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隨著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市場上的商品種類較之前代更加豐富。與此同時，商品的結構狀況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宋代糧食市場最突出的特點是地區間轉運貿易的發達，“千裏不販糴”的舊格局已被完全打破，遠距離的糧食貿易空前興盛。
農業的發展
（1）北宋的農業
北宋農業生產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土地墾辟數量的增加方麵。根據宋代的文獻記載統計，宋太祖開寶末的墾田數為：2953320頃。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的墾田數為：3125251頃，比開寶末年遞增5％。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墾田數為5245584頃，比開寶末年增加75％。
除了耕地墾辟數量的增加以外，北宋墾田方麵的成就，還突出表現在水田的增加和圩田的大量出現。在同遼交界的河北路，宋太宗接受何承矩等人的建議，把靠近交界處的許多塘泊連接起來，把東起泥沽海口，西至太行山的許多旱地開墾成水田，引澱水灌溉，種植水稻。到北宋中期，陝西一些地區也推行“水耕”的方法種植水稻。而在江、淮、兩浙，則不僅修複了宋初荒廢的許多圩田和其他水利設施，還大力興建了許多新的圩田。這種圩田又稱圍田，有堅固的圩岸把河、湖的水隔開，圩岸之內有河渠，多餘的水可以通過水渠排泄出去。圩岸上有門閘，天旱時開閘門，可以放進河、湖的水灌溉圩裏之田，澇時可以關閉閘門，擋住河、湖之水以防水患，可以做到旱澇保收。在北宋中期以後，太湖流域及長江沿岸的許多地方，都有規模相當大的圩田。據沈括《萬春圩記》說，從宣州到池州有圩田千區以上，其中的萬春圩有田12．7萬畝，圩中有大道長22裏，整個圩像一座大城。在江南河、湖之濱，不僅有像萬春圩那樣的大圩田，還有300畝、500畝的中小圩田。蘇軾曾說：“浙人喜於豐歲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他還用“與水爭尺寸”這句話，描繪了當時江南水鄉農民興修圩田的情景。
1-1腳踏水車
在多山的地區，墾田的特點是梯田的大量出現。江西撫州、袁州等地的農民在嶺阪上開辟禾田，層層而上，直至山頂。福建路農民也把許多山坡開墾成像階梯那樣層層而上的梯田，並且“緣山導泉”，利用山泉灌溉這些梯田。
圩田的修造和梯田的墾辟，反映了宋代農民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強了，土地的利用也更充分了。這是北宋農業生產力提高的一個重要表現。
北宋的農業生產工具，也有明顯的進步。
北宋的耕作，主要還是牛耕，犁的質量同耕作水平有密切關係。1956年在揚州出土的北宋鐵犁鏵，刃邊為鋼質，光澤銳利，可在堅硬的土地上耕作。從這件犁鏵可以看出當時犁具製作的質量已相當高。北宋犁壁的製作也很精巧，形狀像桃，便於深耕。除了鐵犁以外，宋太宗時，有個叫武成元的官員創造了一種不需要耕牛牽引，隻用人力操作的“踏犁”。由於這種踏犁經過實踐證明比人力用钁刨地效率高，宋真宗時又推廣到河北地區。可見，踏犁雖然不是一種先進的農具，但對缺牛地區農業生產的進行，是起一定作用的。
鄂州(今湖北武昌)地區農民所創造的秧馬，是北宋時出現的一種比較先進的農具。據蘇軾《秧馬歌行》說，武昌地區農民在插秧時都騎秧馬。這種秧馬用榆、棗等硬木為腹，底部光滑，上部用楸梧木製作，比較輕。整個形狀像一隻小舟，首尾昂起，農夫用兩髀雀躍於泥中，“日行千畦”，比彎腰弓背插秧，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這種秧馬出現後雖然沒有在其他地區推廣，但也反映了北宋生產工具的進步。
前代已經出現並廣泛使用的灌溉工具龍骨車，在北宋時隨著水稻種植麵積的擴大和圩田的大量出現，使用更加普遍了。北宋中期的範仲淹專門寫了一篇《水車賦》，稱頌龍骨車為大旱之歲的“霖雨”，說這種水車“假一轂汲引之利，為萬頃生成之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於當世。……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滯不凝。原田莓莓，用我而無災無害”。梅堯臣《水輪詠》說：“孤輪運寒水，無乃農者營。隨流轉自速，居高還複傾。利才畎澮間，功欲霖雨並。不學假混沌，亡機抱甕罌”。這首詩不僅描繪了一種依靠水力運輪的筒車吸水灌田的情況，還反映了當時農民普遍歡迎使用這種吸水機械，不願再抱甕提水的心情。
北宋的農民不僅創造和運用比較先進的生產工具以提高生產效率，在耕作技術方麵也有新的提高。
北宋末、南宋初的陳旉，在其所著《農書》中，特別強調要精耕細作，“廣種不如狹收”，要適時播種，注意因地製宜、合理施肥。《農書》不僅介紹了小麥生長過程中“屢耘而屢糞”，即可獲得豐收的經驗，還介紹了在旱田、晚田等各種不同土質的土地上種稻的方法，以及江南農民充分利用地力、合理安排多種作物的播種順序，做到“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的情況。《農書》成書於南宋初的紹興十九年(1149年)，其時距北宋滅亡隻有20多年，《農書》所介紹的情況，應當主要是北宋時期農業生產的經驗。從《農書》所介紹的情況，可以看出北宋時期耕作技術已相當講究，生產經驗更加豐富了。各地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培育了許多水稻優良品種。如福建路除引進的占城稻外，還有金黍、赤鮮、金牛、白徐、青龍、虎皮、先黃等11個水稻品種。蘇州則有師婆粳、箭子稻等。北宋後期吳縣人朱長長文在其編纂的《吳郡圖經續記》中說：“稻有早晚，其品名甚繁。農民隨其力之所及，擇其土之所宜，以次種焉”。這一記述，就是當時農民1771地製宜，選擇品種，進行種植的寫照。
1-2種植水稻
由於旱澇保收的水利田的興修和耕作技術的進步，北宋農田的單位麵積產量也有所提高。範仲淹說，蘇湖地區“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得米三石，按稻穀出米率70％左右計算，每畝水田產稻穀就在四石以上。如果考慮到當時江南地區普遍實行一年稻、麥兩熟製，連同小麥的收成，產量當在五六石以上。達才僅僅是中等年份的收成，在豐收年份的畝產量就更高了。
除了糧食作物的生產有所發展外，桑、麻、茶、甘蔗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在北宋時也不斷發展。桑、麻是許多地區農民普遍種植的作物。湖州安吉(今浙江安吉)的農民采用先壓條成苗，然後接枝的辦法，培育出一種桑樹的新品種，叫做海桑，所產桑葉的質量比其他桑樹好。江淮地區農民利用桑樹根深、苧麻根淺，互不相妨礙的特點，實行桑、麻間作，在桑園的間隙種植苧麻，增加了土地的經濟效益。廣西山地多，不宜種植桑樹，但適於種植苧麻，宋朝政府對苧麻生產進行鼓勵，使廣西的苧麻生產大大發展。茶也是北宋一項重要的經濟作物，福建、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及四川、漢中等大片地區的山地，都有茶樹的種植。許多地區還有專以種茶樹為業的農戶，稱為“園戶”。甘蔗的種植則集中在四川、廣東、兩浙、福建四路，其中四川有的地區，蔗田竟占耕地的十分之四。隨著經濟作物種植業的發展，北宋時期還出現一些以種植經濟作物為專業的地區。蘇州太湖的洞庭山，專以植桑、種麻及種植柑橘為常產，就是一個這樣的經濟作物區。
（2）南宋的農業
南宋統治的中國南方，由於宋金戰爭的影響，許多北方的“士民”為了躲避金兵的擄掠，紛紛扶老攜幼，逃到江南。使得一些戰火未燒到的地區戶口驟然增加。以福建的建州為例，北宋元豐年間有民戶87000多戶，到南宋中期，已達到142100多戶，70年間增加了5萬多戶，其中的許多人戶就是從北方南遷的。
大量南遷的戶口中，除了一部分不事生產的官僚地主外，多數是從事各種生產的勞動人民，使得南方的勞動力大大增加。南宋時，南方的農業生產雖然已經比較發達，但還有許多地方沒有開發，勞動力的增加對南方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宋史·食貨誌》說：“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南宋前期，勞動人民經過幾十年辛勤勞動，不僅修複了在戰爭中遭到破壞的大量陂塘，還興建許多新的水利設施。據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南宋政府的統計，江東共修陂塘溝堰22400餘所，淮東修治1700餘所，浙西修治2100餘所。興元府(今陝西漢中)的山河堰，湖南的龜塘，鎮江府的練湖72源，以及明州(浙江寧波)的東錢湖等大規模水利工程，都先後得到修治。一些阻塞的河道也得到疏浚。在沿海許多地方則築堰置閘，阻擋海潮浸淹民田。其中最著名的，有秀州華亭(今上海市鬆江)的捍海堰和淮東的紹熙堰。紹熙堰修成於宋光宗紹熙五年，全長數百裏，使淮東數百萬頃低濕土地變為良田。
水利設施的大量興修，不僅增加了灌溉麵積，減少了水旱災害對農業生產的威脅，還使南方的耕地麵積，尤其是水稻田的麵積，大為擴大。
在興修水利過程中，許多水草叢生的荒澤被墾辟成田。僅湖州一境，因修築堤岸，十萬畝草**變為新的可耕之田。兩浙農民還把許多旱地改造成水田。海堤的修築，則使淮東、兩浙、福建等路出現大量的海退泥田。福建沿海人民還自備錢本，圍墾了許多海灘。浙江溫州的廣大海濱，更是無不耕之地。這些新墾辟的農田，有許多的水稻田。
水稻田麵積擴大最為突出的，是圩田的耕墾比北宋時期更普遍、更大規模的出現。
在北宋末年江淮一帶修建的許多圩田，南宋初年因金兵南侵，許多圩岸被掘破，還有許多圩田因佃農在兵荒馬亂時逃散，圩岸長期失修，溝洫壅塞，重新拋荒。這使得南宋的軍餉來源大受影響。因此，南宋政府對圩田的整修甚是重視，不僅下令凡有官圩田的州縣，通判和縣令都帶兼管圩田的官銜，命令各州縣把缺壞的圩岸疾速修複，還委派擁有大量私人圩田的大地主為圩長，讓他們在每年秋後集本圩人夫增修圩岸。
1-3耕織圖
南宋時期大規模修築圩岸，圍湖造田，雖然對生態平衡產生一定的影響，也使一些原來得湖水之利的農田失去灌溉之利。但是，權衡起來，當時圩田的大量出現所帶來的水稻田麵積的大大增加，卻使南宋的農業生產帶來了產量方麵的激增。僅廣德湖的圩田700多頃，每年收的稻穀就不下數十萬斛。豪強地主濫圍湖麵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同大量圩田出現帶來的巨大農業收益比較起來，顯然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圩田的大規模興修，是南宋農業生產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標誌。
在南宋時期，南方耕地麵積的擴大，還表現在有更多的荒山被墾辟成梯田。據現存的南宋地方誌《四明誌》說，浙東奉化縣的農民把山顛水湄的可耕之地，都累石塹土，建成梯田。江西袁州的山坡更是禾田層層而上，直至山頂。
南宋時，不僅耕地麵積擴大，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兩浙地區的農民已經清楚知道河泥是水田的好肥料。
在耕作時，許多地方都深耕熟犁，使土壤鬆細如麵。當時江南的水田地區，還出現一種名為“靠田”的田間管理方法。當秧苗長得壯茂時，把水放幹，讓陽光曝曬，促使稻根深紮，然後再放水入田。稻苗經過“靠田”後，能迅速生長，雖然遇到旱災，也可以保證成熟。經過“靠田”的水稻，上田畝產穀可達五六石。這種科學的田間管理方法，直到近現代還為許多地區的稻農所采用。
農作物的品種在南宋時期也更多了。單水稻一項，品種就不下數十種。江南地區麥的播種也比北宋時期更加普遍，許多農民在春季競種小麥，種植麵積竟然可以同盛產小麥的淮北不相上下。紹興府的農民還利用蕎麥同小麥的不同生長期，實行蕎麥與小麥套種，每年可多收一茬蕎麥。
南方的勞動人民還積累了栽培各種果樹的豐富經驗。洞庭地區的農民栽桔樹，不僅使樹下的土壤又純又細，還經常鋤草，使果樹周圍不見雜草。廣大果農還很注意使每棵樹都能受陽光照射，在嚴寒時還在風頭燒糞壤，以保護桔樹不被凍壞。廣南農民還知道用蟻可以治柑桔害蟲的辦法，在柑園裏放蟻以治蟲害。這種生物防治的辦法在當時得到應用，說明南宋時期農民已掌握相當先進的農業生
產技術。
棉花的種植，在南宋時更加普遍。除了早有棉花種植的嶺南外，福建地區許多農戶也種植木棉。南宋人彭乘《續墨客揮犀》記載說：“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據王禎《農書·木棉圖譜敘》說，南宋末年，棉花的諸種藝作之法，還進一步傳到江淮和川蜀。
從上述幾個方麵可以看出，南宋半壁江山的農業生產，在許多方麵都在原來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發展最為突出的地區，是以太湖為中心的江浙地區。這地區原來的發展基礎比較好，又因為是南宋的統治中心地區，從北方遷到這裏的人口特別多，勞動力比其他地區充足，農田水利的興修、土地的墾辟、圩田的修建都比其他地區多，精耕細作程度也比其他地區高。所以，江浙地區的農業生產，無論是單位麵積產量，還是總產量，都超過其他地區。其中的浙西地區更是水稻的集中產地，《宋史·杜範傳》稱“浙西，稻米所聚”，《宋史·食貨誌》也說“蘇、湖、常、秀所產”的稻米，“為兩浙之最”。南宋時，太湖地區已經有“蘇湖熟，天下足”及“蘇常熟，天下足”的諺語流傳。就連一向比較落後的台州地區，南宋時也一躍而“以勝壤名天下”，麵貌發生巨大變化。
在南宋統治地區，雖然兩淮、荊湖和兩廣地區，有的因為宋金戰爭的影響，有的因為原來發展基礎較差，農業生產發展水平同江浙地區有較大差距，但是，南宋時南方農業生產總的發展水平大大超過北宋時期，是沒有疑義的。
手工業的發展
（1）北宋的手工業
北宋農業的發展，直接促進了一些重要手工業部門的發展。
紡織業是同農業關係最為密切的手工業部門。桑、麻生產的發展，為紡織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料。許多地區的農民都把織作絲、麻作為家庭副業苦心經營。廣大農民既需要織作絲、麻以交納租稅，又需要紡織這項家庭副業的收入補助生活。所以，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紡織業，仍然在當時紡織業中占據主要的位置。許多官僚地主和寺院也經營紡織業。官府還設有專門的作坊，從事各種絹帛和絲織品的生產。北宋政府在都城設綾錦院，征調四川等各地手藝精湛的工匠到綾錦院織作錦、羅、縐、轂、綾等高級絲織品，以供皇室及中央政府的需要。綾錦院曾發展到擁有400張織機的規模。
在許多州、府則設立場院或場務，從事官府所需織物的織作。在許多地區，還出現擁有數張織機，雇工織作的“機戶”。在江南還出現了一些主要從事紡織業生產的城鎮。歐陽修曾用“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鳴機”這樣的詩句，來形容婺州東陽縣城(今浙江東陽)絲織業繁盛的景象。
紡織業有絲織和麻織兩大種類。河北、東京(主要今山東省)、四川、東南地區的兩浙和江東西路，是北宋絲織品生產最發達的地區。麻織業以廣西和川陝一帶最為突出。
絲織業是北宋最重要的紡織手工業。每年織作的數額十分龐大。僅從政府賦稅收入的絹帛看，北宋元祐初年(1086年)為2445萬匹，超過唐代收入最高年份(唐玄宗年間)歲入740餘萬匹的3倍。這除了北宋王朝壓榨比唐朝政府更為殘酷這一因素外，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北宋絲織品生產數量超過了盛唐時期。
北宋絲織品不僅數量超過前代，質量也有提高。明代著名畫家董其昌評論說：“唐絹粗而厚，宋絹細而薄”。從“粗而厚”到“細而薄”，反映了宋代絲織品技術上的一個突破。在北宋的絲織技術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刺繡工藝的精巧和刻絲技術的創造。董其昌說，宋人的刺繡，針線細密，不僅色澤豔麗，且有立體感，人物、花鳥皆栩栩如生。刻絲是北宋出現的一種新工藝。
1-4《紡車圖》局部
這種工藝織作的絲織品，花紋圖案凝空而視，猶如經過雕鏤而就，故名刻絲。刻絲以定州最為著名，據說一件婦女的衣裳，要用一年工夫才能製成，可見工藝之精細。宋繡和刻絲，在中國絲織手工藝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
除了絲織與麻織兩大部類外，棉紡織業在北宋時的發展也引人注目。
海南島的黎族人民，很早就掌握了植棉和織作棉布(吉貝布)的技術。黎族婦女從小就都學會織作棉布。北宋時，黎族人民織作的一種木棉巾，上麵有細字雜花卉，十分工巧，深受讚譽。在北宋時，棉織技術已經渡海傳入閩廣許多地區，許多農戶也都植棉織作吉貝布。
製瓷業是北宋光彩奪目的另一個重要的手工業部門。
北宋的瓷窯，最著名的有汝窯(在河南臨汝)、官窯(在河南陳留)、鈞窯(在河南禹縣)、定窯(在河北曲陽)。這幾個瓷窯在後代都被稱為宋代的名窯。耀州窯(在今陝西銅川)、景德鎮窯(在今江西景德鎮)、磁州窯(在今河北磁縣)，也都是北宋重要的瓷窯。除了這些著名瓷窯外，還有許多規模較小的瓷窯遍布南北各地。
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的情況看，北宋製瓷業的重心在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和中原地區。北方的名窯，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為後世所稱道。有些名窯還因為對其他瓷窯產生巨大影響，形成別具一格的瓷窯體係。
定窯創於唐代，盛於北宋。製品以白瓷主為，兼燒黑釉、醬釉、綠釉及白釉剔花器。裝飾技術精巧，能用印花、刻花、劃花三種不同技法，使瓷器呈現各種花紋和圖案。所燒的白瓷質白如粉，胎薄且輕，又稱粉定或白定。其印花白瓷的圖案工整嚴謹，為宋代印花白瓷的珍品，對南北瓷窯都有較大影響。定窯的工匠在北宋中期所創造的覆燒工藝，可以充分利用窯爐空間，降低生產成本，後來也為其他瓷窯所采用。受定窯影響而仿燒定窯瓷器的瓷窯，有山西的平定窯、陽城窯、介休窯及四川的彭縣窯等，形成一個頗有影響的定窯體係。
耀州窯也創於唐代，宋初受餘姚越窯的影響燒製刻花青瓷，所製青瓷有“越器”之稱。但耀州窯的青瓷在學習越窯青瓷的基礎上又有獨創，風格已不同於越窯。耀州窯的製品以刻花青瓷為主，也兼燒印花青瓷。刻花青瓷以刻花犀利灑脫而聞名，製品有“巧如範金，精比琢玉”之稱。所燒製的器物以生活實用的碗、盤為主，也有瓶、罐、壺、盆、爐、香薰、盞托、缽、注子、注碗等器物。器形之多，為北宋其他瓷窯所少見。仿耀州窯風格的瓷窯，有河南的臨汝窯、宜陽窯、寶豐窯、新安城關窯，還有廣州的西村窯，廣西的永福窯等等，形成一個別具一格的瓷窯體係。
鈞窯興起於北宋時期。它同耀州窯一樣，屬於北方青瓷係統，但又有自己的特點。其獨特之處在於它使用的乳濁釉中含有少量的銅，燒出的釉色青中帶紅，像是藍天中的晚霞。青色也有別於其他青瓷，近於藍色。鈞窯的青瓷在青瓷工藝中有創新和突破，北宋末年進入鼎盛時期，曾燒製貴重瓷器供北宋宮廷享用。在北宋時期，鈞窯的影響還隻限於河南境內少數瓷窯，還沒有形成為大的瓷窯體係。
磁州窯創建於北宋時期。它同耀州窯一樣，產品以民用瓷器為主，但又不像耀州窯那樣以青瓷見長。它繼承了唐代民用瓷窯的特點，產品種類繁多，既燒白瓷，也兼燒黑瓷、花瓷、青瓷等等，以富有鄉土氣息和民間色彩，在宋瓷中別具一格。其中的瓷枕畫麵多取材於民間生活小景，富有生活意趣與幽默感。其高檔瓷有白釉釉下黑彩劃花瓷器，技藝也很高超。這種釉下彩畫，是元代著名的青花瓷器的先河。磁州窯的風格，對北方的河北、河南、山西的一些瓷窯都有影響，也形成一大瓷窯體係。
1-5宋朝瓷器
北宋時北方的名窯，還有汝窯和官窯。宋代的記載有名窯以“汝窯為魁”的說法。這是因為汝窯在北宋後期主要是為宋朝宮廷製作高檔青瓷，在釉料方麵不計工本，據說還以瑪瑙作為釉料，製作數量不多，因而顯得特別珍貴。汝窯的青瓷，以淡天青為基本色調，在宋代青瓷中別具一格。官窯是北宋末年為宋徽宗享受的需要而創建，燒製瓷器呈粉青色，“釉色瑩澈”，也很精美。這兩個瓷窯因為產品多為宮廷所壟斷，對其他瓷窯沒有產生像定窯等名窯那樣的影響，也沒有形成獨特的瓷窯體係。
南方的瓷窯，以景德鎮窯最為著名。景德鎮原名昌南鎮，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年)才改名景德鎮。這裏燒製的瓷器釉色介於青、白二色之間，青中有白，白中顯青，稱為青白瓷，又稱為“影青”。這種青白瓷不僅風格獨特，而且質量遠遠超過唐代負有盛名的越窯，釉質如玉，製品幾乎具備與玉器無別的質地。景德鎮的青白瓷在北宋時大量生產，並對江西、福建、廣東的許多瓷窯產生影響，在江南也很快成為一大瓷窯體係。
北宋時期的製瓷業，不僅瓷窯眾多，分布範圍廣，有獨特風格的名窯迭興，在製瓷工藝上有很多創新，而且從造型、裝飾和釉色各個方麵都符合審美的要求，有的勻稱秀美，有的輕盈俏麗，有的色澤燦如晚霞，變化如行雲流水。圖案有的工整嚴謹，有的犀利瀟灑。這些唐、五代所不曾有的新的儀態和風範，為陶瓷美學開拓了一個新的境界，成了後世陶瓷業長期追仿的榜樣，至今仍為人們所傾倒。
礦冶業也是北宋手工業中呈現異彩的一個部門。
煤(石炭)的開采，在北宋礦冶業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當時煤已經被普遍應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宋人記載說，都城開封數百萬家，都依靠煤作燃料。河東(今山西)家家都燒石炭。煤還被應用於冶鐵、煉銅等方麵。這一切，使得煤的需要量大大增加，采煤業也迅速發展。河東已出現一些專門以挖石炭為生的民戶。采煤的技術在北宋也有顯著進步。1954年在河南鶴壁市所發現的北宋晚期煤礦遺址，四條較長的開掘巷道總長達500餘米，說明這個礦的開采規模已經相當大。從這個遺址可以看出，當時已運用了先內後外逐步撤退的“跳格式”的采掘方法，還有排水的水井和木製轆轤，可見采煤技術已相當先進。
北宋的冶煉技術也達到相當水平。由於用煤作燃料，冶煉的質量提高了。據蘇軾說，徐州利國監在北宋中期用煤煉鋼，所鑄造的兵器“犀利勝常”。沈括則記載磁州鍛坊能煉一種“純鋼”，“百煉不耗”。信州(今江西上饒)鉛山的冶銅工匠用“膽礬”(即硫酸銅)煉銅，又采用近代化學中“置換反應”的原理，用“膽礬”浸鐵成銅，這在當時也是一種先進的冶煉技術。
四川井鹽開采中所出現的“筒井”(又稱“卓筒”)，也是北宋采礦技術的一大新成就。這種“筒井”是用一種圓形的刃鑿出數十丈深的井，井口卻隻有碗口大小，在井裏安上首屠銜接的去節巨竹，再裝上用較小的竹筒做成的唧筒，把鹹泉吸到地麵。在這種“筒井”技術出現後20餘年，僅四川陵井一地，鹽井就從數井發展到數百井，可見新技術的出現對井鹽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北宋的造船業比前代也有較大發展。船有內河航船及海船之分。虔州(今江西贛州)、吉州(江西吉安)、楚州(江蘇淮安)、潭州(湖南長沙)、鼎州(湖南常德)、斜穀(陝西眉縣)及明州(浙江寧波)、溫州、台州(浙江臨海)等沿河、沿海之地，都有官府的造船務。浙江、福建民間也打造海船。內河的航船，可以從現存宋人名畫《清明上河圖》看到具體的形象。民間打造的海船長十餘丈，可以載2000石粟在大海上航行，每船的篙師、水手有60人。北宋末年，朝廷為派使臣到高麗所造的“神舟”，據說比2000石海船還要大3倍。沒有高超的造船技術，要造出這樣大型的海船是不可能的。
1-6徐燕孫繪：宋朝一種高速輕便的戰船
刻印書業是北宋新興的一個手工業部門。當時不僅官府大量刻印書籍，也有民間私人書坊。京城的國子監是官府刻印書籍的中心，所刻印的書稱為“監本”。據國子監官員說，從宋初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的四十多年中，國子監的書板從不到4000塊增加到10多萬塊。可見北宋刻印書業的發展異常迅速。
同刻印書業息息相關的造紙業，在北宋時也有新的發展。據北宋人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記載：四川多以麻造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多以嫩竹造紙，北方以桑皮造紙，剡溪以藤造紙，海邊的人以苔造紙，浙江人還用稻草和麥莖造紙。各種不同的原料，造出了各種不同質量和用途的紙張，可謂品種繁多。安徽的宣紙，杭州的“油拳”，池州的“繭紙”，越州的藤紙、竹紙，四川的廣都紙等等品種，在北宋時都享有盛名。其中的竹紙，是北宋的新產品。蘇軾《東坡誌林》說：“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這種竹紙剛出現時，雖然紙質較差，著手便裂，但卻因為它一碰即裂，不能再粘貼，用來書寫秘密信件，他人不敢私自拆開，士大夫紛紛使用。用稻草和麥莖作原料造紙，也是北宋的首創。這種紙雖然質量較差，但成本低，原料來源多，適於一般老百姓使用，也是當時造紙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反映。紙的生產規模也很大。僅潭州一地，宋初每年調發紙178萬餘幅，產量之大可以想見。
上述各個手工業部門發展的情況表明，北宋手工業確實是一派繁花爭豔的景象。這種景象的出現，是廣大手工業者辛勤勞動的結晶，反映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無窮智慧和卓越的創造能力。
（2）南宋的手工業
南宋手工業的發展，同農業的發展比較起來並不遜色。
製瓷業在原來基礎上大幅度發展，使江南一舉成為全國製瓷業的重心，這是南宋手工業發展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在北宋時期，江南已有江西景德鎮製造的青白瓷器馳名全國。
南宋時，北方原先著名的官窯、定窯、汝窯、耀州窯等名窯，都因為戰爭的破壞和工匠的逃亡而衰落下去。北方名窯的許多工匠遷移到南方，卻給南方製瓷業的發展帶來了雄厚的技術力量和優良的新工藝，使南方的青瓷白瓷工藝水平都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景德鎮湖田、湘湖等窯的產品質地精良，幾乎與玉器無別。著名女詞人李清照在南宋初所填寫的《醉花蔭》詞中，有“玉枕紗櫥，半夜涼初透”之句。詞中的“玉枕”可能就是景德鎮色質如玉的青白瓷器。景德鎮還繼承了北方定窯的工藝，燒製的產品土脈細膩，質薄有光，被稱為南定。
江西的吉州窯南宋時也達到鼎盛時期。解放後在吉安市郊永和墟發掘的吉州窯遺址，麵積達20餘畝，瓷層堆積有的地方達20公尺之厚，可見當時瓷窯規模之大。吉州窯製品的品種豐富，它既受北方磁州窯白地黑花釉下彩、綠釉及紅綠彩等品種的較大影響，又采用定窯印花裝飾工藝及覆燒工藝，是南宋諸窯中受北方製瓷技術影響最為明顯的一個瓷窯。
宋金戰爭對兩浙路製瓷業的影響尤為巨大。
北宋末年在汴京有官窯，專門燒製供宮廷享用的精美瓷器。北宋亡後，宋高宗命令宦官邵成章，按汴京官窯的遺製，在杭州鳳凰山下置修內司窯，製造青瓷，南宋葉真《坦齋筆衡》說，修內司窯所產瓷器“極其精致，油色瑩澈，為世所珍”。明初有人更概括地分析了修內司窯的製品胎細釉潤，色青帶粉紅，釉有深淺之分，有蟹爪紋開片和紫口鐵足等特征。可見，南宋官窯的製品是極其精美的。
1-7宋朝官窯
在北宋時繼承越窯青瓷係統，以燒製所謂秘色瓷為特色的龍泉窯，南宋以後為應付宮廷、官府的需索，也受官窯的影響，生產一種以施粘稠的石灰堿釉為特征的似官或仿官瓷器，南宋中期以後更形成了有龍泉自身特點與風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龍泉青瓷。南宋晚期，龍泉青瓷有很大發展，除龍泉縣境內有眾多窯場燒製外，鄰境的慶元、遂昌、鬆陽、麗水等縣，都有燒製龍泉青瓷的瓷窯。龍泉青瓷終於形成一個新的青瓷窯係，成了中國青瓷生產的主流，所產瓷器譽滿海內外，其中的琉田窯所燒的瓷器“極青瑩，純粹無瑕，如美玉”，工藝水平達到了巧奪天工的境界。
福建地區的製瓷業在南宋時也大幅度發展，德化、泉州、永春、安溪、同安、南安等地，都有燒製青瓷或青白瓷的窯場，所產瓷器通過泉州港暢銷海外。福建不僅青白瓷製品和窯場多，建甌的建窯燒製的黑釉也很著名，據說建甌周圍許多瓷窯都群起效之，使得建窯的黑釉瓷，同龍泉青瓷可以分庭抗禮。
紡織業是南宋另一重要手工業部門，其發展也有重要的特色。
南宋統治下的江浙和四川，在北宋時本來就是產絲織造帛絹的四大中心之二。南宋初，為同西南各少數民族交換馬匹，南宋政府在成都的應天、北禪、鹿苑三寺設織造工場，專織錦綾被褥，以作為黎州(今四川漢源)等處和市馬匹折支之用。乾道四年(1168)，又因為三場散漫，不好管理，把三場機戶都集中到原廉訪司潔己堂，創立錦院，所織式樣，有真紅被褥等十餘品，超過了北宋時期。江
浙的絲織業發展更加普遍。南宋中期的談鑰說，吳興山鄉農戶都以蠶桑為歲計，其中富戶育蠶有數百箔，而且兼營機織。
江浙的絲織技術也有新的提高。杭州杭坊所織的“唐絹”，幅狹而機密，是繪畫的好材料，為畫家所喜愛。原已著名的“越羅”，南宋時精益求精，創造出新的技術工藝。南宋的地方誌《嘉泰會稽誌》稱這種“越羅”的新產品“紋皆隱起，而膚理尤瑩潔精致”，遠遠超過了唐代聞名的寶街羅。浙東奉化所織的紗，絲密而輕如蟬翼，織造技術也很高超。
紡織業中的麻織業，在南宋時也繼續發展。麻織素已聞名的廣西，所織的柳布、象布，是商人貿易四方的暢銷品。邕州(今廣西南寧)的白毯以佳麗厚重著名。瑤族人民用蠟染法染製的斑花布，斑紋極細，尤為精致工巧。這種蠟染法，是當時我國境內染斑技術的最高水平。除廣西外，兩浙路紹興的強口布，也是一種當地著名的麻布。
棉紡織業在南宋時也進一步發展到兩浙路及江西等地區，為元代江南地區棉織業的大發展準備了條件。閩、廣的棉紡織物已經以“麗密”聞名。江南一些農戶也已知道用鐵鋌碾去棉核，用竹製成小弓彈花，用紡車紡紗，然後織以為布的技術。近年來在浙江蘭溪的南宋墓葬中，發掘出一條具有細密厚暖等優點的棉毯。這條棉毯既反映了南宋的棉織技術已達相當水平，也是棉紡織物已成為兩浙路人民生活用品的見證。
造船業方麵，曆來造船業最發達的東南地區，在南宋時因宋廷南遷，既需要修造船艦、擴大水軍以防備金朝渡江及渡海南侵，又要運送各種物資供南宋朝廷諸方麵的需要。南宋為增加財政收入也積極發展海外貿易。這一切，都促使造船業在原來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據吳自牧《夢梁錄》說當時杭州周圍的河道裏，行駛著各式各樣的船隻，內河航運異常繁盛。沿海各個對外貿易港口，都有相當規模的造船工場。造船技術在南宋時也有進步。當時內河航行的船，有的達到2500斛。在海上航行的船，每艘可容數百人至數千人，還可以裝載供船上人員一年食用的糧食，並且可以在船上養豬及釀酒。南宋人洪邁還說當時南方有載重2萬石(合1000噸)的大船。廣南製造的藤舟，是一種可供遠航的大海船，據說當時越海商販都用這種大船出海遠航。鍾相、楊幺的起義軍為抗擊官軍的鎮壓所創造的車船，有24車，分為3層，高達10丈以上，可載上千人，船上裝有激水的輪子，開動起來疾速如飛。這種借助機械作動力的大船，反映了當時造船技術的進步。
南方的造紙業本來就比較發達，南宋時，由於北方士大夫大批湧入江南，對高級紙張的需求大大增加，這就促進了那些專供官僚地主用於書劄、詩文、書畫方麵的高級紙張的製造工藝的發展。北宋末年已為書法家所珍愛的竹紙，南宋時質量又有提高。《嘉泰會稽誌》說竹紙有五大特點：一是光滑；二是發墨色；三是宜筆鋒；四是卷舒雖久，墨終不變；五是不怕蟲蛀。所以工書法的人都喜愛這種竹紙。蘇州粉箋本來就有“美如花”之譽，南宋時又製出淺蠟色的箋，像軟玉那樣“瑩膩無纖瑕”。建陽書坊還有一種用山椒果實煮汁染成的椒紙，紙性堅韌耐久，有濃烈的芳香氣味，經久不消失。這種紙印的書可以防蟲蠹。這種椒紙的製造工藝顯然也很先進。
與造紙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的印書業，南宋時的發展也相當可觀。北宋四大印書中心，除開封淪陷於金朝外，其餘三個印書中心都在南方，印的書籍不僅數量多，而且刻印技術精美。直到今天，宋刻本書籍仍為人們所稱道。杭州、成都、建陽這三個北宋時期就已聞名於世的印書中心，南宋時仍然繼續發展，刻書質量依然是杭州為上，成都次之。建州所刻印的書籍雖然質量較差，但以多、快取勝。建陽書肆刻印的書籍行銷四方，無遠不至。除這三個中心外，兩浙的婺州(今浙江金華)、湖南的平江、江西的吉州(今吉安)、贛州、撫州、饒州(江西波陽)等地，也都有頗為發達的印書業。
從上述幾個手工業部門的發展情況可見，南宋許多手工業在技術方麵都不僅在北宋基礎上精益求精，而且有所創新；在規模方麵則比北宋時期更加擴大，分布地區也比北宋時廣。
商業的繁榮
（1）北宋的商業
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使得北宋商業的發展有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北宋商業的發展，表現在商稅的增加、商業都市的繁榮、農村鎮市的發展及城鄉商業網的形成、國內各民族商業聯係的加強及海外貿易的發展等許多方麵。
據《宋會要。商稅雜錄》所記載的各地商稅數統計，除使用鐵錢的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外，北宋所轄四京、十九路在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的商稅額為500多萬貫。熙寧十年重新確定的商稅額為640餘萬貫。多數地區的商稅額都有增加，有的增加的幅度還相當大。例如，京東東路由246000餘貫增加到472000餘貫，永興軍路由29萬多貫增加到37萬餘貫，淮南東路由25萬餘貫增加到42萬餘貫，兩浙路由475()00餘貫增加到862000餘貫，江南東路由24萬餘貫增加到36萬餘貫，江南西路由16萬餘貫增加到25萬餘貫，福建路由13萬餘貫增加到近24萬貫，廣南東路由8萬餘貫激增至近25萬貫，廣南西路由4萬餘貫激增至近14萬貫。這些數字，多少反映了當時商業普遍發展，汴河沿岸及東南沿海地區各路的發展尤其突出的情況。
北宋每年商稅收入最多的都市，有都城開封、成都府、興元府(今陝西漢中)。這三個城市每年商稅額在北宋中期都達到40萬貫以上。
1-8北宋時期開封祭灶圖
開封既是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業都市。這個都市因為處在汴河和黃河的交匯處，自唐代以來就逐漸發展成一個舟車輻輳的“水陸都會”，入宋後更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宋真宗時的參知政事張洎曾說，汴京比漢唐的都城長安，“民庶十倍”。開封成為擁有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南宗初年的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一書，對開封的繁華景象作了詳盡而又精彩的描繪。據孟元老說，開封城“八荒爭湊，萬國鹹通”，“車馬闐擁，不可駐足”，人煙稠密，街道因往來的人很多而顯得非常擁擠。城內商店林立，已經突破了唐代城市中坊、市的界限，也不再有夜間不許交易買賣的規定，夜市的買賣一直延續到三更。到五更時，一天的買賣又開始了。在鬧市區更是“通曉不絕”。商店的交易數額也相當大，金銀采帛的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開封商業最繁榮的地方在相國寺，這裏每月舉行五次萬姓交易，各種貨物“無所不有”。從北宋末年現實主義畫家張擇端的著名畫卷《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開封舟船貨運繁忙，街市店鋪買賣興隆、街頭行人擁擠、攤販眾多的景象。
成都(益州)很早就是西南地區的商業都會，在唐代與揚州齊名，有“揚一益二”之稱。入宋以後，這裏被北宋統治者認為是個“寶藪珍藏”之所在，依然是四川和西南地區的商業中心。
紙幣這時期首先在成都出現，就是成都商業發達的有力證據。
興元府地處漢水上流的漢中平原，是中原、陝西和四川商業流通的必經之地。北宋中期文同說，這裏有各地來的商人互相“貿遷有無”，“天下物貨種列於市”，“公糴私販，輦負不絕”，附近的洋州(陝西洋縣)也是個“四方商賈”貿易畢至之地。興元府是西北地區的重要商業中心。
地處運河南端及錢塘江入海處的杭州，每年商稅有十多萬貫。
著名詞人柳永《望海潮》詞上闕，有“東南形勝，江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等句，形容北宋中期杭州的繁華。杭州是東南地區的一大商業中心。
除了上述四個商業中心外，運河沿岸的壽州(今安徽鳳台)、楚州(江蘇淮安)、揚州，長江沿岸的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鄂州(湖北武昌)、江陵府(湖北江陵)，沿海的密州(今山東膠縣)、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福建泉州)、廣州等城市，都有相當繁榮的商業。其他約300個州、府、軍、監所在的城市及其所屬的縣城，也都有數目不等的商稅定額，說明這些城市的商業，都有不同程度的繁榮。
在縣城以下，則有眾多的鎮市和鄉村的草市。
鎮在五代以前，主要是作為軍事據點設置的。入宋以後，鎮的軍事性質基本消失，許多舊有的鎮都變成商品經濟活動的集散地，宋朝政府也在這些鎮市設立稅場征收商稅。由於鄉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鄉村集市也發展成鎮市。據《宋會要·方域》記載，北宋時新置的鎮市有106個。就整個北宋轄區而言，據《元豐九域誌》記載，有鎮l884個。
草市是農村的定期集市，它出現於唐代，入宋以後更在廣大鄉村普遍出現。蘇軾在《乞罷宿州修城狀》這個奏疏中說“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眾”。他後來到了海南島，也有一首詩說：“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這裏的“市”也是草市。宋仁宗時，因為廣南這類墟市眾多，有的官員曾上書建議取締這種集市，讓買賣都到城邑中進行，以增加商稅收入。宋仁宗因為這事牽涉麵太大，沒有同意。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草市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換市場了。
在北宋時，不僅鎮市、草市大量湧現，還有許多草市發展成鎮市，許多鎮市發展成城市。開封府延津縣草市鎮，就是草市發展成鎮的。密州高密縣板橋鎮，因北宋中期商業活動繁盛，升為膠西縣，就是鎮升為縣邑的例證。這一切都反映了北宋商業的發展。
1-9清明上河圖局部
開封、興元府、成都、杭州及沿江、沿運河、沿海的商業城市，通過大運河、長江、沿海航路及內陸的蜀道、湖南通廣州的驛道等水陸交通幹線聯結起來，又通過各少州、縣的商業市場，聯係鄉村的鎮市和草市，使北宋境內形成一個遍布城鄉的商業活動網點。
這個商業活動網的出現，既是北宋商業發展的結果，又對北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起著有力的推動作用。
對遼、西夏以及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貿易，是北宋商業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初年，曾先後在同遼接界的鎮州(河北正定)等地，設置過“榷務”或“榷署”，溝通同遼朝的商業聯係。在澶淵之盟訂立後，又正式設置雄州、霸州(天津霸縣)、安肅軍(河北徐水)、廣信軍(河北徐水西遂城鎮)四個榷場，組織對遼的貿易。對西夏的貿易，則有保安軍(今陝西誌丹縣)、鎮戎軍(今寧夏固原)兩個榷場。宋遼、宋西夏之間民間貿易的渠道，更不限於這些榷場。在西北和西南，北宋還先後在古渭寨(今甘肅隴西)、熙河、蘭州、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設置市易務、折博務或博易場，作為同西北、西南各少數民族貿易往來的場所。
開封既是北宋最大的商業中心，也是當時中國各族經濟交流的中心。除了遼、西夏使臣到開封兼營商業貿易外，還有許多回鶻商人長期居住開封經商。可見，北宋盡管同遼、西夏處於對峙狀態，但同國內各民族的商業往來還是相當活躍的。
海外貿易在北宋時期也有顯著發展。北宋政府實行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政策。當南漢割據政權一削平，宋太祖就下令在廣州設置市舶司，作為主管廣州港海外貿易的機構。兩浙地區並人北宋後，宋朝又在明州、杭州及秀州華亭設立市舶機構。宋太宗還於雍熙四年(987年)，派遣內侍四人，帶著金、帛，分頭到海外蕃國宣傳宋朝發展海外貿易的政策，邀請海外國家來華貿易，這些使臣還直接從事購買香藥、犀角、象牙、珍珠、龍腦的貿易活動。由於宋朝的鼓勵政策，北宋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又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比前代更加豐富的出口物資，北宋的海外貿易迅速繁榮起來。東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乃至非洲東海岸，都有中國海商活動的足跡，許多海外國家的商人和政府貿易使團也航海來華貿易。宋朝的沿海港口，除廣州、明州、杭州空前繁榮外，泉州港也發展成重要海外貿易港。山東半島的密州板橋鎮也發展成一個貿易港口。北宋中期，為適應海外貿易發展的需要，宋朝政府還分別在泉州、密州板橋增置市舶司。宋朝政府的市舶收入也迅速增加。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的歲人為53萬餘。到北宋末年，九年間的市舶收入達到1000萬，每年竟達100萬以上。中國曆史上的海外貿易，入宋後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
隨著商業的發展，北宋的貨幣製度也發生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演變。
北宋所流通的主要貨幣是銅錢，局部地區使用鐵錢。四川是使用鐵錢的地區，鐵錢與銅錢的比值是十比一，分量又重，小錢每十貫就有65斤，街市買賣，三五貫鐵錢就難以提攜。這種貨幣顯然不適應商業繁榮、大規模交易的需要。於是，北宋初年，成都的十幾戶富商就聯合發行一種鐵錢代用券，代替鐵錢在貿易中使用，稱為交子。交子可以兌換現錢，但兌換時每貫要多交30文，作為手續費。到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宋朝政府在成都設立益州交子務，交子由私商發行變為官府正式發行。
交子最初隻在四川地區流通，後來又在陝西地區使用。這種交子，就是中國貨幣史上最早的紙幣。
紙幣的出現，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又有利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北宋時期，它雖然還隻是局限在川、陝地區流通，但它的出現，卻為中國貨幣史開辟了一個新的紀元，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南宋的商業
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南宋時南方的商業也進一步繁榮。這突出表現在海外貿易的空前繁榮、許多商業都市呈現繁華景象及國內商品流通的加強等幾個方麵。
據南宋人的記載，當時同南宋有海上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五六十個。東至日本，南至印度尼西亞諸島，西至非洲東海岸的坦桑尼亞，都有中國海商同外國貿易往來的足跡。當時從海外運入南宋的貨物計400種左右。由南宋運往海外的商品，以絲綢及陶瓷器為大宗，還有各種金屬及金屬製品、農副產品、各種日用手工藝品等等。泉州、廣州和明州，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主要口岸。南宋的海外貿易，是我國海外貿易史上空前繁榮的一個時期。
1-10南宋街市
南宋境內許多商業都市的繁華景象，是當時商業繁榮的集中表現。
南宋的都城杭州，取代了北宋汴京開封的位置，成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商業中心。當時四方士民、商賈都集中到杭州，使南宋時的杭州及其屬縣戶口整整增加了一倍，達到100多萬人。這就使得杭州的消費量激增。杭州所需的柴炭、幹鮮果子等物要從嚴州(浙江建德縣東)、婺州(浙江金華)、衢州(浙江衢縣)、徽州(安徽歙縣)等地運來；所需的海鮮來自明州(後改名慶元府，今浙江寧波)、溫州、台州(今浙江臨海)；每日所需的數千石糧食則要從蘇(江蘇蘇州)、湖(浙江吳興)、常(江蘇常州)、秀(浙江嘉興)等州及淮南、廣南等處運來。每天通過錢塘江、長江、運河及海上航路載運各種貨物來到杭州的船隻不計其數，杭州成了錢塘江、長江、運河及海上交通的集匯樞紐，成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
在杭州城內，自大街到各個坊巷，大小店鋪連門皆是。大街上的買賣晝夜不絕，夜市一直到午夜三四點鍾才散去，而到五更，早市又已開始。杭州不僅店鋪甚多，貨物充盈，交易量也很大。珠子市的買賣“動以萬數”，尤其興隆。在城裏設有許多專供店鋪及商旅存放貨物的“塌房”。杭州的外城，東西南北各數十裏，也都人煙聚集，百物繁盛，市井坊陌鋪席很多，走了數日都難走遍。外城的每個集市，都可以同外路一個州郡比肩。南宋中期，杭州及其屬縣每年收商稅120萬緡，相當於北宋景祐年間全境稅收商稅總數的四分之一，可見當時杭州的商業之盛。
除杭州外，長江中下遊的鄂州(今武昌)和建康府(今江蘇南京市)，也是重要的商業都會。
鄂州是聯係湖廣陸上商路及長江、漢水、湘江水路的都會，商業非常繁榮。南宋詩人範成大到過鄂州，見到這裏“列肆如櫛”，店鋪比比皆是，川、廣、荊、襄、淮、浙各路的商人都到這裏貿易，所有貨物都有出售，而且不問多少，一日之內就可以售完。另一個大詩人陸遊入蜀時路過鄂州，也看到每天停泊在這裏的“賈船客舫不可勝計”，船隻首尾相俟，有數裏之長。比陸遊稍後的王炎也說，鄂州位於水陸要衝，南麵的潭(湖南長沙)、衡(湖南衡陽)、邵(湖南邵陽)等州，西麵的鼎(湖南常德)、澧(湖南澧縣)、江陵(湖北江陵)、安(湖北安陸)、複(湖北天門)、襄陽等州府，“數路客旅興販，無不輻湊鄂渚”。可見，鄂州在南宋時商業的繁榮是眾口皆碑的。
建康府的商業貿易在南宋中期也相當繁榮。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為適應商業活動的需要，建康府重修秦淮河上的鎮淮、飲虹二橋，時人所作修橋記說：“二橋橫跨秦淮，據府要衝，自江淮、吳蜀，遊民行商，分屯之旅，假道之賓客，雜遝旁午，肩摩轂擊，窮日夜不止”。其中的鎮淮橋更是橋上“車馬如雲”，橋下“千艘鱗鱗”。秦淮河上兩座橋梁商旅往來繁忙的景象，是建康府商業活動繁榮的寫照。
從湖南到廣南的驛路，在南宋時也進一步加寬，沿途一些城鎮的商業活動也很繁榮。南嶽的嶽市，市區遍及南嶽的四周，江浙川廣的各種貨物都集中到這裏，凡人們日常所需無所不有，商業更是繁盛。
除了大小中城鎮以外，鄉村草市之類的集市在南宋時也有進一步發展。南宋人的記載說：“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鹽之市。”鄉民在這些米鹽之市互通有無，交易的雖然僅僅是“圭黍勺合之利”，但這種交易在當時已被視為“世道之常”，已經是鄉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
南宋境內各民族的商業聯係也很密切。海南島的黎族人民經常到漢族人民聚居的墟市，用他們的名香、檳榔、椰子、棉布等土特產，換回耕牛、生產工具及日用品。黎族製造的一種青紅間道的棉布“黎單”，深受兩廣人民的歡迎，桂林人都買這種“黎單”作為臥具。廣州稅場所征收的海商販運黎人檳榔的稅額，每年達數萬緡，可見貿易額之大。西南各少數民族也經常以馬匹、名貴木材、珠、犀、水銀、麝香、披毯、雲南刀及各種藥材，與內地漢族人民交易，換回錦繒之類的絲綢及文書、茶、鹽、糧米等日常生活用品。南宋政府在雅州(四川雅安)、宜州(廣西宜山)、邕州(廣西南寧)等地設置“博易場”，同西南各族人民互市。雅州的碉門寨(四川天全)，成了四川的富商大賈盡皆向往的市場，商業交易相當活躍。
對北方金朝統治區的商業交往，即使在宋金戰爭最激烈的南宋初期也沒有中斷。盡管宋、金雙方都嚴加禁止，但民間走私交易始終在進行著。南方許多商人運載江浙的米和帛，從海上航行到山東販賣。宋、金訂立“紹興和議”後，南宋政府先後在盱眙軍(今江蘇盱眙)、襄陽鄧城鎮、壽春花靨鎮(今安徽壽縣西北)、光州光山縣(河南光山縣)中渡市等地，設置官府管理的對金貿易的“榷場”。由南宋輸入金朝統治區的貨物，有耕牛、藥材、絲織品、漆器、竹木器、金銀器以及茶葉、糧米等等。由金朝輸入南宋的貨物，有北珠、生金、絲絹、馬匹、人參等等。這些商品有的通過“榷場”交易，有的則通過走私的渠道交易。對金的貿易，是南宋商業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
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流通對作為流通手段的銅錢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但在南宋時，銅錢卻大量減少，遠遠不能滿足社會流通需求量激增的需要。這是因為，當時有大量銅錢被銷毀製作銅器，許多富家又競相蓄藏銅錢，使許多銅錢發揮不了流通手段的作用，偷運銅錢出口到金統治區及海外的問題，也十分嚴重。當時官府鑄錢的數額又因許多坑冶廢棄而大大減少。因此，南宋時的“錢荒”一直十分嚴重。商品流通擴大同錢荒的尖銳矛盾，就使得北宋時僅在局部地區使用的紙幣，逐漸成了廣泛流通的貨幣。
1-11南宋紙幣
宋室南渡之初，隻有北宋時期流通紙幣的四川繼續通行紙幣，稱為“錢引”。南宋官府雖然發行過“見錢關子”、“交子”“公據關子”，但這些都隻是為臨時應付軍事開支而發行的代用券，隻具有票據的性質，還不是流通的貨幣。到宋高宗統治後期，杭州的富商鑒於當時商業流通同銅錢短缺的矛盾，聯合發行一種“便錢會子”，代替銅錢在市場上流通。南宋政府見發行紙幣有利可圖，遂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在杭州設立“行在會子務”，把發行會子的權利收歸官府，正式在東南各路發行會子，分一貫、二貫、三貫三等，與銅錢同時流通。後來為流通的方便，又增印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種票麵。規定以三年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萬貫為額，每界都以舊兌新，稱為“東南會子”。此外，在湖北為“湖會”，兩淮有“淮會”，這兩種會子都同四川的“川錢引”一樣，隻在特定地區與銅錢並行流通。
南宋紙幣的流通，開辟了中國貨幣史的一個新紀元，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