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國曆史上文學藝術成就輝煌燦爛的時期。這時期文學藝術的發展，既有社會經濟的繁榮作為物質基礎，也同政局的發展變化有一定聯係。
宋詞的興起
宋詞是流行於宋代的一種歌曲形式。它在文體上的特點是長短句相間，現在所見到的宋詞有各種各樣的“詞牌“，如《水調歌頭》﹑《滿江紅》﹑《念奴嬌》等，每一支詞，都有不同的格式。全曲的句數﹑各句的字數﹑每字的平仄，都各有定格。這種定格，是由曲調的結構所決定的。後人按照這些詞牌填詞時，必須遵守這種詞格，就是為了讓這些新填的文詞能按傳統的曲調歌唱。
詞在北宋時期的發展大致經曆了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晏殊、張先、晏幾道、歐陽修等人承襲”花間“餘緒，為由唐入宋的過渡。第二階段，柳永、蘇軾在形式與內容上所進行的新的開拓，以及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的藝術創造，促進宋詞出現多種風格的繁榮局麵。第三個階段，周邦彥在藝術創作上的集大成，體現了宋詞的深化與成熟。這3個階段在時間上互相交錯，繼承與創新的演變也不是相互脫節的。
晏殊、歐陽修的創作，主要在於繼承。其詞風與西蜀”花間“有許多共通之處，在內容和形式上沒有突破和創新。而張先、晏幾道在承襲的同時，已有所創新，完成了詞由唐入宋的過渡。張先創製的若幹慢詞，在藝術形式上，為詞體的變革作了準備。在思想內容上為宋詞的革新開創了先例。
宋詞的第一位變革者是柳永。柳永與晏殊、歐陽修同屬北宋前期作家，但他在詞壇的影響卻遠大於晏歐二人，波及於整個北宋時期。柳永的創作廣泛地反映了社會人生。除了男女戀情，還有都市生活的某些側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城市下層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在藝術形式上，柳永采用民間曲調入詞，大量創作慢詞，有效地擴大了詞的體製，對宋詞的發展起了奠基作用。北宋中後期，蘇軾登上詞壇，為北宋詞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麵。蘇軾在柳永所做開創、創新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變革，使詞成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並朝著多極方向發展。一方麵，北宋詞的慢詞創作，自柳永之後，因蘇軾、秦觀的繼起而更趨興盛；另一方麵，聚集在蘇軾周圍的一批追隨者，雖學蘇詞，但卻不拘一格，各自朝著不同方向發展。柳、蘇的變革及其相互競爭的結果，使北宋詞壇出現了多種風格競相發展的繁榮局麵。在這一階段中，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也各以其獨具特色的創作，對北宋詞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北宋後期，周邦彥兼各家之長，進行了一係列集大成的工作，促進了詞體的成熟。周詞在思想內容的開拓上不及蘇軾，作品多為寫景詠物之作。他的主要成就在於整理規範舊有的詞調，自創新調，為後人提供了創作規範。在表現手法上，周調不注重意象，而傾力於語言的錘煉、熔鑄。
3-1柳永
南宋詞體的蛻變南渡後，社會曆史的大變革，對詞體的發展演變產生了一定影響。南渡作家李清照和向子諲的創作代表了詞由北宋向南宋發展的過渡。他們的創作為南渡作家如何以舊形式表現新內容樹立了榜樣。南渡以後的詞作家在李清照、向子諲的基礎上，繼承發揚了前代作家的藝術創作經驗，為詞體繼續發展起了推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詞體的蛻變。其中以陸遊、辛棄疾、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為代表的詞作家創作出了一批反映時代生活，體現時代精神的佳作；以薑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為代表的作家，則在詞的藝術表現形式上作了探討與嚐試。辛棄疾的創作體現了南宋詞的最高成就。他的作品中，既有抒寫抗金複國的激揚、悲壯，也有歌詠自然風光、讚頌農家生活的閑適、清新，多方麵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在藝術創造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與辛棄疾同時代的陸遊、陳亮、劉過，其後的劉克莊、劉辰翁等人，在藝術上或為辛棄疾的”同調“，或為崇拜效法者。他們的創作是對辛詞的補充，但對辛詞的某些缺點也有所發展。薑夔登上詞壇，正麵臨著詞體的蛻變問題。他依據自己關於”合“與”異“的理論，以江西詩派詩法入詞，別成風格，自創一體。同時因其長於音律、樂理，詞與音樂相結合已臻極詣，獲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史達祖的詞，奇秀清逸，風格與薑夔相近，被視為薑的羽翼，但成就不及薑夔。薑夔之後的另一詞壇巨擘當屬吳文英。其詞作音調和諧，字句研煉，但往往藻繪過甚，意旨晦澀。宋元之間的張炎，是一位兼擅樂律的詞學家。他對於詞壇先輩的各種長處，多所采摘。他的詞”清遠蘊藉，淒愴纏綿“，自成一家。但在詞壇日趨衰落的局麵下，終成最後的餘響，宋詞的時代至此已告終結。詞至南宋，一方麵朝著文人化的方向發展，最終趨於僵化；另一方麵，與民間抒情小調相融合，蛻變為曲，為元代另一種文學樣式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詞經曆了發展、成熟以至蛻變的過程。宋以後，詞體雖未亡，但已是尾聲餘韻。宋代文學中，詞這一特殊詩體在反映現實、抒寫情性方麵盡管還有某些局限，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但因其有特殊的藝術個性，”能言詩之所不能言“，造就了宋代藝術家在這一特殊的藝術領域裏，得以盡展其才，將宋詞發展成為一代文學的代表。
宋詞對後世戲曲有很大影響。南北曲的形成，就是繼承和發展了宋詞的藝術傳統。南北曲中有很大一部分曲調，來源於宋代的詞體歌曲。而南北曲開始采用的曲牌聯套體的戲曲音樂結構形式，最初也是在詞體歌曲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
散文的重大成果
宋代散文是中國古代散文長河中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從古代散文演變的曆程來看，宋代散文是中國古代散文的鼎盛時期。正如明代文學家宋濂所說，”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300餘年間，出現了眾多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作品。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即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從呂祖謙所編的《宋文鑒》、莊仲方所輯的《南宋文範》和今人所編的《全宋文》等散文總集來看，宋代散文數量繁富，佳作紛呈，風格流派眾多。同時在散文理論和體式上也多有開拓，從文體理論的角度來看，宋代是”散文“概念提出並漸趨成熟的時期。
宋代散文大體上經曆了五個發展階段：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南渡前後、南宋中興和南宋末年。
北宋前期，即從宋代開國到宋仁宗天聖年間，時間大約70年。首先開啟宋代散文創作的是由五代進入北宋的一批文人，這些文人以徐鉉、陶穀、張昭、李昉、陳彭年等人為代表，由於受五代靡麗文風的影響，他們均擅長駢文的創作。這些作家多是宿學碩儒，學養深厚，因此為文英華外發而自然流麗。代表作品是徐鉉的《重修說文序》，全文博雅雄贍、文采斐然，流傳極廣。在駢體文流行的同時，出現了一些崇尚淳古，思欲革新文風的散文作家，以柳開、王禹偁為代表。他們都推崇韓愈，以散體古文為尚，倡導平易自然、樸實流暢的文風。如柳開的《東郊野夫傳》，這是一篇自傳體散文，內容深厚平實，語言流暢自然。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蘇軾《王元之畫像讚序》），為文主張宗經尊韓而有助於教化，提出文章應”傳道而明心“。其代表作品《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抒寫人生感慨，意境清幽深邃，語言簡雅古淡。宋真宗、仁宗時代，文壇上出現了盛極一時的西昆體，”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嚐有道韓文者。“（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西昆體作家以楊憶、錢惟演、劉筠為代表，為文宗法李商隱，以駢文相倡，雕章麗句。與此同時，穆修、石介、尹洙等人大力提倡散體古文，對西昆體進行了猛烈抨擊。蘇舜欽是這一時期在散文創作上有成就的作家，所作《滄浪亭記》筆法上似柳宗元山水遊記，字句凝練簡潔，風格勁峭拗折。穆修等人的古文理論和蘇舜欽等人的創作實績，為古文進一步發展作好了充分準備。
3-2歐陽修
北宋中期，以歐陽修登上文壇為標誌，宋代散文進入第二個發展時期，曆時80年，至蘇軾去世為止。這一時期歐陽修、蘇軾次第主持文壇，將宋代散文推向頂峰，同時也將中國古代散文推向最輝煌的時代。這一時期的散文流派眾多，而皆以古文相稱，呈現出多元分化而又整體統一的特點。其中著名的有文章派、經術派和議論派。文章派以歐陽修、曾鞏為代表。歐陽修”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蘇軾《六一居士集敘》）歐陽修的散文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古文派先驅的欠缺，將文與道放在較為平等的位置上，來談文與道的關係，而且強調”道“主要在於關心百事。在創作上他反對險怪奇澀的文風，提出”簡而有法“（《尹師魯墓誌銘》）的寫作主張，他自己的散文創作就是這一理論的實踐，從而形成了平易自然、婉轉流暢的風格和駢散兼行的語言特點。其代表作品《醉翁亭記》語言平易曉暢，晶瑩秀潤。《瀧岡阡表》追憶父母的嘉言懿行，情文深婉。《朋黨論》旗幟鮮明地提出”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的觀點，顯示革新者的凜然正氣和過人膽識。曾鞏是歐陽修的學生，作文遵循其師的指點。他的散文議論委曲周詳，文字簡練平正，結構嚴謹而舒緩。代表作品《墨池記》借王羲之習書遺跡發議論，一唱三歎，委備自然。經術派的代表是王安石。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以重道崇經為文學創作的指導，他的散文帶有強烈的經世色彩。如《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一文，深刻分析了宋王朝的現實，指出變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無疑是”熙寧新法“的綱領性文章。他的短論常直陳己見，簡潔峻切。如《答司馬諫議書》，針鋒相對，文筆犀利。《讀孟嚐君傳》詞氣淩厲，勢如破竹。議論派散文以蘇洵、蘇軾、蘇轍為代表。三蘇文章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長於議論，誦說古今，考論是非，明理以達用。蘇洵的《六國論》論六國破滅”弊在賂秦“，議論精確，深中肯綮。蘇軾的散文視野開闊，哲理深刻，議論縱橫馳騁。《超然台記》以”凡物皆有可觀“為開端引發議論，歸結於”遊於物之外“，啟人遐思。《日喻》一類雜論，往往翻新出奇，說理透辟。《文與可畫穀偃竹記》通過畫竹一事，回憶交往，夾敘夾議，具有濃鬱的抒情意味。《石鍾山記》雖是一篇遊記，但通篇以議論為主，得出深刻的哲理。《赤壁賦》融議論於敘事、寫景、抒情之中，意境幽美而深邃。蘇軾不愧是歐陽修之後的又一位傑出文壇領袖，他的散文達到了行雲流水自然成文的極致，代表著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文說》中，他對自己的風格總結道：
吾文如萬斛泉水，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裏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蘇轍的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蘇軾《答張文潛書》，這種風格在其名作《黃州快哉亭記》就有充分的表現。蘇軾在主持文壇期間，曾經發現和培養了一批青年作家，其中著名的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陳師道、李廌等六人，世稱蘇門六君子，他們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了蘇軾的文學思想和散文特點。黃庭堅的《江西道院賦》以高古之文為豔麗之格，晁補之的《新城遊北山記》風格勁峭，文字優美，皆為傳誦的名篇。
3-3蘇轍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還出現了一個道學派散文作家群體，他們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為代表。周敦頤的《太極圖》，張載的《西銘》，程頤的《易傳序》、《春秋傳序》被道學家稱為宋朝的”四篇好文字“。道學派在理論上強調”文以載道“，在創作上表現出較高的藝術功力。他們的散文思想博大精深，文辭古樸簡潔，邏輯嚴密，自成一派。
自蘇軾去世之後，宋代散文進入了第三個時期，至李清照去世為止，曆時55年。宋代散文並沒有因政局變化，朝廷南渡而衰落。這一時期，出現了文采派和抗戰派兩大散文流派。文采派的代表作家有汪藻和李清照。該派散文創作繼承了歐陽修、蘇軾改造駢文的成就，駢散結合、屬對精工、文采斐然、自然流暢。”博極群書“的汪藻熔六經諸史於駢文創作之中，宏麗精深而又文從字順。其代表作品《隆太後告天下手書》明白洞達，曲當情事，一時為天下傳誦。李清照不僅以詞擅名，她的散文也有精深的造詣，惜乎她的散文散佚太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金石錄後序》，該文表達了她對丈夫趙明誠的深切懷念之情以及國破家亡的悲憤沉痛之感，其中自述流離，備極淒愴。抗戰派散文以表達反對與金人妥協、主張堅決抗戰為主要內容，情感激越，語詞激切。該派散文以宗澤、李綱、胡銓、嶽飛等人為代表。宗澤之文，慷慨激昂，表現一片報國忠心。李綱之文雄深雅建光明磊落。胡銓之文議論閎遠，於諸體散文皆有建樹。民族英雄嶽飛，其文忠憤激切，議論持正，他的《出師奏劄》、《謝赦表》、《五嶽祠盟記》皆是豪情激**、鼓舞人心的佳作。
自高宗紹興末年至理宗端平年間，是南宋散文創作的繁榮期，宋代散文進入了第四個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先後出現了事功派、理學派、永嘉派、道學辭章派等諸多散文流派交相輝映的局麵。事功派散文作家有陸遊、範成大、周必大、楊萬裏、辛棄疾、陳亮等人，陳亮、辛棄疾是事功派的核心人物。陳亮是一位事功派哲學家，他的散文議論縱橫馳騁，有兵家和縱橫家的氣派，代表作品有《酌古論》、《中興五論》、《陳子課稿》、《上孝宗皇帝書》等。辛棄疾是一位抗金民族英雄，他的散文文意宏偉、氣勢雄壯。其代表作品《美芹十論》、《九議》等審時度勢，議論周密，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和現實性。理學派散文以朱熹、呂祖謙、張栻為代表，他們均以理學名世，有深厚的學養。他們的散文創作既有哲理的研討，同時也體現了一種務實精神。理學大師朱熹，於各體散文皆有造詣，其代表作品《庚子應詔封事》、《百丈山記》、《送郭拱辰序》，或言事推理，或記遊寫景，或敘事論藝，皆見深厚的功力與藝術涵養。永嘉派散文以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人為代表，其中葉適是淩跨一代的散文大家，尤擅長碑狀、記、序等文體，其《水心文集》中的各體散文體現了永嘉派散文博古通今、講究實用、意趣高遠、詞藻佳麗的文風特征。道學辭章學派出現在南宋中後期，該派散文融道學派和文章派於一體，講究窮理致用、華實相融，代表人物有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等人。
自理宗端平年間至南宋滅亡，是宋代散文發展的最後一個時期。南宋末年，以民族英雄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派將宋代散文推向最後一個**，他們以慷慨激昂、悲壯雄勁的旋律結束了宋代散文的發展曆程。南宋末年，隨著蒙元貴族的入侵，文人的愛國精神極為昂揚，文天祥、謝枋得、劉辰翁、鄭思肖、謝翱等人，一麵抗元救國，一麵用他們手中的筆，寫下大量優秀散文，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精神。文天祥的《指南錄後序》、謝枋得的《卻聘書》、劉辰翁的《文山先生像讚》、鄭思肖的《文丞相序》、謝翱的《登西台慟哭記》等文，皆慷慨悲憤，迸發出強烈的愛國主義光芒。
宋代散文在體裁上多所創新，值得注意的散文新體裁有文賦、詩話、隨筆和日記等。文賦是古文向賦滲透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新體賦，由歐陽修用散體文改造駢賦、律賦而形成，代表作品《秋聲賦》是文賦的形成的裏程碑。其後蘇軾的《前赤壁賦》、蘇轍的《黃樓賦》、黃庭堅的《劉明仲墨竹賦》、張耒的《齋居賦》、王十朋的《雙瀑賦》、張孝祥的《金沙堆賦》、範成大的《望海亭賦》、楊萬裏的《浯溪賦》等都是宋代文賦的名作，其中以歐陽修、蘇軾對文賦的貢獻最大。詩話、隨筆、日記也是宋代文人創造的新體散文，其共同特征是用散體文字記人記事，論文論藝，自由靈活，內容廣博。歐陽修的《六一詩話》是最早用”詩話“命名的著作，其後作者影從，蔚成大觀。宋代詩話可考者有130種，完整地流傳到現在的有40多種。宋代筆記流傳於世的也有幾十部之多。其中歐陽修的《歸田錄》、司馬光的《涑水紀聞》、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等是史筆和文采兼備的隨筆名著。日記也是在宋代才真正成熟的一種散文體。黃庭堅的《宜州乙酉家乘》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第一部成熟、定型的私人日記。陸遊的《入蜀記》、範成大的《吳船錄》都是著名的日記體遊記。文賦、詩話、隨筆、日記這些新體散文的出現，是宋代文人學養深厚、博雅精通的表現，同時是宋代散文繁榮的重要標誌。
詩歌的發展
宋詩是在唐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學史上提到宋詩，有時作為宋代詩歌的簡稱，有時則指某種與唐詩相對的詩歌風格。其成就雖不如唐，但對後世的影響仍然很大。宋代的文學家普遍關注國家和社會，在作品中，尤其是被視為正統文學樣式的詩文，反映社會、幹預政治始終是最重要的主題，因此也從中加強了詩文中的議論成分。但是宋詩的任何創新都是以唐詩為參照對象的，宋人慘淡經營的目的便是在唐詩美學境界之外另辟新境，而宋代詩壇有一個整體性的風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為美。
宋朝初期，詩風可歸為”三體“，即：“白體”“晚唐體”“西昆體”。
“白體”詩人，是宋初模仿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等人互相唱和的近體詩，內容多寫流連光景的閑適生活，風格淺切清雅。代表作家有徐鉉、李昉、王禹偁。而在宋初學白居易詩風的詩人群中，最重要而且不為白體所縛、能寫出自己特色的是王禹偁，他的詩歌對杜詩藝術境界的借鑒導致了對淺俗平易的白體詩風的超越，例如《村行》。王禹偁的詩歌平易流暢，簡雅古淡，並且繼承和發揚了杜甫和白居易詩歌的寫實傳統，寫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充滿憂國憂民情懷的詩篇，在宋初白體詩仲獨樹一幟。
“晚唐體”詩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賈島、姚合詩風的一群詩人，其中一群代表是“九僧”，主要繼承了賈島、姚合反複推敲的苦吟精神，形式上特別重視五律，但內容較為單一；另一群主要代表是林逋、魏野、寇準、潘閬等隱逸之士，他們一方麵模仿賈島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麵也頗有白體詩平易流暢的傾向，而詩歌所表現的生活內容比“九僧”詩稍微充實。如林逋的《秋日西湖閑泛》和寇準《春日登樓懷歸》。
“西昆體”是宋初詩壇上聲勢最盛的一派，主要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為代表，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他們作詩來彼此唱和應酬，使得這種風氣流行起來。推崇李商隱，兼重唐彥謙，用典故，尚辭藻，其詩傷於雕琢堆砌，如劉筠的《漢武》和楊億的《南朝》。但是，詩歌題材範圍狹窄，缺乏時代氣息；藝術立足於模仿，缺乏自立精神。
到了宋中期，詩歌開始全麵繁榮，是宋代詩歌的重心之所在。從文學方麵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學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變革的發生也已成為必然。不過，當時的文學變革，並非單純是文學方麵的事情，它與當時政治變革背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不僅由朝廷正式發出要求“矯文章之蔽”的詔令，而且，當時的著名文人，要麽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歐陽修、王安石，要麽與政治活動有很深的牽連，如梅堯臣、蘇舜欽、蘇軾等。因此，文學受政治及倫理觀念的影響之深為前所未有，宋代文學就是在這種受約束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歐陽修提出了“是窮而後工”的詩歌理論，而梅堯臣更加明確地主張詩歌創作應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並反對“有作皆言空”的不良詩風。歐、梅等人的詩歌創作正式以扭轉西昆體脫離現實的不良傾向為指導思想的，這體現了宋代詩人對矯正晚唐五代詩風的最初自覺。
歐陽修的詩歌中主要體現社會現實和個人的生活經曆或者抒發個人的情懷，如《食糟民》、《邊戶》和《戲答元珍》。其次歐詩受韓愈影響較大，主要體現在散文手法和以議論入詩，而且歐詩中的議論往往能與敘事、抒情融為一體，所以得韓詩暢盡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艱澀之失，如《再和明妃曲》、《抒懷感事寄梅聖俞》。
梅堯臣寫了不少反映現實政治問題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另一些作品則直接批評了朝廷的具體政令措施。當然，政治題材隻占梅堯臣全部詩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詩歌內容非常廣泛，而且是有意識地向各種自然景象、生活場景、人生經曆開拓，有意識地尋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題材，或在前人寫過的題材上翻新，這也開了宋詩好為新奇、力避陳熟的風氣，為宋詩逃脫出唐詩的籠罩找到一條途徑。他的風格總體來說詩清麗、閑肆、平淡。
關於宋詩的評價，自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起就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學史上形成了“尊唐”與“崇宋”兩大派係。大抵唐詩主情致，宋詩重理性，從藝術的角度看，宋詩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樂美，感染力不強，是它的缺點。從文化史的立場上講，宋詩在唐代詩歌格律完備、意象純熟、臻於頂峰的情況下另辟蹊徑，為近世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富有時代意義的榜樣，是它的成功之處。
“話本”和戲曲
在散文、詩、詞等文學形式發展的同時，包括“話本”和戲曲兩大種類的民間說唱文學也蓬勃發展。
“話本”就是白話小說，是“說話人”表演時的底本。“說話人”是隨城市市民需要而出現的說書藝人。他們說書的內容，包括短篇的白話小說、長篇的講史和講佛經故事三種。其中以“小說”的內容最為豐富，有靈怪、胭粉、傳奇、公案、樸刀、杆棒、神仙、妖術等八類。講史以曆史故事為題材。“說話人”說書的內容，開始是民間口頭文學，經過一些文化人的記錄和整理，就成了“話本”。因為這種民問文學使用的語言接近口語和白話，通俗易懂，內容又主要是市民所熟悉的社會生活中發生過的事和精彩的曆史故事，藝術上鮮明生動，為廣大市民所喜聞樂見。甚至連皇帝也把小說當作消遣的工具，南宋高宗就很喜歡聽“善小說”的“內侍綱”編講的小說。據羅燁《醉翁談錄》統計，宋代話本達一百多種。可見這種民間文學的繁榮。今天保存下來的宋代話本還有二三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等書之中。
這些話本雖然有宣傳佛教因果報應、宣揚封建倫理等糟粕，但也有許多揭露當時封建統治的黑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願望和要求。話本這種文藝形式的出現，開拓了後代白話小說發展的道路，是明清時期各種優秀長篇小說出現的先河，使中國古典文學出現一個全新的局麵，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宋話本具有兩個鮮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學的色彩。話本是當時“瓦舍技藝”的一種，是城市人民表現自己、教育和娛樂自己的文藝。下層市民人物，第一次作為正麵人物成批地在話本中湧現，如《碾玉觀音》中的碾玉匠崔寧、《誌誠張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張勝、《錯斬崔寧》中的賣絲村民崔寧，尤其是璩秀秀、周勝仙、小夫人、李翠蓮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層婦女形象。小說的社會性、現實性都得到加強，為以後小說的發展開辟了道路。二是白話文學的特點。話本的語言是白話，比之文言小說（如唐傳奇）描寫更細致生動、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氣息。特別是人物對話的個性化，取得很大的進展。後世雖仍有文言小說，但比起白話小說來，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於長篇的“講史”話本也為以後長篇曆史小說提供故事的素材。
戲曲在唐代以前還隻是萌芽，到宋代才適應市民生活的需要而空前發展起來。兩宋的戲曲主要是雜劇和南戲。雜劇又叫滑稽戲，以演出帶諷刺性的故事為主，演員一般有四五人，登台時用白粉和黑墨化裝。南戲又叫“溫州雜劇”，首先出現在溫州，南宋時流行於南方，有演有唱，能夠表演比較複雜情節的雜劇和南戲的發展，為元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唐代出現的傀儡(木偶)戲，到宋代發展成懸線傀儡、杖頭傀儡、藥發傀儡、肉傀儡、水傀儡等多種。
宋代的歌舞，有歌有舞，還有念白表演、敘述故事的大曲和曲破，比起唐代的歌舞，在藝術上也有顯著發展和創新。北宋雜劇、南宋戲文，今天雖無劇本流傳（有人認為《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張協狀元》是宋人作品），但它們已是相當完整的戲曲，具備中國戲曲藝術的基本特征，是以後戲曲發展的基礎和出發點。
美術和繪畫
宋代的美術，在雕塑、繪畫等方麵都有出色的成就，呈現花開爛漫的景象。宋代繪畫在唐、五代基礎上發展到相當完備成熟的階段。城市繁榮及商業手工業的發達使大批職業畫家進入手工業行列，擴大了與社會的聯係。士大夫收藏、鑒賞以至親筆作畫成為風氣，形成具有影響的士大夫繪畫潮流。宮廷繪畫也處於曆史上的鼎盛階段，人物、山水、花鳥畫都取得很高成就，不同風格流派紛呈異彩。
山西晉祠的四十四尊宋代彩塑，通過眉宇、口角的不同表情和腰身、手式的動勢，把那些宮女的不同年齡、性格、神情、狀態，都一一表現出來。這些彩塑互相左顧右盼，靜中寓動，默然傳神；其衣著鬆動自然，彩繪富麗鮮明，達到很高的藝術境界，是宋塑中有代表性的一個組群。四川大足縣北山的宋代摩崖石窟，雕刻技術精煉，衣紋平麵褶疊，理路清晰，華冠佩飾精雕細鏤，刀法鋒利，棱角清楚。這些宋代石刻同當地唐代石刻比較，技藝顯得更加精湛，反映出來代石刻的水平在唐代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
3-4宋朝的繪畫藝術
在繪畫方麵，宋代按五代“畫院”的遺製，設“翰林書畫院”，網羅一批士大夫畫家到其中從事繪畫創作。宋代許多著名的畫家，都曾在畫院中任職。那些“畫院”中的畫家主要是陪著皇帝在宮廷中畫些工整豔麗的花鳥供統治者玩賞，形成了以畫花鳥為主的“院體畫”，一些畫院外的文人畫家相從效尤，使宋代花鳥畫出現繁榮景象。山水畫在宋代也有很大發展。北宋的著名畫家有李成、範寬、郭忠恕、燕文貴、郭熙、王詵等人。他們所畫山水的共同特點著重表現大山大水的全景，給人以“遠觀其勢”的雄厚感覺，但又各有所長，從各個方麵探索了自然美景，使山水畫的思想內容和自然形象更加豐富。李成的《讀碑窠石圖》，範寬的《溪山行旅圖》，都是傳世佳作。北宋末年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再現了北宋都城開封的繁榮景象，更是一幅不朽的畫卷。南宋的山水畫家，有劉鬆年、李唐、馬遠、夏圭四大家，他們的畫主要是用以小見大的藝術手法，對山腰水腳的一木一石著意刻畫，表現方法更加多樣，構思和技法都更加成熟。宋代山水畫的成就，為後代山水畫的發展取得了許多經驗，對後代有很大影響。
版畫藝術在宋代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唐、五代佛教畫像及經卷插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宋代雕版佛畫，刻製相當精致，有的還施以淡彩，使畫麵更加燦爛絢麗。1955年在日本發現的北宋《彌勒菩薩像》，就是一幅雕版佛畫，從這幅版畫的細膩作風和柔和線條，可以看到當時版畫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隨著當時雕版印書業的發展，原來僅用於佛經插圖的木刻畫，也廣泛應用在各類書籍中作為插圖和繡像。北宋末年李誡的《營造法式》，以及宋朝政府修訂的《經史證類大觀本草》等科技書籍，就有大量木刻版畫插圖。版畫突破宗教題材的束縛，這對我國版畫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宋代美術從20世紀以來，一直為東西方學術界所矚目。對其所發生的文化背景，國學大師陳寅恪作了極其精辟的論述：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曆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之外緣薰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而就其繪畫發展而論，鄭振鐸則**洋溢地寫道：宋代的繪畫存留於世的比較多。他們能夠使我們看出中國繪畫的最優秀的傳統來。宋代畫家們所繪寫的題材是多方麵的，差不多是無所不包，從大自然的瑰麗的景色到細小的野草閑花，蜻蜓、甲蟲，無不被捉入畫幅，而運以精心，出以妙筆，遂蔚然成為大觀。所以論述中國繪畫史的，必當以宋這個光榮的時代為中心。在這個藝術繁榮、百花似錦的三百二十年裏，不止一次地產生了新的作風，那些新的作風，都曾給予後人以很大的影響，有的影響到今天還存在著。
史學的空前繁榮
宋朝統治者為吸取前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很重視前朝曆史的修纂。北宋剛建立，宰相範質就把五代各朝的實錄簡編成《建隆五代通錄》65卷。開寶六年(973)，宋太祖又下令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史。經過一年多，修成《五代史》150卷。唐朝的曆史，五代後晉時已編成《唐書》(後世稱《舊唐書》)。宋仁宗對《唐書》的文筆不滿意，又下令重修，由宋祁和歐陽修負責，修成《新唐書》225卷。《新唐書》不僅刪了《舊唐書》的許多繁文，還增補了許多新的資料。該書誌的部分所新創的《兵誌》、《選舉誌》、《儀衛誌》等條目，為宋以後的曆代正史所沿襲。除了朝廷組織編修外，私人編纂前朝史書的也不少。宋真宗時，路振采集五代時吳、南唐等九個割據政權的君臣事跡，撰成《九國誌》12卷。宋仁宗時，歐陽修利用奉命修《新唐書》之便，重新修訂五代史，撰成《新五代史》74卷，這是我國唐代以後唯一由私人編纂的正史。北宋末年的馬令和南宋時的陸遊，則分別編纂了《南唐書》30卷、《南唐書》15卷。這些官修、私撰的唐、五代斷代史的出現，說明當時統治階級從上到下都很重視對前朝曆史經驗的總結。這是宋代史學繁榮的一個重要方麵。
各種不同體裁的通史的編纂，在宋代更是獲得輝煌的成果。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是宋代通史中的不朽之作。這部書從宋英宗時就開始編寫了。宋英宗專門在秘閣中設書局，讓司馬光主持編寫從戰國到五代的曆代君臣事跡。宋神宗熙寧變法期間，司馬光因反對變法，辭官居於洛陽繼續編書，書局也隨他遷到洛陽。他在精通史學的劉恕、劉攽、範祖禹三人的協助下，搜集了曆朝正史、實錄，以及大量雜史、傳記、小說、地誌、文集的材料，由劉恕等三人分段編寫出“叢目”和“長編”，然後由司馬光執筆刪削定稿，並一一考核史實，前後用了19年時間，把戰國至五代1360餘年的史事，按《左傳》的體例，編成一部294卷的編年體曆史巨著。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他“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目的在於為宋朝統治提供借鑒。宋神宗甚為欣賞，賜名《資治通鑒》：這部曆史巨著的文字雖長，但優美通暢，全書像一氣嗬成，其中的唐、五代部分，記載了許多正史中見不到的史實，史料價值極為珍貴，確實是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在宋元以後一直受到曆代史學家的推崇，成了後代編年體史書的典範。
3-5司馬光像
《資治通鑒》刊行後，南宋初的袁樞把《通鑒》中分散在各卷的同一曆史事件的資料輯錄在一起，編成《通鑒紀事本末》，開創了以記事為中心的史書新體裁。這種史書雖然沒有多大史料價值，但它為人們了解一個曆史事件提供了方便，為明清許多史家所仿效。
南宋初鄭樵編撰的《通誌》及宋元之際馬端臨編撰的《文獻通考》，是另一類型的通史巨著。《通誌》的精華，是記述從上古至唐代典章製度沿革的二十略。《文獻通考》分田賦、國用、戶口、職官等二十四考，記述了從遠古到南宋後期各種製度的沿革，對宋朝製度的淵源和變化，記載尤其詳細，是研究宋朝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通誌》、《文獻通考》同唐代杜佑編撰的《通典》，被後人並稱為“三通”，都被視為記載曆代典章製度的重要史籍。
重視當代史的記述，出現不少當代史名著，也是宋代史學繁榮的一個重要表現。
宋朝政府對修撰當代史也很重視，有一套完整的修史機構和製度。由朝廷編修的本朝史，有起居注、時政記、日曆、實錄、國史、會要等六種。起居注記錄了皇帝每日處理的大小政事及各種活動。時政記記錄的是皇帝和宰相、樞密使所商議的軍國大事，有中書時政記和樞密院時政記兩種。日曆是編年體的原始史實匯編，材料來源除起居注和時政記外，還有內外官司收到的聖旨指揮。日曆經過加工整理，就編成比較簡練的實錄。國史是在實錄的基礎上修成的，它同實錄的區別主要是：實錄為編年體，每個皇帝死後都編成一朝實錄；國史為紀傳體，是幾個皇帝統治時期的曆史。宋朝修成的國史，有仁宗時編修的《三朝國史》(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神宗時編修的《兩朝國史》(包括仁宗、英宗兩朝)，孝宗時編修的《四朝國史》(包括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理宗時編修的《中興四朝國史》(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等四部。會要是另一種體裁的當代史。它把一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麵的資料，分門別類編在一起，當時是為了處理政事的方便而編的政書，在後代就成了珍貴的史籍。現存《宋會要輯稿》，就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當時官修各種會要的殘本，內容極其豐富。宋朝政府編修的當代史雖然大部分已經散佚，但它為元朝修撰《宋史》提供了最基本的資料，對中國曆史學的發展起了有益作用的。
官修的實錄、國史，為私人修史提供了資料的方便。宋代除短時期外，對私人修撰當代史都采取容許乃至鼓勵的態度。所以，在有宋一代，私人修撰本朝某一時期曆史的風氣甚盛，並獲得可觀的成果。僅流傳至今的宋人私撰的當代編年史就有十多部，其中最重要的是南宋李燾用了將近40年時間編撰的《續資治通鑒長編》980卷，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200卷、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250卷。屬於紀傳體的私史，最為著名的是王偁《東都事略》130卷。這些私人修撰的當代史，都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這種私人修撰大部頭當代史的風氣之盛及成果之富，是唐代以後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擬的。
地方誌的編撰，在宋代也蔚然成風。宋太宗時，樂史撰成《太平寰宇記》200卷。該書引用的曆代史書、地誌、文集、碑刻、詩賦等資料約200種，不僅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曆史地理和社會經濟史的資料，而且比唐代的《元和郡縣誌》等地理書增加了人物、藝文等條目，使曆史地理誌書的體例發生重大變化，內容也更加豐富。《太平寰宇記》所開創的新體例，為以後的地方誌所仿效。從此，地方誌成了包括州縣沿革、地理、風俗、物產、人物、藝文等多方麵內容的重要史籍。不過，宋代地方誌的編纂方向，北宋和南宋時期還有重要的變化。北宋時期繼《太平寰宇記》之後，王存的《元豐九域誌》及歐陽態的《輿地廣記》等書，都是記載整個封建王朝統治區各郡縣的地理和曆史。南宋時期出現的《三山誌》、《吳郡誌》、《四明誌》等許多地方誌，則都著重記述一郡一縣的地理曆史及風物人情。這種專門記述一州一縣情況的地方誌的編纂，是明清時期地方誌普遍出現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