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 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晚年改名遐壽，筆名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獨應等，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歐洲文學史》《近代歐洲文學史》《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雨天的書》《知堂回想錄》等。
1939年元旦，被日軍占領的北平，顯得格外空曠、蕭瑟。這天早晨，住在八道灣的周作人早早起床，穿上了新棉襖，開門迎接一個自稱是自己學生的人。還未看清來人的模樣，那人便抬手給了周作人一槍。
子彈飛向周作人的腹部，他應聲倒下，嘴唇緊抿，嘴唇上的八字胡清晰可見。此時的周作人極為驚恐，堅持說子彈打進肚子裏了。事後到醫院做了檢查，並沒有發現子彈，隻是他的皮膚有些劃傷。後來周作人在穿毛衣時發現了變形的衣扣，又在客廳裏找到了子彈，稍稍安定一些。
當時，刺客還打傷了在周家做客的周作人的弟子沈啟無，緊接著掉頭逃跑，途中又打死了周家的一名車夫。關於刺客的身份，有人說是“抗日鋤奸團”；也有人說是愛國青年學生；又有人說是周作人的侄兒周豐三因無法阻止伯父當漢奸而決定幹脆殺了他，與幾個誌同道合的同學所為；而周作人則堅持認為刺客是日本人。
這件事給了他很大的刺激，很快他就同意了由日本人安排警署派三名便衣警衛進駐其家中。隨後，出於安全考慮，他又辭去了郊區的燕京大學教席，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一職。後來，鮑文蔚問起周作人為何有人要加害於他時，他輕描淡寫地說：“可能有人覺得我可惡吧。”
現代的陶淵明
周作人出生後，周母魯瑞就發現這個孩子很安靜，很少哭鬧，就是肚子餓，也隻是努著小嘴左右覓食，卻也不哭。她對丈夫周伯宜說：“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時得過天花，身體較弱，父母對他要求較鬆。跟大哥魯迅在一塊兒時，很多事情都由大哥做主，他隻是後麵跟著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賴性強，不喜歡拋頭露麵。
周作人從小讀《論語》，說自己“得到的結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點對隱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淵明，在20世紀30年代，有人稱他是“現代的陶淵明”，他便高興地引為知己。王士菁回憶，周作人即使談到激動人心的事或應該深刻反省的事時，也不激動，“仍若無其事，甚至有點麻木不仁”。林語堂曾說：“魯迅極熱，作人極冷，兩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熱……”
據周黎庵記載，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肅奸，逮捕了很多人。而在這40多天裏，周作人經常到琉璃廠逛舊書鋪，鎮靜自若，一點兒也沒有風雨欲來的恐懼情緒。
兩星永不相見
魯迅對兄弟極好，特別是對周作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結婚後，留學官費不夠用，魯迅便回國，到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供養弟弟，支持弟媳一家。1917年，經魯迅推薦，蔡元培聘周作人為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
1919年底，魯迅全家搬入八道灣（今北京新街口），房屋為魯迅選購並親自設計修建。1923年7月17日，周作人的日記曾記載有關於他與魯迅之間的矛盾的內容，但隨後被他刪去了。第二天，他將一封絕交信交給魯迅，信中寫道：“……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關於兄弟失和的原因，魯迅與周作人生前從未對人提及。魯迅從未在文章中提及失和之事，而周作人一再表示“不辯解”。流傳的各種猜測，往往說是與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脫不了幹係。有的說是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還有的說羽太信子原為魯迅的戀人，後被周作人奪愛。通說認為，周氏兄弟文化上的觀點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從中挑撥，造成兄弟失和。
魯迅、周作人兄弟反目，也許兒時便有預兆。魯迅母親魯瑞曾經對許羨蘇說：“龍師父給魯迅取了個法名—長庚，原是星名，紹興叫‘黃昏肖’。周作人叫啟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兩星永遠不相見。”後來，有人引用《詩經·小雅》中之句說：“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
閉戶讀書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發表《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曆史”，“我讀了中國曆史，對於中國曆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
李大釗慘死，北新書局被迫停業，周作人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人創辦的《語絲》被禁，他也不得不與劉半農一起，到一個日本朋友家避難。這年11月，他發表了《閉戶讀書論》，從此以後，那個曾經與民族共同體共命運、同大時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徹底告別了過去，回到書齋。
20世紀30年代，卜乃夫在北平自修時，慕名到北京大學旁聽過周作人講課，他回憶第一次見到他的場景：“鈴聲響過不久，教室門開了。我的心弦微微顫動。跨進一個中等身材—個兒不算太矮的人，著一件米灰色布棉襖褲，黑色布鞋、光頭、白眼鏡，全身上下給人一種整潔樸素之感。”
周作人學問很深，但講起課來卻不善言辭，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後常常有點手足無措，許久才站定，然後把兩手分別插入棉袍兜兒裏才慢慢講下去。同學形容他講課如拜倫所描寫的波桑教授：“活像個斯巴達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說且噎。”
鬱達夫曾比較魯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說魯迅的文體“簡練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而周作人的文體“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煩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
看戲的看客
抗戰爆發前，周作人堅決反日。他抨擊日本在北平辦的漢文報紙《順天時報》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一張機關報，也曾撰文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說：“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麽在對中國的行動，卻顯得那麽不怕醜……”然而，抗戰爆發後，他以“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為托詞，沒有南下。
1941年，周作人出任偽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等職務，文化界一片嘩然。眾人傾力勸周作人南下，茅盾、鬱達夫、老舍、馮乃超、王平陵、胡風、胡秋原、張天翼、丁玲等18人發表公開信，希望周作人做“文壇蘇武”，“幡然悔悟，急速離平，間道南來”。當時甚至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號。
周作人任督辦期間，曾多方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協助其從北平轉移至延安。他還與國民黨方麵接觸，曾多次找國民黨北平地下市委委員沈兼士“閑談”，也曾掩護或聯名保釋過國民黨地下工作者張懷、董洗凡等人。他曾對友人說：“我現在好比是站在戲台上場門邊看戲的看客。”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對周作人案進行了第一次公開審理。周作人因賣國罪被判死刑，被胡適等人使盡渾身解數從槍口下奪回，遂被判有期徒刑14年，後改為10年，關押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在獄中3年多，他除了每日讀書外，寫了二百多首詩作，還翻譯了《希臘的神與英雄》。
漸近自然
章太炎反滿革命，被俞樾罵作“不忠不孝”，章遂作《謝本師》一文，與俞斷絕師生關係。周作人在日本聽章講學，對章執弟子之禮，後章依附孫傳芳，周亦作《謝本師》與章斷絕師生關係。抗戰時期，周作人與其學生沈啟無反目，沈作《謝本師》與周絕交。
周作人說自己的頭腦像一間“雜貨鋪”：“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隻將各種思想，淩亂地堆在頭裏……”
張中行評價周作人“小事不糊塗，大事糊塗”。魯迅曾對周作人有一個字的評價，即“昏”。他幾次對三弟周建人搖頭歎息：“啟孟真昏！”溫源寧卻認為周作人“正好就像一艘鐵甲戰艦—他有鐵的優雅！”廢名與俞平伯談到周作人時則認為，大概隻有“漸近自然”四個字能形容周作人。
周作人晚年主要從事翻譯和寫作工作，從1949年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寫作，偶爾和來訪的友人閑聊。其中過從甚密的就是同樣被視為文化漢奸的錢稻孫。錢每次來總是自帶一小瓶酒和下酒菜，與周作人且斟且飲，海闊天空地閑聊。
1966年8月24日，紅衛兵衝進周作人的家，抄家、批鬥了他三天三夜，最後把他趕到陰暗潮濕的洗澡間裏。他默默忍受這非人的對待，於1967年6月6日要下地解手時，猝然發病，連鞋都來不及穿就溘然長逝了。家人發現時，他渾身早已冰涼。
生前，周作人為許多人寫過挽聯，死後，卻無一人作聯來挽他。次年，遠在海峽對岸的梁實秋寫下《憶啟明老人》一文，這是周作人去世後對他唯一的紀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