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1890—1974／ 又名紹榮，字藕舫，浙江省紹興縣東關鎮人（今屬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著名地理學家、氣象學家和教育家，中國現代氣象學和地理學奠基人，曾任浙江大學校長。代表作有《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物候學》和《竺可楨文集》等。
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私人宴會上，竺可楨遇見了地質學家翁文灝。聊天中，翁文灝透露，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已經辭職，有人主張派竺可楨前往。對此，竺可楨未置可否。就在此前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郭任遠招來軍警鎮壓學生，逮捕學生代表12人，激發起浙大師生的“驅郭”運動。
為了平息家鄉的學潮，1936年1月12日，蔣介石親自到校訓話，但形勢並沒有得到緩和。不得已，蔣介石隻得同意更換校長。在陳布雷、翁文灝等人的推薦下，蔣介石最終將新校長的人選圈定為竺可楨，個中原因除了竺可楨學術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以外，同為浙籍的身份也是其一。
然而，不諳官場、不善應酬的竺可楨，不願放下手中剛有起色的氣象研究工作，同時擔心“大學校長其職務之繁重10倍於研究所所長”，接任校長一職意味著要在某種程度上犧牲自己獻身科學的理想。2月11日，翁文灝又登門造訪，竺可楨仍未同意。2月16日，陳布雷托人給竺可楨捎來口信，說蔣介石約他見麵。竺可楨隨即去蔡元培處請教，對方建議蔣不可不見，可見麵時予以婉拒。
於是，當2月21日蔣介石召見他時，竺可楨沒有馬上允諾，隻說要與蔡元培商議後再定。就在竺可楨躊躇之際，夫人張俠魂卻鼓勵他出任校長，認為大學教育問題很多，風氣不正，若竺可楨任校長，正好可以為整頓教育，轉變學風，幹一番事業。這時，陳布雷的弟弟陳訓慈也來函勸他：“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為中流砥柱。”這句話讓竺可楨心頭懍然為之一動。
經過再三考慮，竺可楨最終決定接任浙大校長職務，但提出了3項條件：第一，財政須源源接濟；第二，校長有用人全權，不受政黨幹涉；第三，時間以半年為限。4月25日，竺可楨正式走馬上任，“一出手，就如此漂亮”。從此，浙江大學迎來了劃時代的轉變，而這位當初隻答應做半年的校長，一幹竟是13年。
寒酸小矮子
1890年，竺可楨出生在浙江紹興東關鎮，小名叫阿熊。他幼時聰明好學，從2歲時便開始認字，到3歲時，已經認識不少的字，而且會背誦好多唐詩。他5歲時進了學堂，私塾先生為他起了個大名叫“可楨”，意思是應該做一個堅實的柱子、國家的棟梁。哥哥是鄉裏的秀才，平時經常指導竺可楨寫字、作文章。有一次，哥哥教他學造句，一直到天亮，雞叫了他才肯回房睡覺。
小竺可楨身體瘦弱矮小，有的同學嘲諷他：“好一個寒酸小矮子，準活不過20歲……”這幾句話刺痛了他，他發誓要鍛煉身體。於是，他連夜訂了個鍛煉計劃，每天早晨雞一叫就起床跑步、做操，風雨無阻。堅持一段時間後，竺可楨的體質明顯增強，同學們再也不喊他“小矮子”了。
小學畢業後，竺可楨進入上海澄衷學堂（現澄衷高級中學）。1909年，考入唐山路礦學堂（今西南交通大學前身）。學堂的老師都是英國人，從教材到上課全是英文，不準學生說中國話。英國老師叫學生，不喊名字，隻喊編號，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竺可楨氣憤萬分。他深深感到，中國不富強，就會被人欺侮，於是發奮讀書，發誓要為中國人爭氣，5次考試都名列全班第一。
1910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公費留學生，成為第2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學的70名公費生中的一員。懷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他進入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學習農學。後來，他發現農業跟氣象關係密切。1913年秋，在農學院畢業後，他考上哈佛大學研究院的地學係，攻讀氣象學。1918年，竺可楨以台風研究的優秀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時年28歲。
隻問是非，不計利害
1936年4月25日，竺可楨赴杭州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此時的浙大，堪稱全國高校中最破敗的大學。圖書館和很多教室都是危房，教師隊伍更是堪憂，國文、中國曆史、外國曆史均沒有教授擔課，還不斷有教授辭職離去。於是，竺可楨開始著手做兩件事情：一是改革學校管理，二是吸納賢才。
在全校學生大會上的第一次講話，竺可楨鮮明地指出：“大學教育的目的，絕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他為“領導人才”提出了4項條件：一、肯犧牲自己，努力為國，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二、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和深思熟慮、不肯盲從的習慣；三、明辨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氣概；四、健全的體格。
在和新生談話時，竺可楨經常提醒大家：“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麽？第二，將來畢業後做什麽樣的人？”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務會議上，竺可楨正式提議將“求是”定為浙大校訓，即“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他特別強調：“科學精神是什麽？科學精神就是‘隻問是非，不計利害’。這就是說隻求真理，不管個人的利害。有了這種科學的精神，然後才能夠有科學的存在。”
文軍長征
1937年，浙江大學為躲避戰事、繼續學業，舉校西遷。竺可楨帶領633人4度遷徙，途經浙、贛、湘、粵、桂、黔6省，行程兩萬六千多公裏，最終於1940年初，抵達貴州遵義。這場長途跋涉與當年的紅軍長征多有交集，史稱“文軍長征”。顛沛流離中的浙大科研成果豐碩，被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譽為“東方劍橋”。竺可楨也因此成為浙大曆史上最偉大的校長，被尊為中國高校四大校長之一。
浙江大學遷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結茅架竹，搭屋建棚，圖書、儀器一箱箱開出來，按時開課。學生黎明即起，朝陽之下，漫山遍野，朗誦默讀。盡管當時物質條件極其貧苦，但這段時間，成為許多學生一生最難忘的時光。竺可楨的一名學生年邁時接受記者采訪，有些陶醉地回憶這位老校長的話：“好似杏花疏影裏響起的笛聲，那樣嘹亮與悠揚，將日月星辰都打開了。”
1938年暑假，由於日寇轟炸，浙江大學再次西遷，竺可楨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遷校工作上。7月23日，在桂林考察的他接到夫人張俠魂患了痢疾的電報，急忙返回泰和。在浙大長堤上，他見到等候在那裏的大女兒竺梅，竺梅說媽媽的病好些了，但是“衡（幼子）沒了”。竺可楨聽聞，眼淚簌簌流下。
回家後，病臥在床的張俠魂已經病危了。竺可楨強忍悲痛，撫慰夫人，然而由於戰爭環境醫療條件太差，8月3日上午，張俠魂也不幸逝世。半月之內，竺可楨接連喪妻失子，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他痛苦異常，在日記中寫下《挽俠魂》等詩多首：“豈知一病竟難起，客舍夢回又泫然。”
浙大保姆
竺可楨身材瘦削，舉止優雅，戴一副圓圓的眼鏡，看上去有點像苦行僧。但他留給人們的印象，卻是“溫厚光輝”的。有一天，在聯歡會的節目單上有《校長訓話》，竺可楨一看，感到實在不妙。於是，他在講話時說：“同學們，‘訓’字從言，從川，是信口開河也。”大家聽了，哄堂大笑。
教授費鞏，極有才子氣，一度對竺可楨不滿，開教務會時，當麵冷嘲熱諷：“我們的竺校長是學氣象的，隻會看天，不會看人。”竺可楨微笑不語。後來，他不顧“隻有黨員才能擔任訓導長”的規定，認定費鞏“資格極好，於學問、道德、才能為學生欽仰而能教課”，照樣請他做訓導處長。
這名校長，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黴米，卻把自己的工資分給教員們。難怪當時的數學教授蘇步青，提到竺可楨時反複念叨：“他真是把教授當寶貝兒，當寶貝兒啊。”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紹興的白牆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靜”。
到竺可楨60歲時，浙江大學的學生送來錦旗，上寫：“浙大保姆。”書評家馬勇曾感歎：“在當時流亂的時局下，中國的大學教育並沒有就此垮台，相反卻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為民族複興保留了難得的讀書種子，毫無疑問是因為，那時的中國還有一批有見解、有能力的大學校長。”
達觀為懷
竺可楨被公認為中國氣象、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他早年主持建造的南京北極閣氣象台，成為中國近代氣象科學事業的發揚地。1961年他撰寫了《曆史時代世界氣候的波動》，1972年又發表了《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等學術論文，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讚揚。日本氣候學家吉野正敏評價道：“經過半個世紀到今天，他所發表的論文，仍然走在學術界的前麵。”
從1917年在哈佛大學讀書時開始，竺可楨就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其中又主要記錄了氣象研究的各種資料。由於戰亂，隻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記，共計38年又37天，其間竟然一天未斷。這些日記頁頁蠅頭小楷，一筆不苟，共計800多萬字，令人歎為觀止。“文革”期間，由於周恩來的保護，竺可楨沒有直接受到暴力衝擊，但卻失去了工作。
1974年春節，因肺氣腫病情惡化，竺可楨住進了醫院。在病房裏，他一如既往地測量、記錄天氣變化，1974年2月6日，他用顫抖的筆，在日記本上記下了他一生最後的一篇日記：“雨起，陰轉多雲，東風1到2級，最高-1℃，最低-7℃。”第二天淩晨，竺可楨去世，享年84歲。
在給友人的信中，他曾寫道：“我們應以達觀為懷，我們生活在這一偉大的時代裏，我們生逢其時，一生可以勝過古代千載，我們是多麽幸福啊！”這種幸福感貫穿了竺可楨的一生，不管是在早年流亡路上，還是晚年身處動亂，他始終以一名科學家的本色，奮力奔走在永不止息的“求是”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