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昀／1900—1985／ 字曉峰，浙江寧波鄞縣人。著名地理學家、曆史學家。曾創辦台 灣中國文化大學、台灣中華學術院等。代表作有《本國地理》《政治地理學》《中華五千年史》等。
1963年3月1日，台北陽明山，台灣中國文化學院的第一座大廈—大成館終於落成。同一天，第一屆研究生從租借的國防研究院場所，順利遷到這裏。創辦人張其昀對這裏的位置與地勢十分滿意，站在大成館前，可以眺望台北市區、原野和海洋，登樓四望，海闊天空。
他將這裏命名為“華岡”，寓意“美哉中華，鳳鳴高岡”。就在不久前，這裏還是一片十分荒涼的丘岡。當年，他拿著菲律賓華僑莊萬裏捐助的5萬美元，四處尋找空地籌辦一所大學，幾經周折，最終選定離台北市不遠的陽明山區。這裏原為一片橘園，荊棘遍地，野草叢生，前去探勘的汽車開進去，經常軋死毒蛇。
隻靠5萬美元起家的張其昀，沒有當局的財務支持，甚至銀行的貸款也很難貸到，每每麵臨捉襟見肘的困境。但他追求完美，請來台灣島內最著名的城市規劃師盧毓駿，著手設計華岡的建築主體。大成館的設計完成後，他不得不將預算削減。為節約建築經費，更合理地組織施工，盧毓駿親自到工地監工。
1962年下半年，台灣的中國文化研究所招收第一屆研究生，錄取80人，正式入學的72人。研究生就學，不僅不能收費，還要給予生活費，使得本已拮據的經費更加緊張。然而張其昀不僅給這些學生每人發獎學金800元台幣，而且還給他們提供冬夏服裝和皮鞋。當時一個大學助教的每個月工資，也隻有700台幣。他要求研究生不兼職、不兼課，認真研究，努力成才。有人認為他要破產，張其昀對學生們說：“欠債我還，坐牢我去，你們隻需努力向學，便慰我心。”
次年，大學部開始招生，遂改名為中國文化學院。張其昀經常在校園裏走動，關切學生們的學習與生活。台大俄文係的歐茜西教授，當年是第一屆學生，有一天，張其昀在校園偶然碰見她，問起近況，她說如今到了大四，想去俄羅斯留學，不過路費還沒有著落。3天後，張其昀便將機票送給她，使其順利留學。
新聞係學生田正美，是考上文大的第一個原住民女生，迫於生活無法繼續學業。張其昀得知後，親自給新聞係代理主任鄭貞銘寫了張紙條：“田正美同學四年學費全免，並給予一定的生活費。”學生母親聽說後十分感動，並堅決表示不受領生活費。於是，學校提供田正美助理助教崗位，幫助其解決生活費難題。後來，她成為省立屏東女中的校長，是原住民中第一人。張其昀支助的學生太多，包括焦仁和、李天任等，如今都蔚為大才。
學校剛剛建立時，很多著名的教授、學者、專家紛紛前來兼職，很多人授課而不受報酬，總是以台灣大學不得兼職為由拒絕，為他節省開支。一時間華岡名師雲集，僅僅就文學、史學而言，延攬的師資，如錢穆、黎東方、楊家駱、宋晞、吳經雄、林語堂、陳立夫、高明、曾虛白、謝然之等，均是一流的學者和大師。張其昀舉債興學，最後欠下的債務高達16億台幣，他還是咬牙硬挺了下來。後來，在時任教育部門負責人李煥的呼籲和幫助下，張其昀最終渡過難關。
前修未遠，勖哉！
1901年11月，張其昀出生在浙江寧波的一個書香之家。曾祖父張默人、祖父張樸園都是舉人出身，父親張兆林是當地的鄉紳，一生致力於鄉邦文化教育和水利建設。1913年，張其昀初級小學畢業，進入縣立第四高級小學。張家人口眾多，生計艱難，他上學的學費是母親向一位親戚借來的。離家上學時，想到母親辛勤操勞供他上學，張其昀不禁淚如雨下。母親鼓勵他，說屋後的竹園，筍鮮嫩可口，但隻有把它培育成為竹子，將來的用處才更大。
1915年，張其昀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國文老師陳康黼、地理老師蔡和鏗、曆史老師洪允祥對他影響很大，使其日後以地理研究與曆史研究為畢生事業。同年，他投考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曆史教授柳詒徵對他有很好的印象。發榜前，柳詒徵注意到錄取名單上沒有張其昀的名字，核對後得知未被錄取的原因是“身體太單薄”。柳詒徵立即提出複議，並稱自己少年時期身體也很弱，中年以後才飽滿起來。就這樣，到了發榜那天，張其昀名列榜首，進入文史地部。
當時的南高師聲譽蜚騰，被公認為南方第一學府，名師薈萃。柳詒徵教授對張其昀十分看重，曾在他的作文上批語“沉鬱頓挫”四字鼓勵。哲學教授劉伯明對五四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持批判態度，創辦了《學衡》雜誌，鼓吹共和國民之精神。張其昀深受他的影響，也成為學衡派中的一員，此後一生也致力於宣揚中國文化。張其昀的主修課是地理學，其自然科學素養多來自地學教授竺可楨。竺可楨任浙江大學校長期間，張其昀作為助手始終跟隨在身邊。
1922年，梁啟超曾在南高師講學一學期，他在張其昀的論文上寫下這樣的評語：“荊公所官，謝山所產，前修未遠，勖哉！”以王安石、全祖望來勉勵。1923年，張其昀以文史地部成績第一名畢業。此時，南高師正改製易名為東南大學。張其昀不願領取東南大學的畢業證書，堅持以南高師最後一屆學生的身份畢業。
受過近代訓練的地理學者
畢業後，張其昀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其間，他主編的新學製高中《本國地理》，在中國地理教育史上有裏程碑的地位，與戴運軌主編的高中物理教科書、林語堂主編的高中英語課本構成當時全國通用的三大課本。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著名的地理學家任美鍔，就是在閱讀了這部教材後，樹立起從事地理學研究的誌向。後來，任美鍔考入張其昀任職的中央大學地理係，日後與其同到浙江大學史地係任教。1933年，兩人還合編了新的高中《本國地理》。
1927年，經柳詒徵推薦，張其昀到國立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前身）地理學係任教，主講中國地理。教學之餘，他時常到各地做地理考察，1931年，帶領6名學生進行了為期55天的東北之行。他們從海路去，自陸路歸，行程1萬多裏，考察地區以南滿為中心，東至安東（今丹東）鳳城，北至吉林長春。期間，他們還調查了剛發生不久的“萬寶山事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路上遭日本警察糾纏。考察活動結束之後僅1個月，“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軍隊侵占了全東北。
張其昀精力旺盛，遊曆考察之外，筆耕不輟，先後出版了《中國地理大綱》《中國民族誌》等諸多著作，胡適稱讚其為“受過近代訓練的地理學者”。1935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一屆評議會，他當選為評議員，是評議員中從未出國留學的最年輕的一位。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張其昀受聘為史地係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長，後又兼任文學院長。
陳布雷第二
張其昀曾撰寫《中國曆代教育家史略》一書。1949年，蔣介石宣布“下野”後，他曾勸蔣以“黨內總裁”身份主持“黨國大計”，頗得蔣介石歡心。於是，蔣留他在奉化溪口的武嶺學校居住，待如上賓，常促膝談心。
據有些文章所說，1949年年初，蔣介石正是采納了張其昀的建議，最終決定把台灣作為退身之所。作為著名地理學家和中國第一位研究現代國家戰略學的學者，還曾在台灣光複後領隊前往考察，他的建議對於蔣介石無疑是很有分量的。
1949年夏，應蔣介石的邀請，張其昀離開大陸，赴台灣出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組長，這實際就是取代了已自殺的陳布雷，成為眾人皆知的“陳布雷第二”了。
1954年7月，張其昀出任台灣的教育部門負責人，先後主持建立了南海學園，恢複了“中央圖書館”，並設立了台灣曆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教育資料館，被稱為台灣的“文化之父”和“教育之父”。同時，他促成包括政大、清華、交大等多所大學的複校和新學校的建立，開創博士學位教育，著力中小學基礎義務教育，基本奠定了台灣的教育格局，也被台灣學界譽稱為“博士之父”。
一生治學，不外五事
“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是張其昀的畢生之誌。他曾自喻“一生治學，不外五事”：一曰國魂，以謀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二曰國史，探索中華文化之淵源；三曰國土，研究中國在世界之地位；四曰國力，衡斷經濟建設對國計民生之關係；五曰國防，以喚起愛國思想與民族正義，培養新生力量。
他提倡華學，認為不僅要研究漢學，也需研究藏學、滿學、蒙古學等中國少數民族之學。1961年起，他開始著手撰寫《中華五千年史》，“欲伸民族之大義，發潛德之幽光，綜羅名家創獲”，每天工作到很晚，直到孫女打電話叫他，才回家休息。到1982年他生病時，已寫完從遠古到西漢部分，東漢史寫了一半。
張其昀還提倡全神教，他認為，各種宗教的良好精神都有相通之處，“宗教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後目的”，“科學愈進步，宗教愈重要。敬天愛人，乃萬事之表，萬福之源”，因而教育的最高境界為“聖教育”。全神教之所謂宗教，實際是以儒家教育為中心，尊重世界各種宗教的良好精神，培養宗教情操。
1985年8月26日，張其昀因心髒衰竭，病逝台灣榮民總醫院，享年85歲。臨終前，他要求在自己的墓誌銘中，不必炫耀他在政壇上的成績，隻希望表達三大誌願：一、華岡學園（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的創始人；二、《中華五千年史》的作者；三、全神教的提倡者。台灣中國文化大學鄭貞銘教授感慨說：“在張其昀的心靈裏，沒有任何權勢、懸念，甚至連部門負責人的頭銜也沒有存放的位置，而隻有教育的愛、文化宗教的愛與國家民族的愛，其風範可媲美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