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1889—1962／ 字月涵，天津人。曾任清華校長，與陳寅恪、葉企孫、潘光旦同被列為清華百年曆史上的“四大哲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情勢愈加緊迫，戰爭的陰雲籠罩在國人心頭。不足1個月的時間，10月14日，梅貽琦收到了國民政府任命他為清華大學校長的消息。12月3日，他毅然就職，隨即發表了著名的就職演講。
演講現場，隻見梅貽琦頎長的身材，配著一身青布長衫，臉型如棱角分明的雕塑，風度翩翩，可以算得上那個時代的美男子—他曾被來中國訪問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譽為“中國學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國學者的完美化身”。
他引經據典地講道：“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段話，成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樂道的名言。
此時的梅貽琦，麵對著巨大的壓力。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尤以北大清華為甚，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後來，梅貽琦在任17年，無論什麽時候，清華的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有人問他有何秘訣，他幽默地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黴）！”
安安靜靜地去研究
1889年，梅貽琦生於天津。其父梅曾臣中過秀才，後做過鹽店職員，甚而失業，家境亦每況愈下，“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準無產階級了”。然而，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作為長子，梅貽琦自幼熟讀經史，且善背誦。據他的同人回憶說，有一次梅貽琦表示，“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
後來，梅貽琦成為天津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也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其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在發榜那天，考生們都很活躍，考上的喜形於色，沒考上的則麵色沮喪。隻見一位瘦高的學生始終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憂地在那裏看榜”，讓人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後來在船上碰見了，經彼此介紹，才知道是梅貽琦。當年在參加的全國630名考生中，梅貽琦名列第六。
1909年11月到達美國，因錯過了大學開學時間，被安排在馬薩諸塞州的格羅頓中學插班複讀，至1910年正式進入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當時人們留美，選的都是中國人熟知的學校，徐君陶後來才聽說，那是一個有名的工業大學，認為梅貽琦的選擇“確和一般人不同”。
梅貽琦曾撰文總結自己的留學觀，告誡行將赴美的學生：“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沿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地去研究，才是正當的辦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終身的校長
1914年，梅貽琦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的校長”。他奠定了清華的校格，受到清華師生、校友很高的評價，“提到梅貽琦就意味著清華”。
清華前身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回憶，1929年他到清華教書時，報名的學生並不太多，例如錄取150名學生，報名不過400人左右。而梅貽琦任校長，不到10年時間，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5個學院26個係，在校師生2400多人，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
梅貽琦認為，辦大學的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有用之才，倡導通才教育。他將治校原則概括為“民主辦學，學術自由，廉潔奉公，公正嚴明”，並終身奉行。據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即“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製度，具體的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製。
盛傳梅貽琦時的清華有三難：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任何一門課，59.99分的成績也要重讀，沒有補考，然而絕對公正。梅貽琦將自己比喻成京戲裏的“王帽”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裏，那麽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寡言君子
梅貽琦個性沉靜，寡言、慎言，若不與其相當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他曾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葉公超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學生則作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陳寅恪曾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貽琦嗜酒，並且在這一點上也堪稱“君子”，以至於被酒友們尊稱為“酒聖”。考古學大師李濟回憶：“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過的當代人中，隻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
1947年，抗戰勝利後清華第一次校慶，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後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梅貽琦總是老老實實地幹杯，足足喝了40多杯。他的助手孫觀漢曾寫文章《清華和酒》回憶：“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幹杯時那種似苦又似喜的麵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
“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後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複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的“異詞”或“謗語”，卻迄無所獲。
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
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寫道：“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他認為，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的根本。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終大考的第一天，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派出軍隊，到清華清查學生中的共產黨。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因此竟被同學繳了械，領隊的團長也被扣留，運輸車輛亦被掀翻。當晚，竟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結果，20名左右的同學被捕，大都是無辜的。
據葉公超回憶，當時他和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等聚集在梅貽琦家中商議怎麽應付。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唯有梅貽琦靜默不發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鍾之久，他還是抽著煙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友蘭問梅貽琦，“校長您—看怎麽樣？”梅貽琦還是不說話。
葉公超也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梅貽琦稍作遲疑，慢慢回答道：“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隻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經過梅貽琦的奔走斡旋，3天後，被捕的學生全部放回，一場風波就此消解。
西南聯大在辦學8年的歲月裏魚龍混雜，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大分部，此外還有中共地下黨組織，有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梅校長協調各方，以教育為重，沒有因政治原因開除過一個師生員工。
念念不忘清華
1955年，梅貽琦由美國飛台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被稱為“兩岸清華校長”。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73歲。他逝世後，秘書把他在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封存了。兩個星期後，大家打開提包一看，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非常清楚。
梅貽琦去世後葬於新竹清華校園西南區十八尖山之麓，此地依山傍水，居高臨下，俯視全校，遠眺大陸，取名為“梅園”。墓園左側建有“梅亭”，園內有校友集資栽培的花木，曰“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