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曆朝統治者都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在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同時，又派政府使臣及委托海商向海外國家的政府轉致“招接通好”的意向。外國使臣來宋朝，都受到盛情款待。宋朝奉行的這種對外開放的政策，對中外友好關係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亞洲許多國家都同宋朝建立了以“朝貢”為方式的官方貿易往來。宋朝同許多國家的政府之間，都建立了睦鄰友好的關係，一些海外國家的統治者，都曾接受過宋朝的封號。
招接通好，睦鄰互利
在宋代，曆朝統治者都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在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同時，又派政府使臣及委托海商向海外國家的政府轉致“招接通好”的意向。外國使臣來宋朝，都受到盛情款待。北宋末年，宋朝政府還特地在泉州設置“來遠驛”，負責接待各國來華的友好使者，並且規定外國使者從泉州到都城開封途中，所經州軍的官員要用伎樂隆重接待和迎送。對外國政府以“朝貢”方式來華進行政府間的貿易，宋朝不僅予以減免征稅的優待，還以“回賜”的方式給予優厚的報償。
朝鮮半島上的高麗王氏王朝，在北宋初年就同宋朝建立密切聯係。有宋一代，見於記載的宋、高麗的使節交聘，高麗遣宋使臣達57起，宋朝使臣赴高麗達30次。宋朝和高麗政府，都給予從對方來的貿易商人種種優惠的待遇，所以，宋朝和高麗之間海商的貿易往來也特別密切。在兩宋時期，到高麗的宋朝海商和水手，見於記載的就約5000人，許多宋朝商人都受到高麗政府的設宴招待，甚至被邀請參加節日盛會的觀禮活動。通過政府間及私商的貿易往來，高麗從宋朝輸入大批的絲織品、瓷器以及茶葉、書籍、手工藝品等物資，宋朝也從高麗輸入大量野生藥物及果品、布匹、銅器等器物。這時期宋朝同高麗王氏王朝的友好關係，是中朝兩國友好關係史上的重要篇章。
與中國僅一衣帶水相隔的日本，同宋朝也建立友好的關係。日本國人滕木吉於鹹平五年(1002年)隨中國海商來宋朝，宋真宗特地予以接見，表示了對發展中、日友好關係的意向。此後，日本政府通過海商多次向宋朝政府遞送文牒。南宋時，宋孝宗曾派水軍使臣施閏、李忠隨海商出使日本，日本政府也於乾道九年(1173年)，委托明州的海商攜帶方物向南宋“入貢”。宋朝政府對發展同日本的貿易往來始終持積極態度。日本政府對開展同宋朝的貿易也很重視，特別是在南宋時期，日本政府采取對外開放政策，不僅鼓勵本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還在對華貿易的主要口岸博多港內開鑿了一個長袖形的人工港，稱為“袖湊”，作為同宋朝貿易往來的船舶的停泊處。中、日兩國間的貿易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有宋一代，從中國輸往日本的貨物，有四五十種之多，主要是紡織品、香藥、陶瓷器、竹木、書籍、茶葉，還有各種珍禽異獸，這些商品都為日本人所珍愛。由日本輸入宋朝的貨物，主要是木材和硫磺，還有金子、珠子及各種工藝品。宋朝政府很重視購買日本出產的硫磺以用於配製火藥，日本的其他貨物也受到中國人的喜愛。近年來在日本“袖湊”遺址附近所發現的中國商人、船員的居住遺址及宋代的銅錢和瓷器，就是這時期中、日兩國海上貿易頻繁往來的曆史見證。
在中國南麵的中南半島上，兩宋時期的主要國家有交址(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臘(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一部分)、真裏富(今馬來西亞境內)等。這些國家都同宋朝建立政治或經濟的聯係。
交址在唐代是唐王朝的轄境，五代後晉時建立獨立政權，但很快又四分五裂。北宋初，丁部領統一交址，建立大瞿越國，自稱皇帝。宋太宗時，丁部領及其長子被臣下殺死，幼子丁叡繼位，權力被大將黎桓篡奪。宋太宗曾為此派兵討伐，結果失敗。黎桓為了取得宋朝對自己篡權的承認，遣使向宋朝進貢謝罪。不久，黎氏王朝正式取代丁氏王朝，宋朝按黎桓的請求，冊封他為交址郡王。公元1009年，大將李公蘊篡奪黎氏王朝的政權，建立李朝，宋真宗也冊封他為交址郡王。宋朝還在邕州(今廣西南寧)、欽州(今廣西欽州)等處設置博易場，開放對交址的貿易。無論是丁氏王朝還是黎、李兩個王朝，都同宋朝通過“入貢”等各種方式進行貿易往來。但是，黎朝和李朝在發展對宋朝的貿易的同時，都不斷出兵侵擾宋朝的邊境。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冬，李朝還對北宋發動大規模入侵，攻陷北宋廣西的欽(今廣西欽州)、廉(今廣西合浦)、邕(今廣西南寧)等州，屠殺宋朝居民十餘萬。宋朝被迫調兵反擊。李朝兵敗，不得不遣使到宋軍求和。宋軍因不習水土，攻入交址境後又糧食不繼，便允和撤兵。從此，李朝承認宋朝為宗主國，同宋朝使節往來不斷。到南宋末年，繼李朝而起的交址陳氏王朝，還曾同南宋訂立過共同抗擊元兵入侵的協議，南宋也曾調撥一批弓箭，支援陳氏王朝的抗元鬥爭。
占城同宋朝的關係比較密切，在北宋建國第二年(建隆二年，961年)，就派使節到宋朝。有宋一代，占城來宋的使節，見於記載的就有40多起。宋仁宗時，占城因為經常受到交址李氏王朝的侵擾，曾於皇祐二年(1050年)遣使到宋朝“入貢”，向宋朝申訴該國受交址欺壓的情況，要求宋朝政府出麵調停，使交址不要再侵奪占城州府。占城國王也接受宋朝的冊封。
4-1給予他國援助
真臘在兩宋時期曾是中南半島上一個比較強大的國家，其疆域包括今柬埔寨及越南南方大片地區。宋朝政府也很重視發展同真臘的友好關係。為對付交址的入侵，宋神宗曾派劉富由廣州出發，帶著宋神宗的詔書，航海出使真臘國。真臘國王曾讓劉富帶回本國貢物。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真臘國派出使臣14人到宋朝，受到宋徽宗的接見，這批使臣在宋朝停留了一年多才辭行回國。南宋時，宋高宗又於建炎三年(1129年)對真臘國王加以冊封。真臘同宋朝的貿易往來也有發展。南宋時，真臘大商有一次就同時發四艘大船到泉州港貿易黃蠟，可見貿易的規模是相當大的。
真裏富同宋朝的友好關係是在南宋初建立的。當時有個真裏富大商人到明州(今浙江寧波)經商，不幸病死於明州。宋朝明州地方官不僅沒有沒收他的巨萬
資產，還為這個商人治辦棺材，讓這個商人的隨行人員護送歸國。這事使真裏富國王大為感動，第二年特地派使臣來華，向南宋政府致謝。從此，真裏富國人也向宋朝入貢，發展同宋朝的貿易往來。
兩宋時期，位於中國南海以南的印度尼西亞群島上的主要國家，有三佛齊(在今印尼蘇門答臘島)、閣婆(在今爪哇島)、渤泥(今文萊)等國家。三佛齊位於由中國諸港到印度洋北岸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要衝，航海順風時隻要20天就可以到達廣州，到泉州港也隻要一個多月的航程。三佛齊與泉、廣二港之間已有固定的航線，不僅雙方的商人往來不絕於道，三佛齊政府同宋朝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宋真宗鹹平六年(1003年)，三佛齊國王派使臣來宋朝對宋真宗說，本國建佛寺，為宋真宗祝壽，要求為該寺賜名及贈送銅鍾。宋真宗十分高興，特賜名為“承天萬壽”，並下令鑄鍾贈予。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三佛齊詹畢國主及主管國事國主之女”還專門寄信及禮物給廣州主管市舶的官員。有宋一代，三佛齊向宋朝派遣的使者，也有數十起之多。除了三佛齊以外，閣婆和渤泥從北宋初年起，也都通過派遣使臣隨海商到宋朝“朝貢”，同宋朝建立密切的貿易聯係。
在菲律賓群島上麻逸(今民都洛島)、文古老(今摩鹿加群島)及其他島嶼，同宋朝也有密切的貿易聯係。其中麻逸在北宋時還曾派遣使者到過中國。
在印度尼西亞群島以西的印度洋北岸，有“西天諸國”和大食諸國。“西天諸國”泛指印度次大陸各國。“大食”是當時阿拉伯地區各國的總稱。在兩宋時期，“西天諸國”和“大食諸國”同宋朝的海上貿易往來非常密切，大食商人到宋朝的尤其多。許多大食商人還以本國政府的名義向宋朝“入貢”，以獲得貿易方麵的優惠。宋朝政府對發展同大食諸國的貿易也特別重視，一些為促進宋朝同大食諸國的貿易作出重大貢獻的大食商人，還被宋朝政府授予官職。
中南半島、印度尼西亞群島、菲律賓群島，以及印度洋沿岸這些同宋朝有政治、貿易關係的國家，因為都在中國南海周圍及以南地區，在宋代被統稱為“南海諸國”。由宋朝輸往“南海諸國”的貨物，以絲綢和陶瓷為大宗，還有各種金屬和金屬製品、各種日常生活用品及農副產品。由“南海諸國”輸入宋朝的貨物，品種繁多，主要是香料、藥材及各種奇珍異寶。這種貿易往來都是通過海上航路進行的，它使得聯結中國和南海諸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在這時期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
“住蕃”與“住唐”
隨著中外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中國人民同亞洲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也進一步發展。
從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非洲東海岸，到處都有宋朝商人和水手的足跡。中國商人同海外國家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受到所到國家人民信賴和歡迎。在菲律賓群島的麻逸，中國商船一到，隻要把貨物交給當地的商販，讓他們幫助“博易土貨”，當地商販銷售完畢，就把原議定價償還中國商人，從來沒有發生喪失信用的事。在麻逸附近的其他島嶼，中國商船一到，隻要敲起鼓，當地商販就爭著駕駛小舟，用吉貝、黃蠟、番布、椰心簟等土特產與中國商人交易。因為中國商人為這些島嶼的居民帶去了他們所需要的用品，所以，有的島嶼的居民每年都盼望“唐舶”(中國商船)的到來。在印度尼西亞群島，中國商人更是受到熱烈歡迎。
閣婆國人隻要見到中國商人，就像貴賓那樣招待住宿，提供豐潔的飲食。渤泥國人更對“唐人”(中國商人)特別敬重，總是以豐盛的酒宴招待，如果中國商人喝醉了，渤泥國人就會扶他們回到住處安歇。在友好鄰邦高麗，中國商人更是被作為上賓款待。
4-2與鄰國往來貿易
從事海上貿易活動的中國海商，因航程遙遠，有許多人當年無法返回，居留海外，稱為“住蕃”。有的商人和水手在海外長期定居，同當地人民通婚，就成為早期的華僑。在宋代，日本、高麗及交址等國家，都有中國的僑民。北宋時，日本僧人成尋來華，所乘海船上的梢工林皋吉，就是一個旅居日本的華僑的兒子。許多華僑因為有某種才能，受到僑居國政府的重視。例如，北宋末年，高麗國王城有華人數百，都是福建人經商到那裏居留的。高麗王在這些華人中暗中測驗其才能，對有才能的華人用高官厚祿挽留，有的人就因此終生留在高麗。1972年，在文萊發現一塊漢字石刻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10個大字，旁刻“景定甲子男應口甲立”幾個小字。景定是南宋理宗最後一個年號，景定甲子年是公元1264年。這個在南宋末年埋葬在渤泥(文萊)土地上的“蒲公”，顯然是一個曾為南宋官員，後從事海外貿易並僑居渤泥的南宋僑民。
海外國家和地區的客商因來華貿易而居留在中國，在宋代稱為“住唐”。宋代的廣州、泉州、杭州等對外貿易港口，都有從海外各國來的“蕃客”在那裏居留。還有許多“蕃客”數代在中國居住，他們在中國生育的後代，被稱為“土生蕃客”。宋朝政府曾根據“蕃客”數代居留中國的情況，就到中國居住已經五世的“蕃客”的財產繼承權問題，作了專門的規定。
“蕃客”在中國沿海港口城市居住，都相對集中在一個區域。廣州的“蕃客”主要居住在城南濱海地區，也有些大蕃客居住在城中。泉州的“蕃客”雖然與當地居民雜處，但也相對集中在城南一帶。
這些長期居住在中國的“蕃客”，雖然有的在僑居地也參與兼並土地的活動，但他們活動的主要方麵是從事溝通中外貿易聯係，為發展中外海上貿易作出了貢獻。有時他們也為僑居地做些好事。
例如，南宋初年，福建泉州府屬下的晉江縣官員受命建造一批戰船，在泉州的“蕃客”就慷慨解囊，承擔了建造這批戰船的全部費用，使晉江的百姓免除一次繁重的科斂負擔。各國來華居留的“蕃客”同當地中國居民混雜而居，雖然有時也有摩擦，甚至發生“爭鬥”，但是，友好相處是“蕃客”和當地居民關係的主流。有的“蕃客”還同當地的居民通婚，在中國成家立業。宋代文獻記載說，廣州蕃坊中有個姓劉的“夷部”人，娶了趙氏宗室的女子，官至左班殿直。這個“夷部”劉氏，顯然是個長期僑居廣州，取了漢姓的外國蕃客。蕃客連宗室女都可以娶，同民間女子結合就更為平常的事了。在廣州、泉州和杭州，都有專門安葬卒於中國的蕃客的公共基地。據南宋人方信孺記載，廣州城西十裏的地方，“蕃人琢”“累累數千”。趙汝適《諸蕃誌》則記載泉州有大食商人作“叢塚”於城東南，以掩埋蕃客的遺骸。在今天泉州市的東郊靈山上，還保存許多完整的蕃客墓。這些死於異鄉的蕃客，所以幾百年來能在異鄉土地上安息，他們的墓地一直被保存下來，同當地人民的保護是分不開的，它充分反映了當地中國居民對這些長眠異鄉的蕃客的敬重和情誼。如果當時的蕃客同當地居民不是友好相處的話，這些蕃客墓要完好保存下來，是難以想象的。
在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中，除了商人和水手外，還有僧人的互訪。北宋初年，既有許多中國僧人到印度求法，也有不少印度僧人來華。在宋太宗所設置的譯經院中主持翻譯佛經的天息災等人，就是從印度來的僧人。高麗、日本的僧人，則紛紛渡海到中國求法。
見諸中日兩國文獻記載的日本來華僧人，僅南宋中期至後期就達120多人。當時中、日兩國的僧人經常委托海商替他們傳遞相互贈送的禮品及彼此往來的信件，這充分反映了兩國僧人通過互訪所建立的深厚友誼。
中外人民在進行貿易往來和各種形式的交往過程中，也進行著廣泛的科技和文化交流。
宋代的中國，有高度發展和繁榮的封建文化，各種書籍大量雕版刊印和出售，有的書籍就通過政府間的贈送及商人、僧人的販書和市書，流傳到海外地區。以高麗為例，北宋初年，高麗就派“朝貢”使臣及僧人到宋朝，要求宋朝贈予佛經、陰陽地理書及醫書。宋哲宗時，高麗又一再派遣使臣到宋朝，要求購買刑法文書、《太平禦覽》、《文苑英華》等各類書籍。對於高麗的購書要求，宋朝總是盡可能予以滿足。高麗還通過中國海商，在杭州雕刻佛教《華嚴經》的印版，運到高麗去刊印。通過海商和僧人之手傳到日本的中國書籍也很多。宋朝海商劉文仲一次就把宋朝刊印的《東坡指掌圖》二帖，《五代記》十帖，《唐書》十帖，作為禮物獻給日本一個大臣。當時從中國輸往日本的書籍，除《大藏經》等佛教經典外，還有大批的儒學、道學著作及各種雜書。宋朝刊印的書籍大量外銷，是當時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式。後來日本翻刻宋版《論語集注》，興起了對宋學的研究，就是宋朝書籍大量輸入日本所產生的一個直接影響。高麗國有個國王特別喜愛宋朝書籍，每有海商為他購到宋朝印行的書，就換上潔服，焚香接待。像這樣酷愛和向往中國的文化，也是書籍傳播產生的影響。
中國的醫學和醫術，在宋代也向高麗和日本傳播。馬端臨《文獻通考·高句麗》記載說，自北宋末年高麗王俁向宋廷請醫以後，高麗才掌握中醫診治的技術。可見，宋廷派到高麗的醫生，不僅為高麗王治病，還傳播了中國的醫術。這時期的日本僧人榮西，在其所著《噢茶養生記》中說：“今得唐醫口傳，治諸病無不效驗矣”。“唐醫”就是中國醫生。榮西的記載，反映了中國醫術這時期不僅傳入日本，而且獲得了很高的信譽。中國製造解毒丸的技術，也是通過一個隨日僧人宋的人，從中國傳人日本的。
舉世無雙的中國絲織和製瓷技術，在宋代也隨著絲綢和陶瓷器的大量外銷而向海外傳播。日本著名的“博多織”，就是日本人彌三跟隨日僧辨圓到宋朝，學習了廣東織和緞子織，回到日本對華留易的門戶博多港(今福岡)興辦起來的。製瓷技術的外傳就更廣泛了。跟北宋差不多同一時期的埃及特米王朝(969-1171年)，曾仿製過中國的青瓷和青花瓷器。高麗在北宋時也仿製中國越窯及汝窯的青瓷。交址(越南北方)、羅斛(今泰國)燒製的青釉瓷器，也有中國浙江越窯的影響。日本著名的“瀨戶燒”，更是學習中國製瓷技術的產物。“瀨戶燒‘’的創始人藤原景正曾於公元1223年隨日僧道元入宋，學習了六年的製瓷技術。因他回國後所燒製的”瀨戶燒“對日本製瓷業產生重大影響，身後被追稱為日本的”陶祖“。
海外國家和地區的一些文化和科學技術知識，在宋代也向中國傳播。宋真宗時，日本人滕木吉隨宋朝海商來華，向宋真宗進獻日本的”唱和詩“，使中國人對日本的這種文學有所了解。到泉州港貿易的埃及人，教給了泉州府所屬永春縣居民用樹灰淨糖的方法，該地區的製糖技術因此有了重大改進。一些阿拉伯地區的建築藝術，這時期也隨著”住唐“的蕃客，被帶到中國的廣州、泉州等海港城市。今天仍屹立在泉州塗門街的清淨寺，就是北宋時仿照敘利亞大馬士革禮拜寺的形狀建築的。該寺現存的圓形穹頂，尖拱形大門，以及”奉天壇“的牆壁門窗和壁龕，都具有濃厚的阿拉伯宗教建築的風格。這座清淨寺，就是宋代中國同阿拉伯國家建築藝術互相交流，阿拉伯建築藝術傳人中國的一個曆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