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1910—2005／ 江蘇吳江（今蘇州市吳江區）人，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國際應用人類學會最高榮譽獎獲得者，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江村經濟》《生育製度》《鄉土中國》等。
1935年夏，青年社會學者費孝通和同是社會學者的愛人王同惠，新婚剛過，便一同赴廣西大瑤山實地考察。社會學實地考察，當年中國鮮有人為，費氏夫婦此舉，並非蜜月之旅，而是一次學術之行。然而正是在這次考察途中，一場意外的不幸變故發生了。
夫婦二人從廣西的象縣開始，靠著縣政府和鎮公所的幫助，進行沿街抽樣測量，隨後於10月18日啟程進入大瑤山。瑤族的村寨之間常隔一個到幾個山頭，其間有時有路，有時就是深山老林，野草蔓生，不辨路徑。他們就這樣跋山涉水，連走帶滑、連摔帶爬地用上一整天，往往隻能從一個村寨走到下一個村寨。
12月26日，費孝通和王同惠在完成了對坳瑤的實地調查之後，開始向平南縣的羅運鄉轉移，然而傍晚時分，他們迷路了。此時前麵挑夫的影子都看不見了，山陡得站不住人，下麵是十幾丈的山穀。山水從山頂上瀉下來擋著去路，四下裏聽不到半點兒人聲……
情急之下，尋找出路的費孝通誤踏當地獵人補虎的陷阱，被巨木、大石壓在下麵，腰腿受到重創。王同惠趕緊連夜下山找人救援，途中墜崖落水，不幸溺水身亡。隨後，費孝通終於被人發現並被救起，在姐姐的勸告下，回到自己的家鄉江蘇開弦弓村休養療傷。
新婚妻子不幸遇難，費孝通心如刀絞。然而他的筆卻沒有停歇，在養傷期間，含淚寫成了他倆此行的調查報告—《花籃瑤社會組織》，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
唯一的責任
費孝通出生在一個開明家庭。父親費璞安曾在中國曆史上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考得生員資格，後來獲得機會東渡日本留學，學成後回到家鄉辦學教書。母親楊紉蘭出身當地名門，從小承教於家學，後來畢業於上海務本女學，受到良好教育，後與費璞安一樣投身社會進步活動，創辦蒙養院。
費孝通4歲時進入母親創辦的蒙養院，開始接受正規教育。14歲即在《少年》雜誌發表處女作《秀才先生的惡作劇》，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這種深刻的激動，一生難忘。它成了一股強烈的誘導力，鼓勵著我寫作又寫作。”
費孝通17歲時，已萌生了“從毫末辨流向，由現象看本質”的自覺意識，他在1927年寫作的《聖誕節續話》中表示：“我很怕我在‘為人’的最後一刻時仍和現在一般的未認識人類究係何物，因為我實在為了人類的行為雙目已眩了。”剛剛踏進青年門檻的他，已經考慮到自己生命終點上對人類的認識程度，內心產生出非常真實的緊迫感。
1928年大年初二的晚上，費孝通寫下《年終》一文，寫道：“在這荊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隨處都給你看見許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時啟示你宇宙人生的意義。我這愚蠢的筆，固不能在道上隨處記出一些給後麵很努力趕來的同類們做一些參考，但是我卻又不願這許多值得留意的東西，在未經人注意的時候，隨著無名無聲的浪花流星般的熄滅。我自己認為這是我唯一的責任。”
這一年，他考入東吳大學（現蘇州大學），讀完兩年醫學預科，因受當時革命思想影響，懷抱著“去治療社會的疾病”思想的費孝通決定不再學醫，而學社會科學。
江村經濟
開弦弓，太湖東岸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村邊一條清河彎彎的像一張拉緊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開弦弓村的一切從1936年開始改變。這一年，一個叫費孝通的年輕學生來到這個村子，從此，開弦弓村另一個名字—“江村”，被譽為“中國農村的首選標本”而名揚海外。
當時，費孝通身著整齊的西裝，戴著一副黑邊眼鏡，睿智中透出文弱和一絲憂傷，開弦弓村村委會裏保存著他當時的照片。在村裏人眼裏，這個學生有點與眾不同：短短兩個月內，剛剛經曆喪妻之痛的費孝通，拄著雙拐在街巷裏串門訪戶，走田頭，進工廠，坐航船，觀商埠，不時在筆記上做著記錄。
此後不久，就在這一年的秋天，費孝通登上了“白公爵”號郵輪，從上海赴英留學，從師現代應用人類學奠基人之一的馬林諾斯基教授。漫長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時間把在開弦弓村的所見所聞，整理並匯集成冊。1938年，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
在此之前，還沒有一個社會學者從中國鄉下的一個普通村莊的“消費、生產、分配、交換”入手，來探討中國基層社區的一般結構和變遷的。在這篇被後學稱為“中國社會學派”的開山之作中，費孝通把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從“異域”轉向了“本土”，從“原始文化”轉向了“經濟生活”。馬林諾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裏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江村經濟》很快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步入世界人類學著名學者行列，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
淒風慘雨，徒呼奈何
21年後的1957年，費孝通再次來到江村，許多老婆婆在岸上和他打招呼，拉著手不肯放。但很快見麵的熱情被現實的問題打斷了，老婆婆說：“好就是好，就是糧食……”目擊的事實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當年的觀點：“以恢複中國農村企業（副業）、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
這一次，他因此飽受了人間屈辱。此時的反右運動正蓄勢待發，轉眼間，費孝通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政府忽視副業生產”。結果，費孝通被錯劃為大右派，跟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一道，被稱作中國人類學界、民族學界的著名“五右派”。
潘光旦與費孝通是師友關係，互相攙扶度過那段艱難的歲月。在潘光旦寂寞的晚年，費孝通曾在病床前陪伴潘光旦一年，潘光旦咽氣前，費孝通把老師擁抱在懷中，哀歎“日夕旁伺，無力拯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師停止呼吸。
費孝通與吳文藻也是師友關係。被打成右派後，吳文藻夫婦、潘光旦和費孝通愛散步，傍晚時分，總能看見這4個人分成兩組到校門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紅皂白的小學生爭相圍觀，呼叫他們是右派人物，還在後麵扔石頭。費孝通曾悲切地說：“失民心，是從失去知識分子開始的。”
在此長達23年的時間裏，費孝通開始在接二連三的“運動”中起起伏伏，再也沒有發表過任何學術作品。邱澤奇說，費孝通從不願意向外人提及“文革”的遭遇。在一封家書裏，費孝通曾說，自己隻能通過家書讓自己的學術能力不至於荒廢，“就像老人通過晨練避免自己的腿腳頹廢一樣”。
行行重行行
1980年，費孝通獲得第二次學術生命之後，他到處“跑”來的“想法”，如岩漿般噴發而不可收。“垂頭自惜千金骨，伏櫪仍存萬裏心”，他說他這匹“健碩的老馬”，還想走更多的路，來試試自己的腳力。
“方從敦煌還，又上麥積山。老馬西北行，關山視等閑。”費孝通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均在路途當中，行色匆匆，跑遍除台灣、西藏之外的祖國所有省、市、自治區。江村，是他的故鄉，他的家園，他的根，他學術研究的實驗基地。從1981年到2000年20年間，光返鄉追蹤研究江村的變化，他就跑了20多次。
他有一本文集，書名《行行重行行》，正是他“跑一個地方，寫一篇文章”的結晶。這些文章可不是什麽“閑筆”，其中凝聚著他的社會學思考，充溢著他“誌在富民”的願望和對他所訪地區的致富建言。他每一行都有所發現，尤其《小城鎮大問題》這篇文章一經麵世，即引起強烈反響。
1983年，費孝通在《江村偶讀》一詩中歎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虛度豈可究？夢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萬頃一沙鷗。”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學習、實踐、作文的一個生動寫照。這位江村的兒子，沒有虛度光陰。
腳踏實地，胸懷全局
邱澤奇曾說，費孝通氣質上屬於典型的士大夫形象，性格溫和，最喜歡的是把事實擺出來，從不說“你該怎麽做”，這讓他的觀點極易被基層接受。費孝通曾寫下了自勉的題詞：“腳踏實地，胸懷全局，誌在富民，皓首不移。”
晚年裏，費孝通多次帶著羨慕口吻談及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繼續為中國的文化自覺找尋出路。他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明確將人類共處的願景從共存、共生提升到了共美、共榮的層次。
2005年4月24日，早春時節，95歲的費孝通乘風而去。這位曾念叨過“人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的望百老人，從來沒有停止過思索與找尋。正如在當年那本《花籃瑤社會組織》的“編後記”中，費孝通把自己的誌向表述為“使中國文化能得到一個正確的路徑”，整整70年後，當年那位在原始的瑤山裏遭遇人生慘禍的青年，用自己奔波而執著的一生，踏出一條指引全人類的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