學問近300年來一人而已。”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侄子陳封雄曾好奇地問過陳寅恪：“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麽沒有得個博士學位？”他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隻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俞說：“他（寅恪）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吳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吳宓文集》寫道：“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曆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

蘇聯學者在蒙古發掘了3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後來，陳寅恪以突厥文對譯解釋，各國學者都毫無異議，同聲歎服。陳寅恪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

金嶽霖回憶，有一天他去陳寅恪那裏，有一個學生前來詢問一個材料。陳寅恪告訴來者，可去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裏把所有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陳寅恪的記憶力之強，由此可見一斑。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院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

四不講

陳寅恪先後留學於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美國等，通曉梵文、突厥文、滿文等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歸國後先後任教於清華國學研究院、嶺南大學等數所大學。陳寅恪治學麵廣，在宗教、曆史、語言、人類學、校勘學等均有獨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學貫中西，卻從不拾人牙慧，曾言自己的“四不講”，即“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此外，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隻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隻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學生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作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麽可取，則作論文也沒有什麽益處。

他當時在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證曆史；或引詩舉史，從《連昌宮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歎服！盛名之下，他樸素厚實，謙和而有自信，真誠而不偽飾，人稱學者本色。

聊作無益之事

由於長期用高度近視的左眼工作，他的視力急劇下降。1944年12月12日，就在他完成“唐代三稿”中的最後一稿時，左眼也失明了。當時，清華校長梅貽琦曾勸他調養一段時間，他說：“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麽叫作教書匠呢？”

一個盲人被聘為教授，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清華大學為他聘了3個助教來協助他的教學與研究。他以前常閉著眼睛上課，眼睛失明了，他卻睜大了眼睛，似乎在尋找光明。

失明、臏足之際，陳寅恪仍能堅苦卓絕，鍥而不舍，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如此巨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富傳奇色彩。助手黃萱曾感慨：“寅師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而《別傳》的寫作，起因於抗戰時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錢宅紅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蘭桂室”“裁紅暈碧淚漫漫”（柳如是詩句），且諱深心苦，誠韓退之所謂“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詞”者也。陳寅恪自嘲道：“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過嶺南一步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請陳寅恪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授課。他堅辭不去，隨即出走香港，取道廣州灣至桂林，先後任廣西大學、中山大學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學任教。當時桂林某些禦用文人，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

“黨家專政二十年，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陳寅恪對蔣家王朝已經完全失望。1949年10月前夕，他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後因院係調整，嶺南大學合並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離開人世，留下“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大師就此遠去。

因“文革”問題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幾經周折，直到2003年，陳寅恪才與夫人唐筼合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從此，一代國學大師在去世34年後，終於入土為安。如今，墓碑旁一大石上，鐫刻著畫家黃永玉題寫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個大字，而這正是他當年為悼念自沉昆明湖的王國維所撰寫的，也是他一生恪守的學術精神與生命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