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這是偉人毛澤東眼中的幾位古代帝王。的確，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帝製中產生過許多較有作為的皇帝，後人稱其為有道明君。李世民治理下的大唐帝國，呈現出“貞觀之治”的繁榮景象，形成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良好社會風氣，盛唐氣象如日中天般照耀著整個世界。
1、史官傑作—李世民玄武門之變
麵對皇帝位子，隻要兒子多，遲早得打架。但是如果不多，難保有良種接替社稷宗廟的繼承權，沒法優勝劣汰。這是個兩難。所以誰生在皇帝家裏，就隻能在禍福之間選自其一。唐朝建立之初，身處弱勢地位的秦王李世民，利用自己掌握的武裝，通過政變的方式除掉了太子李建成，軟禁了皇帝李淵，成功地對皇位交接的規則進行了改變，使自己成為新的統治者和規則製定者。
李世民雖然是一代明君，但他的皇位是通過兵變得到的，而且殺死了自己的一個哥哥一個弟弟，事後雖然采取了不少的補救措施，但親兄弟之間這樣的結局總讓人有些心存芥蒂，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曆史就是有這種過多的血腥味兒，無毒不丈夫，用這句話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爭奪看來還是比較準確的。
自太原起兵到統一全國的戰爭過程中，李世民威望日隆，在上層統治集團中，特別是在兄弟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在太原謀劃起兵時，李世民起了重要作用，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卻在河東，沒能直接參預其事。唐兵定關中，建立李唐王朝，李建成以嫡長子身分封為太子。太子是國之儲君，需經常留在君主的身邊，習理朝政，一般的領軍作戰是不派太子親征的，即所謂“君之嗣嫡，不可以帥師。”李淵出身關隴軍事貴族，趁隋末農民大起義基本上摧毀了隋統治政權時，才起兵反隋。奪得全國最高統治政權之初，其地位並不鞏固，因而李淵從不把軍國大權委任外姓將領擔任，而由李氏諸王任各路大軍統帥，最關緊要的崗位更是必須由自己的兒子來擔任。竇皇後共生四子：建成、世民、元霸、元吉。元霸早夭，元吉起兵時隻有十五歲，而長子建成和次子世民年已二十九歲和二十歲。所以入關時，建成、世民領左、右軍大都督，分統左、右大軍，元吉則為太原郡守，留鎮晉陽。進入長安後，初次出兵關東，也以建成、世民分任左、右元帥。但到李淵稱帝、建成立為太子時，削平割據勢力、鎮壓各地農民起義軍的戰爭指揮權就隻能由秦王李世民來執掌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出兵關東時，元吉已十八歲，也隨同秦王領兵出戰。不過，指揮全局的是李世民，李元吉指揮作戰雖也取得一些成功，但其謀略遠不如世民，在諸將領中的威望也遠趕不上世民。這就在客觀上為李世民建功立業提供了機會。唐軍進入長安前，李世民與長兄李建成的地位、權力基本相同，進入長安後，由於所處地位的不同，兩人之間的關係就開始發生變化。
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謀，而且手下還有一批人才，文的有房玄齡、杜如晦等，號稱“十八學士”；武的有尉遲敬德、秦叔寶、程咬金等著名勇將。太子建成知道自己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裏妒忌，就和弟弟齊王李元吉聯合，一起排擠李世民。
建成、元吉知道唐高祖寵愛一些妃子，就經常在這些寵妃麵前拍馬送禮，討她們的歡喜。李世民從來沒有這樣做。李世民平定東都之後，有的妃子私下向李世民索取隋宮裏的珍寶，還為她們的親戚謀官做，都被李世民一一拒絕了。於是，寵妃們常常在高祖麵前說太子的好話，講秦王的短處，唐高祖聽信寵妃的話，跟李世民漸漸疏遠起來。
有一次，建成請李世民到東宮去喝酒，李世民喝了幾盅，忽然感到肚子痛，下人把他扶回家裏，他一陣疼痛，竟嘔出血來。李世民心裏明白，一定是建成在酒裏下了毒，趕快請醫服藥，總算慢慢好了。
建成、元吉想害李世民，但是又怕李世民手下勇將多，真的動起手來，怕占不到便宜，於是就想先把這些勇將收買過來。
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給秦王手下的勇將尉遲敬德，表示要跟尉遲敬德交個朋友，還給尉遲敬德送去一車金銀，這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賄賂。尉遲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說：“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來往，對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個貪利忘義的小人。這樣的人對太子又有什麽用呢。”說完，他把一車金銀原封不動地退回去了。
李建成受到尉遲敬德的拒絕，氣得要命。當天夜裏，李元吉派了個殺手到尉遲敬德家去行刺。尉遲敬德早就料到建成他們不會放過他，到了晚上，故意把大門打開。這個殺手確實很一般，他溜進院子，隔著窗戶偷看，隻見尉遲敬德斜靠在**，身邊放著丈八長矛，刺客本來知道他的名氣，見他早有防備，沒敢動手，偷偷地溜回去了。
建成、元吉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那時候，突厥進犯中原，建成向唐高祖建議，讓元吉代替李世民帶兵北征。唐高祖任命元吉做主帥後，元吉又請求把尉遲敬德、秦叔寶、程咬金三員大將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劃歸自己指揮。他們打算把這些將士調開以後，就可以放手殺害李世民。
有人把這個秘密計劃報告了李世民。世民感到形勢緊急，連忙找長孫無忌和尉遲敬德商量，兩人都勸李世民先發製人。李世民說：“兄弟互相殘殺，總不是件體麵的事。還是等他們動了手，我們再來對付他們。”尉遲敬德、長孫無忌都著急起來，說如果李世民不動手，他們也不願留在秦王府白白等死。李世民看他的部下十分堅決，就下了決心。
當天夜裏，李世民進宮向唐高祖告了一狀，訴說太子跟元吉怎麽謀害他。唐高祖答應等次日一早，叫兄弟三人一起進宮，由他親自查問。
第二天早上，李世民叫長孫無忌和尉遲敬德帶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宮北麵的玄武門，隻等建成、元吉進宮。李建成、李元吉上朝行至玄武門時，覺得周圍的氣氛有點反常，心裏犯了疑，兩人撥轉馬頭，正準備回去。李世民從玄武門裏騎馬趕了出來，高喊說：“殿下，留步!”李元吉轉過身來，拿起身邊的弓箭，就想射殺李世民，但是心裏一慌，連弓弦都拉不開。李世民眼明手快，射出一支箭，把李建成先射死了。緊接著，尉遲敬德帶了70名騎兵一起衝了出來。，尉遲敬德一箭把李元吉也射下馬來。東宮和齊王府的將士聽到玄武門出了事，全部出動，猛攻秦王府的兵士。李世民一麵指揮將士抵抗，一麵派尉遲敬德進宮。
唐高祖正在皇宮裏等著三人去朝見，尉遲敬德手拿長矛氣喘籲籲地衝進宮來，說：“太子和齊王發動叛亂，秦王已經把他們殺了。秦王怕驚動陛下，特地派我來保駕。”
高祖這才知道外麵出了事，嚇得不知道該怎麽辦才好。宰相蕭踽等說：“建成、元吉本來沒有什麽功勞，兩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計，現在秦王既然已經把他們消滅，這是好事，陛下把國事交給秦王，就沒事了。”
到了這步田地，唐高祖要反對也沒用了，隻好聽左右大臣的話，宣布建成、元吉罪狀，命令各府將士一律歸秦王指揮。
皇子間爭奪皇位是曆朝曆代都會發生的事情，這種爭奪往往是你死我活的較量。
玄武門之變是我國曆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政變。李世民從小生長在民間，了解社會情況，又一直在李淵身邊，熟悉官場爭鬥。太原起兵後一直率領軍隊東征西戰，立下不少戰功，在
軍隊中的威望也很高，這是太子建成所不具備的。李建成因其太子地位，更多被貴族包圍，而政治、軍事經驗不如李世民豐富，辦事也缺少李世民那樣的果斷和魄力，這是致命的弱點。
所以到最後即使擁有太子地位也沒能保住他的性命。
正如一位政治家所說：政治家沒有對錯之分，隻有成敗之說!李世民殺害兄弟，從中國古代的道德觀念上來講，應該受到曆史的譴責。但是，從政治高度上來講，這次政變對中國曆史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玄武門之變對於新興的唐王朝的鞏固與發展有著重大的決定性作用，玄武門之變的勝利屬於力量較弱的李世民，關鍵在於李世民控製了玄武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軍隊攻不進玄武門，李世民控製了玄武門進而控製了皇宮，掌握了中央政府。
2、君臨天下，帝國開幕
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取得了帝位，改年號為貞觀，從此開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國方針，勵精圖治，銳意進取，使唐王朝迅速地達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麵。社會安定，生產恢複，人民安居樂業，國力日益強盛。並且造成了皇帝兼聽納諫，廣任賢良；大臣敢於發表和堅持自己的意見，上下一致，力求致治這樣一種封建社會少有的政治風氣，開創了被譽為貞觀之治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使大唐帝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奠定了大唐帝國290餘年基業的基礎，唐太宗也因此為中國封建帝王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被人們譽為“帝王楷模”。
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之間相殘，雙方都不是正義的，而且都使用了陰謀詭計。他們一個是太子，一個是親王，為了爭奪皇位繼承權，居然各施詭計，甚至不惜背上殘殺手足的罪名。不過，在唐太宗掌權之後，通過控製史官，篡改了國史，把自己放在正義的地位，反而說李建成是謀反作亂。
為什麽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要為了皇位進行爭奪，而且勝利者非要把自己說成先皇選定的繼承人呢?要知道，當時沒有民主的選舉製度，隻能使用“嫡長子繼承製度”來確定國家的皇位繼承人。
皇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首級被高高掛起，這是在告訴人民：秦王李世民的時代已然來到。盡管如此，可以想象的是，混亂的局麵在一時之間尚無法平息。因為受恩於皇太子和齊王的人著實不少。
李世民在玄武門政變成功後，馬上著手建立以他為中心的唐中央政府。在當時的形勢下，他麵臨著幾個嚴峻的問題。首先，玄武門之戰雖然殺掉了太子和齊王，但東宮和齊王府集團的殘餘力量還分散各處，尤其在山東地區，有著較強的勢力，成為引起社會不安的重要因素。其次，李世民當皇帝在形式上是由父親唐高祖讓位，武德時朝廷的宰相，特別是支持太子和齊王的大臣，如何處理較為恰當，就成為又一個難題。再次，李世民依靠秦府的舊黨而起家，
他登上皇帝寶座後自然還要依靠這些力量以鞏固其政治地位。但是，李世民做了皇帝後，就不比原先做秦王時，隻要照顧一方麵就可以了，如果還隻是完全依靠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影響新政權的安定和鞏固。如何處理好這三個方麵的問題，就成為李世民能否穩定和鞏固全國最高統治權的關鍵。
玄武門之變後，宮府集團的黨羽及其武裝力量逃散在長安周圍，四處活動。李建成在山東的親信幽州都督廬江王李瑗和領天節將軍鎮涇州的羅藝都握有重兵，蠢蠢欲動，隨時可能與長安附近的宮府殘餘勢力裏應外合，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關係到全國政局的安定。當時，秦府將領中有些人主張乘勝殺盡在李建成、李元吉的黨羽，並抄沒其家。許多人還四處搜尋宮府集團的成員及兵勇，爭相捕殺邀功。這使得宮府集團的人惶惶不能自安。在這一事件中立有大功的尉遲敬德頭腦比較清醒，極力反對這樣做，他對李世民說：建成、元吉二位元凶，
既已伏誅，若再罪及餘黨，殺人太多，就不利於天下安定了。李世民也及時地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決定采用明智的安撫政策，來消除宮府集團餘黨的對抗情緒。於是一麵下令禁止秦府人員濫捕濫殺，一麵以唐高祖的名義下詔大赦天下，說“凶逆之罪”，止在建成、元吉兩人而已，其餘黨羽，一概不加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奏效。曾率領宮府衛兵進攻玄武門的馮立、謝叔方等人逃亡在外，聽到赦文，第二天即出來自首。薛萬徹開始時不敢出首，李世民屢遣使“諭之”，一片誠意，解除了他的顧慮，也自動出首了。李世民公開地提出，這些人為主子效命，都是忠義之士，並當眾釋放了。馮立、謝叔方、薛萬徹等人也馬上表示願為李世民效忠，散亡在長安附近的宮府兵勇，有些人放下武器，自動向朝廷投誠，有些人則銷聲匿跡，不再參預活動了。長安附近的隱患迅速地消除了。接著，李世民又集中力量
對付廬江王李瑗和羅藝。
李建成死後，幽州大都督李瑗被召歸京城。李瑗本是李建成黨羽，知道建成被誅殺，心中疑懼。部將王君廓想出賣李瑗取功，於是慫恿他起兵。李瑗十七日反叛，二十五日，李瑗被王君廓殺掉，王君廓遂取得幽州都督一職。
李建成的另一親信羅藝，倚勢跋扈，與秦王府作對，李世民手下的人跑到他的營地，他竟無故毆擊。後被高祖李淵調出京師，以本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李世民即位後，為了穩住羅藝，任他為開府儀同三司。可是羅藝仍不安，於是詐言檢閱武裝會集各路諸軍，到時又假稱奉朝廷密詔麾兵入朝，率眾軍離開涇州赴豳州。豳州守臣趙慈皓不知羅藝謀反，出城拜謁，羅藝乘勢開入豳州。唐太宗聞報即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右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率眾討伐。討伐大軍還未到達，趙慈皓與統軍楊岌合謀準備趕走羅藝。羅藝察覺，即將趙慈皓關入獄中，在城外的楊岌立即率兵攻羅藝，羅藝大敗，拋下妻子兒女，急急忙忙帶領數百騎逃往突厥。行至寧州界，過烏氏驛，隨從的幾百人逐漸逃散，羅藝自己被左右的人殺死，傳首京師。羅藝的叛亂就這樣迅速被平定了。
李瑗、羅藝之流貿然舉兵叛亂，最後都由於內部瓦解、部眾倒戈而兵敗身亡，這就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李世民安撫政策的成功。至此，宮府集團殘餘的武裝力量全被清除了。
宮府集團中有許多謀士，如魏征、王矽、韋挺等人，都是非常具有才幹的有識之士，並且都為李建成、李元吉出謀獻策加害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對他們不能不有所忌恨。玄武門之變後，王矽和魏征也開始隸屬於李世民。
姑且不提王矽，魏征過去是李密的部下，轉投李建成門下後，曾經多次進言：秦王李世民非早日肅清不可。不然，皇太子殿下的地位必定岌岌可危。
“你為什麽要挑撥我們兄弟，使我們兄弟相殘?”
李世民這麽問時，魏征回答：“倘若皇太子殿下當時采納我的進言，今日的情形就不是這樣了。”
這是極其老實的話。
這家夥有話直說，真夠爽快!——倘若沒有旁人在場，李世民真想用這句話嘉許他。
李世民的屬下卻全都勃然大怒。
“這個家夥說的是什麽?”
“今日的情形不是這樣，這話是什麽意思?”
“這個家夥出言不遜!”
“非把他砍頭不可!”
“殿下放任他說這種話嗎?”
大夥兒氣勢洶洶地連聲喊道。
“如何處分這個人，讓我來決定吧!”李世民道。
單獨麵對後，李世民道：“想說什麽就直言無妨，你是這樣的人吧?”
“該怎麽說呢?我是絕不說自己不想說的話——我起碼可以這麽說。”
“你有欲望嗎?”
“有欲望的人連不想說的話也會說，不是嗎?”
李世民歪著頭，凝視魏征的臉。一些話說出口，搞不好會被砍頭——這個人明知其理卻還敢說。李世民覺得自己實在無法了解眼前這個人。
難道他是在演戲?——李世民同時也有了這個想法。此前魏征的言談和態度，多少有些演戲的模樣——李世民有此感覺。
就算是演戲，他也演得夠到家的嘛!——這個人可不可以相信呢?——猶疑了半天，李世民決定先相信他再說。
任何人都有可取的地方。如果能把這可取之處為自己、為國家、為天下利用，些許瑕疵應該可以不必管它——這是李世民的想法。
魏征是有話直說型的人，而且他的許多想法與李世民有頗多不同之處，李世民認為這是很大的魅力。
李世民的態度是，想說的話都說出來：而魏征的態度是，不想說的話絕不說出來。這兩者就結果而言，或許相同，但由於思考角度不同，所以彼此看到的事物，可能並不相同。利用魏征的言談來發現自己所沒有想到的事情——在這個目的之下，李世民決定把這個人留在
自己身邊。
當時，高祖李淵已年逾六十，除去年齡上的關係，在性格上，他也不是會戀棧政權的人。眼見下一代兄弟相殘，他決定將皇位讓給勝利者。這個勝利者運用玄武門勝利後之餘勢，一副有意親自擔綱國政的模樣。
“朕決定退位。”李淵把說出來的話付諸實行，是玄武門事件兩個月後的事。
“朕不想讓你感覺礙手礙腳。你為朕建造一處退隱場所吧!”
這是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八月的事。翌年起，元號由武德改為“貞觀”。
貞觀這個元號——直持續到太宗李世民去世，前後共二十三年的時間。在動輒改元的那個時代，太宗經過其二十三年治世，一次都沒想到改元的必要。
高祖李淵，退位將近十年始終都很康健，到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年)才去世。
貞觀年間被認為是中國曆史上政治最為良好的時期。
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史書如此稱證。這個時代的社會，幾乎被描寫成烏托邦。後世的為政者，都以這個時代為良好政治的典範。日本清和天皇時代就仿效於此，亦定元號為貞觀。理想國時代因玄武門血腥事件而啟幕——這不是件充滿諷刺的事嗎?
3、武夫的身份，“文皇帝”的美稱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與秦皇漢武齊名、有文韜武略的皇帝，他將儒學投入到政治生活實踐當中，成功地以武夫的身份獲得了“文皇帝”的美稱。唐太宗能任用賢能，從善如流，聞過即改。視民如子，不分華夷。因而成為在各種電視劇中熱播、在通俗作品中細說或戲說而被老百姓街談巷議的皇帝，一個唯獨曆史家已經無話可說的皇帝！
從晉陽起兵到唐朝建立，在這一曆史過程中，李世民立有大功，他參與了晉陽密謀，起兵後親自帶領右三軍，身先士卒。他治軍嚴整，戰功卓著，特別是在重大戰役的關鍵時刻，顯示了自己的軍事才華。在唐王朝建立之後的一係列統一戰爭中，李世民肩負重擔，親自指揮了對薛舉、薛仁呆的戰爭，對劉武周的戰爭，對王世充、竇建德的戰爭，不僅為鞏固剛剛建立的唐政權立下汗馬功勞，而且也為統一全國建立了特殊的曆史功勳。
唐太宗一生事業，以武撥亂反正，完成和鞏固統一。他雖然是憑借武功走上皇位的，但他格外重視思想教化，積極提倡儒學，大力興辦學校，組織人力編修史書，偃武修文，以文德治天下。正如他自己所說：“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他的文治自然包括以儒家的“仁政”治理天下，同時還指弘揚儒學，尊崇儒術，統一經學，大辦學校，製訂禮樂，編纂史書等等。太宗的文治對於“貞觀之治”的出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直接促進了封建文化的發展，使貞觀時期成為唐代教育史上的黃金時代。
唐太宗在《帝範·崇文》中指出：“夫功成設樂，治定製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
又說：“至若長氣亙地，成敗定乎鋒端，巨浪滔天，興亡決乎一陳，當此之際，則貴幹戈
而賤癢序。及乎海嶽即晏，波塵已清，……當此之際，則輕甲胄而重《詩》、《書》。”
這段話中雖仍然大談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海內，但卻提出了“以儒為本”的思想。唐太宗出身於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是將門之後，他的少年時代沒有受過專門的儒學教育，但他在艱苦的創業過程中，卻以卓越的政治家的眼光，注意儒學。在戎馬倥傯之中，博覽儒家經典。因為太宗認識到，儒學“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要想治理天下，必須以儒家思想作為指導。因而他對孔子和先儒也特別崇敬。
唐太宗尊孔崇儒也受乃父的影響。武德二年，高祖李淵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武德七年，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後裔為褒聖侯。太宗即位後，於貞觀二年六月，他對大臣們說：“朕今所好者，唯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唐太宗極力抬高孔子的社會地位。“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全國州縣都置孔子廟。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又下詔，尊孔子為宣父，並在兗州修廟，“給戶二十，充享祀焉”。
唐太宗還兩次褒揚曆史上的名儒與經學大師。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二月，褒揚梁皇侃、褚仲都，北周熊安生、沈重，南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前代名儒。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下詔令，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範寧等先儒配享孔子廟。還規定：“並用其書，垂於國胄。”這些經學大師師承有別，流派不同，而唐太宗並未囿於漢魏以來經學派別的門戶之見，不管是古文學家與今文學家，不管是南學與北學，鄭學與王學，都一概尊崇。其實，隨著政治的統一，儒學學術流派的統一、思想的統一是發展的必然趨勢。唐太宗這樣做，也是經學發展要求統一的反映。這就為唐太宗時期統一經學打下了廣采博取、兼收並蓄的思想基礎。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國的基本理念與統治權術，其核心內容是儒家所倡導的“仁政”、“仁義”原則。這個問題為曆代帝王所重視，因為它關聯著國家的安定與王朝的鞏固。
在中國曆史上，對君道發揮最好的當屬唐代貞觀君臣。他們同心協力，共同開創了輝煌的“貞觀之治”。
貞觀君道集中表現為：屈己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國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麵，是君道思想發展的最高峰與最繁榮階段。
君道不隻是由君主來完成與發展執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況下，由君主為代表而施行的統治理念與權術，它是整個統治階級最高層的使命。在唐太宗時期，中國正處於貴族政治的最高峰，貴族是社會的精英，壟斷一切統治權力。為了更好地統治與治理好國家，他們必須認真納諫與任賢使能，這是社會與時代對統治集團的精英們的要求。在這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要處理好君臣關係，這是進諫與納諫的基礎，也是任賢與使能的關鍵。反過來，帝王的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無疑又促進了君臣關係，從而鞏固了統治基礎。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曾與大臣討論“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就在於“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李世民英挺卓越，是位有戰略眼光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為秦王時就已經開始考慮如何由武功轉向文治。所以在戎馬生涯中便“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十八學士均為儒學之士，他們各有專長。
太宗朝的君臣關係總體來說是相當融洽與親密的。太宗非常注意發展君臣關係。他虛心求諫，認真納諫，並正式開啟了“君相議事，諫臣與之”的局麵，這在當時是極為開明與有利的，它直接促進了貴族政治的大繁榮。至於後來出現的諫臣無遠見，廷議不能決等欠缺，則隻是帝王具體操作過程中由多種複雜原因引起的，而在貞觀朝，雖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卻由於唐太宗堅強的個性、英雄的風度與自覺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糾其見識寡淺。加之唐初魏徵等都是剛正不阿、遠見卓識的大臣，往往有敏銳而獨到的見解，有利於問題的圓滿解決。這也是任賢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關係在發揮作用。太宗認識到任賢是重要的，而使能則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帝王統治國家的重中之重。太宗這種治國理念使他能驅策英雄、網羅賢才而遊刃有餘，他網羅的皆為“賢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質很高，貞觀宮廷盛況空前，大臣皆是文驚八方、政輝朝野之輩。他們君臣關係良好，大大推動了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的發展。唐初沿用與發展的自隋以來的科舉製，太宗培育的垂範後世的良好政風“貞觀風”，也都使得他能籠絡中下層有才之士，在他周圍形成一個高智慧的人才群體，這保證了他們君臣能共圖唐王朝繁榮大業。
古時君王接受批評或規勸，稱之為納諫，臣民規勸或批評君王，叫做進諫。唐太宗曾問大臣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徵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唐太宗很讚成這個觀點。唐太宗還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因為敢於當麵指出唐太宗的不足並提出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而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裴矩原是隋煬帝非常喜歡的大臣，很有些才幹和見識，隋煬帝是不喜歡人規諫的，諫臣多遭殺身之禍。裴矩聰慧，處處奉承隋煬帝，很為隋煬帝出了一些禍國殃民的壞主意，如誇富西域，遠征高麗等，因此裴矩被稱為隋朝的佞臣。可是，入唐以後，裴矩卻常常在朝堂上據理諫諍，故而又被看成貞觀諍臣。裴矩曆經隋唐兩代，判若兩人，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顯然，裴矩還是裴矩，隻是唐太宗與隋煬帝的作風不一樣罷了。
唐太宗為網羅人才，非常重視科舉製度。古書上記有一段故事：唐太宗在端門上看到許多新考取的進士魚貫而出，得意地說道：“天下英雄盡人吾彀中矣!”
唐太宗認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所以他很重視選官用人。由於他多方麵精心挑選，在他左右掌權的大臣，如房玄齡、魏徵、李靖、戴胄、王矽等，都各有所長，都是一時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優劣，平時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得其在官善惡之道，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選官得人，這是貞觀時期政治較好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開辟與發展了“無為而治”的新局麵，其精兵簡政有利於工作效率的提高與群臣能力的發揮，也使得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觀察唐初社會，以從更深層次提出建議與意見，從而更有效地推動社會的穩步發展和政治統治的成熟，這也是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得以順利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推動條件。這些都為大唐的興盛打下了堅實基礎。正如乾隆皇帝所言：“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這兩方麵是貞觀君道的關鍵方麵，也是唐代繁榮的重要前提。中國的貴族政治發展到唐初已達鼎盛，由於社會基礎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變動以及科舉製度的發展等原因，貴族政治盛極而衰的跡象開始出現。為了更好地實現從貴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轉換，以維護隋末以來亂極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麵。太宗君臣雖在貞觀十七年前後日趨奢侈(這是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曆史發展的毒瘤)，但卻仍具有較長遠的的眼光和較強的自製力，他們能將己欲與人欲密切聯係起來，其貴族血統的開放心態使他們能保持一種理性思維。他們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帶著的雄武之氣與流淌著的野性的血液，剛創建唐王朝的喜悅與**尚未得以完全發泄，這也使他們比較容易注意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投身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大發展中。另外，唐朝宰相製度的發展與唐初宰相權勢的相對擴大，尤其是貞觀君臣論政和宰相封駁權等有利於製約皇帝的隨心所欲，有力地減緩了帝王的不良發展傾向，也有利於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的實現。
乾隆皇帝曾歸納良好的君道在於知人和安民。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貞觀君臣不僅做到了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而且還注意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所以貞觀君道能呈空前絕後之繁盛，為曆代帝王君道之冠。
總體上來說，屈己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四者均是中國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組成方麵，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是中國政治製度的發展演化及由此而引發的統治集團的變化而呈現出錯綜複雜與參差不齊的景象。統治者雖然大多都較重視這些方麵，但可惜大都未能將之貫徹始終，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發揮威力。他們順應的大多隻是各王朝的現實利益和統治集團的切身利益，卻未能充分注意到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二者的類似點與共通點，僅試圖用其中一部分來發揮君道的作用，豈有不偏之理?
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將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二者結合起來，並且使帝王在注重現實利益的同時，不自覺地綜合運用了這四者，從而有了君道的大發展與繁榮，這四者的結合是極其重要的。屈己納諫可以使帝王傾聽來自底層的聲音。諫臣著眼於細微之處，能給予及時的補救，而這就必然要任賢使能，也隻有更好地任賢使能，才會真正做到屈己納諫。這樣，在賢臣與諫臣輔佐下，帝王往往會恭儉節用與寬厚愛民，這又使得他有屈己納諫與任賢使能的前提與保證。四方麵相結合，帝國又怎麽會不強盛壯大，帝王君道又怎會得不到良好發展呢?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情緒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從他與臣子的關係，以及他的以仁愛之心對待夷族的作為中看出。李世民承認自己對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愛，魏徵感慨他們有李世民做君王是三生有幸。但從魏徵的這一判斷中又可以讀出飽含滄桑的曆史悲劇感：聖王的出現是極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個李世民，其在位也僅僅二十三年。
曆史的吊詭在於，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間距離其實並不遙遠。人們發現，李世民和隋煬帝楊廣相比，有著驚人的類似：兩人都是次子，都有戰功在身，都聰明絕頂，名震中外，都是通過非正常手段奪取皇位，都成功地在東北亞建立了軍事霸權，贏得各族人民擁戴，被尊為天可汗或者聖人可汗。最後，這二人一個身敗名裂，另一個卻被後代奉為千古明君，雖然下場相反，但他們的事業卻有一種內在的神秘的連續性。
斯特·托羅維奇有一本書，叫《國王的兩個身體：關於醫學與政治神學的研究》，對類似上述問題有著深層的探討。處托羅維奇認為，身為天下至尊的國王其實有兩種身體，其一是自然身體，和其他所有人一樣這一身體是由——係列自然成分所組成，處於這種身體狀態之中時他和別人一樣也有**，也麵臨著死亡；另外一種是政治身體，處於這種狀態時所有成員均臣服他，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構成了身體，他為頭，其他臣民為軀幹。和自然身體不同，政治身體不受**支配，也不恐懼死亡。這種關於帝王的政治身體之說，最早出現在古希臘。亞裏士多德便曾在其《政治學》的第一卷裏寫道，當一個身體由眾多部分所組成時，身體便成為統治者，餘者成為被統治者。所以當一共同體人想把自己組織成一個王國或者——種政治身體時，他們總是必須推舉出一個人來統領這個身體。這個人通常是帝王。
4、名垂千古的貞觀之治
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大詩人杜甫的一首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證明了大唐帝國的富庶。與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相適應，大唐王朝的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對外戰爭取得連綿的勝利，連續百餘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疆土極度擴張，朝鮮、漠北、西域的遼闊疆土相繼並入中國的版圖，西部疆土直達鹹海東岸的石國（中亞細亞塔什幹城）。
唐太宗即位時29歲，第二年改元“貞觀”，直到他死未用別的年號。唐太宗在位23年，由於他的年號是貞觀，曆史上將這段時期稱為貞觀時期。他在即位之後，勵精圖治，實行了一係列開明政策和利國利民的措施，使唐朝政權得以鞏固，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從而出現了一個比較安定祥和的社會環境。曆史學家把這一時期稱為“貞觀之治”。
李世民從秦王到皇帝，伴隨著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個過程波瀾壯闊。
年輕的李世民經受了血與火的莊嚴洗禮和生與死的殘酷考驗。在風雲變幻的曆史舞台上，他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這些經曆為他以後的文治武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唐王朝的統一戰爭結束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這一期間，唐統治者還無暇顧及恢複經濟、發展生產。因此唐太宗登位時，全國經濟仍凋敝不堪，各地災害頻仍，社會矛盾尚未緩和，民心還不十分安定。如何治理這個國家，醫治戰爭創傷，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唐太宗出生在隋朝的盛世，又經曆了隋末的動亂和隋王朝的滅亡，特別是隋亡，在他心裏留有深刻的影響。因此他在做皇帝之後，十分重視隋二世而亡和隋末農民戰爭的經驗教訓。這件事成為影響唐太宗統治政策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以“隋為鑒”是貞觀年間唐太宗與近臣們不絕於口的話題。隋王朝本是一個十分強盛富庶的統一帝國，它儲備的糧食可供五十年之用。隋煬帝繼位時，“海內殷阜”，可是不到十三年，便分崩離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麽呢?用唐太宗自己的話來說，一是由於隋煬帝“廣治宮室，以肆行幸”，所造離宮別館，自長安至洛陽，乃至並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無已”。唐軍初平長安，李世民見隋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可見隋煬帝是貪心不足，欲壑難填。三是“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總之隋煬帝依仗自己富強，不顧後患，徭役不斷，幹戈不停，使百姓無法生活，激起反抗，終至“身戮國滅”，為天下所笑。這一切都是唐太宗“耳所聞，目所見”的親身經曆，因此不能不使他“深以自
戒”。從隋亡的教訓中，唐太宗深刻地認識到，封建王朝的氣數長短，雖然取決於天命，然而“福善禍**，亦由人事”。也就是說，王朝的興衰還要取決於國君的好壞。也許是自己為唐二世皇帝的緣故，唐太宗對與隋亡有相同特點的秦亡的曆史也十分感興趣，認為秦雖“平六國，據有四海”，但“恣其奢**，好行刑罰”，結果也是“二世而滅”。他因此得出結論說：“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
由隋滅亡的教訓出發，唐太宗及其大臣們又進一步認識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威力。尤其是唐太宗年輕時在民間生活的時間較長，許多大臣參預或經曆了隋末農民大起義，對民間的疾苦有真切的了解，這就使得唐太宗君臣對人民群眾與國家的利害關係的認識，有可能達到比較客觀認識的程度。如唐太宗說：“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征也向唐太宗指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表明，唐太宗君臣對人民群眾的作用有相當進步的認識。這是隋末農民大起義給地主階級的嚴重打擊所產生的結果。
唐太宗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帝王典範，另一個重要成就就是他“任人唯賢”。他認識到，治理國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應當“廣任賢良”，所謂“治安之本，惟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薦人才，自己也留心觀察、發現和提拔有用之才，推行“任人唯賢”的路線。太宗選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個人恩怨好惡為標準，也不以新舊親疏為轉移。他說：“吾為官擇人，惟才是用。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如魏征，原是其兄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不計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後來官至宰相，成為“貞觀之治”的重要推動者。
唐太宗認為，所用之才不可求全責備，他說“使人如器”，即根據人才的情況來區別任使。太宗要求大臣封德彝舉賢，封德彝回答說，未見奇才異能。太宗明確指出：“所有的君王用人，都是立足當時選拔，而不是和以前的朝代相比。並且哪個朝代沒有良才，就怕找不到而錯過了啊!”唐太宗用人，也不以門第為限，他任用的宰相——張亮“素寒賤”，馬周“孤貧”，戴胄出身“門下錄事”。太宗用人還不以華“夷”為隔，他任用的將領，如拉史那社爾、執失思力等，都是少數民族。
同時，唐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應“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極言無隱。倘君臣相疑，不能各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魏征任秘書監時，有人告他謀反，太宗相信魏征不會謀反，對於誣告者未經審理，直接以誣告反坐的罪名處以死刑。
唐太宗還具有知人之明，對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做到人盡其才。太宗曾經對魏征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正是由於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賢，使得貞觀年間湧現出了一批具有治國才能的傑出人才。唐太宗靠這批人才盡心竭力的輔佐，使唐王朝出現了“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麵。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命人畫開國的24位功臣像於淩煙閣，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齡、高士廉等都在其列。士庶景仰，成為美談。
唐太宗是一個善於采納大家意見、判斷是非、擇善而從的君主，還能舉賢任能，量才適用。隻要是有才幹的人，不論出身貴賤，不論從前跟隨的是何人，都為其所用。他不計個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賢，不避遠近親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隋朝的舊臣有李綱、封倫；徐世勳、秦叔寶、程咬金則來自瓦崗軍，這就為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提供了組織保證。隨後，唐太宗又對中央機構進行了一係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製，為唐王朝的宰相製度奠定了基礎。為使中央各部門之間相互監督，他特別強調在實踐中堅持討論、封駁、執行相結合的原則，推行“五花判事”製度。與此同時，行政機構也得到精簡，貞觀初年文武官員總共隻有640員。精簡了國家機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節省了財政開支，又減輕了人民負擔。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是唐太宗的名言。事實也正是如此，他能做到“以人為鏡”，虛心聽取批評意見，他虛懷若穀，從諫如流。不僅能聽取反麵意見，而且“恐人不諫，導之使諫”，主動鼓勵臣下提不同意見。為消除君臣之間的隔閡，減輕對方的畏懼心理，他在和大臣討論問題時，總是和顏悅色。對於能夠坦言直諫的人，還特別賞識，“以師友待之”。大臣李百藥提出宮女眾多，問題很嚴重，太宗立即下令釋放三千宮女，任其自由嫁人。貞觀三年，唐太宗準備將不滿18歲的男子也征人軍隊，魏征堅決反對，他認為，如將全國的中男(18至20歲的男子)都去充軍，租調徭役將無人負擔。另外，兵不在多，而在於精，不能隻要數量不要質量。太宗開始很不理解，但想一想魏征言之有理，還是收回了成命。這樣的事例在貞觀年間，多得數不勝數。許多人犯顏直諫，不僅沒事，反而受到獎賞和重用。在當時，不管身份職位高低都敢於針砭時弊。在這種活躍的氣氛下，唐太宗避免了許多決策上的失誤，加強了地主階級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正如太宗自己所說的：皇帝雖是美玉，還須來自良工巧匠——臣下的“琢磨”。
在太宗的倡導下，進諫蔚然成風，不僅大臣進諫，連宮中的長孫皇後、徐賢妃也能進諫。而太宗納諫的程度，遠遠超出了以“豁達大度，從諫如流”而著稱的漢高祖。太宗對能直言
進諫的官員，不僅不加責備，反而還常給予獎勵。如給事中張玄素諫修洛陽宮殿，賞絹200匹；孫伏伽諫刑賞不當，賞以價值百萬錢的蘭陵公主園；魏征諫用人不當，賞絹500匹。這不僅表彰了進諫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勵進諫的作用。
為了集思廣益，太宗把各種行之有效的政策製度化。他規定，三品以上官員人閣議事，要有諫官隨同，有失便諫。後來，太宗下詔“宰相人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參與討論。太宗還規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輪流到宮中值宿，以便皇帝召見，詢問外間事務，了解民間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得以上達。另外，太宗還建立了“五花判事”製度。所謂“五花判事”，就是對於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可以各執所見，各署其名。唐朝製度，經過朝廷議決的政策，交給中書舍人草詔，舍人五員各執所見，各書一詔，署名後交給中書省長官選擇。因此出來的詔令，很少出現錯誤。太宗之所以能成為封建帝王的典範，可以說，與他能夠知人善任、兼聽納諫關係極大。
貞觀初年，突厥奴隸主貴族仍不斷發動南侵，極大威脅了唐朝北疆的安定。—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唐太宗主張采取積極防禦的對外關係策略，他先是采取克製態度，緩和矛盾；另一方麵又積極訓練士兵，準備堅決反擊突厥。他親自訓練精銳，使軍隊的戰鬥力大大提高。公元629年(貞觀三年)，大將李靖等分道出擊東突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平定東突厥之後，廣設州府，安置降眾，不僅消除了邊患，也緩和了民族矛盾。唐太宗還派遣文成公主和親吐蕃，使漢藏民族關係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做出了貢獻。從此以後，唐北部邊疆五十年太平無事。
公元635年(貞觀九年)，太宗又先後平定了吐穀渾，統一了高昌，打擊了西突厥，開拓了與西方往來的商路，增強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提倡“胡越一家”，“我為天下主，無問中國和四夷，皆養活之”。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以武力抵抗外侵外，太宗很少先動幹戈。修好四鄰，團結少數民族，使大唐王朝聲威遠播，唐太宗本人也在少數民族人民中贏得了“天可汗”的美譽。
唐太宗是封建社會最偉大和最開明的一位帝王，在其不算太長的帝王位置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為唐王朝接下來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他登上王位的二十多年後，國勢昌盛、經濟繁榮，這就是曆史上受人推崇的“貞觀之治”。貞觀初年，中原一帶“茫茫千裏，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的局麵不見了，現在是“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商旅野次，無複盜賊”的升平氣象。由於社會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唐朝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日益顯著。
公元649年(貞觀二十三年)5月，唐太宗終因積勞成疾，剛剛51歲就與世長辭了。雖然他當了二十多年皇帝，晚年也有不如人意之舉，但縱觀他的一生，他仍然可以說是曆史上最傑出、最偉大的封建君主，他的名字和“貞觀之治”一起，被人們世代傳頌。
“貞觀之治”，是中國兩千多年漫長封建社會的一個繁榮昌盛的朝代，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都曾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當時的世界而言，它經濟繁榮，文化先進，舉世矚目。究其原因，是與唐太宗“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分不開的。換一句話說，就是唐太宗在位時的所有重大決策，每必與大臣們對照隋朝的曆史經驗教訓，以防止決策上的失誤。因而，他在位的23年政績，曆來被史家讚譽為“貞觀之治”。唐太宗總結自己領導成功的經驗時，把學習、研究和借鑒曆史當作一麵“鏡子”，幾乎每天必照不已。他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唐太宗的話內含曆史的真理，因而成了千古名言。後人隻是將唐太宗話十的“古”字改為“史”字而已，內涵都一樣。
通過這段曆史可以發現，任人唯賢、從諫如流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兩個重要的主觀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從少年時代起，親眼看到了強盛無比的隋王朝被隋煬帝的暴政迅速推上滅亡之路的過程，他看到了農民的力量，他既親身經曆了打江山的殘酷鬥爭，深知創業之難；又從隋煬帝身上，悟出守業更難的道理，這使他時刻保持著清醒。
因此，在唐太宗身上，總能看到一種來自農民革命風暴對地主階級的震撼力量，這種力量使他能兢兢業業，居安思危，勵精圖治。
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從來都是不完美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但從某種意義上他卻不是一個好兒子，不是一個好兄弟。玄武門之變改變了他的命運，但同時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太子建成登上皇位可能會讓唐朝像隋朝一樣快速地走向覆滅，因為當時的唐朝確實需要一個像李世民這樣的明君。但也有可能太子建成會避免很多在唐太宗時期埋下的危機……曆史就是曆史，沒有成為曆史的事情隻有靠我們去猜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