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1922— ／ 英文名Chen-Ning Franklin Yang，安徽省合肥縣人。著名美籍華裔科學家、物理學家，與李政道共同提出了宇稱不守恒定律，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也成為最早的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代表作有《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質疑》《曙光集》和《鄧稼先》等。
1957年12月10日下午4：30，瑞典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藍色音樂大廳，張燈結彩，花團錦簇，本年度的諾貝爾頒獎儀式即將在這裏舉行。著名的科學家、作家、社會名流、外交使團的代表們，以及身穿燕尾服和晚禮服的瑞典貴族聚集一堂，等待著激動人心的時刻。在熱烈而莊重的氣氛中，在諾貝爾委員會代表的陪同下，35歲的楊振寧和31歲的李政道登上了斯德哥爾摩諾貝爾領獎台，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大家紛紛向他們行注目禮。
首先，瑞典皇家科學院的代表克萊因（Lawrence R.Klein）教授作演說：“兩位物理學家由於對宇稱守恒定律做了精湛的研究，從而導致次原子粒子方麵的重要發現，因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獎……這兩位獲獎者所進行的研究，實際上推翻了30多年來被普遍認為是自然基本定律的所謂宇稱守恒定律！”他的講話被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打斷，楊振寧、李政道和其他幾位獲獎者拘謹地把手放在膝蓋上，麵向聽眾，認真聽著台上主持人的每一句話。他們的夫人則都穿著漂亮的禮服，坐在台下第一排，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自己的丈夫。
隨後，瑞典國王開始給得獎人依次頒獎。楊振寧第一個走上獎台，來到瑞典國王麵前，恭敬地接過榮譽證書和獎章，國王輕聲地向他表示祝賀。這天晚上，諾貝爾基金委員會和瑞典皇家科學院舉行盛大晚宴，按照慣例，宴會開始前，獲獎者都發表了禮節性的演講。楊振寧壓製不住內心的激動，熱情洋溢地說：“……我深深地意識到，廣義來說，我是既調和又抵觸的中西方文化的產物。我願意說，我以自己的中國血統和背景而感到驕傲，同樣，我為能致力於作為人類文明一部分的，源出於西方的現代科學而感到自豪。我已獻身於現代科學，並將竭誠工作，為之繼續奮鬥！”
從此，在象征科學界最高榮譽的諾貝爾獎章上，第一次寫下了兩位年輕的華人的名字。幾天後，楊振寧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張文裕教授，後者帶來了嶽父杜聿明的賀信：“我祝賀你獲得諾貝爾獎。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讀罷，楊振寧熱淚盈眶。消息傳到大洋彼岸的中國時，父親楊武之正躺在上海華東醫院的一間病房裏。他聽到消息後，興奮不已，熱切盼望著兒子能在時機成熟時回到祖國來，因為“血汗應該灑在自己的國土上”。
振寧似有異稟
1922年10月，楊振寧出生在安徽省合肥縣，因頭長得特別大，外號被稱作“楊大頭”。曾祖父楊家駒曾在安徽省西南部的太湖縣任職，祖父楊邦勝18歲時考中秀才。楊振寧出生時，父親楊武之正在安徽當時的省會安慶某中學做數學老師，安慶舊名懷寧，楊振寧的“寧”就是這樣得來的。他出生不滿周歲時，父親考取了公費留美出國，並於192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數學博士學位。
從此，他與身為舊式婦女的母親羅孟華相依為命。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一聽說軍閥打來了，母親就趕緊抱著兒子跑到鄉下或者躲進外國教會醫院裏。3歲時，躲避回來的楊振寧，突然發現自己家房子的角落裏有一個圓圓的子彈洞，成為他“印象中最深的第一個記憶”。4歲時，母親開始教他認字，1年多的時間教了他3000個方塊字。他曾說，自己終其一生認得的方塊字，不超過當時的兩倍。
1928年，歸國後的父親受聘到廈門大學數學係任教，6歲的楊振寧和母親一起跟隨前往。在廈門，楊振寧開始了正規的學生生活，各門功課都學得很好，特別是對數學和國文的興趣更大。他常和父母到海邊散步，和一般的孩子一樣，他也喜歡撿拾沙灘上的貝殼。父親注意到楊振寧撿回的貝殼多半是極小的，但卻非常精致，感覺他的觀察力不同於常人，曾在兒子相片背麵充滿自信地寫道：“振寧似有異稟，吾欲字以伯瑰。”
1929年秋天，父親應聘到清華大學數學係任教，楊家也舉家北遷。此後一直到1937年，楊振寧和父母一起在清華園度過相當平靜的童年。期間，父親早已發現兒子在數學方麵的能力很強，但對其天分的發展，采取了一種順其自然的態度，並沒有給以特別的訓練。1934年夏天，楊振寧在崇德中學念完初一，父親找到自己在芝加哥大學念書時認識的清華大學著名曆史學家雷海宗教授，請他介紹一個人給兒子補一下古文。於是，雷海宗找了自己的學生丁則良來教楊振寧念《孟子》，這成為楊振寧“終生都大為受用的一件事情”。
統昆字第0008
1937年抗戰開始後，楊武之一家開始了顛沛流離的“南渡”旅程，於第二年的2月到達雲南昆明，父親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數學係。同年夏，國民政府教育部宣布了一項措施：所有學生，不需文憑，可按同等學曆報考大學。得此消息，楊振寧隨即以高二學曆報名參加統一招生考試，準考證號是“統昆字第0008”。最終，隻有16歲的他，竟以第二名的出色成績考入西南聯大化學係。
此時的西南聯大，條件非常艱苦。學生宿舍是土牆茅草房或土牆鐵皮房，教室是鐵皮頂的房子，下雨時會叮叮咚咚響個不停。教室的地麵是泥土地，沒過多久就變得坑坑窪窪，高低不平。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會被吹跑。聽課坐的，是在椅子右邊安上一塊形似火腿卻隻能放一本書的木板的“火腿椅”。但師生們苦中作樂，幽默地稱教室是“冬涼夏暖”，吃的摻帶穀子、稗子、沙子的糙米飯是“八寶飯”，穿的通了底的鞋是“腳踏實地”，前後都破洞的鞋是“空前絕後”。
1938年11月底，入學後的楊振寧發現自己對物理學更有興趣，便申請轉到了物理學係。西南聯大名師薈萃，教師陣容非常強大，給他上一年級普通物理課的是擅長實驗的物理學家趙忠堯教授，上二年級電磁學課的是著名學者吳有訓教授，上力學課的是在廣義相對論等方麵頗有研究的著名學者周培源教授等。其中，吳大猷和王竹溪對他的影響最大，引導其走向對稱原理和統計力學的研究方向。
1942年，20歲的楊振寧本科畢業，旋即進入本校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學部讀研究生。與他同室居住的有淩寧、金啟華和顧震潮，黃昆和張守廉也偶爾來住幾天。這些中華民族未來的精英們聚在一起，在陋室裏交談切磋，結伴探索著科學的奧秘。
兩年後，他以優異成績獲得了碩士學位，並考上了公費留美生，於1945年赴美進芝加哥大學。在西南聯大短短的6年，對楊振寧的一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後來在《讀書教學四十年》中回憶說：“西南聯大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我在那裏受到了良好的大學本科教育，也是在那裏受到了同樣良好的研究生教育。”
當塵埃落定之後
1949年，楊振寧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後，開始同李政道合作進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1956年10月1日，他們在美國最權威的《物理評論》上發表《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質疑》一文，共同認為在弱相互作用的領域內，宇稱並不守恒。是年底，吳健雄等科學家通過嚴格試驗，證實了這一理論，震驚了整個科學界。被譽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物理學家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給楊振寧的電文中，興奮地說道：“終於找到了走出黑屋子的門！”美國物理學家傑裏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則認為這是“戰後整個物理學界最令人驚奇而激動的事”，“是科學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楊振寧對物理學的貢獻範圍很廣，包括粒子物理學、統計力學和凝聚態物理學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發現宇稱不守恒之外，楊振寧還率先與米爾斯（R.L.Mills）提出了“楊—米爾斯規範場”，與巴克斯特（R.Baxter）創立了“楊振寧—巴克斯方程”。美國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賽格瑞（E.Segre）推崇楊振寧是“全世界幾十年來可以算為全才的三個理論物理學家之一”。
1954年春，久病在身的父親曾赴瑞士看望楊振寧，臨行前送給兒子兩句話：“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1964年春，在美國生活了19年的楊振寧加入了美國國籍。做出這一決定，他思想上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猶豫和鬥爭，入籍後仍耿耿於懷，每當想起父親的期盼就感到不安。楊武之對此不能接受，發表聲明與之斷絕關係，並且到死也沒有原諒他，這成為他“一輩子的遺憾”。
獲得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後，楊振寧與李政道合作的關係變得愈來愈緊張，最終在1962年分道揚鑣，引來不少非議。1989年，他曾在寫給台灣“中研院”院長吳大猷的信中向老師報告兩人合作的情形。吳大猷複信說：“整件事是一極不幸的事，我想實情是不能永遠掩蓋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爭，而讓實情慢慢地展現出來。”
1999年1月一個寒冷的冬天，77歲的楊振寧在紐約長島的石溪理論物理研究所上完了最後一堂課，從此正式退休。他選擇了葉落歸根，回到了兒時生活過的清華園，參與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工作，致力於搭建中美之間“一座了解和友誼的橋梁”。2004年底，82歲高齡的楊振寧與28歲的翁帆結婚，轟動一時。
楊振寧曾說，他聽說國內有對他的批評，但是很不幸的是，並沒有了解他真正的意思。台灣學者江才健在《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中曾記述，“楊振寧曾經在談論物理發展時，說過‘當塵埃落定之後’的話”，他認為，“像楊振寧這樣天才地創造成就，成為人類心靈知性啟蒙的明燈，人們驚歎他們超卓的心智能力，而在評斷議論聲中，這個創作者本身的反思，是最後他自己在自我曆史評價中最真實的論斷”。正如當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共同發現在弱相互作用中，可以推翻宇稱守恒定律一樣，“當塵埃落定之後”，一切都會得到重新審視，而到那時，相信曆史會給予這位物理學大師，一個更加公允和精確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