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1893—1980／ 原名誦坤，字銘堅，筆名有餘毅、銘堅等，江蘇吳縣人，著名曆史學家，民俗學家，中國曆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代表作有《古史辨》《漢代學術史略》《中國疆域沿革史》《中國上古史講義》等。
1922年1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正在編撰《中學本國史教科書》的顧頡剛，收到了錢玄同寄來的一封長信，跟他討論經部的辨偽問題。顧頡剛當即回信，除了談論信中的問題外，還把他一年來逐漸形成的有關古史的見解也寫在裏麵，一吐為快，希望得到錢玄同的應和。但兩個月過去了，音訊全無。
此時，恰巧胡適到上海來治痔瘡，請顧頡剛負責《讀書》雜誌編輯工作。久久得不到回信的顧頡剛，順便將信中討論古史的一段文字擬作《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在《讀書》第9期上，第一次公開地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第一，“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此學說一出，“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第10期上就發表了錢玄同的回信，他表示完全讚成顧頡剛的古史觀。與此同時，劉楚賢、胡堇人等人來信反駁，從而引發一場史學界曠日持久的論爭。讚成的，稱他“燭照千載之前，發前人之所未發”，反對的則罵他“想入非非，任情臆造”。
顧頡剛一夜之間暴得大名，成為史學界的一顆新星。胡適熱情洋溢地稱讚道：“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個中心學說，已替中國史學界開了一個新紀元了！”
江南第一讀書人家
1893年5月8日，顧頡剛出生在蘇州懸橋巷顧家花園，祖父為其取名誦坤。顧家是蘇州有名的書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時，曾特地題寫“江南第一讀書人家”以示嘉獎。作為數代單傳，顧頡剛在兩歲時，祖父便迫不及待地教他識字，四歲時即入私塾讀四書，到六七歲時，顧頡剛已經認識幾千個字了，“能讀些唱本小說和簡明的古書”。
小時候最疼他的是祖母，對其生活上十分寬容，但在讀書上卻特別嚴格。一次大雨，顧頡剛想逃學，祖母嚴厲地說：“就是天上下鐵，你也得去！”他曾在《玉淵潭憶往》中說：“我的一生，發生關係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簡直可以說，我之所以為我，是我的祖母親手塑鑄的一個藝術品。”由於沒有什麽玩伴，寂寞的顧頡剛把興趣都轉移到書上，常把吃零食的錢拿去買自己喜歡的書，一年下來居然買了500多本。
1913年，顧頡剛從報上看到一則北大招生廣告，便與同學一起前往上海考點報考，結果以第9名考取北大預科。其間，顧頡剛沉迷於戲劇，自稱“全北京的伶人大約都給我見到了”。由於沉迷看戲，又生病休學，再加上他選上的農科中數學和製圖兩門課都非他所長，最後未能按時預科畢業。按照規定，預科沒有畢業不能參加升學考試，他急中生智，臨時給自己取了個“頡剛”的名字，於1916年夏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學係。
古史辨派
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後，顧頡剛開始將史學上的創見運用到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來，為之貫注新血液，探討新方法。他的孟薑女故事研究，是中國首次對傳說故事進行精細和係統的考證。
本著“為研究古史方法舉一旁證的例”的目的，他對記載於各種古籍和流傳於當時口頭的有關材料進行分析，試圖由此來認識故事的源頭、發展及變形。顧頡剛寫就《孟薑女的故事轉變》和《孟薑女故事研究》，從縱橫兩方麵提出了故事的曆史係統和地理係統，而他的“演變法則”，也成為至今仍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1918年，北大教授劉半農等人發起征集歌謠運動，征集各地民歌，並按日在《北大日刊》上發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顧頡剛的興趣，時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閑居，心情鬱悶，無法著手古史研究，於是便搜集起歌謠來。先在家中搜集，逐漸向鄰居、親友搜集，一二年間竟搜到歌謠數百首，並其他方言、謎語、諺語、唱本、風俗、宗教等資料若幹，後來發表於《晨報》，得到“研究歌謠專家”稱號。
1924年，顧頡剛在《歌謠》周刊上連載《吳歌甲集》，對歌謠結合吳地的地域文化進行闡釋，曆時3月，獲得學術界好評。1926年，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單行本《吳歌甲集》。胡適稱其是“獨立的吳語文學的第一部”“道地的方言文學”，認為這部書的出世“真可說是給中國文學又開一新紀元了”。劉半農寫信給他說：“中國民俗學的第一把交椅，給你搶去坐穩了。”
就在同一年，顧頡剛編撰出版其史學巨著《古史辨》（第一冊），再次轟動士林，胡適稱之為“中國史學界的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7冊，匯編350篇文章，共計325萬字，成為史學界的一大盛事，也正式奠定了顧頡剛作為古史辨派創始人的地位。
低頭努力的人
抗戰前，學術界喜歡把有名望、地位高的名教授稱為“老板”，當時北平學術圈有3個人被稱為老板：胡適、傅斯年和顧頡剛。可見顧頡剛當時學術地位之高。與胡適和傅斯年相比，顧頡剛可以說是一個不諳世事的純粹的學者。
顧頡剛認為，“一個學者絕不應當處處都以傳統的是非為是非，做學問是不好專看人們的麵色的，看人家的麵色來做學問，學問總不可能做好的，總不是真學問的”。胡適曾說：“頡剛在我們朋友中，是低頭努力的人。他不說空話，不喊口號，也不做什麽《國學概論》《國學大綱》一類的空疏的、無聊的、甚至於抄襲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計劃的，勇敢的，就心之所要，性之所至，力之所至，以從事學問與著述。……因為頡剛才真真是沉醉於學術的人。”
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成立，顧頡剛被列為首批社員。他同意傅斯年辦雜誌以“造成風氣”，建設“理想的社會”，但他出於對學生們的學問基礎沒有信心，特別強調要《新潮》雜誌用包容的心態，“舍短取長，交互進益”。在另一信中，他還希望有人出麵“作一篇什麽叫做學問”的文章，因為“中國的‘學’字，含義太廣”。他說：“總須隨時隨處表明我們是研究學問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是與大家同居一社會，幫助著他們進步的人，不是聰明獨出，看著一班人隻配給我蹴罵的。”
受家學影響，顧頡剛讀書一向多而雜，但他喜歡在書上加批注，每每把讀書時的見解疑問等心得寫成讀書筆記，一生共寫讀書筆記200多萬字，他的許多文章都是根據讀書筆記加工而成的。但他對學問的研究、思考並未因文章發表而終止，常常有了新的發現後不斷修改、完善，有時完全推翻重來。20世紀40年代，他曾在自己寓所掛了一塊匾，上書“晚成堂”3個大字，以此鞭策自己。
要無恨於此生
作為名教授，顧頡剛長於研究，卻拙於教學。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課時，顧頡剛總是穿寬大長袍，戴一副白色金邊眼鏡，微駝著背，顯得不苟言笑。雖然旅居北京多年，依然脫不了一口濃重的蘇州口音，再加上有點口吃，所以上課一般學生都不易聽懂。再加上不善言辭，所以輪到他上課時，便揚長避短，很少侃侃而談，除了發給學生大量資料，大部分時間都在板書，寫滿三四黑板，下課的時間也就到了。
顧頡剛一生與同時代許多名人學者過從甚密，有的關係非同一般，其中與魯迅的關係十分複雜。兩人真正接觸，是在1926年應聘廈門大學，成為同事之後。各種因素湊合到一起，衝突也就在所難免，最後竟發展到分道揚鑣甚至勢同水火的地步，這不僅是顧頡剛沒有想到的，大約也是魯迅始料未及的。顧頡剛後來在自傳中感慨地說：“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過不去。”雖是一家之言，卻足見此事對他影響之深。
1948年，顧頡剛被推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同年10月，該院召開首屆院士大會，邀請他參加。對於學者而言，這是一個極大的榮譽，也是許多人一輩子都夢寐以求的事，他卻拒絕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於此者”。顧頡剛的私淑弟子黃現璠曾說：“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國學者，惟對於顧頡剛先生和陳垣先生，則推崇備至。”
20世紀50年代，顧頡剛和錢鍾書同為中國科學院一級研究員，有機會出席和參加一些會議與活動，接觸較多。“文革”中，兩人均遭批判，直至1977年，時值“文革”結束，撥亂反正之際，學術活動逐漸恢複，錢鍾書一定清楚地看到（至少聽到）顧頡剛如何為事務所累，忙得窮以應付，於是向顧頡剛坦言：“勿與社會上無聊人往來，浪費垂盡的精力。”麵對晚輩的直言不諱，顧頡剛將其視為“箴言”，並自我告誡：“要無恨於此生！”晚年的顧頡剛曾定下計劃出十種書，他在日記中寫道：“我這十種書如都能出版，則死不恨矣！”
1980年，顧頡剛因病住院，仍堅持在病**校閱舊作《孟薑女故事研究集》重版校樣。12月25日下午，他坐在醫院病床旁的沙發上閱讀《十三經注疏》，晚飯後又想著第二天要寫的文章，女兒顧洪表示明天可由父親口述，她記錄，顧頡剛拒絕了，堅持明天要自己寫。當晚9時許，顧頡剛不幸病逝，享年87歲。明天不再，但他善納錢鍾書“箴言”、躬行“要無恨於此生”的實踐，如同他研究曆史的才情一般，成為留給明天的珍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