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命喪”斧聲燭影“之謎
趙匡胤是一位有人情味的皇帝，然而他卻隻當了17年的皇帝，在50歲的時候就匆匆離開了人世。可是他的死，卻糊裏糊塗，留給後世一片謎團。
我們希望能夠從宋史中尋找答案，然而卻隻能找到一句語焉不詳的記錄：“癸醜夕，帝崩於萬歲殿，年五十。殯於殿西階……”對趙匡胤的死因卻是避而不談，顯然這樣的記錄對於一位開國皇帝來說太過於潦草，這是非常不正常的。連一句遺言都來不及交代？這顯然證明了趙匡胤的死亡是突如其來的，也就是猝死。
為什麽官修宋史如此語焉不詳呢？原因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曆史永遠是由下一任皇帝來修訂的，自宋太宗以後的北宋皇帝都是由太宗一支人繼承，他們一定不會抹黑自己的先皇，既然皇帝不願說清事實，史官又不好胡編曆史，他們能夠選擇的辦法也隻有避而不談了。
那麽，宋太祖的真實死因到底是什麽呢？到底哪種說法是真實可信的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宋太祖是被趙光義謀殺的。根據《續湘山野錄》的記載，太祖在斧聲燭影中就已經死去，趙光義當天晚上之所以留宿宮中，就是為了方便在第二天搶班奪位。
此外，據《宋史·馬韶傳》的記載，太宗及其親信早已經預知登基之時。按此書記載，馬韶是晉王趙光義的親信程德玄的朋友，他精通星象天文之學，開寶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他對德玄說：“明天對晉王來說是個好日子！”聽到這話，德玄連忙去向趙光義報告。趙光義什麽也沒說，馬上下令把馬韶抓了起來，直到他登基之後才把馬韶放了，並讓他當了司天監的主簿，這一點說明趙光義其實是早有預謀的。
可是這裏還有一個疑點，那就是程德玄在這件事情中的作用。程德玄是個醫官，據史料記載，宋太宗對他非常寵幸。《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說：“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頗信任之，眾多趨其門。”一個醫官會受到太宗的如此寵遇，很可能是他運用醫術幫助趙光義取得了帝位，或者說“斧聲燭影”當晚的毒酒就是由他所配製。
還有，按照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中的說法，太監王繼恩居然敢冒死違抗皇後的旨令，直接去開封府找趙光義，也說明兩人應該早有約定，這些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團的事先默契。
最後，從宋皇後的言行中也可推見太宗的即位有悖常理。皇後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監召兒子趙德芳進宮，而不宣趙光義，這說明當時趙匡胤並未確定皇位的繼承人選。由於是突然死亡，自然也就沒有傳位的遺詔。所以皇後想召兒子進宮即位，是很正常的舉動。誰知卻被趙光義搶先一步，以趙光義在開封的勢力而言，皇後母子根本不是對手，所以一見他到來便大驚失色，下意識地感覺到自己性命堪憂，驚恐之餘才說出：“我們母子的性命都交給官家了”這句話。如果趙光義是正常即位，皇後不會如此大驚失色。
除了以上的說法，宋太祖暴病身亡本身就有很多疑點。根據相關史料記載，如果為宋太祖開列一張開寶九年的活動日程表，就可以發現他當時精力非常充沛，頻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陽)，次鞏縣，拜安陵……而且於其時，史書從未有太祖生病、大臣問疾的記載，身體應該非常健康。
所以，宋太祖的突然死亡絲毫看不出一點因病而死的跡象。
還有人推測宋太祖是因為飲酒過度而死的，但這種說法並不可靠。眾所周知，趙匡胤曾經說過“沉湎於酒，何以為人”的話，可見他喝酒是有節製的。如果說他是飲酒而死，為何趙光義卻安然無恙？這不更加蹊蹺嗎？這隻能解釋為，趙光義一定在酒中下了毒。所以，有可能是太祖發現了酒中有毒，才連聲對光義大呼：
“好做！”意思是“你做的好事！”
除了趙光義弑兄奪位以外，“斧聲燭影”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據《燼餘錄》記載，後蜀亡國後，後蜀花蕊夫人費氏就被趙匡胤召入了自己的後宮，並為宋太祖所寵幸，而晉王也早就垂涎花蕊夫人的美色。當天晚上，晉王趁宋太祖酒醉睡著後，乘機調戲花蕊夫人，誰知被宋太祖發現。於是宋太祖就手持斧子憤慨擊地，並大罵趙光義說：“你做的好事！”就這樣，宋太宗自知難逃罪責，就趁機把趙匡胤殺死。
除了以上這些說法，太宗即位後也有一些蛛絲馬跡很耐人尋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年號為太平興國元年。
一般來說，子繼父位，或弟承兄業，出於對前任皇帝的承認和尊重，當年是不改年號的，更何況已近年底，太宗這麽急於改年號，後人估計是出於弑兄奪位的心虛理虧而幹出的傻事。
同時，宋太宗登基沒幾天就局促下令：全國禁止傳習天文星象、陰陽卦相等書籍，有私習者斬首，並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將全國原本已知的天文相術之士全部送京甄別。十二月，他又下令把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術之士，除六十餘人留在司天監任職以外，其餘近300人以“矯言禍福、誑耀流俗”的罪名全部發配到沙門島。趙光義如此迫不及待地處置這些術士和嚴禁私習有關書籍，顯然想禁止有關不利的輿論和流言的產生與傳播，這是否為其心虛的表露呢？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親自率軍滅了北漢，又乘勝北上攻遼。這次北征由於輕敵被遼兵大敗，全線潰退。太宗在混戰中腿上中箭而倉皇奔逃。軍中一時不見主帥，大臣們都懷疑宋太宗可能已經蒙難，將領們就想要立太祖之子趙德昭為新君。結果宋太宗很快就回到了軍中，他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心裏很不是滋味兒。回到都城之後，趙德昭請宋太宗論功行賞，宋太宗不等他說完話，就怒目斥責道：“戰敗回來論什麽功？等你當了皇帝之後，再行賞也不晚。”誰知德昭回宮後竟然拔劍自刎而亡。德昭為什麽如此想不開，難道是受到了威逼？
然而曆史記載已將其中隱情抹去，能查到的隻是宋太宗聞訊後抱著趙德昭的屍體大哭道；“癡兒，何至此邪！”這既掩飾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關的責任。兩年後，德昭的弟弟趙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死了。
太祖過世才四五年的時間，他兩個青春年華的兒子就雙雙辭世。由此看來，當年宋皇後的擔憂完全應驗了。甚至在宋皇後去世時，太宗也不按皇後的禮儀治喪。這種種跡象難道都是偶然的嗎？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認為是趙光義殺死了自己的親哥哥。有一種意見就認為：宋太祖的死與趙光義沒有關係。那麽，他們的依據是什麽呢？
這一部分人以《涑水紀聞》所載為根據。他們認為太祖駕崩的時候，趙光義早已經回到了開封府。他是在聽到王繼恩的報告之後，才再次入宮的。而兄弟倆在一起喝酒的時候，太祖對光義所說的“好做！”其實是讓趙光義“好好做事”。
從醫學角度來看，曆史記載中宋太祖身材矮胖，去世的那天晚上飲酒睡下後，鼻息如雷霆，這應該是腦溢血發病前的典型症狀，所以《續湘山野錄》所載“斧聲燭影”的故事實屬無稽之談。
許多人認為“斧聲燭影”就是趙光義在燭影下用利斧劈死太祖，其實這是對“柱斧”的一種誤解。柱斧分兩種，一種是武將所用的鐵斧，而另一種其實是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稱玉斧，以水晶或玉石為材料。
大內寢宮中不可能放有利斧這樣的殺人凶器，所以說“斧聲燭影”中的柱斧顯然是文房用具，況且趙光義也沒必要做得如此露骨。
總之，在這一疑案中，有些細節也許將永遠成為曆史之謎。但從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宋太宗趙光義即位之後的種種表現，的確反映了他弑兄奪位後的心虛。
宋光宗不孝之謎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十一歲的高宗駕崩，孝宗悲痛欲絕。對高宗的禪位之恩，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對恢複中原也深感力不從心，因此他一改以往為先帝服喪以日代月的慣例，堅持守三年之喪，既體現了他對高宗的孝心，也借機擺脫煩瑣的政務。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六十三歲的孝宗幹脆把皇位傳給了時年四十三歲的兒子趙惇，也就是光宗。
孝宗傳位於太子後，退居重華宮，上尊號為至尊壽皇聖帝。
即位之初，光宗還曾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四次到重華宮朝拜父皇，稱曰“過宮”，偶爾也陪孝宗宴飲、遊樂。但是沒過多長時間，光宗便開始尋找種種借口以回避這種例行公事，父子之間開始有了隔閡。
紹熙三年(1192年)前後，我們還可以時常看到“帝朝重華宮”的記載。到紹熙四年(1193年)九月，“過宮”就變得很罕見了。陰曆九月初四是光宗生日，稱重明節。兒子在自己生日那天拜見父母，是正常禮數。但《宋史。光宗本紀》記：“重明節，百官上壽。侍從、兩省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十月又記：“秘書省官請朝重華宮，疏三上，不報。”後又有“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皆不報。”不久，“帝將朝重華宮，複以疾不果”。直到十一月，才有“帝朝重華宮的記載。但好景不長，到紹熙五年(1194年)的四月，光宗又舊病複發，不再過宮問安了。
紹熙五年，孝宗得病，光宗仍然不過宮探視。親生兒子竟如此冷落自己，孝宗心中充滿了失望、抑鬱與悲傷，病情急轉直下。太學生們聽說光宗寧可待在後宮玩樂，也不過宮請安問疾的事，便寫了一篇《擬行樂表》，文中有”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康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之句，辛辣地諷刺了光宗的不孝和無德。
為了對光宗施壓，大臣們紛紛上疏自求罷黜，居家待罪，”舉朝求去，如出一口“，但光宗統統下詔不許。五月，孝宗病危，丞相留正等大臣懇請光宗過宮侍疾，光宗堅決拒絕，留正等人無奈，”乃泣而出“。起居舍人彭龜年叩頭苦諫，血染龍墀，光宗仍不為所動。直至孝宗彌留之際，群臣拉他以至於衣裾開裂，光宗也不願去見父親最後一麵。
光宗的無情和不孝震動了朝野，如果說，都城百姓對光宗的不滿過去隻藏諸於心的話，現在則”勃勃然怒形於色矣“；過去隻是私下裏議論，現在則”囂囂然傳於道矣“！
紹熙五年六月，孝宗駕崩，光宗仍然不顧百官奏請，連喪事也不肯主持，最後，年已八十的太皇太後(高宗後)吳氏處變不驚，親自出麵主持了祭奠大禮。而光宗則安居深宮，宴飲如故，也不為孝宗服喪。他擔心遭人暗算，時刻佩劍帶弓以自衛。然而，他卻萬萬沒有料到，就在這個時候，皇位已經被自己的兒子悄悄地取代。
原來，丞相留正為解開這種僵持局麵，便奏請早立嘉王趙擴為儲君，以安人心。開始，光宗照例不予回答。六天之後再奏，光宗批了”甚好“二字。第二天，光宗又傳出”曆事歲久，念欲退閑“的禦批，留正大駭，預知國事將有巨大變故，上朝時假裝跌倒在地，隨即上表告老，乘上肩輿，一溜煙地逃遁出城了。
此時，朝野人心動**，對光宗已毫無信心。工部尚書趙彥瑜、知樞密院事趙汝愚計議，借光宗”念欲退閑“禦批之名，擁立新君。事後，又通過外戚韓伲胄活動，得到太皇太後吳氏同意，並取得實力派人物殿帥趙杲的支持。
到孝宗大喪除服那天，趙汝愚率百官詣大行皇帝靈柩前，太皇太後垂簾，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為太上皇帝。
嘉王即位的一幕頗具戲劇性。當嘉王突然聽到要他當皇帝的懿旨時，嚇得繞著殿柱逃避，口中連說”兒臣做不得，做不得！“吳氏大聲喝令他站定，親自取過黃袍給他穿上。嘉王在大臣的挾扶下側坐在禦座上，仍在自言自語：“我無罪。恐負不孝之名。”
但是，趙汝愚早已率領群臣，跪拜了新君，三呼萬歲。生米已成熟飯，二十八歲的嘉王趙擴出其不意當上了皇帝，是為宋寧宗。
這場不流血的宮廷政變，在曆史上仍被稱為“紹熙內禪”。
等光宗知道自己的皇位已被褫奪、趙擴即位的消息後，無可奈何。但他絕不原諒他的兒子，拒絕見寧宗。此後，他時而清醒，時而糊塗，瘋瘋癲癲地滿宮亂跑，宮女內侍私下裏都叫他“瘋皇”。六年之後，他默默無聞地去世，死時才五十四歲。
那麽，光宗為什麽不肯探視重病的父親，甚至不肯主持父喪呢？為什麽大夥又急匆匆要光宗退位，而立其皇子嘉王趙擴呢？要知道，光宗此時才四十八歲，正是能做一番事業的壯年，而且他在位也僅僅六年。據有關史籍記載，原因也頗為紛雜。大致有如下幾種：
一、光宗與孝宗父子之間存在矛盾
《西湖誌餘》中記載：光宗在做太子的時候，已經40歲了，他很想父王早些內禪皇位，但又難於當麵說出口。於是他就數次給太後提暗示，太後有些搞不懂，旁邊有人就幫太子說：“是想娘娘幫太子去與皇帝說說。”太後這才聽懂。一天，孝宗來到東宮，太後對他說：“官家是否可傳位與太子，自己也好早點休息取樂了。”孝宗卻說：“我早就想這樣做了，但太子年紀尚小，又沒有經曆，所以還不能傳位給他。”太後也不能勉強，就對光宗把事情說了。光宗很不高興地說：“我的頭發都已白了，還拿我當小孩子。而當年爺爺早就傳位給他了。”又過了幾年，光宗才終於坐上皇帝寶座。
有一天，光宗找太上皇要求立皇子嘉王趙擴為太子，不料孝宗對他說：“當初按例應立你二哥，因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如今你二哥的兒子還在。”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光宗的大哥早夭，而孝宗這時立三兒子光宗，使二兒子鬱鬱病死，孝宗對二兒子懷有歉疚心理，同時孝宗覺得嘉王不聰明，而二兒子的後代小時候就很聰明，所以有意想改立。光宗在情理上不能反駁父親，內心卻是十分不悅，父子關係從此出現了無法彌合的裂痕。李皇後更是大為不滿，不斷在光宗麵前進讒言，所以光宗對父王一直心有芥蒂。
二、有宦官從中挑撥其父子關係
據《四朝聞見錄》載：光宗即位之後，對近習宦官沒有好感，有一天甚至大發脾氣，要取其中者的首級。太監們哭訴到孝宗那裏，孝宗下旨：“吾兒息怒。”光宗雖然遵從了父親的旨意，但心裏非常不快。這自然也就讓宦官們麵麵相懼，於是他們就商量如何離間三宮。不久之後，光宗發病，孝宗擔憂，派人到處找秘方良藥，得“草澤大藥丸”一顆，據稱可藥到病除。孝宗想宣旨賜藥，又怕李皇後可能會從中作梗，不許光宗服民間草藥，便想等兒子來重華宮看望時，再當麵讓兒子服藥。有一名宦官知道這件事後，就想阻止光宗吃藥，於是他就和李皇後說：“太上皇隻等皇帝過去，便會賜一種草藥。”李後派人去打聽，重華宮果然準備了大藥丸。便拉著兒子嘉王找光宗哭訴，挑唆說；“太上皇打算廢掉你，給你準備了一丸藥，好讓你侄子早點即位。”使光宗相信父親準備了有毒的藥丸，要他當場服下，所以再也不肯去重華宮朝見了。就這樣，光宗始終也沒吃得此良藥，病也沒好。
三、光宗患有精神病
據《宋史·光宗本紀》諸書記載：光宗的李皇後生性妒忌殘忍，而光宗的嬪妃卻越來越多。紹熙二年(1191年)十一月，因黃貴妃有寵，李後無法容忍，便乘光宗離宮祭天的機會將黃妃殺害，再派人到祭天齋官報告黃妃暴病而卒的消息。當時，光宗正在圜丘舉行合祭天地的禮儀，一聽此噩耗，慟哭不止。事也湊巧，次日清晨祭天時發生火災，差點把光宗燒傷。又突然風雨大作，禮壇黃燭盡滅，祭天之禮就此作罷。這麽多的變故交織在一起，光宗內心深受打擊，以為自己得罪了老天爺，“噤不知人，張口囈言”(《朝野遣記》)，從此神經失常，後宮暗稱之為“風(瘋)皇”。
“帝自是不視朝”，一個月後才“始對輔臣於內殿”。第二年，還常常“帝有疾，不視朝”，三月份時，“帝疾稍愈，始禦延和殿聽政”。不過此時光帝經常目光呆滯、精神恍惚，時好時壞。史籍對此事語焉不詳，大臣也往往諱莫如深，所以光宗真正的病情，後人不得而知。
四、光宗懼內受製於李皇後
《宋史·光宗本紀》載，紹熙四年九月，光宗首次不朝重華宮後的幾天，在眾臣的勸說下，“帝將朝重華宮，皇後止帝。中書舍人陳傅良引裾力諫，不聽。”《齊東野語》也記載，光宗想要去重華宮的時候，百官站在大殿上等候皇帝，當光宗剛走出禦屏的時候，李後拉住皇帝的胳膊說：“天冷，官家再喝一杯酒。”百官侍衛都大驚失色。陳傅良馬上走上前去拉住龍袍大襟，請帝先不要回去，並隨光宗走到了禦屏的後麵。李後叱責道：“這裏是什麽地方，你難道不要腦袋了嗎！”傅良隻得出來，跪在大殿上哭了起來，李後派人責問：“你到底是在幹什麽？”傅良回答：“子諫父不聽，則號泣隨之。”李後更怒，遂傳旨回宮。李後居然能夠阻止光宗，不讓他去看望父母。亦可見這位皇後的蠻橫專權，那麽李皇後為什麽如此嫉恨公公呢？
《齊東野語》諸書記載，李氏出身將門，天姿悍妒，飛揚跋扈，為太子妃時就容不得太子身邊的宮女，一再到孝宗麵前告狀，孝宗讓她學點後妃之德，並警告她：“如再爭吵，寧可廢掉你。”
她做了皇後以後，更是專擅朝政，驕奢**逸，任人唯親，政事腐敗。而且還不尊敬婆婆謝太後，太後教訓她幾句，李皇後竟然說：“我與皇帝是結發夫妻”。言外之意是說太後與孝宗不是結發夫妻，而是嬪妃冊立的，太後把這件事告訴了孝宗，孝宗聽了也大怒，屢加訓斥，聲稱若不思悔改，有失皇後風範，一定要把她廢掉。
《朝野遣記》記載，宋孝宗聽說兒子得病，便親臨大內撫視，見光宗已神誌不清，嘴中喃喃自語，不由十分擔憂，且怒斥李皇後道：“皇上為社稷之重，你不好好照顧，使他發病如此。萬一不能恢複，當族滅你李氏。”可見，李後與公公的矛盾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暗中與公公已勢不兩立。好幾次，光宗準備去見父親，都被李後阻攔。可知光宗軟弱多病，不能自主決事，往往聽從李後之意。
各種不同原因的說法，錯綜複雜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讓人們無所適從。不過，根據以上種種推論，宋光宗不孝之謎的原委已經漸漸清晰，其中光宗有病和李後跋扈應該是主要原因。
真假柔福公主之謎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宰臣蔡京建議，可仿照周代“王姬”的稱號，宋廷公主一律改稱“帝姬”美名，這一製度維持了10多年。宋徽宗有34個女兒，也就是有34個帝姬，柔福帝姬在其中排位20。靖康之難，這34帝姬除14人早夭以外，其餘20人都隨父親徽宗、哥哥欽宗及趙氏宗室一起，被北擄金國，成為離鄉背井的亡國奴。
在被金兵北擄的成千上萬的俘虜中，嬪妃的結局是最悲慘的，不說在行程中大批受虐死亡，到達金國後更是倍遭**。如《靖康稗史箋證》諸書載，金主“宴諸將，令官嬪等易露台歌女表裏衣裝，雜坐侑酒，鄭、徐、呂三婦抗命，斬以徇”。“烈女張氏、陸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鐵竿，肆帳前，流血三日”。“婦女千人賜禁近，猶肉袒”。大批婦女被送入洗衣院，金酋將官們可隨意掠娶洗衣院的女俘。其在某種意義上實為軍營妓院。不能忍受肆意糟蹋而自盡者，也不在少數。
《鶴林玉露》記載，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有一女子來到宮廷，自稱是柔福帝姬，經千辛萬苦終於從金國逃了回來。宋高宗下詔，派老宮人去察驗，覺得這女子的相貌確實有點像柔福帝姬，又詢問她一些宮廷往事，也能答出個大概。唯一引起懷疑的是此女子的一雙腳似乎已變形，不像是久居深宮的帝姬的腳。女子不勝悲苦地解釋道：“金人驅逐我們就像趕牛羊一樣，曾光腳走了萬裏路，哪裏還能保持原樣呢？”
高宗覺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該女子還能直呼高宗的小名，便不再懷疑。下詔讓她入宮，授予福國長公主的稱號。不久，又讓她下嫁永州防禦使高世榮，賜予嫁妝一萬八千緡。此後，高宗仍對她寵愛有加，先後賞賜近四十八萬緡財物。就當時而言，四十七萬緡是個叫人聽了發抖的天文數字，因為，宋朝的宰相、樞密使每月的俸祿不過才三百緡而已！
紹興十二年(1142年)，南宋與金國簽訂了“紹興和議”，金國在收到了宋朝的大片疆域和大筆金銀之後，金熙宗同意承認南宋小朝廷，並且放回趙構的生母韋太後，以及徽宗趙佶、徽宗鄭皇後等人的屍骨。
母子重逢，喜極而泣。韋太後聽到柔福帝姬一事，不禁詫異說：“柔福已病死於金國，怎麽又有一個柔福呢？”高宗便說了柔福帝姬由金逃回的情狀。韋太後說：“金人都在笑話你呢！說你錯買了顏子，真正的柔福早已死在五國城了。”
靜善的那種氣度，宋官軍還真的被鎮住了，於是將她送到紹興。靜善成功蒙騙過宋高宗後，得到了十多年的富貴。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韋太後回到京師，說破此事，靜善再也無從掩飾，隻好老老實實地招認。
高宗知道柔福帝姬確實為假之後，下令將假公主斬首於東市。最倒黴的是高士榮，先是奉旨娶了柔福帝姬，後因為柔福帝姬是假被削奪了駙馬都尉的爵位，據《困學記聞》記，當時人們嘲笑他說：“向來都尉，恰如彌勒降生時；此去人間，又到如來吃粥處。”--真個是“南柯一夢”啊！
雖然在正史上，這樁公案已經了結，但是民間野史中卻有不同說法。《隨園隨筆》引《瑣碎錄》言：“柔福實為公主，韋太後惡其言在虜隱事，故亟命誅之。”就是說，柔福帝姬知道一些韋太後在金國受辱之事，如她被金將完顏宗賢(蓋天大王)所占，並生有二子等。這些事確實令太後難堪，怕被泄露，於是威脅高宗將柔福帝姬殺死滅口。後來，高宗也煞費苦心地把母親被俘時的年齡從三十八歲增加到四十八歲，也就是為了讓世人相信：年近五旬的老婦絕不可能有那號子事的。宋高宗對柔福帝姬本無什麽感情，為了維護母親的尊嚴，便犧牲了柔福帝姬。
然而，論定“假柔福帝姬”的史學家也自有他們的道理。
一、柔福陷金時，年方十七，而韋氏已經年近半百。兩個女人的姿貌差得太遠，金人舍柔福而就韋氏的幾率能有多少？如果說有“難以啟齒的隱情”，則隱情的主人應該是柔福。
二、韋氏在浣衣院沒待多久，就因兒子登基，而被送往五國城，與丈夫徽宗團聚，成為金人向高宗勒索的“奇貨”。既成“奇貨”，而且年紀已大，應該是可以平安度日的。而且她在五國城時，與徽宗、喬氏等人關係甚好，她南歸時，喬氏還為她設宴送行，贈送盤纏，可見她並沒有什麽獻媚金人、自任妾室的情節，否則，頗重貞操的宋宮舊人不會對她如此情長。
三、斷定柔福帝姬死在五國城，並非韋太後空口白說，而是有屍骨為證。《四朝聞見錄》記韋太後言日：“柔福死已久，生與吾共臥起，吾視其殮，且審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紹興十二年太母歸自北方，言帝姬以去年夏死於五國城，年二十九。以其骨歸。十三年追封。”《宋史·公主列傳》記：“柔福薨在紹興十一年，從梓宮來者以其骨至，葬之。”既然真柔福帝姬的屍骨已送回，既有人證，也有物證，那麽，假柔福帝姬當然就無可遁形了。
四、五國城位於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在交通不便的宋代，無異於天涯海角，再加上有人監守，所以，陷於金境的宋人雖多，卻始終沒有幾個人能夠逃得出來。有一個武義大夫曹勳找到機會逃跑，當時，身陷五國城的宋朝帝後女眷，雖有同逃之心，卻沒有同逃之力，就連當上了南宋皇帝的趙構的發妻邢秉懿，也隻能將一隻金耳環交給曹勳，請他帶給趙構而已。更何況是沒經過風雨、見過世麵的少小的柔福帝姬？
五、還有，就是那雙大腳，纏過的腳再怎麽放、再怎麽走，也恢複不了多少的，更不可能重新變成一雙大腳。這可作為假柔福帝姬的鐵證。
但是，力證柔福帝姬為真的，也大有理在。
一、柔福帝姬被俘北上之時，年已十七，身材和發育都已基本定型，四年之後回歸，應該是沒有太大的變化，舊日宮人和太監馮益都是柔福帝姬切近之人，怎麽可能分辨不清呢？
二、宮中之事，繁文縟節，大到規章儀禮，小到舉止行為，起居飲食，都非常瑣碎，絕非宮外人所能想象；即使是張喜兒講得很真，假柔福記得再牢，也沒法應對宮中舊人的三推六問。經過這番嚴審，柔福帝姬竟能毫無破綻，應對自如，可見其確乎為真了。隧後入宮、出嫁，同皇家來往十多年，均未露餡，也可見其確乎為真了。
三、判斷柔福帝姬是真是假，並不是關乎一個女子命運的小事，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它是關切到南宋王朝的國格和皇室聲譽的大事，柔福帝姬初來投奔之時，許多舊日宮人和大太監馮益都斷定公主是真，即使假公主相貌長得再像，但如果沒有十足把握，這些人決不敢妄作判斷。而這些人後來相繼改口，以及公主自認是假，則是因為嚴刑拷打的緣故。
四、一般認為，女子纏足起於南唐而成於南宋，極盛於明清。據記，南唐李煜時之舞者窗娘纏足獻舞，因舞態婀娜多姿，宮女們為了邀寵而紛紛仿效。不過，纏足是個漸進的過程，開始，它隻在以賣笑為生的宮妓、官妓和青樓女子中流行，後來才為不事勞作的貴族女子模仿。李煜時代窅娘獻舞距北宋末年不過一百多年，不隻其普及程度不夠，更不可能以明清纏足為樣板要求其“達標”。專家們推測，開始，不過是把腳裹小一點而已，使步態輕盈、優美，起舞時婀娜多姿，而並未像明清那樣折骨纏裹，使腳彎成弓形。柔福帝姬被擄時不過十六七歲，正值青春發育時期，隻要足骨未折斷，放足之後長大許多正在情理之中，所以，她的辯解獲得了太監、宮女們的認可，贏得了高宗皇帝的淒愴。如果真是折骨成弓，又何來“跣行萬裏”之說？
高宗趙構不是傻子，相反，他精明過人，用“跣行萬裏”把一雙骨折小腳變成大腳來騙過他，怎麽可能呢？
五、至於屍骨之說，顯係偽造。開始是韋太後自言“視其殮，且審骨”，後來才有“從梓宮來者以其骨至”之說，為什麽韋太後開始隻說“且審骨”，而不說“其骨至”這個鐵證呢？因為隨韋太後一道送回的隻有徽宗趙佶、鄭皇後等人的屍骨，並沒有柔福帝姬的屍骨。至於以後的“葬之，(十三年，即韋太後回歸第二年)追封和國長公主”。都是為殺人滅口補編的證詞。
雙方的說法似乎都有道理。柔福帝姬的真偽，就留給讀者自己來推斷了。
李師師歸宿之謎
李師師是汴京名妓，當時的文人雅士、公子王孫甚至為她大打出手。由於她名氣冠蓋滿京華，最後連宋徽宗也想去一睹其芳容。這時候，高俅、楊戩等走狗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們還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走漏消息。
宋徽宗見到李師師後，覺得自己這些年簡直是白活了。李師師溫婉靈秀、不卑不亢的氣質使宋徽宗神魂顛倒。其實李師師早就與高俅相識，她見到位高權重的高大人竟然對這位陌生的客人畢恭畢敬，十分意外，便知道這也是個得罪不起的達官顯貴，於是殷勤侍奉。
第二天一大早，宋徽宗急忙穿好衣服，與高俅等人趕回去上朝。從此宋徽宗對後宮佳麗連看都懶得看，隔三差五就以體察民情為由，出宮去和李師師尋歡作樂，有時他還帶著大學士王黼一起去。日子長了，李師師自然也知道了他的真實身份，萬歲爺駕臨，當然就更不敢怠慢了！
一位名妓與天子搞上關係，其地位竄升就不言而喻了。《甕天脞語》載有：“山東巨寇宋江，將圖歸順，潛入東京訪李師師”等語。連水泊梁山的好漢們，為了招安都要找李師師幫忙，可見她當時在東京的風光程度。加上其風姿綽約、慷慨大度，琴棋書畫無不精通，人稱“飛將軍”。甚至有人說，後來宋徽宗幹脆把她召進後宮，冊封為瀛國夫人或李明妃。不知是史載有漏，還是後人故意錦上亂添花。查史書記載，徽宗後宮的嬪妃中，並不見有“李明妃”。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李師師深受宮廷寵信，社會地位日隆，生活條件優裕，且積累有相當私有財產，這在歌妓中是少有的。
關於李師師的歸宿，說法不一，大多缺少可靠的依據。
其一是出家、殉難說。
《李師師外傳》裏寫道，徽宗趙佶退居道宮之後，李師師自感失去了靠山，身家難保，當時金兵犯境，河北告急，師師就主動向開封府打了一個報告，願意捐獻積蓄，助河北軍費，後來又求得徽宗同意，在北城慈雲觀當了女道士。金兵攻破汴京後，統帥達賴指名要交出師師，漢奸張邦昌搜捕到她，把她送到了金營。李師師說：“我本是卑賤的妓女，但曾經蒙皇上眷愛，現在寧可一死，決不讓你們把我當做禮品，換取晉身之階。”說著，拔下金簪，自刺其喉，不死，又把金簪吞到肚裏，才死去。後來，被拘押在五國城裏的趙佶聽說了師師的死情，也禁不住眼淚滔滔。
其二是落難說。
有人說，金兵攻下了汴京以後，燒殺搶劫，無所不為，師師落在金兵手中，後來輾轉嫁給了一老兵為妻，羞辱地度過了這大起大落的坎坷一生。
其三是南渡說。
不少人說，靖康之難以後，師師也輾轉南渡，流落在江、浙、湖、湘一帶。有人說在湖湘一帶見到過她，已沒有往日的風姿；有人說在江浙一帶，士大夫還邀她聽過歌。
《宣和遺事》說，師師南渡以後，曾在杭州重操舊業，後來又流落到湖、湘一帶，嫁給了商人，則是以上兩種說法的綜合了。
宋人劉子翠《汴京紀事》詩惋歎地說：
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
縷金檀板今無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劉子翠親曆了靖康之難，此詩用了“過湖湘”、“今無色”、“當年”等詞語，都是目睹口氣，其所說應該是有根據的。
總之，金人南下，事起突然，師師以一介弱女子，在兵荒馬亂之際，什麽情況都可能出現，“殉難說”似乎美化了師師，也美化了她和徽宗趙佶的愛情，然而事實卻未必不如此；“落難說‘比較符合當時戰亂生活的特點，卻沒有可靠的資料作根據；南渡是當時略有資財的人的最佳選擇，以師師之聰慧，大略會作這種選擇吧，然而，這也隻是一種合情合理的推想。
如果南宋的文人學士也隻是利用了這種合理的推論，那麽，李師師的晚境及結局，就仍然是一團未知之謎了。
郭皇後被廢黜之謎
宋仁宗的婚姻一直很不順心，主要是由於劉太後在其中強加自己的意誌。開始為仁宗挑選皇後的時候，蜀人王蒙正的女兒姿色冠世，入京備選，仁宗很喜歡她，但劉太後卻認為此女過於妖豔，恐對少年皇帝不利，最後就將她嫁給了自己的侄子劉從德。眼看絕代佳人成為他人之婦，仁宗當然不高興。在準備正式冊立皇後的時候，宋仁宗想要立張美人為後，但劉太後卻堅持要立平廬軍節度使郭崇的孫女，仁宗隻能順從。
天聖二年(1024年)，郭氏被立為皇後。仁宗對太後硬塞給他的皇後並不喜歡，而郭皇後卻仰仗著太後的偏心而非常驕縱，使仁宗難得親近其他嬪妃，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氣。不久，劉從德去世後，仁宗內批封王氏為遂國夫人，允許她出入宮禁，後來因為大臣們竭力反對才作罷。這可以看出，由於郭皇後始終沒有博得仁宗的歡心，所以仁宗總把舊情放在心上。
明道二年，劉太後去世。宰相呂夷簡手疏入事，勸宋仁宗重整朝綱，語真情切。仁宗與呂夷簡商議重建執政班子，意在逐漸消除太後的影響，建立自己的權力班底，準備把原為太後親信的執政夏竦、張耆和晏殊等都罷政出朝。退朝後，仁宗與郭皇後說到了這件事，郭氏卻說：“難道呂夷簡就不依附太後嗎？他不過為人機巧善變罷了。”仁宗聽了，想想似乎頗有道理，就決定把呂夷簡的相位也給免了。
第二天早朝，皇帝發布詔令，除夏竦、張耆和晏殊等被依次免職外，呂夷簡也被貶為武勝軍節度使，出判陳州。呂夷簡大為驚駭，這樣出乎意料地被罷相，讓他大惑不解，於是他就托宦官閻文應去打聽一下。當知道原因後，呂夷簡對郭皇後懷恨在心。宋仁宗隨後重用李迪、王隨等人。半年後，仁宗對新班底並不滿意，懷念起呂夷簡的好，所以又召他為相。
後宮中，仁宗比較寵愛尚美人和楊美人，而郭皇後卻經常與她們爭風吃醋。一次，郭後與尚氏同在仁宗前聊天，沒說幾句竟然吵了起來。尚氏恃寵不肯相讓，並當著仁宗的麵譏刺郭後，郭後氣憤之極就跳起來打尚氏的麵頰。仁宗看不過去，站起來勸架，不料郭後已經出手，而尚氏閃過一旁，一巴掌正打在仁宗頸脖之上，指尖銳利，竟然滑出兩道血痕。這可惹惱了宋仁宗，於是他就想把郭氏廢掉。這時候，宦官閻文應給仁宗出主意，讓仁宗將頸脖上的傷痕給執政大臣們看，以取得他們對廢後的支持，仁宗就照著做了。
宰相呂夷簡對前不久因郭後一句話而被罷相一事一直耿耿於懷，這次正是報複的機會，怎肯輕易放過。於是他不但讚同廢後，以為“皇後如此失禮，不足母儀天下”，他還提出了兩條強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後在位九年，卻無子嗣；二是漢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稱明主，其皇後郭氏隻是怨懟就被廢黜，何況陛下被傷頸脖。就這樣，宋仁宗終於下詔廢掉郭後，降其為淨妃、玉京衝妙仙師，賜名清悟，
居於長樂宮。
廢後詔書公布後，引起朝臣們的軒然大波。主要是禦史中丞孔道輔率領範仲淹等十餘名諫官、禦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認為皇後沒有大過，不應輕率廢黜，請求重新審視此事。呂夷簡指示有關部門，不得接受台諫官的奏折，所以反對廢後的奏疏根本無法到達仁宗手中。於是禦史們準備進殿麵奏，要求仁宗接見。然而呂夷簡與閻文應等人早有布置，殿門緊閉不開。孔道輔等人隻得拍打門環，大呼：“皇後被廢大事，奈何不聽台諫人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諫官當麵說明情況。
呂夷簡隻得硬著頭皮到中書去與台諫官們商談。孔道輔、範仲淹等台諫官指斥夷簡道：“大臣服侍皇帝和皇後，就像兒子服侍父母，父母不和，隻可勸解，怎麽能順父出母呢？”夷簡答：“後傷帝頸，失禮太甚。且廢後亦漢、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輔厲聲說：“此乃漢、唐失德事，如何引為法製？”辯論中，雙方唇槍舌劍各不相讓，最後呂夷簡隻得同意他們明天直接向皇帝進諫，然後拂袖而去。
呂夷簡回去對仁宗講述了台諫官的要求，認為實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準備。第二天清晨，台諫官們早早上朝，準備與皇帝、宰相當廷辯論。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許台諫官進諫的詔書，同時對為首的台諫官員進行了處分：孔道輔、範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諫官員分別給予罰金處分。在皇帝與宰相的聯手打壓下，這場廢後風波得以平息，台諫官的進諫未能見效。
本來，郭後與仁宗是少年夫妻，並未失德，雖有一些齟齬，但畢竟是爭風吃醋之類的事，夫妻感情並未真正破裂，為什麽僅是一時失手，把個母儀天下的“後位”，說廢就廢了呢？
有關學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有四：
一、從郭後方麵看，她驕妒有餘，涵養不足，為自己種下了苦果。
郭後一入宮，就受到大權獨擅的劉太後的庇護，頗為驕縱。特別是不讓血氣方剛的仁宗沾染其他嬪妃，在仁宗心頭留下了積怨。《長編》二年十二月乙卯條載：“初，郭皇後之立，非上意，浸見疏，而後挾章獻勢，頗驕。
後宮為章獻所禁遏，希得進。”司馬光也說：“後恃章獻驕妒，後宮莫得進，上患之，不敢詰。”感情上留下了厚重的陰影。
劉太後死後，郭後未能及時調整“戰略”，仍是一味地霸強，實際上是惹火燒身。在中國傳統中，“嫉妒”被視為女子最大的惡行之一，列入“七出”之條。一戶之主，尚有三妻四妾，何況貴為天子，後宮佳麗三千，哪容得你郭後獨霸乾坤？無論是從丈夫的角度看，還是從天子的角度看，驕妒成性的郭後都非得出局不可！
二、從深層原因看，郭氏的被廢，是仁宗長期積鬱的對劉太後不滿的一種情感宣泄。
劉太後是個女強人，對並非親子的仁宗，自覺地扮演了一位“嚴母”的角色。司馬光《涑水紀聞》雲：“仁宗幼衝，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嚐假以顏色。章惠(楊太後)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痰，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禦，章惠嚐藏弆以食之，日：’太後何苦虐吾兒至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為大娘，謂章惠為小娘。”
隨著年齡的增長，仁宗對朝政是非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但在劉太後眼裏，二十三四歲的仁宗仍然是個孩子，一切都不容置喙。政治上的壓抑，生活上的管束，仁宗的不滿在內心鬱結甚多，但無論是出於“孝道”、親情或是保守皇位的政治需要，仁宗對這位強勢母親都隻能隱忍不發。
劉太後去世後，仁宗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親生母親並非劉太後，而是已經去世的李宸妃。在外人眼裏很有戲劇性的“狸貓換太子”，在仁宗身上卻成了摧心之痛。
盡管後來得知，他母親李氏是正常死亡並得到厚葬，但他對這種滿宮、滿院、滿朝、滿野對他隱瞞得嚴嚴實實的愚弄怎能釋懷？他悲哀，他憤慨，他狂暴的感情需要尋找一個宣泄口！
首先，他把劉太後生前寵信的內侍江德明、羅崇勳等人驅逐出宮，不解恨；接著，他把劉太後生前重用的宰執大臣，包括呂夷簡、張耆、夏竦等人驅逐出朝，仍不解恨；再接著，矛頭就自然指向深受劉太後關愛的郭皇後了。
在仁宗看來，郭後是劉太後的心腹、諜探，也當然是整個事件的知情人和同謀。不僅如此，她還時時刻刻執行著劉太後對自己的監管任務，與自己同床異夢。仁宗不希望在劉太後走後，郭後繼續主導宮闈事務，使自己再次陷入被管束的境地。出於宣泄自己長期被劉太後管束與壓抑的情感之需要，仁宗決心反叛太後，彰顯自己剛剛獲得的權力；更何況他與郭後的夫妻感情已不斷淡化甚至趨向惡化。廢後之意，已在仁宗心裏萌發、滋長。等待的就隻是一個時機，一個理由，一個不涉及國體、政體的借口了。批頰傷頸之後，郭後當然就難逃此劫了。
三、宦官、宰執的挑撥、慫恿。
閻文應也是劉太後重用過的舊人，曾任給事掖庭，後遷至入內副都知，他野心勃勃，正好趁此後宮權力中心轉移時大撈一把。一方麵，江德明、羅崇勳等內侍被黜，使他有兔死狐悲之感；另一方麵，他決不希望再出現一個強勢女人，來統治後宮。所以他反複挑撥，使得本來就猶豫不決的仁宗，把後宮家事推向前台。
而呂夷簡，曾因郭後一語而被罷相，盡管半年之後他又被召回朝廷，官複原職，但他仍然懷恨在心，他從閻文應處得知“批頸”事件後，遂極力慫恿仁宗廢掉郭後，以報當日罷相之仇。
宦官、宰執聯手夾擊，使本來就生性柔懦的仁宗堅定起來。
四、台諫的介入幫了倒忙，使仁宗廢後的念頭演進為事實。
盡管宦官與執政異口同聲，但“上意未決”(見《長編》)，直到廢後之時，仁宗還下過一道詔書，稱：“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置之別館，俾自省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這道詔書言辭閃爍，以致臣僚上疏質疑：“未審黜置別館，為後乎？為妃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宋朝諸臣奏議》卷二十八)--一可見仁宗猶豫之跡。
台諫不僅累章論奏廢後是“失德之舉”，還聲稱：“夫廢後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奸臣許敬宗、李世勳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宋朝諸臣奏議》卷二十八)》如此再三，反倒刺激了仁宗一人獨尊的意誌。就仁宗來說，顯然不願剛擺脫太後的陰影，又重陷大臣的掣肘。事情發展至此，廢後與否已非正題，仁宗欲借此立威逞強，才是題中真意。與廢後接踵而至的貶黜台諫，其用意也在於此。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一紙詔書，廢掉了郭皇後。隨後，範仲淹、孔道輔等被貶官出京，其餘人等各被罰銅、富弼等眾多官員交相上疏論爭，均無結果。
真假包公案之謎
在民間關於“包青天”的故事有很多，但其有史可查的審案斷案的故事極少，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記載中唯一的斷案文字。
《宋史·包拯傳》記載了這個案子：包公在揚州天長縣當縣令的時候，一天有個農民哭喪著臉到縣衙求告狀，說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頭，請求緝拿凶手繩之以法。這種小案，一般官員往往是不屑一顧的，更何況此案很難查出凶手，因為割牛舌不會留下太多的痕跡，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煩。此案凶手也沒有什麽經濟利益可圖，無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報複性手段，欲其倒黴罷了。所以包公考慮了一下。對原告說：“還是回家把牛殺了，然後賣牛肉賺回幾個錢吧。”因為牛被割了舌頭，吃食困難，估計也活不長了，不如殺了賣肉。農民以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隻有照此辦了。
而當時宋朝法令有“禁殺耕牛”一條，所以很快有人來縣衙控告該農民私殺耕牛。包公升堂，猛然喝問道：“大膽歹徒，為什麽割了人家的牛舌，又來告人家私殺耕牛！”那人一聽，十分驚恐，以為事泄，隻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這樣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為方式，不用任何偵察手段，就把疑案給輕鬆告破了。
無獨有偶，《宋史·穆衍傳》中也記載了一個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說穆衍在任華池縣令時，也審斷了一樁牛舌案，內容幾乎與包公所斷之案如出一轍，且審理過程與采用方法、斷案結果也都一模一樣。這就使人不得不產生懷疑：有這樣巧的事嗎？兩案都見於《宋史》，會不會其中一案是抄襲另一案呢？那麽哪個是原創者，哪個是抄襲者呢？
有人推斷，包公斷案的故事不勝枚舉，民間流傳甚廣，然而基本都不是曆史事實，而是後人杜撰的戲曲、文藝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屬於斷案的故事，且被記入正史的隻此一個。既然包公斷案的故事都是人們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麽，這個審牛舌案的故事會不會也是為了神化包公而抄來的呢？
反之，如果說是《穆衍傳》抄襲的話，就缺乏明確的動機，穆衍至哲宗時，累官以直秘閣為陝西轉運使，後加直龍圖閣、知慶州，談不上有什麽大政績、大名聲，其曆史地位與包拯根本無法相比，後人應該不會為他去抄襲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包拯年長穆衍34歲，後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進士，而任華池縣令，這時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監察禦史了，多年前的神斷牛舌案早已傳為民間美談，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斷案。據包拯門人張田所編《包拯集》中附錄的《國史本傳》，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記載，可見元朝所修《宋史·包拯傳》必有所本。此外，天長縣在今安徽，而華池縣在今甘肅華池縣東南，兩地
相隔遙遠，將一事二載或二事混為一談的可能性都較小。
兩事雖然大同，卻也存在小異，如包公是囑原告農民“殺而鬻之”，而穆衍卻隻“命殺之”。據此，包公審牛舌案是可信的。
這樣看來，兩案其實都是曆史事實，隻是相隔在兩地，相差了二三十年。也就是說，後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僥幸巧斷此案。
“八賢王”有無之謎
宋元以來，以楊家將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層出不窮。而在這些傳奇故事中，總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氣凜然、仗義執言的八賢王，他經常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助楊家將一臂之力，幫楊家將擺脫困境。在戲劇作品《潘楊訟》、《寇準背靴》、《轅門斬子》等傳統劇目中，八賢王雖隻是一個配角，但起的作用卻非常大。大家都知道，楊家將的故事是有一定曆史依據的，那麽，這位八賢王是否有曆史依據呢？他的原型到底是哪一位曆史人物呢？在許多的戲曲小說中，八賢王的名字記為趙德芳。趙德芳在曆史上是確有其人的，他是宋太祖的小兒子，但他和楊家實在是扯不上多少關係。
《宋史·宗室傳》載，趙德芳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諸職。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病故，時年23歲。這時，楊業歸宋隻有兩年時間，楊延昭也才二十四歲，隻是供奉官，隨父從軍。如果硬要將趙德芳與楊家將扯上關係，那最多在太宗進攻北漢時，說是他曾獻過反間計以逼降楊業。當然，這也隻能是於史無證的猜測。更讓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後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賢王”之稱呼幾乎與趙德芳沒有任何關係。
有些學者認為，八賢王其實是趙德芳的哥哥趙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傳》等史籍載，趙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於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認為是皇位繼承人。他聰明英武，喜慍不行於色，頗得太祖的信任，曾“賜金簡一柄，如不法之屬得專誅戮”。官任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諸職。太宗搶班即位後，雖封他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內心對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總是找機會進行排斥。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出征幽州時，因戰敗而太宗失蹤，有人提出立德昭為帝。太宗後來回來後，得知此事大為不滿，因小事就與德昭發脾氣，德昭一氣之下，自刎而亡。這時楊業剛剛歸順宋朝，德昭應該不會與楊家將發生過什麽關係。不過，人們對這位失去皇位又死於非命的皇子頗感同情，就讓他化為公正無私的八賢王，其有“如不法之屬得專誅戮”的特權，正好用來上懲昏君、下打奸臣。問題是：趙德昭生前為武功郡王，死後曾追封魏王，後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麽為什麽要用“八賢王”這個非常不恰當的稱呼呢？
也有人認為八賢王應該是指宋太宗的第八子，屬元字輩的王族人物，如明代小說《北宋誌傳》中的“八王”。史載，宋太宗有九子，其第八子趙元儼確有“八大王”的稱號。宋人筆記《諧史》中稱他“生而穎悟，廣顙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小兒夜啼，其家必驚之日：’八大王來也。…太宗非常溺愛，每朝會宴集，多侍奉左右。真宗即位，封曹國公，進封廣陵郡王、榮王。坐侍婢縱火，燒延宮中，降封端王，出居故駙馬都尉石保吉府第。每見真宗，痛自引過，帝憫憐之，尋封彭王，進太保。仁宗即位，拜太尉、任尚書令兼中書令，屢封定王、鎮王、孟王、荊王。平生寡嗜欲，唯喜歡讀書，好為文章詞句，頗善二王書法。
但是，這裏也有疑問。趙元儼生於雍熙二年(985年)，病亡於慶曆四年(1044年)，享年60歲。太宗攻取北漢之際，元儼還沒出生，楊業殉國之時，他出生才一年，隻是個嬰兒，怎麽可能助楊家一臂之力以對付奸臣呢？他在楊延昭身後三十年病歿，比楊延昭要小27歲，就是和楊文廣一個輩分，這無論如何也不符合小說戲曲中八賢王的形象。
史載，仁宗少年即位，章獻太後臨朝，元儼自以為德高望重，恐為太後所忌，便深自沉晦，闔門不出，不預朝謁，以絕人事。這種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賢王正氣凜然、剛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說，這八大王的生平與八賢王的故事相距甚遠，也不會是楊家將故事中八賢王的原型。那麽他的一些事跡，對構造八賢王這樣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是否有影響？也不得而知。
這樣看來，楊家將故事中的”八賢王“的出現，大概隻是為了增加朝廷權力鬥爭的戲劇性衝突，滿足了人們崇敬忠臣、懲處權奸的心理要求，這完全符合中國王權主義的文化傳統。
八賢王實際上隻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軼聞，加上民眾的有關情感渲染，再經過劇作家和小說家的藝術加工，融合而成的一個虛構人物。
起義將領李順下落之謎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宋太宗趙光義任命他的親信王繼恩為四川招安使，率軍去鎮壓起義。由於起義軍在戰略調整上出現錯誤，使宋軍入川後進軍順利，且一路上屠殺起義軍與民眾。起義軍在川北的州縣不斷丟失而全線撤退，宋軍尾追至成都。
當時成都駐有起義軍十幾萬人，在李順的指揮下奮起抵抗，戰鬥異常激烈。但起義軍畢竟缺乏大規模作戰的訓練和經驗，五月七日，宋軍突破坍塌的城牆，衝進城內，起義軍經過街市內的浴血奮戰，終不敵官兵，殉難者有三萬多人，重要領導者八人被捕，後被宋軍解往開封途中殺害。惟獨李順的下落，各種傳說撲朔迷離。
第一種觀點，成都被殺說。
長期以來，大多數史家一直認為李順是在淳化五年五月宋軍攻占成都時被捕犧牲的。
首先，官軍向朝廷報告”斬獲賊首李順首級“。據《宋會要輯稿·兵》載，淳化五年四月，王繼恩派使者奏報：亂賊已平息，斬獲李順首級，並俘獲其他首領。
其次，據《宋史·太宗本紀》載：“五月丁巳，西川行營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級，複成都，獲賊李順。”“丙子，磔李順黨八人於鳳翔市。”
一些宋元時期的著名筆記，如北宋曾鞏的《隆平集》，南宋李攸的《宋朝事實》、嶽珂的《程史》等，都有類似記載，因此，清人畢沅的《續資治通鑒》也沿用此說，當代許多史學家也持有同樣的看法。
但從宋朝開始，就有許多學者對這個結論提出了種種疑問。
首先，李順是朝廷要犯，王繼恩擒獲後應驗明正身，送呈京都炫耀戰功。王繼恩卻沒有這樣做，而是匆匆就地殺害，這是為什麽？
其次，從“磔李順黨八人於鳳翔市”句看，有點含糊其辭。不知“李順黨”之說是否包含李順，還是指李順部下的八名首領。如有李順，應有專指以凸顯其地位。
再次，以上諸書的記載大多隻是說“獲賊李順”、“擒賊帥李順”、“斬李順”之類，具體到如何斬、在何時何地斬等重要細節，卻都語焉不詳。
於是，又有另一種說法，李順根本就沒有被王繼恩擒獲，而是死於亂軍之中。
楊升庵《全蜀藝文誌》中載有淳化五年時任西川隨軍轉運使的工部郎中劉錫一篇歌頌太宗的文字《至道聖德頌》，其中在述及宋軍攻陷成都及李順的最後下落時說：“李順力屈勢窮，藏於群寇，亂兵所害，橫屍莫知，既免載於檻車，亦幸逃予梟首。”劉錫是親自參加了這場鎮壓起義軍活動的官員，深悉內幕情況，所以他說李順並沒有為官軍俘獲，應該是有根據的。既然是‘橫屍莫知“，則死與未死，仍是留下了疑問。
第二種觀點，不知所終說。
另一部分學者認為，李順在破城之時，就已失蹤，後來去向不明。
王明清《揮塵後錄》載，早在淳化五年五月王小波、李順起義被鎮壓後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張舜卿的官員向宋太宗上了一道密奏：“臣聞順已遁去，諸將所獲，非也。”太宗反駁他說：’平賊才數日，汝何以知之？徒欲害人功爾！“又記：“上怒叱出，將斬之。”--張舜卿差點為這道密奏丟了性命。不過，張舜卿的話，正反映了當時人的一種看法：李順沒有被殺，且已遁去。趙光義不予追問，是一種帝王權術。揚言李順已死，則群龍無首，零星的殘存反抗將逐漸平息；如果朝廷宣布李順在逃，又不知要生出多少枝節來。
南宋陸遊搜羅兩川掌故，對李順的事了解很多。據《老學庵筆記》載：“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發，衣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原來李順是在剃度之後混在大群僧人中逃遁了。盡管朝廷捕殺了一個類似李順的替死鬼，卻不是李順。當時川人傳言，李順逃至荊渚一帶，入一僧寺，然後不知所終。
陸遊在四川待了很長一段時間，《筆記》中記蜀中遺聞軼事頗多，尤其是記成都江瀆廟壁李順域像多條等，保存了北宋的一些重要史實。但問題是，同時的蜀人李燾書中卻沒有如此記載。
清康熙時人畢沅在《續資治通鑒》中發問說：“李燾以蜀人記蜀事，何以不載？”
其實。李燾作為宋朝的官，記宋朝的事，當然要同官方的記述保持一致。
第三種觀點，廣州遇難說。
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天禧年間，有廣州居民李延誌常道及王小波故事，當地營卒和官員都懷疑並認定他就是李順，便把他逮捕並押解到開封，“禦史獄劾問得實”，此李順是假的，判黥麵發配安州。開始，樞密院以為俘獲的是真李順，而向朝廷稱賀。然而審訊的結果卻不是，樞密院大臣還是趨向於以假當真，結案上報。知雜禦史呂夷簡反詰道：“可以這樣欺騙朝廷嗎？”最後以事實上奏，而忤大臣之意。《五朝名臣言行錄》也有類似記載。
此條記述留下的疑問是，既然李順是假，又為什麽要“判黥麵發配安州”呢？
然而，陸遊《老學庵筆記》卻有另說：“及真廟天禧初，(李)順競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夷簡)為知雜禦史，以為不可，但即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陸遊的文中並沒有說是“假李順”，呂夷簡的“以為不可”應是不可公開殺害之意，因為早在淳化五年朝廷就宣布李順已被處死，再殺一個李順，豈不是自掌耳摑？所以“即獄中殺之”。
不管《續資治通鑒長編》和《老學庵筆記》哪個正確，應該可以證實，李順確實沒有在成都被官軍俘殺。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說：“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陳文璉因此官升二級。沈括還稱：“文璉家有李順按款(案卷)，本未甚詳。……及(順)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宋人筆記《誌雅堂雜抄》也說：“凡遁三十餘年，年已七十餘，複斬之。”
沈括治學較為嚴謹，他所處時代也較南宋諸書作者離李順生平為近，且又稱認識逮捕李順的巡檢使臣，估計沈括還可能看見過文璉家的有關案卷，否則不會說得如此確鑿。
近代以來，許多學者都傾向於沈括之說。主張李順死於北宋景祐年間(1034-1038年)。張蔭麟先生明白指出：“蓋沈(括)識案中主要人物，而陸遊但憑二百餘年後父老之傳說耳。”
但也有學者覺得陸遊的說法更為可靠。他們認為，二人所記都是從廣州捕得嫌疑犯，押送京師後在獄中秘密處死。遠離四川千裏之外的廣州，在二十年時間裏出現兩樁李順案，太巧了點，估計是一件事情記成兩個時間。此假設如能成立，那陸遊的說法更為可靠，因為當時呂夷簡任知雜禦史，王欽若為樞密使。如到景祐年間，呂夷簡已為宰相，而王欽若早已作古。學者們認為，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宋真宗采納了呂夷簡的建議，一麵否認捕獲真李順，判此案不過為誣告，故布疑陣；一麵陰險地將這位農民領袖秘密殺害，所以李順應死於天禧元年(1017年)。
王小波、李順起義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觀點，開了政治理論中平均主義的先河。
無論是認為李順於淳化五年死於成都或鳳翔，還是認為死於景桔年間或天禧
年間，乃至認為李順下落不明，其立論都帶有不少猜測與想象的成分，難以得到確切的實證。因此，對李順之死采取兼容諸說、同時存疑的態度，是較為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