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1967／ 原名光亶，又名保同，號仲昂，筆名光旦，江蘇寶山人（今屬上海市）。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與葉企孫、陳寅恪、梅貽琦並稱作清華百年曆史上的“四大哲人”。代表作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
1935年12月9日淩晨，北平的街頭枯冷蕭瑟，一場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正在醞釀。滿懷著抗日怒火的學生們開始不斷地集結，他們舉著大旗和標語，分別朝著新華門進發。“一二·九”運動爆發了。
此時的清華大學教務長潘光旦焦急萬分，一方麵他“同情學生們的愛國熱情”，但又不得不考慮有“保證學生安全與讀書之責”，深恐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慘案。他找到校長梅貽琦，一同聯手，一邊與軍政當局周旋，一邊勸阻學生“稍安毋躁”。有人開始謠傳，教務長向憲警提供了學生名單。於是，激憤的學生們圍聚到辦公樓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顏色，作為報複性懲罰。
人群中央的潘光旦，體態圓潤，穿一件皮夾克，戴一副深度眼鏡，嘴裏銜著一隻大煙鬥。最顯眼的是，他拄著雙拐，一隻腿空空的。有衝動的學生，上前將雙拐拿走，讓其“獨立”。而潘光旦頭發淩亂，卻保持著一貫的微笑。他一邊用一條腿邊站邊跳以保持平衡，一邊誠懇地向學生們講著道理，極力安撫著躁動的人群。
有一個叫林從敏的學生見此情景，於心不忍，與另一名學生方钜成上前扶起，將拐杖拾起，架著潘光旦向大禮堂走去，後麵仍有一群學生不依不饒地高聲喊著口號。走至台階，梅貽琦恰好經過，他立即快步走到潘光旦身邊站定，麵帶慍色，表情嚴肅，對眾人厲聲說道：“你們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們如果認為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麵的人，那事由我負責。”
學生最終散去後，潘光旦專門把學生群中當時在清華做研究生的錢偉長留下，偷偷地告訴他一句話：“你們聽了就過去了，學校並不是完全反對你們的，不過外頭不要宣傳，我們做緩衝的人。”
胡聖潘仙
潘光旦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清華時，在一次體育課中，他不慎扭傷右腿，後因其結核菌侵入膝蓋，不得不截肢而至傷殘。但是他不以此自傷，而是更加積極地投入研究、教學和生活中。他常撐著一個單拐打籃球。
他曾作詩抒懷：“談兵臏腳傳孫子，述史喪明說左丘。”聞一多與他是清華同學，曾為潘光旦篆過一方“勝殘補闕齋藏”的閑章。朋友徐誌摩戲言其“胡聖潘仙”—胡聖，指胡適；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為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鐵拐。
潘光旦14歲入清華學堂，學習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語，發音準確、純正，不遜英人。他曾去問清華代理校長嚴鶴齡：“我一條腿能否出洋？”對方不假思索地回答：“怕不合適吧，美國人會說中國人兩條腿不夠多，一條腿的也送來了！”有位教美術的美籍女教員司達得知此情，專門找到校長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誰該出洋！”
畢業前夕，他用西方性科學理論寫的《馮小青考》，受到梁啟超的賞識：“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1922年開始，潘光旦先後入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攻讀生物學。1934年，他到母校清華執教，任清華、西南聯大教務長、圖書館長十多年。1952年調入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授，直至謝世。
不向古人五體投地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廣博，在性心理學、社會思想史、家庭製度、優生學、人才學、家譜學、民族曆史、教育思想等眾多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
在西南聯大演講時，他講到孔子時說：“對於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說著，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條腿，更正道：“講錯了，應該是四體投地。”引得同學們大笑。這是他幽默的表述，卻也是他真誠的治學之道，“不向古人五體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頤指氣使—隻知道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
他當政協委員，外出視察時，走路用雙拐。有人取笑他說：“潘先生的立場觀點都有問題。”他笑著回答：“不隻如此，我的方法也有問題，我架的雙拐是美國貨。”有一隻煙鬥是他的所愛，是用老竹根打通自製而成，鬥腹上銘有“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誌於通”。
潘光旦“用生物學的眼光盤詰人類社會”的文化生物學思想，試圖“開創一種貫通自然、社會、人文三大領域的氣象宏大的學問”。他提出了“自然一體”“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觀。
健全的、完整的人
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潘光旦是最早發現專業化教育弊端，並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他“發揮了中國儒家的基本精神”且“利用現代科學知識”，力圖為人類尋找到最理想的教育之道。
對師生關係，潘光旦有句名言：“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遊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先導，小魚尾隨，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他曾寫過一篇《國難與教育的懺悔》，認為近代以來所謂新教育，有很多地方對不起青年和國家。“教育不知做人做士為何物，因而應該懺悔”，他說，國難的形成自有其內因外緣，若就內因來說，與當時的國民素質有很重要的關係，而歸根結底，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國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
潘光旦發現，“社會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社會的”“教育必須配合社會需要”—這些說法乍聽起來頗有些冠冕堂皇，然而正是這些冠冕堂皇的說法及做法，才使教育誤入專業化、技術化歧途，而不是他心目中“健全的、完整的人”的教育。真正“自由的人”，“自知者明，自勝者強”。
他明確提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一個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促進個性發展，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進到一個“至善”的境界，成為“完人”。
位育概念的標本
老同學梁實秋視潘光旦為“所敬愛的人物”，費孝通稱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斷，柔中有剛；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碩果”。潘光旦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孔子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他認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於求位育，即安其所，遂其生。
費孝通稱讚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標本”，“先生用了畢生之力，不顧身體上的和社會上的種種常人難以克服的缺陷和劫難，堅持學習各項先進的學科，去認識人的生理和心理基礎，人的社會行為和規範，以及對人處世的法製和倫理道德，力圖為人類尋求一條‘中和位育、遂生樂業之道’”。
費孝通晚年寫了一係列師友回憶文章，不斷地試圖詮釋上一代學者的做人原則與學術探索精神。作為第二代學者的他，曾不無傷感地指出，他的這一代人“在做人的問題上要個麵子”，而下一代人“要不要麵子已經是個問題了”，而潘光旦所代表的那代人“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麽看待自己”。費孝通認為，造就潘光旦那代人“人格和境界的根本”，在於“儒家思想”，在於“推己及人”。
淒風慘雨，徒呼奈何!
晚年潘光旦是寂寞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是人類學、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謂“破壞民族關係”。1958年10月，愛妻趙端雲精神負擔過重，先他而去，令他深感愧疚。
更大的不幸還在後麵，“文革”時被抄家、批鬥，在醫院，潘光旦已經成為危重的病人，卻得不到任何治療。為了尊嚴，他堅持回到自己的家裏。家中臥室仍被封著，他隻能躺在帆布**。
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況不好，急忙請隔壁的費孝通過來。潘光旦向費孝通索要止痛片，費孝通沒有，他又要安眠藥，費孝通也沒有。後來，費孝通將潘光旦擁入懷中。身邊沒有親人，女兒們散落天涯，都同樣在受難，潘光旦遂逐漸停止呼吸。
此情此景，猶如32年前，那位被激憤的學生圍在中央的教務長，極力地向周邊的人群解釋著。不同的是，那時還有人願意聽他講，而此刻，無人當麵詰難的潘光旦，卻更加孤立無援。費孝通仰天哀歎，“日夕旁伺，無力拯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
女兒乃穆把父親的骨灰留在家中，居然遭到單位的嚴厲批判。無奈之中，隻好將其埋在家旁的一棵樹下。等到1979年中央民族學院為潘光旦平反時，因時間太久，骨灰竟遍尋不得。
女兒們最後精選了一隻青紫色瓷瓶，權代骨灰瓶，存入八寶山公墓。令人扼腕的是，1999年女兒們前來掃墓時，父親靈前的那隻瓷瓶也不知被何人棄之何處。一生致力於尋求位育之道的潘光旦，肉體乃至骨灰均灰飛煙滅，而他的靈魂，祈求能在極樂世界中歸於安詳與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