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1876—1951／ 字伯苓，原名壽春，生於天津。中國著名教育家，中國奧運先驅。他一生致力於教育救國，創立天津南開大學，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做出了貢獻。
1898年7月，威海衛，一場交接儀式即將舉行。當年，承甲午敗績，千瘡百孔的清政府被英國強迫，準備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約》。正在占據威海衛的日軍，按約應當撤出，以便清政府接受之後，再行轉讓給英國。清廷派大員去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年輕的張伯苓隨所在的通濟艦前往。
交接儀式開始了，先是取下日本的太陽旗，掛起清朝的龍旗，這算是清政府從日軍手中收回了失地。然後清政府再拱手讓給英國人，這一拱讓，比從日本手中接受更令人淒愴。但見清兵一字排開，每人穿一件破舊坎肩，衣前寫一個“兵”字，背後寫一個“勇”字。士兵個個麵黃肌瘦，精神萎靡，他們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還懷揣煙槍，而衣服更是雜七雜八，不是過於長大，就是過於短小。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頭垢麵，兩肩高聳，慢吞吞走出來，降下掛起不久的龍旗……而英軍恰恰相反，一個個身材魁偉，穿戴威嚴，列隊行進，步伐整齊，神采飛揚地升起英國的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戰場上接受乞降者簽字畫押。
風在嗚咽，浪在怒吼，烏雲在張伯苓的心頭滾過。這位曾是北洋水師學堂航海駕駛班成績最好的學生，目睹著這場“國幟三易”的戲劇，“悲憤填胸，深受刺激！”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怎能忍受如此奇恥大辱！張伯苓不禁自問：“國家積弱到這種地步，中華民族何以自立於世界？以這樣的官兵對陣外敵，怎能不一敗塗地，任人宰割？”站在甲板上，他凝視蒼茫的大海，耳聽海浪衝擊岸石的轟鳴，眼裏射出堅毅的光，斬釘截鐵地說：“海軍救不了中國！”
從威海衛歸來之後，張伯苓憤然退役。經過新的思索，他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的國民。欲培養健全的國民，必須創辦新式學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決定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於是，張伯苓回到了天津，開始了他傳奇而曲折的人生。
南開南開，越難越開！
著名文學藝術家老舍、曹禺曾說：“天下誰人不知，南開有個張伯苓！”當南開的校友們回憶起張伯苓校長時，總會不約而同地提及他那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剛毅洪亮的天津腔。張伯苓留給柳無忌的第一印象是，“那魁梧的身體，像泰山般屹立在陳設儉樸的校長辦公室內。”齊邦媛曾回憶，張伯苓常年穿著長袍，戴一副有顏色的眼鏡，學生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他挺胸闊步地在校園行走”。戰亂紛爭的年代，張伯苓已然成為校歌裏“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化身，被稱作“南開先生”。
1903年，張伯苓趁暑假航海東渡，親眼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盛況，領略了日本對教育的重視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啟發。1904年5月，經過4個月的細心考察後回國，在嚴修的大力支持下，他將嚴、王兩館合並，在天津城西南一塊俗稱“南開窪”的地方，創建“私立中學堂”，後正式定名為“南開學校”，確立了“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校訓。他常說：“南開南開，越難越開！”到1917年，南開中學的學生從起初隻有75人已經發展到1000多人。
每看到各屆畢業生依依不舍地離開學校，張伯苓覺得應該向大多數學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他漸漸地意識到：“普通教育僅為國民教育之初步，創辦高等學校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於是，已41歲的他竟決心赴美學習和考察，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勸他：“你已功成名就，幹嗎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讀書！”甚至說：“這個臉你丟得起，我們丟不起。”他還是去了，遍遊美國各地，考察了許多私立大學的組織和實施情況，實驗主義思想大師杜威也是他的老師。
1918年12月，歸國後的張伯苓開始積極籌募經費，並獲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紳之助，籌劃創辦南開大學。1919年春，在中學南端空地建大學教室，當年秋季落成。張伯苓專請留美多年的淩冰博士為大學部主任，除開設文科外，還設理科和商科，後來改稱文、理、商三個學院，這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
你們討厭！
張伯苓曾有這樣的觀點：“不懂體育，做不得校長”“沒有體育就不叫教育”。因不滿中國人被稱作“東亞病夫”，他明確提出了體育課的各項標準，並且學校規定每年寒暑假開學時，學校逐項考核，考試不及格，通知家長，考試及格者還要選擇一個項目，每日定時練習。
1934年，華北第18屆運動會在天津舉辦，同時參加開幕式的還有200多個官紳要員以及各國領事和日本駐天津司令梅津。國難當頭，東北淪喪，華北民眾抗日情緒高漲。國民政府唯恐運動會有閃失，特派國民要員參加運動會。運動會開始了，有幾百名南開學生組成了南開啦啦隊開始了生動的表演。一聲哨響，幾百人用黑白兩旗打出了“勿忘國恥”4個字，3萬多觀眾投向的瞬間又變成了“收複失地”4個大字。頃刻間萬人歡呼，掌聲雷動。隨著各個代表隊的入場，啦啦隊發出了鏗鏘有力的呼喊：“華北會，十八屆，鍛煉好身體，休把別人賴，收複失地在關外”“察哈爾，有長城，城裏城外學英雄，要守長城一萬裏，全憑你們眾英雄”……
正在行進中的東北運動員聽到這些口號，激動得熱淚盈眶。會場上觀眾情緒悲憤，梅津尷尬無比，提前退場，並向國民政府當局提出抗議。壓力轉到張伯苓那裏，他將啦啦隊的隊長叫到校長辦公室訓斥，隻說了4句話：“你們討厭！你們討厭得好！下回還要那麽討厭！不過要更巧妙地討厭！”
中國不亡，有我！
張伯苓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意欲除之而後快。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張伯苓正在廬山參加蔣介石召集的“廬山會談”。他在會談發言時，一改平日的平穩、持重，情緒激動地說：“‘南開’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戰端一開，難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決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爛了‘南開’可以再重建，國家一旦滅亡了，還談什麽教育！”他說得熱淚盈眶，聽者無不動容。
果然不出張伯苓所料，抗日戰爭之初，南開成為第一所被炸毀的學校。持續一天的轟炸，37棟教學樓、圖書館及學生宿舍成了一片瓦礫，有中文圖書10萬冊、西文圖書4.5萬冊及大批珍貴成套用具毀於炮火。當時蔣介石公開宣稱：“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他批準了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建議，南開與北大、清華合組為臨時大學，於11月1日在湖南長沙開學，隨後又遷昆明，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為抗戰期間最好的學校。
張伯苓開始用強烈的**到處演講，在一次應東北基督教青年會演講時，他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吼聲：“中國不亡，有我！”這句話在東北各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就連少帥張學良聽了後也深深折服，從此一改紈絝子弟的習氣而意欲有所作為，後來拜張伯苓為師，給南開辦學提供了大量資助。
您抬愛我了
1949年11月21日，下午3點左右，張伯苓在重慶的家中午休，蔣介石突然到訪。蔣雖身著軍裝，但沒有了往日的氣派與神采，門口沒有前呼後擁的軍隊，隻有兩輛小汽車。蔣介石滿麵笑容進入客廳，來意很明顯：因重慶局勢緊張，請張伯苓立即起程去台灣。張伯苓說：“您抬愛我了。”繼而低頭無語，主賓對坐無言，室內沉寂良久，一時陷入僵局。
張伯苓的夫人出來解圍，以堅決而嚴肅的口吻說：“蔣先生！他老了，身體也不好，做不了什麽事啦！也該退休了！你叫他辭職吧！”蔣介石當時被噎住了，沉吟了一會兒，隻好慢慢起身告別。張伯苓把蔣介石送到門口時，兩人並立在台階上，沉默無言，眺望遠方。蔣介石在沉默中，緩緩走下台階，走向汽車，沒有低頭上車，隻聽“咚”的一聲，一頭碰在車門上。張伯苓忙上前扶住，驚問：“怎麽了？”蔣介石忙說：“沒事，沒事。”這才低頭上車，悻悻而去。
張伯苓留在了大陸，然而生命隻逗留了短短一年兩個月又二十餘天。
“南開之父”的晚年
1951年2月17日，那天天氣特別寒冷。晚飯後，盧開瑗來拜訪張伯苓，說是聽到小道消息，中央決定任命張伯苓為政協副主席。張伯苓聽後非常高興，終於有機會為國效勞了。所以盧開瑗臨走時，他堅持要送下樓到大門口。家人覺得天氣太冷，就送一杯熱茶給張伯苓，隻見老人口歪眼斜，已經不能言語。專家會診後，一致認為是腦溢血。學生黃鈺生執筆寫了一份遺囑，坐在張伯苓的床邊，逐字逐句念給他聽。張伯苓邊聽邊點頭，全篇念完的時候，他豎起右手大拇指，想說“好”，但已經發不出聲音了。2月23日下午，張伯苓去世，享年75歲。
當曆史不斷地凋零與遠去之後，張伯苓鮮活的身影開始在歲月沉沙中漸漸顯現。如同當年威海衛那恥辱的一幕深深地刻在他的心裏，張伯苓那一句“中國不亡，有我”的吼聲，在曆史的天空中愈加震撼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