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國開創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兩個流光溢彩的時代。當是時，君臣一體，勵精圖治；社會穩定，民豐物阜；文治武功，睥睨當世，超越前代。文學、宗教、藝術從太宗發端，長盛不衰，在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光照千古的巨人。璀璨奪目的盛唐文明，即使在千餘午後的今天，仍然讓人們仰慕、激動不已。
1、光耀千古的詩壇
詩是一代文學的標誌。唐詩的作者眾多而且大師輩出，僅清人《全唐詩》及今人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就收錄詩人3600餘人，詩作5．5萬餘首。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風格流派之多樣，可謂空前絕後。
唐初的詩文，仍是繼承齊梁傳統，文講駢偶，詩重浮豔。到了高宗和武則天時期，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初唐四傑”開始擺脫了齊梁的詩風，在題材上開拓了新的領域，在形式上探索了音韻的格律，為唐詩的獨特風格開辟了道路。他們的文章還不能擺脫駢偶的格局，但如王勃的《滕王閣序》、駱賓王的《討武氏檄》，指陳形勝，或嘻笑怒罵，都已改變了齊梁文章的意境。略晚於“四傑”的有陳子昂。《感遇詩》38首是他的代表作。相傳詩人王適讀了他的詩驚歎道：“此人必為海內文宗。”柳公權、杜甫都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此後，唐詩的創作進入繁榮階段。
開元年間，大唐盛世達到了高峰，代表唐朝的文學——古近體詩，也達到了最高峰。開元時期，天下安寧，土大夫生活富裕，人有製得佳篇秀句，即傳誦人口，流播遠近。有些詩人所作被采入樂章，名登朝廷，為官方所敬重。在當時，作詩是成名的捷徑。因此幾乎全部文人，都用全力作詩。大詩人接踵而出，每個大詩人都得到社會的尊敬和優厚的待遇。盛唐的詩，是詩的頂峰。
是啊，還能有哪個王朝當得起“詩的王朝”之名呢?無論是帝王與布衣，文人雅士與販夫走卒，抑或閨中女子與沙場男兒，都或嘹亮或低沉地歌唱著，隻有唐朝才拉得出這麽一支龐大的詩人隊伍。就連盜賊遇上了詩人，也禮讓三分——他們要的並非詩人羞澀囊中的那一點點可憐的銀兩，而是一首詩。居然連唐朝的盜賊都是這麽風雅?
盛唐空前繁榮的文化，哺育出一位中國文學史上光彩照人的詩仙，這便是李白。李白自幼讀書，才華橫溢，成績不凡。他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新唐書》本傳也說他“十歲通詩書”；《唐才子傳》亦稱他“十歲通五經”。
李白的詩歌創作，充滿了發興無端的澎湃**和神奇想象，既有氣勢浩瀚、變幻莫測的壯觀奇景，又有標舉風神情韻而自然天成的明麗意境，美不勝收。他極大地豐富了古體詩的表現技巧，把樂府和歌行寫得有如行雲流水。他的七言絕句和王昌齡的七言絕句一起被後世推為唐人七絕的代表作。他的詩有著鮮明的藝術個性，充滿了迥落天外的想象和生動的比擬；他善於運用誇張的手法語出驚人；結構謀篇大開大合、跌宕起伏。又由於他性格開朗豪放，因此他的詩意象明麗清新、色彩鮮豔，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純真美。
李白最讓後人仰慕的是他傲世獨立、剛直不阿的性格。他多次以大鵬自比，渴望“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在他的詩裏既有“建立不世功業在指頤之間”的信心，又常常有憤慨不平和對於朝廷黑暗的抨擊。他多次以大鵬自比，渴望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裏”。在他的詩裏既有“建立不世功業在指頤之間”的信心，又常常有憤慨不平和對於朝廷黑暗的抨擊。他曾經奉詔入京，供奉翰林，得到玄宗的賞識。李白來到長安，時年42歲。他先是拜見年邁的太子賓客賀知章，賀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賀知章再向皇帝推薦，玄宗立即接見了李白。這無疑是轟動京城的新聞。皇帝對於李白禮節甚重，親自“降輦步迎”，還為他“禦手調羹以飯之”。可見皇帝對於這位大詩人是相當敬重的。玄宗還對李白說：“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這應當是李白平生最為榮光的一段經曆了。
李白在長安時，還曾留下過《清平調》詩3首，寫到了盛唐美女楊玉環。
那是一個繁花盛開、牡丹吐豔的季節，玄宗和太真妃到興慶宮龍池東沉香亭前賞花。著名歌手李龜年手捧檀板，要為皇帝和太真妃獻歌一曲。玄宗那天很有興致，他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於是叫李龜年帶著“金花箋”到李白那裏，請他填首新詞。李白“欣然承旨”，立刻援筆寫了《清平調》三章：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幹。
這三首像詩又像詞。詩人以比、興手法，以名花比喻“傾國”美人，熱情地讚頌了太真妃。所謂“群玉山頭”與“瑤台”寫的是道教的仙境，似為點出她女道士身份。當時學道求仙成了朝野的共同風氣，當女道士是頗為時髦的。李白與玉真公主就有直接往來，寫了《玉真仙人詞》、《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禦》等詩篇。由此推知，李白頌揚太真妃不是偶然的。
玄宗接到《清平調》三章後，非常重視，也非常滿意。他立刻令人為之譜曲，讓李龜年放聲歌唱。玄宗親自調玉笛以倚曲，太真妃也欣喜異常，她還曾為之“笑領歌”。
這時李白結束了漫遊生涯，暫作宮廷侍從。但他顯然不是一個安於平靜的人，也不善長官場應酬。於是一年以後，他便上疏求去。天寶三年，李白又離京遠遊。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來的天才詩人，其非凡的自負和自信、狂傲獨立的人格、豪放灑脫的氣度和自由創造的浪漫情懷，充分體現了盛唐士人的時代性格和精神風貌。他以才氣寫詩，是一位天才的詩人。在中國詩歌史上，李白有不可代替的不朽地位。杜甫稱道他的藝術成就，說他“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又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稱李白詩“無敵”、“清新”、“俊逸”，兼庾信鮑照二人之所長，自己願意和他杯酒論文，推崇可謂備至。李白是詩壇上浪漫主義的大師，一千多年來，一直享有“詩仙”之美譽。他有詩集傳世，其中《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夢遊天姥吟留別》等是最為有名的篇章。
王維也是盛唐時期的代表性詩人之一。王維於開元九年進士及第，成名在李白前20餘年。王維始終在朝作官，與貴官交接往來，文名極盛。當時李白未來長安，杜甫未成大名，文苑霸主隻有王維一人。王維在開元天寶時期，被公認為文宗。他擅長音樂，尤能彈琵琶，進士及第後，即任太樂丞，正是用其所長。王維所作五七言絕句，與李白同為唐人絕唱。二人都擅長音樂，製成絕句，容易合樂，因之傳播既廣，享名亦大。《太平廣記》載王維與親王貴主往來，甚得尊重，他曾扮成琵琶樂工往見貴主奏位，大蒙稱賞。貴主讀王維所獻詩卷，驚駭地說，這些都是我平時誦習的詩篇，以為是古人佳作，不料出在你的手裏。王維仕途頗順，又身為富豪，享盡隱居閑適的樂趣。
王維所作的近體詩，謹守聲律，卻意態蕭散，閑適無礙。他的五七言絕句，最為歌者所樂於采用，不隻因為這些詩容易合樂，更重要的是，這些詩符合開元天寶時期的社會人文心理。範攄《雲穀友議》說：“李龜年曾於湘中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又唱‘清風明月苦相思，**子從戎十歲餘。征人雲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辭皆王右丞製，至今梨園唱焉。”範攄是唐懿宗時人，唐末梨園還相沿唱王維絕句，足見影響之深遠。
杜甫是與李白齊名的又一盛唐大詩人，後人論詩往往“李杜”並稱。杜甫生活的年代略晚於李白、王維，文學活動也略後於李王二人。杜甫自稱少年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他的詩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興盛走向衰亡時期的社會麵貌，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他的詩激**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熾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後人尊稱為“詩聖”。
杜甫的青年時代，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都有過“裘馬輕狂”的漫遊生活。但是他的創作活動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亂以後。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致君堯舜”的抱負，卻一生窮途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體驗到民眾的疾苦。安史之亂給唐代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半個中國淪為丘墟。杜甫在戰火中流離轉徙，寫下了《北征》、“三吏”、“三別”、《兵車行》、《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一係列表現民生疾苦的詩作。
戰爭中許多重大事件、戰爭帶來的破壞、戰火中百姓的心態，在杜詩中都有極為生動的反映。唐代沒有任何一位詩人，像他那樣深廣地反映安史之亂的曆史，因此他的詩被稱為“詩史”。杜甫由於自身的坎坷遭遇，對百姓的苦難往往感同身受，發為歌吟，家國之痛與個人的悲哀也就融為一體。《春望》《登樓》、《登嶽陽樓》都是這樣的詩。“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百感交集，是身世之感，還是家國之悲，已經很難分開了。唐詩到杜甫是一大轉變，題材轉向寫時事、寫底層百姓的生活；在敘事和細節描寫中抒情。為便於寫時事，他多用古體，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詩。在他1400多首詩中，律詩占70％以上。杜甫的律詩變化莫測而又不離規矩，寫得出神入化，充分發揮了律詩這一體式的表現力。他的語言平易樸素、通俗、寫實，常用人物獨白和俗語來突出人物性格的個性化。杜甫詩風多變，但總體來看，可以概括為“沉鬱頓挫”4個字。所謂的“沉鬱”是指文章的深沉蘊蓄，“頓挫”則是指感情的抑揚曲折，語氣、音節的跌宕搖曳。
杜甫是用才力寫詩而達到了唐代詩歌創作的巔峰，他自己也說：“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在中國的詩歌發展史上，杜甫帶有集大成的性質，對於後來者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曆千年而不衰。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表達了對李白、杜甫文學成就的崇敬。
2、邊塞詩裏的王朝
在大唐代數百年的時間裏，唐詩沒有落寂的時候。每個階段，都有一些自標一格，不蹈襲前人的傑出詩人出現。他們共同匯聚為唐詩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麵，也使唐詩成為後人難以企及的一座高峰。基於唐代國家強盛、邊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躍而誕生的邊塞詩，寥寥幾筆，卻如曲曲動人心弦的樂章，詠唱著一個個成敗英雄不滅的精魂。
如果說盛唐的詩壇如同一個樂團，那麽其中有邊塞詩人豪放的軍旅進行曲，有田園詩人清逸的天籟雅音，還有李白男高音一般高亢嘹亮的歌喉。這是一幕大戲，人物眾多，曲調各異，然而激昂的主旋律卻總是那麽磅礴大氣——這是盛世的長歌。
唐王朝在詩歌文化上的造詣，是其他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唐王朝的這批詩人，把詩歌發展到了一個鼎盛時期，為後人樹立了一座難以逾越的豐碑。在唐朝近300年的曆史中，湧現出了一大批詩歌巨匠，不管是在盛世太平的“貞觀之治”，還是在唐朝末年的動亂時代，都湧現出了一大批成就頗高的詩人。詩歌在唐王朝被分為多個流派，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田園詩派”，還有以王昌齡、岑參、高適為代表的“邊塞詩派”。這些不同流派的發展，把唐王朝的詩歌文化推向了一個又一個高峰。
初唐邊塞詩的主導風格是鬱勃。當時天下甫定，一統王朝的元氣正徐徐上升。但整個說來，尚覺力不從心，國家時遭侵襲，因而邊塞詩中常常充盈著一種強烈的憤激之情，同時伴有沉重的壓抑之感。這種鬱勃特色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對於強敵入侵的憤然抗擊，一是對於時事政治的喟然長歎。前者的代表是駱賓王，後者的代表是陳子昂。他們都不止一次地從軍出塞，對邊塞生活描繪逼真，感觸深沉。
盛唐邊塞詩反映得主要是氣勢磅礴的邊塞戰爭，賦予它極為鮮明的時代特征，雄大氣象。詩中塑造了一係列的軍旅英雄，描繪了無數具有傳奇色彩的戰爭，表現了唐軍克敵製勝的巨大威力，激**著一種氣吞驕虜的雄風；尚武風習。投筆從戎成為反複鼓吹的主題。許多詩對效忠君國作了熱情的讚許，更對武功作了熱烈的頌揚。與此同時，普遍貶斥和親；自信觀念。詩中表現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常常把破敵立功看得非常容易。在寫戰爭的苦難時，也具有一種雄渾的底蘊，怨氣之中含有豪氣，因而並不使人感到低沉；開創心理。
盛唐人誌向高遠，有著“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戰鬥決心。詩人們對邊地的奇景奇事，充滿**，詩的境界多有創新。另外還常看到一種無畏的“拿來”神，對塞外的樂舞、風俗、物產等多所讚美，對民族友誼有許多感人的描寫。以上諸端，使盛唐邊塞詩贏得了崇高的讚譽，人們從中看到了民族偉力的進發。
高岑為首的邊塞詩派，或鋪陳描繪著塞外的奇致景觀，或盡情抒寫著慷慨的報國之情，或擦拭著對故園懷想的一滴男兒淚。高適毫不遮掩對功名的追求，坦**自信地寫出自己想幹一番轟轟烈烈地事業的雄心。岑參更構思奇險，妙筆生花，寫出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的詩篇，“君不見，走馬川，雪海邊，黃沙莽莽黃人天”，三句一韻的詩一氣嗬成，不事停滯。詩家夫子王昌齡，七絕與李白攜手比肩，更有悲壯之歌，其“不破樓蘭終不還”的豪氣，“不教胡馬度陰山”的壯誌，令人熱血沸騰。王之渙的一曲《涼州詞》，琅琅上口，一舉奠定了他名家的地位。還有李頎、崔顥等人，也唱著同樣的邊塞之歌，這正是泱泱大國神采奕奕的盛唐氣象。
王昌齡和當時著名的詩人幾乎都有交遊，孟浩然、李白、岑參、常建等都存有贈他的詩篇。殷璠《河嶽英靈集》把他舉為體現“風骨”的代表，譽其詩為“中興高作”，選人的數量也為全集之冠。這些都可見他在詩壇上的地位。王昌齡是專攻七絕的高手，有“七絕聖手”的美譽。他的詩歌無論寫什麽題材，表達什麽感情，格調或高昂開朗，或清剛蒼涼，或雄渾跌宕，或爽麗自然，總有一種剛健之美。
王昌齡的邊塞詩有很高的藝術概括力，其著眼點往往不在於具體的戰事，而是把邊塞戰爭作為一種曆史現象，在各個視角上進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內涵、飽滿的熱情，賦予邊塞詩生氣。他的名作《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被後人譽為唐人絕句壓卷之作，其原因就在它不但具有豐厚的內涵，而且唱出了時代的心聲。
高適是盛唐邊塞詩派的另一傑出代表。高適的詩歌在反映現實的深度方麵超過同時代的許多詩人，應時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氣與冷峻直麵現實的悲慨相結合使，他的詩有一種慷慨悲壯的美。如其《塞下曲》“萬裏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詩歌中的豪俠氣質直透紙麵，其快意人生、立功邊塞的英雄形象傲然而獨立。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從繁盛的頂峰上跌落下來，對外戰爭的優勢隨之喪失。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國土淪喪，無力收複。詩人們常常對庸懦的朝廷給予辛辣的諷刺。為光複舊物，詩中時時發出深沉的怒吼，表現出昂揚的鬥誌；時而又傳來悲憤的歎息和淒涼的哀怨。舊時的換兵製度已經廢毀，邊愁鄉思成為詩中的突出主題。對征戍之苦的描寫大量增加，出現了許多這方麵的佳篇傑構。在整個創作中，理想的光輝逐漸淡弱，現實的色彩愈益加濃。詩中多寫戰士的苦難，其中對血與死的描繪尤其令人觸目驚心。把邊塞與死亡連在一起，成為習見現象，英雄主義的熱情日趨消冷，人道主義的新潮代之而起，對凡庸軍將的批評更為尖銳突出，為土兵的呼號更見痛切。與此相呼應，景物描寫也常顯出一片蕭瑟悲苦，沮喪、絕望情緒十分濃重。
從“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陳子昂《感遇詩》其三十五)、“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擬回頭望故鄉”(令狐楚《年少行》其三)等詩句中，人們看到了一種為國家民族不惜犧牲個人一切的忠貞精神；從“渾驅大宛馬，係取樓蘭王”(岑參《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伏波唯願裹屍還，定遠何須生入關”(李益《塞下曲》)等詩句中，人們看到了一種一往無前、雖死無憾的無畏精神；從“苟能製侵陵，豈在多殺傷”(杜甫《前出塞》其六)、“燕然山上雲，半是離鄉魂”(於濆《塞下曲》)等詩句中，人們看到了一種同情士卒、淚盡泣血的人道精神；從“鐵騎橫行鐵嶺頭，西看邏娑取封侯”(高適《九曲詞》其三)、“蕭條清萬裏，瀚海寂無波”(李白《塞下曲》)等詩句中，人門看到了一種橫掃敵患、靖定邊塵的進取精神。此外，邊塞詩中還出色地描寫了祖國邊疆的壯偉風光和兄弟民族的友好隋誼。無數優秀作品中所表現的這些積極思想，是—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足資我們借鑒、繼承。
大唐邊塞詩對後世影響深遠，受到曆代人們的高度重視。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到激動人意”，首標“征戍”。明代李攀龍、王世懋、胡應麟，清代沈德潛等評選唐詩，幾乎都將邊塞詩作列為冠首，由此可見它在後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群芳燦爛的唐代詩苑中，邊塞詩確是一叢奇葩，十分引人矚目。盡管邊塞詩在中國文學史上早有濫觴，唐以後亦賡續未斷，但是，能夠在詩壇上發生如此重大影響、形成如此恢宏局麵的，卻隻有唐代。所以我們說，大唐邊塞詩是卓然獨立的。
3、佛教文化盛極一時
佛教是對中國人民影響較深遠的一個宗教，當它完全滲透到人民生活的精神層麵時，它便不再隻是宗教，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了。走入時光回廊，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時代，好像看到玄奘的身影，循他的足跡，再走一趟大半個絲路版圖。大漠孤煙，雪地冰天，人煙渺渺，涉水攀山，若不是有驚人的體魄和毅力，又如何穿越過這重重的險山惡水，心底的萬水千山?
唐代是中國曆史上宗教發展最充分的一個時期。除儒家思想之外，佛教也空前繁榮。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自東漢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碰撞、消化、吸收和廣泛傳播，到隋唐時期已經中國化了，成為中國哲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在唐代，全國各地的寺廟和僧侶已發展到相當可觀的規模。各種寺廟建造不絕，規模日益恢宏。史書載，中宗時，“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環麗，大則耗費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太宗時，五台山上造的金閣寺極為華麗，史書稱“鑄銅為瓦，塗金於上，照耀山穀，所費巨億”。武宗於會昌五年(845)滅佛，據記載，“天下所拆寺，四百六十餘所，還俗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若蘭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從另一角度說明當時佛教發展的程度。
佛經翻譯事業的發達，是唐代佛教發展的一個突出標誌。德宗時圓照所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稱，當時已有佛經2447部，7399卷。唐代佛經翻譯事業的發達，主要得力於像玄奘這樣的人物。他一生中，共譯出經論75部，1335卷，幾占唐代新譯經書總數的半數以上。與玄奘同時代，還有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著名翻譯大家。當時的翻譯製度已趨完善。朝廷設的譯館，名手雲集，並有專職官員協助工作，“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
“你挑著擔，我牽著馬，迎來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鬥罷艱險又出發，又出發。你挑著擔，我牽著馬，翻山涉水兩肩霜花。風雲雷電任叱吒，一路豪歌向天涯，向天涯……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上個世紀，一曲《敢問路在何方》，唱熱了國人的心，也唱熱了神話《西遊記》。《西遊記》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小說，敘述了唐僧在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和尚的幫助下到西天取經的故事。那些神奇的故事都是虛構的，而《西遊記》裏的唐僧曆史上確有其人，是被廣泛誤讀了的玄奘。
玄奘是唐代著名的翻譯家、探險家和佛學大師。玄奘是他出家後的法號，俗姓陳，名諱。因為他精通印度佛學中的《經藏》、《律藏》和《論藏》，所以也叫他“唐三藏”。他的父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他的哥哥也在洛陽淨土寺當和尚。玄奘時常到淨土寺玩耍，13歲那年。受剃度做了和尚。從此以後，他就和哥哥常在一起，誦讀佛經。他很聰明，而且廢寢忘食地研究經典，他15歲的時候，不但能背湧《涅槃經》，而且還能講解。
唐朝初年，玄奘到四川研究佛經。他看遍了國內的佛經資料，有不少問題解決不了。為了了解經典的真義，尋求佛教的究竟，他決心到佛教“聖地”求法。於是玄奘又回到長安，向外國人學習梵文，籌集旅費，作出國的準備。
雖然當時出國不用辦簽證，但中國的西部地區還在突厥的控製之下，唐朝政府嚴禁百姓私自出境。玄奘沒有被這些困難嚇倒，公元627年秋天，他跟隨一些商人由長安出發，踏上了西行的道路。快到玉門關的時候，玄奘騎的馬死了，跟隨他的兩個小和尚也跑了，後麵官府的差役又追了上來，玄奘躲在客店裏，不知如何是好。瓜州的州官李昌出於敬佩之心，放玄奘出關了。玄奘又驚又喜，趕緊離開客店，奔向玉門關。
玄奘隻身在沙漠中前進，一天中午，來到第一座烽火台。他正在馬旁喝水，突然飛來一箭。玄奘急忙朝著烽火台大喊：“我是長安來的和尚，要到西天取經，請你們不要射箭。”守衛烽火台的官兵弄清了玄奘的來曆，都很敬佩，送他過了烽火台。到了第四座烽火台，烽官(守衛烽火台的將官)還留他住了一夜，給他準備了幹糧和清水。
玄奘又繼續趕路了。沙漠中間，上不見飛鳥，下不見走獸，白天熱風如火，晚上寒風似刀。有時候因為氣流的急劇變化，會看到幻影，明明望到人群馬隊，走近了卻又什麽也沒有，行人以為是妖魔鬼怪。沿途到處是人馬遺骨，斷劍折槍。玄奘走了一百多裏路，口喝難忍，停下來喝水。不料，在取皮囊的時候，一失手，整個皮囊裏的水全灑到沙漠上。茫茫黃沙，一望無邊，玄奘忍著極度的幹渴，走了五天，最後昏倒在沙漠中。半夜過後，涼風習習，玄奘清醒過來。幸好前麵不遠就是一片綠洲，清清的泉水，嫩綠的野草，使他脫離了險境。又走了兩天，終於走出大沙漠，經過伊吾(今新疆哈密)，到了高昌(在今新疆吐魯番東)。
高昌王本是漢人，也是一個佛教徒。他很尊敬玄奘，苦苦請求玄奘留下來說法。玄奘說：“我遠遊是為求佛，現在被大王阻留，大王隻能留住我的身體，卻留不住我的精神。”高昌王還是不讓他走，他一連三天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高昌王深受感動，答應送他西行，送給他衣物、幹糧、挑夫和三十匹馬，還給沿途各國寫信，請他們保護這位遠行的高僧。
玄奘帶領人馬，越過雪山冰河，衝過暴風雪崩，經曆了千辛萬苦，到達碎葉城(在今蘇聯吉爾吉斯北部托克馬克附近)，受到西突厥可汗的接待。從此以後，一路順利，通過西域各國，公元628年夏天到了天竺。在這裏，他看到許多高大的鴕鳥，看到150尺高的石像和1000多尺長的石刻臥佛像，還看到成群的巨象往來運輸。他幾次橫渡恒河，遍訪佛教史上的古跡。他訪問了伽耶城，那裏有一棵5丈多高的菩提樹，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曾經在這棵樹下苦修，他到了佛經中所說的西天靈山，參訪了釋迦牟尼說法的地址。這些實地的考察，使玄奘對佛經的理解更深入了。後來，他到了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那爛陀寺是印度全國最大的寺院，也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學府，已經有700多年的曆史，常年有僧徒1萬多人。主持這個寺院的，是戒賢法師，已經100多歲了，是當時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學者。玄奘到寺院的那天，1000多和尚捧著香、鮮花迎接來自中國的客人。年過百歲的戒賢法師早已不講學了，但為了表示對中國的友好，特地收玄奘為弟子，重開講壇，用15個月的時間，給玄奘講了最難懂的《瑜珈經》。玄奘在寺裏待了5年，把寺內所藏各類經典都讀了一遍，並隨時向戒賢法師及寺內高僧質疑問難，通曉了經典真義，但他仍不滿足，辭別了戒賢法師又到南印度去遊學。
在以後的6年裏，玄奘走遍了全印度大小100餘國，後來又回到那爛陀寺。戒賢法師令玄奘擔任講座，為全寺僧眾宣講《大乘經》。當時有一個婆羅門，寫了十餘條理論，掛在那爛陀寺門口，並且狂妄地宣稱：“如果有人駁倒我一條，我甘願把頭割下來認錯。”很長時間沒有人敢出來駁斥他。玄奘請戒賢法師等作證人，和那個婆羅門辯論。辯論到最後，那個婆羅門不得不低頭認輸，請求照約辦理。玄奘說：“和尚不殺人，你跟著我當個傭人吧。”
玄奘在印度宣講《大乘經》對印度各地影響巨大。戒日王和國王鳩摩羅，都很仰慕玄奘。他們特派使者聘請玄奘，並以兩國國王的名義通知全國，在曲女城召開全印佛教大會，聆聽
唐僧玄奘講經。公元642年，大會正式開始，參加大會的有當時印度的18個國家的國王，精通大、小乘經的高僧3000餘人，那爛陀寺的僧眾2000餘人以及婆羅門等2000餘人。這是全印度文化名人的大聚會，是印度曆史上第一次盛會。
玄奘任大會主講，宣講的主要內容是《大乘經》，同時他又寫了一本《破惡見論》，懸掛在會場內外，向與會者公布自己的觀點。但是，公布以後，從早到晚，沒有人敢站出來辯論。這次大會開了18天，大家恭聽玄奘的議論，始終沒有一個人提出不同意見。散會那天，各國國王拿出許多金錢送給玄奘，玄奘分文不要，全送給貧苦百姓。從此以後，印度佛教界公認玄奘是佛學的最高權威，玄奘從此名揚印度全境。
戒日王一再誠懇地挽留玄奘留在印度。還有一個國王表示，隻要玄奘肯留下來，願意為他建100座寺院。但是，玄奘在印度留學15年中，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祖國，他決心回國。臨走的那天，戒日王以及當地的印度朋友，揮淚送了他幾十裏路。
公元645年初，玄奘帶著650多部佛教書籍，經由西域，回到中國的都城長安。玄奘當年出國是違犯禁令偷偷出去的，現在，唐太宗知道了他的全部情況，很佩服玄奘的頑強精神，
特地派宰相房玄齡等去迎接他。長安市民在朱雀大街開了歡迎大會，長安城裏人山人海，路兩旁擺著香案和鮮花，鑼鼓音樂此起彼伏，長安的僧尼數萬人，排著隊，把玄奘帶來的經卷佛典安置到弘福寺。
這個玄奘，萬裏孤征，曆盡千難萬險，從印度載回了大量的佛教教義，也載回了巨大的榮譽；也是這個玄奘，第一次把中國的美好印象留在了印度，開辟了兩個國家友好交往的新紀元。
相傳近兩千年前的東漢明帝，夜夢金人繞殿轉，被大臣釋為西方佛祖顯靈。便在公元64年，派人到西天取經。漢使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帶)遇到印度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便將兩位高僧請到洛陽城，弘揚佛法。明帝專門在“國賓館”鴻臚寺修建寺院，供兩位高僧在此修行並翻譯佛經，因當時佛經都是由白馬馱來，所以命名為“白馬寺”，這也成為中國第一座官辦寺院。
2005年4月9日至12日，中印兩國政府簽署了一個關於在洛陽白馬寺院建設印度風格佛殿的協議，即《(口度在中國洛陽白馬寺院西側建造印度風格佛殿的備忘錄》。
仿佛已經形成了慣例：中印兩國的往來和文化交流，總也繞不開一個結——佛教。
而大唐高僧玄奘，真正讓這個結成為不解之“結”。
玄奘西行到底充滿了多少凶險，1300多年後的人們已經難以猜測，個別人還有些不屑：從中國的浦東到印度的新德裏隻需要六個多小時耶。
神話《西遊記》本想鋪張那段艱難險途，所以增設了許多妖魔鬼怪，還調動齊天大聖、天篷元帥、小白龍等護佑，才過了九九八十一難，但困難再多，那結局別說唐僧，連現在的小孩子都知道：有驚無險——最終，肯定有相助的神。
西行求法，那實在是一條前途難測的路，那也是玄奘的一條幸運之路。
想想吧，自漢以降，前往印度取經的中國僧人有多少，數以百千計，但除了法顯、玄奘、義淨等幾個人，有多少人走完了全程?
凍餓、幹渴、盜賊出沒不說，更加上讓人絕望到極致的迷途，像一個慢性殺手，生生讓你一點點感覺死亡的臨近。
八百裏沙漠，無聲無息地悄悄行進，1300年的曆史，淹沒於沙漠裏，因為不忍卒讀行者屍骨。但玄奘時代，屍骨必是不甘淹沒於曆史的悄然腳步的，張揚著自己的骨骼，直直地朝向前方，橫在玄奘前麵，那就是玄奘的西行方向嗎?
玄奘到洛陽朝見唐太宗，介紹了他旅途的所見所聞和西域、天竺各國的風土人情。唐太宗聽得津津有味，他勸玄奘還俗，幫助他治理國政，玄奘婉言謝絕了。
不久，玄奘開始了翻譯佛經的工作。他每天五更起床，三更才睡，19年間，共譯出74部佛經，1335卷，1300多萬字。他的譯文流暢優美，忠於原意。有些專用名詞，例如“印度”，就是他翻譯的時候確定下來的。
長期艱苦的翻譯工作耗盡了玄奘的精力，公元664年2月，這位偉大的佛學家和傑出的翻譯家在長安郊外的玉華寺圓寂了。
玄奘生前還和辯機和尚共同編寫了《大唐西域記》。這部書記載了包括今天我國新疆以
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情況、名勝古跡和城市風光等，是
研究這些國家和地區曆史、地理的重要資料。現在《大唐西域記》已經被譯成許多種文字，成為一部世界名著。雖然我們無法想象玄奘在荒無人煙的八百裏沙漠跋涉的情景，但《大唐西域記》裏“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崖嶺數百重，幽穀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足以讓我們望而生畏。
玄奘還把中國的古代文化傳到西域各國，他曾把道教經典著作《老子》譯成梵文傳人印度。玄奘是中國和印度人民友誼的傳播者，他為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唐代佛教發展的最突出標誌，是若幹佛教宗派的出現，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其中最能體現中國特色的是以慧能為代表的禪宗。禪宗認為人性即佛性，隻要明心見性，直指本心，即使在砍柴、擔水的平凡生活中，也一樣能成佛。這種簡易明快的成佛途徑，由於和中國傳統的心性說結合而得到了廣泛傳播。
自從南北朝以來，修習禪法皆以《楞伽經》為印證。到了隋朝時期，重視《楞伽經》的風氣稍有變化。唐初的大師弘忍(602—675)在給徒弟講佛法時，常常勸他們誦讀《金剛經》。弘忍還命弟子作偈，選擇其中能見本性者傳授衣缽。大徒弟神秀作偈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在寺從事破柴踏碓等勤雜工作的慧能認為此偈未見本性，隨後也作一偈，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見他悟性很高，便把衣缽傳給了他，並讓他速速離開，到各地傳授佛法。慧能(638—713)在嶺南一帶，提倡頓悟見性。
神秀則在北方活動，信奉《楞伽經》，主張不斷修行，逐漸覺悟。這樣，禪宗慢慢地就分為南北兩宗。神秀受到武則天的禮遇，在京都洛陽和長安影響很大。到了天寶初年，慧能的得意弟子神左去洛陽傳授禪法，日漸被當地人所接受，神秀的漸修之教從此逐漸衰落，此後慧能的禪宗一家獨占當時佛教泰鬥之位。
慧能對於禪宗佛法的認識為：“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他認為萬事萬物都存在於人的心中。從這個基本點出發，他提出“本性是佛，離性別無佛”，因此，“菩提隻向心覓，西方隻在目前”。他的佛法觀點中認為隻要認識到這一點，除去各種雜念，“一刹那間，妄念俱灰，若識自性，一悟即到佛地”，就可以“見性成佛”，脫離苦難。慧能據此還提出，“隨所住處，恒安樂”。慧能的說法，大大簡化了求佛的過程，大開了求佛的方便之門。因而也深為中下層平民所歡迎。唐代諸家宗派的發展，說明佛教已經漢化了。
佛教文化與傳統文化結合是唐代文化的一種新走向。很多學者文人，如王維、王勃、李白、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裴休等，都自覺不自覺地在新思維影響下層開新的詩歌創造活動。特別是王維以禪入詩，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境界。他以禪宗態度對待人世一切，對宇宙、人生有一種任道自在的恬淡心境。佛教影響涉及方方麵麵。唐的壁畫，大抵都與佛教有關，吳道子和周防畫派的最重要成果即是寺觀壁畫，堪稱“滿壁風動”，載譽史冊。究其原因，也在於西域佛畫藝術與中唐傳統畫法的交流和統一。
唐代佛教的發展也在國外發生影響。當時新羅和日本的學問僧很多來中國得到各宗大師的傳承，歸國開宗；中國高僧也有去日本傳教的，如此相承不絕。新羅的義湘學法於智儼，在國內傳播賢首宗，太賢、道倫受學於玄奘之門，學成歸國傳播慈恩宗；後來惠日又師從惠果傳胎藏密法，把密宗傳入新羅；法朗得法於禪師道信，禪宗從此傳入新羅，使得禪宗在新羅國內極一時之盛。日本學問僧入唐求學之風尤盛。唐初，道昭、智達、智通來從法相宗大師玄奘受學。其後又有智鳳、玄昉來中國從大師智周學法相。他們歸國後分為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日僧道光入唐學南山律，後來鑒真法師親赴日本傳戒，成立了律宗。此後最澄入唐從天台宗道邃、行滿學法，歸國後創立天台宗。經過一番學習、宏法，日本的佛教便備具規模了。
4、盛世之都——長安
在大唐帝國近300年的崢嶸歲月裏，長安以特有的宏偉壯麗和強大帝國的豪邁氣概而著稱於世。它那功能完備的藝術格調和嚴整對稱的整體布局，達到了當時建築藝術的最高水平，對國內外的城市建築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作為大唐帝國的都城，長安城以大唐特有的自信豪邁的風貌送往迎來八方的客人，包容著三教九流的文化，為創造令後人驚豔的盛唐文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大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象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那時的大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誌士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大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中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中國的各國人民，大多數以成中國人為榮（這使人想起今日美國的綠卡）。
長安城，位於八百裏秦川中部的渭河南岸，是隋唐兩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自隋文帝開始，經過隋煬帝至唐玄宗百餘年的多次營建，形成了它的宏偉規模，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東方都城。隋文帝建國之初，以西漢的都城長安為國都，位置在今西安西北的漢城一帶，麵積約26平方公裏。由於此城規模殃小，布局散亂，難以適應新生帝國發展的需要，隋文帝便於開皇二年(582)，命宇文愷重新營建都城，名為“大興城”。武德元年(618)，李淵滅隋建唐，定都於此。唐代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陸續擴建，並改稱長安城。
長安城地勢北高南低，四麵環水，有“八水繞長安”；之稱。經過多年的營造。城中水網如織，園林密布，雖處關西，卻如置身江南。唐朝建立以後，將大興宮改名為太極宮，又在城東興建大明宮和禁苑，使宮室向北移至大明宮。後又在城東修建興慶宮，城東南擴建莢蓉園，並在城的東北部和東側修建夾城，使芙蓉園與大明宮相連。形成了帝王、朝臣、貴族集中到東北部、城市重心偏於東北的格局。
大明宮位於長安城東北部的龍首崗上，含元殿建在龍首崗的南緣。因龍首崗為全城的最高處，含元殿以其高屋建瓴的氣勢統攝全城。含元殿是大明宮中的正殿，皇帝在元旦、冬至舉行大典，以及閱兵、獻俘等重要儀式，均在此殿進行。它以龍首山為殿基，“階上高出平地四十餘尺”，平麵鋪展，空間宏闊，利用居高臨下的地勢，渾然天成。殿的台基寬70多米，南北長40餘米。從殿門通向地麵的“龍尾道”，氣勢雄壯。龍尾道平、坡相間，共有7折，約有70米長，由10米多高的墩台頂部迤邐而下，猶如“龍尾”垂地。含元殿的兩側，左有翔鸞閣、右有棲鳳閣。二閣運用飛廊與含元殿連接，高低錯落、主次鮮明，而又渾然一體。閣基高約20米，比殿基略高，位置稍靠前，猶如展翅欲飛的兩翼。
整個含元殿建築群，麵對著南北寬615米、東西長750米的大廣場，就像一隻降自九天的巨鴻，氣魄宏偉壯觀。著名詩人王維作《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是對含元殿早朝盛況具體而生動的描述。含元殿以其氣勢恢宏的藝術構思，嚴整對稱的布局，富麗堂皇的色彩，體現了盛唐時期熱烈奔放的氣魄和雄渾的建築風格。
長安城東西長9721米，南北寬8651．7米，麵積84平方公裏，平麵略顯正方形。它規模宏大，布局嚴謹，功能區分明確，集中體現了大一統帝國的政治藍圖。城內由宮城、皇城、外城三部分組成。皇城、宮城與居民區嚴格分開，置於南北中軸線的北端，以示統攝天下四方。宮城位於全城北部的正中，東西長約2820米，南北寬約1492米。宮城正中為人興宮，有16座大殿，是皇帝起屠、聽政的地方；西部為掖庭宮，是嬪妃的住所；東部足太子居住的東宮。皇城東西長與宮城相同。南北寬約1843米，城內設有宗廟社稷、百官辦理公務的官署衙門。在宮城與皇城中間，有一條寬441米的街道，酷似一個廣場，可供士兵操練，也是皇帝接受百官和外國使臣朝賀的地方。皇城正中的朱雀門北向與宮城正中的承天門為承天門大街。南向與外城正中的明德門相通的朱雀門人街，街道寬150米，長分別為1843米和4500米。兩街貫通南北，把全城分為東西兩部分。城內有東西大街14條，南北大街11條，把全城劃分為108個排列整齊的坊裏，用為居民的住宅區和商業區。長安城街道的布局經緯分明，整齊有序，人稱“長安大道橫九天”。長安城的整體布局及其規劃思想，是中國古代建築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為後來的都城建設樹立了典範，而且對國外的城市建築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時，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平安京(今京都市)，從宮城規劃到城市命名，都仿照唐長安城，成為中日兩國人民文化交往的見證。中亞伊斯蘭教諸國以至天竺，也都流傳著長安的盛名。
除了功能完備的藝術構思外。長安城在整體布局上更富有藝術特色。
無論是城址的選擇、水利的開發、宮城的方位、街坊的組合、還是園林的開發、文化設施的安排等等，都富有形式多樣、主次分明、和諧統一的審美特征。尤其是皇宮、官衙、民居的分區安排、全城以中軸線東西對稱、城內置風景區，街道寬直、坊市整齊、引水入城等重大舉措，都是中國城市建築史上的新創造。長安城展現了大唐社會的磅礴風采和包容天下的博大胸襟，體現了順應時代發展變革的精神。
長安城建在漢長安城東南的龍首原一帶。此地北有渭水，地勢略顯低平；南部崗巒起伏，形同天然屏障：東臨灞水、滬水，可得舟楫之利；西有汶水和湧水遙相呼應，可分水入城；東北部龍首原地勢高爽平坦，川原秀麗，卉樹滋阜，為整個長安城提供了物資保障。整個地貌虎踞龍盤，源遠流長，象征了江山永固。由於水源充足，便利了交通而且使得景色更顯秀麗。又由於因“龍首”起城，寓意深刻，暗合封建社會風水理論。因此長安城可謂是都城建築與自然景觀以及社會審美理想完美結合的典範。
嚴整對稱、嚴謹封閉的棋盤式結構，是中國古代城市建築的首創。在城市的中軸線上，北起宮城正中的承天門，中經皇城：匯中的朱雀門，南至南城正中的明德門，形成了一條縱貫南北的大街，大街兩側坊裏星羅棋市。城中的坊裏、商市均兩兩相對，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朱雀大街兩側。這種以皇城為發端、中間大街為軸線、左右均衡對稱、全城整齊嚴謹的棋盤式規劃設計，在都城規劃中是一個創造。它進一步強調了封建社會的禮製秩序。坊裏製度是隋唐時代創造的一種城市居民的街區形製。這種建築形式在曹魏時期已經出現，至唐代臻於成熟。
長安城中共有108個坊裏，小坊一裏見方，大坊數倍於小坊，坊的四周築有2—3米高的土牆。小坊設四門，坊內有東西橫街或十字街。坊內形成許多小巷，稱為“曲”，以通向各戶住宅。真是“棋布櫛比，街衢繩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坊內住宅，除三晶官吏的府宅、官府或寺院可直接向大街開門，其他住宅之門一律禁止直通大街。街坊均有專人管理，坊門早啟晚閉。6條主要大街設有街鼓。每晚擊鼓800聲，號令市民回家。街鼓一停，市民不得在街上行走。每年隻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夜晚，允許百姓開坊門上街。這種製度體現了以等級製度為核心的封建禮製秩序。
大唐的長安城設有東西兩市。兩市分列於朱雀門街的左右，相互對稱。東市在朱雀門街東第四街，亦即皇城東第二街。西市在朱雀門街西第四街，亦即皇城西第二街。兩市各占兩坊之地。東西兩市所在的街中，其北有4坊，其南有7坊。
長安的兩市能夠繁榮昌盛，戶口眾多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都城本來就是人口最易薈萃的地方，再加上朝廷有意的徙民實都，當然也就更為繁多。這樣多的人口，其中還夾雜著許多達官貴人，就必然會促使當地商業發展，以滿足物質方麵的需要。時人稱兩市的繁榮說是：“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麵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聚。”
東市和西市都在朱雀門前的東西橫街上，這條橫街也就是春明門和金光門之間的大街。這是長安城中主要的交通道路，有助於東市和西市的繁榮發展。東市主要經營“四方珍奇”，即全國各地的特產貨物。西市是少數民族商人、外國客商集中進行交易的地方，有服裝店、珠寶店、鞍轡店、蠟燭店等等。李白詩“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人胡姬酒肆中”，所說的應就是西市一帶的生活。一些紈絝子弟往往把到胡人經營的酒家領略一番“貌如花”的胡姬與異域風情，作為消閑樂趣。集中的市場的出現為市民提供了便利，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求，是城市建築的一大突破。
唐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僅有的。在這個基礎上，承襲六朝並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輝煌燦爛，堪稱中國封建文化的高峰。唐政府在政治上奉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在文化上也表現出足夠的自信心，兼收並蓄，百家爭鳴。唐代的這種文化交流活動以長安最為集中、最為繁盛。
從陸路、海路來長安的外族和外國人很多，有不少外國人在長安娶妻生子，長期定居下來。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二十萬人以上。貞觀王朝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開放王朝，外國人入境和中國人出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製，即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後忘本忘祖；也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僅這一點就說明貞觀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強的土地，不擔心外來文化把自己淹沒。貞觀王朝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外國人在中國就象中國人在自己家裏一樣，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公民權力，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帝國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擔任部長級高級官員。在長安的僑民中，比較特殊的是各國派來的文士和學者。日本、新羅、高句麗等都派了不少留學生來唐朝，學習中國的文化、技術和典章製度。外國貴族子弟來中國，多人國學學習。“國學之盛，近古未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傳播，對文化交流影響尤著。自玄奘回國，在慈恩寺譯經，長安成為全國佛教的重地。除佛教以外的各種宗教在長安城內自由傳播，信徒眾多，城內有各種寺、觀、祠，這些宗教建築，特別是外來宗教寺廟的大量出現，使繁華的長安城又增添了外來民族建築的異域風情。
唐代朝野上下都喜愛胡人藝術，因而在長安活動和居住的外國藝人也特別多，其中的佼佼者進入國家的藝術機構，更多的則是在酒樓等處流動表演，維持生計。例如在樂器演奏方麵最著名的是來自曹國(在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以北和東北)的曹保、曹善才、曹綱祖孫三代。唐代還盛行胡舞，當時著名的舞蹈家大多是外族和外國人，如來自米國(今撒馬爾罕以東)的米禾稼及來自唐國(今撒馬爾罕一帶)的康乃等都是以善跳霓裳羽衣舞而著稱。長安有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傳來新聲曲，一經教坊摹演，全城藝人，遂相仿效。
長安是文化繁榮的都市，也是交通頻繁、賓客輻湊之所在。柳宗元說“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途)，畢出於邦畿之內”。西域諸國來唐必須經由長安，東亞和南亞諸國經唐朝陸路與西域交通，也必須經由長安，並且往往在長安停留。長安是國內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除漢族居民外，當時自立邦國的少數民族，如南詔、吐蕃、回紇、龜茲、於闐、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員或才士、藝人長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
大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海陸交通空前發達，中外文化融合形成潮流，各種藝術形式多樣化發展，整個社會呈現出翻天覆地、物態變遷的時代特征。那宏偉壯麗的都城長安、滿壁風動的丹青繪畫，奔騰咆哮的昭陵六駿，絢麗多姿的三彩陶俑，激**人心的歌舞詩樂，都是強大帝國沸騰生活的真實寫照，強烈地煥發出這一偉大時代所特有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