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1899—1983／ 本名張正則，後改名張援、張喧，小名李，號李爰，別署大千居士、下裏港人、齋名大風起兮，四川內江人，祖籍廣東番禺。中國潑墨畫家，書法家。代表作有《愛痕湖》《長江萬裏圖》《四屏大荷花》和《八屏西園雅集》等。
1956年7月29日中午11點30分，法國南部尼斯港，一座名為加尼福裏亞的別墅敞開了它往日神秘的大門。這一天，張大千攜妻子徐雯波，前來拜訪這裏的主人—西方藝壇“教父”畢加索。此時，妻子心裏仍在打鼓：“都說畢加索性格古怪，這次丈夫硬是前來會見，不知是否會自討無趣？”就在幾天前，張大千在巴黎的華人朋友們也向他表達過這種擔心，他們異口同聲勸阻說，招惹畢加索很可能不僅自取其辱，更將丟失中國藝術剛剛在巴黎爭得的榮譽。張大千卻堅持道：“為了藝術，我不怕丟格，我就不相信，我就要探討！”
此時57歲的張大千還是有底氣的。就在一個月前，“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在巴黎東方美術館展出，同時“張大千近作展”在羅浮宮東畫廊展出，西畫廊則是“西方野獸畫派大師馬蒂斯遺作展”。博物館館長薩爾精心設計了這個沒有先例的東西方巔峰藝術對台戲，結果，張大千獲好評如潮，西方評論家評價張大千“唯有畢加索堪與比擬”。畢加索代表著西方現代繪畫的最高水準，向來學無止境的張大千，愈加想見他一麵。
張大千夫婦穿過布置考究的別墅庭院，隻見畢加索滿麵微笑，正從台階上走下來迎接。當時，張大千一身長衫，腳穿布鞋，頭戴東坡帽，長須飄胸，一副堂堂中國畫家的形象。而傳說中在家裏從不穿上衣的畢加索，則破例穿了一件條子花紋襯衫，還穿上了很正式的長褲和皮鞋。就這樣，東西方藝術大師有了一次曆史性的見麵。
畢加索熱忱接待了張大千夫婦，他邀請來客坐下後，便立刻捧出5大本畫冊，請張大千觀看。每本畫冊有三四十幅畫，全是畢加索用毛筆水墨畫的花鳥魚蟲。張大千有點納悶，畢加索笑了：“這是我仿貴國齊白石先生的作品，請張先生指正。”張大千恭維了一番，後來就有點不客氣了，侃侃而談起來：“畢加索先生所習的中國畫，筆力沉勁而有拙趣，構圖新穎，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不會使用中國的毛筆，墨色濃淡難分……”
畢加索用腳將椅子一勾，搬到張大千對麵，坐下來專注地聽。張大千講解一番運筆用墨的道理，對略懂一點國畫的人，並沒有什麽新奇。然在畢加索，卻是聞所未聞。沉默了一會兒，他提出：“張先生，請你寫幾個中國字看看，好嗎？”張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製的毛筆，蘸了碳素墨水，寫了“張大千”3個字。畢加索見了，竟忽然激動起來：“我最不懂的，你們中國人為什麽跑到巴黎來學藝術！……在這個世界談藝術，第一是你們中國人有藝術；其次為日本，日本的藝術又源自你們中國；第三是非洲人有藝術。除此之外，白人根本無藝術，不懂藝術！”他這一番坦誠的高論，讓張大千既驚喜又感慨。
隨後，主賓共進午餐，歡談藝術，度過了一個愉悅快樂的下午。畢加索還興致勃勃地跟張大千夫婦合影，他俏皮地慫恿大家一起戴上麵具，照了一張化妝照。分別時，畢加索將一張西班牙牧神題名送給張大千，而張大千回贈畢加索的是兩株墨竹。張大千發現畢加索用的是劣質毛筆，後來，他在巴西牧場從5000隻牛耳朵裏取了1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8支筆，專門送了畢加索兩支。
筆墨當隨時代
1899年，張大千出生於四川內江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大他17歲的二哥張善子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以畫虎聞名，後來抗戰時曾畫18猛虎，題寫“怒吼吧，中國！”，寓意18省全力抗戰。他發現了張大千卓越的繪畫天賦，便經常指點書畫之道，逐步帶他進入畫壇。張大千曾說：“我之所以繪畫藝術有所成就，是要感謝二兄的教導的。”
18歲時，未婚妻病逝，張大千離家出走，投身鬆江禪定寺。“大千”之名便是禪寺主持為他起的法號，然而臨到剃度受戒時，他突然提出做不燒戒疤的和尚。法師嗬斥道：“信徒如野馬，燒戒如籠頭，上了籠頭的野馬，才能馴成良駒。”與法師爭論了一宿後，他終究不辭而別。是年，他東渡日本，在京都公平學校學習染織。在二哥的資助下，他遊遍了日本的大小博物館和畫展。
1920年，張大千隨二哥回到上海，拜師在前清翰林曾熙與李瑞清門下，學習石濤。石濤是明代皇族後裔，國破家亡當了和尚，和八大山人一樣，反對清初畫壇的守舊習氣，提倡“筆墨當隨時代”。張大千正是從刻苦臨摹石濤入手，開始了他的傳奇。他每天堅持作畫，若是白天有事出去，晚上一定要補上，不然不會睡覺。那時，他的案頭常擺著石濤的《苦瓜和尚畫語錄》，“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深刻影響著他。
五百年來第一人也
20世紀20年代，張大千和二哥在上海西門路西成立了“大風堂”並開始收徒，傳道授藝，所有弟子們皆被稱為“大風堂門人”。他們共同開創了大千畫派，成為一個有別於長安、海上、京津等畫派的中國畫畫派。30年代，徐悲鴻就稱讚：“張大千，500年來第一人也。”麵對如此讚譽，張大千謙虛地回應：“500年來一人，說得太過了，太過則近於開玩笑了。”
但對自己的鑒定能力，張大千則毫不謙虛地自稱“500年來精鑒第一人”，還得意地說：“一觸紙墨，辨別宋明，間撫簽賻，即知真偽。”隻要是名家真跡，張大千就不惜重金收藏，為此寧可不吃不喝不睡，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錢。真跡買來後，他就不斷地鑽研、臨摹。結果是，張大千“貧無立錐之地”，收藏卻“富可敵國”。1944年，成都舉辦“張大千收藏古書畫展覽”，藏品從巨然、黃公望直到八大、石濤等，轟動一時。
這位鑒賞神手，還是一代偽古高手。張大千稱自己是“石濤再生”，造假水平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讓鑒別家、收藏家頭疼不已。畫家陳半丁收藏的石濤精品冊頁是他畫的；他曾用假“石濤”換了石濤鑒定專家黃賓虹一幅真“石濤”；他偽梁楷的《睡猿圖》騙過了吳湖帆、葉恭綽等鑒賞家；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因專收石濤作品稱雄收藏界，可張大千私下對好友說：“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濤畫，十之七八都是我畫的。”
畫家葉淺予說：“張大千是所有中國畫家中最勤奮的，把所有古人的畫都臨過不止十遍。”書畫鑒賞家、史論家傅申曾形象地說：“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變石濤就變石濤，要變八大就變八大，要變唐伯虎就變唐伯虎。”
張大千作偽，非議不少，傅雷初訪齊白石時就吃了閉門羹，謂其“江湖義氣可慨可憎”。傅申則認為“張大千是血戰古人，一關一關打過去，過關斬將，從石濤、八大一直打到董源去，後來到敦煌去。我認為他是跟古人競爭以後的一種表現，就是他要勝過古人，要勝過當時的權威鑒賞家，勝過博物館裏麵的專家，所以最後其實對於他做的假畫，他都是很公開地講，這是我做的，那是我做的。”
我的畫筆不會停
1937年，盧溝橋炮響，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張大千幾經輾轉，隱居青城山。身逢亂世，張大千靜心畫畫，筆耕不輟。他曾說：“現在打仗了，沒人要我的畫。可我若不畫，等仗打完了，別人再要我的畫時，我的功夫就毀了。”在女兒張心慶的記憶裏，常常是一家人睡醒了起來，見爸爸還在那裏奮筆作畫。張大千一生大概創作了4萬幅書畫作品，是中國畫家中作品最多的。他常說：“我視繪畫如性命，我的畫筆不會停，我會畫到生命最後一息。”
1941年6月，張大千攜家眷和門生去敦煌莫高窟取經。莫高窟裏麵陰冷狹窄，空氣窒悶，他每天進去前很精神，出來時便已是蓬頭垢麵，而張大千一待就是3年，臨摹了276幅壁畫。據女兒張心慶回憶：“在臨摹敦煌壁畫時，父親不知花了多少財力、物力，還向銀行貸款，聽說把一家私人銀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繼夜地在敦煌洞窟裏畫呀畫，進敦煌時滿頭青絲，回來時兩鬢斑白，那時他才40多歲。”
除了臨摹壁畫，他還清理流沙，修路開道，登記編號了309洞石窟，是為莫高窟編號的第一人。曆史學家陳寅恪評價道：“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
一生江海客
1952年起，張大千便僑居海外，隨身帶“一生江海客”與“別時容易”兩枚閑章以自嘲。他在亞、歐、美舉辦了大量畫展，蜚聲國際，被譽為“當今最負盛名之國畫大師”。他曾自稱：“我就是靠手中的筆玩弄乾坤，為中國藝術在海外打天下。”晚年，張大千視力越來越差，直至一隻眼完全看不見了，他的畫漸漸走向了潑墨潑彩的風格。1977年，在漂泊了近30年後，78歲的張大千歸宿台灣。
1981年，82歲的張大千應友人之邀，決定繪製巨幅《廬山圖》。他謝絕了一切應酬，常常是口含心髒藥丸，拿著畫筆，暈倒在畫前。曆時1年零7個月，他終於完成了這幅高1.8米、長10.8米的巨幅絹畫。《廬山圖》展出兩個月後，1983年4月2日，久病臥床的張大千顫抖著雙手，執意為大陸友人、門生題贈畫集。當題寫第十三冊時，突然筆杆滑落，張大千頹然倒下，享年84歲。
張大千曾論畫：“畫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太陽就可以出太陽。造化在我手裏，不為萬物所驅使……心中有個神仙境界，就可以畫出一個神仙境界。”正是懷著對大自然深沉的愛，他才能畫出參天的大樹，正是有著開闊的心胸，他才能畫得雄偉壯麗的山河。這位奔波在動**苦難時代裏的“江海客”，用手中揮毫的畫筆，延續了中國文化的畫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