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唐朝廷的文武百官宰相陸贄等，實際上大多數大臣官員，都非常了解皇帝陛下的個性品行，知道皇帝為什麽疑慮重重的原因。
李適繼位以後，曾經遭遇多次大臣將領的反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所以李適的猜疑之心，特別強烈。
而李適自視甚高，自以為才華蓋世，聰明睿智，不肯毫無猜忌地信任自己部屬的大臣將領，讓他們分層負責，各盡其能。
所以，李適才會采取這樣那樣，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的各種各樣的預防措施，去防止大臣將領，攬權反叛。
朝廷的文武百官，軍隊的將領，無論官職是大是小，一定要由皇帝自己，來選拔任用，皇帝才放心。
對於宰相、翰林學士等三公九卿大臣，進呈的長遠偉大的規劃，遠見卓識的謀略，李適也很少稱許認可。
及至群臣，一旦遭到皇帝的斥責和罷黜，往往一輩子，李適也不再原諒他，重新收錄起用他。
李適又喜歡以能言善辯，順從聽話，為賢良士大夫的條件，來為朝廷選拔任用人才，因而更加不能，得到敦厚忠實，有獨立人格，腳踏實地幹事的大臣人選了。
自然而然，大唐朝廷對大臣官吏的提拔任用，也就麵臨重重困難，陷入任人唯親的困局。
各種能人誌士，賢良士大夫，遂沉抑於下，不得升進，怨憤日增，甚至投靠敵對陣營或者地方藩鎮。
2
貞元十年（794年）五月，宰相陸贄，不顧李適數次的不滿和申斥，再次呈上親啟密奏，向皇帝進諫，提醒皇帝，選拔任用人才的原則和需要重視的諸多事項道：
“陛下啊：
臣以為，一秉大公，公平公正，獎懲分明，任人唯賢，是維持朝廷正常運轉的最基本的製度和行為原則。
提拔任用人才，是為了勉勵功勞；貶抑降職，是為了懲戒犯下的過失。
兩方麵交相為用，相輔相成，才能夠取得顯著的成效。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圓環，周而複始。
受到進用以後，又有了過失，便需要給予懲罰；受到懲罰以後，又修正過來了，便應該再提升上來。
朝廷這樣做，既不會荒廢法度，也不會捐棄人才。
即使對任何細微的過失，都一定懲罰，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會缺乏。
因為這可以使受到貶逐的人，勉勵自己，力求恢複官職，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誡自己恭謹地任官辦事。
這樣做，就能夠使上麵的人，沒有難解的疑慮；下麵的人，沒有積蓄的怨恨。
明智的君主，不會單單根據一個人的言詞，來使用人才，也不會按照主觀的意想，去選拔士大夫。
如果對自己所親善的人，便不加選擇地任用；如果喜歡一個人的言詞，便不去檢驗他的行為；
升官降職，全隨著個人的愛憎情感；親疏遠近，全憑著人們與自己的誌趣相同與否。
這是舍棄墨鬥，而靠心意來判斷線的曲直，丟開秤錘，而用雙手來掂量物體的輕重的作法。
即使你的操作，極其精細，還是不能避免不會出現謬誤。
中等智能以上的人們，都是互有長處短處的。
如果能夠恰當地分辨人們的長處短處，交付給人們的職任與他們的才幹相當，各自適應人們的性情，分別發揮他們的能力，及至將大家聚合在一起，就會成就了事功。
這與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沒有區別的。
要做到這一點，隻在於善於選拔識別人才，襟度闊達，駕馭有方罷了。
由於一句話，講得使自己愜意，便以為講話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實際情況；
由於一件事，違背了自己的意誌，便以為辦事人，是有罪過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
對講話使人愜意的人，將超過他能力極限的重任交給他，而不去考慮這是他所難以勝任的；
對於辦事違背自己意誌的人，將有失允當的罪責加給他，不肯寬恕他的無能為力。
這就使人，在職務範圍以內，難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間，沒有確定的責任。
如此做法，怎麽能夠希望，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國泰民安，天下太平呢？”
李適接奏，越發不高興，不認可陸贄的看法。
3
見到陸贄的上奏，李適越發惱怒，對侍衛大臣說道：
“諸君：
不知道什麽緣故，近些日子以來，宰相大人令朕十分失望。宰相大人喜歡捕風捉影，說話言過其實，甚至含沙射影。豈是一個忠心大臣的所作所為呢？
宰相大人所言，不是在明目張膽地諷刺朕，說朕偏聽偏信，賞罰不明，任人唯親，處事不公嗎？”
李適對宰相陸贄的不滿，更加強烈，根本就不能夠接受宰相陸贄的意見和建議了。
不久，陸贄又上書皇帝，提供節省平均財稅的方法，一共提出了六條很有見地的建議。
陸贄首先回顧了征派賦稅徭役的辦法，論述了兩稅法存在的弊端，特別提醒李適道：
“陛下：
陛下一定十分清楚，依照國家原有的製度，征派賦稅徭役的辦法，一般可以稱作租、調、庸三種。
具體情況是，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畝，每年交納糧食二石，稱作租。
每戶各自按照土地所生產出來的不同產品，交納絹或者綾或者，一共二丈，絲綿三兩，不養蠶的土地，交納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作調。
每個成年男子，每年應當承擔的徭役，則是收取雇人代役所應該償付的傭金，每天以交納絹三尺為標準，稱作庸。
天下成為一家，法令製度平均如一。
即使有人，打算輾轉遷徙，這樣的奸謀，也是無處可以容納的。所以人們不會有動**不安情緒，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規製。
及至羯胡安祿山、史思明等，禍亂中華，百姓如亂雲紛擾。戶籍與地圖，因朝廷躲避他處而毀去，稅法因供應軍需，而徹底破壞。
於是在建中初年，朝廷開始商討，重新建置各種製度。
執掌朝政的人，如宰相楊炎等，明明知道，舊弊應當革除，但建立新製時，卻連建置各種製度的本意都拋棄了。他們也知道立法應當從簡，卻沒把握住事情的要領。
臣私下以為，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須首先窮究，導致弊端的原由，才能夠對症下藥，治好疾病。
如果是時勢造成的弊端，便應當隻就時勢，來加以治理；如果是製度造成的弊端，便應該完全革除這一製度。
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確當的，一切悔恨必將消亡。
在戰事興起以來，對軍隊的供給沒有限度，這正是時勢造成的弊端，而不是製度造成的弊端啊！
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調法，分別派遣使者，搜刮郡縣，核實驗證賦役簿籍，每州選取大曆年間征收賦稅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數額，作為兩稅的定額。這不是明顯的不當嗎？
財富的產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製定賦稅收入，一定要以能夠創造財富的成年男丁，作為依據。
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稅收；也不因停止種植，而減少田租。人們便願意多加播種了。
不因產業擴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鄉而免去納調。人們便牢固地定居下來了。
不因勤勉自勵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懶情懈怠而免除納庸。人們便會辛勤勞作了。
這些都做到了，人們就會安心居住下來，竭盡力氣務農了。
兩稅法的設立，隻以資財產業為依據，不以人丁多少，為征派賦稅徭役的根本。所以，雖然有可取之處，但其中的弊病也很明顯。
人們竟然不懂得，在資財產業中，有的是可以收藏在懷裏或口袋、箱子裏的，雖然物品貴重，但人們無法查看出來。
有的堆積在場院、田圃、糧倉中，雖然價值低廉，但大家卻以為這是富有。
有的是便於交易與增殖的財貨，雖然數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計算的。
有的是茅棚房舍與器皿用具等資產，雖然定價很高，但常年沒有增益可圖。
這樣的比較，種類實在繁多，一律估計價錢，並折算成緡，這種辦法，有失公允，助長徇私舞弊。
由此，專門謀求細軟的財貨，而願意輾轉遷徙的人們，總是能夠擺脫徭役和賦稅；
追求農業，而置備不定居的產業的人們，卻往往為賦稅征收，而困頓。
這簡直是誘導人們，去做邪惡的事情，驅趕著他們，去逃避徭役，使勞役的效能，不得不鬆懈下來，賦稅的收入，不得不缺欠。
又因兩稅法，處於創立製度的初期階段，沒有追求製度的整齊劃一。
物資的供應辦法，有繁瑣與簡便的區別，州府長官，有精明與愚笨的不同，各處的徭役賦稅，輕重懸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見各有分歧，但計劃上奏，一經決定，就隻有增加，沒有減除。
加之，大曆年間的供軍、進奉一類的雜征，既然已經合並，收到兩稅中。
那麽，現在卻在兩稅以外，又保留了這一些名目，實在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
希望陛下，盡量實行賦稅的平均，削減不合法、不合理的征收名目，苛捐雜稅，以便救助凋零衰謝的百姓，讓百姓休養生息。”
見到陸贄的上奏，李適不置可否，沒有任何反應，陸贄心裏十分焦慮，不知道皇帝意見究竟如何。
4
不久，宰相陸贄再次建議，請求以布帛作為兩稅征收的稅額，不再按錢數，去進行計算征收，力求減少中間剝削，減輕百姓負擔。
為此，陸贄上奏道：
“陛下啊：
臣私下以為，大凡國家的賦稅征收，必須估量人們的承受能力為原則；必須根據土地出產的實際條件，來加以製定。
因此如今，國家征收進來的賦稅，隻有布、麻、絲織品、絲帛和各種穀物罷了。
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價格貴賤，失去公平，而人們物物交換缺少標準，不夠便利，又製定了錢幣製度。
製定錢幣製度，是以便於節製物品流通中輕重緩急的機宜，財貨的聚集與分散，廢弛與盛旺，都一定要以此，為依據。
因此，治理財利的重大權柄，即國家的財政大權，隻能由官府執掌，不能把它交給下麵的人執行，以免胡作非為。
由此可見，穀物與絲帛，是百姓們所生產的；錢財貨幣，是官府所製造的。
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規定道：
以穀物交租；以絹交庸；以絲帛、絲綿、布匹交調。
朝廷的法律法規中，何曾有過，禁止人們鑄造錢幣，卻又以錢幣充當賦稅的事情呢？
唯獨現在實行的兩稅法，與原有的典章，大相徑庭，南轅北轍，不合常理。
而兩稅法隻通過估算百姓的資財產業，來規定征稅的等級，就產生了弊病。
於是，以錢幣和穀物為數額，確定了稅收，還要臨時折算為雜物征收。
而雜物的種類，每年也大有區別。
但官府隻算計，如何得到稅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慮備辦這些物品的難易程度。
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們自己生產的物品，人們自己生產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
於是，人們有時需要加價，購買他們自己所沒有生產的物品；而減價出賣，他們所擁有的物品。
這樣一加價，一減價，其間的損耗，百姓受到的盤剝，就已經非常厲害了。
臣希望，朝廷核定各州，最初實行兩稅那一年，所交納的絹帛布匹總額，按照現在通行的物價，來確定絹帛布匹總額的價值，作為征收的標準和依據。
如果物價偏低，就稍稍加價，如果物價偏高，就稍稍減價，酌量著取中定價，然後總計全部稅收應得的價錢，折合成布匹絲帛的數額，進行征收繳納。
大凡土地生長物產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
因而，朝廷官府，索取物產，應該有限度，使用物產應該有節製，才能經常充裕；如果朝廷官府，索取物產沒有限度，使用物產，沒有節製，就會經常匱乏，出現短缺。
生長物產的豐饒與衰歉，很多是由上天的自然因素決定的；而消費物產的多少，是由人決定的。
所以，聖明的君王，立下法規，即是估量收入的情況，以製定支出的計劃，即所謂量入為出。如此的話，即使遇到災害禍難，民間也不會困頓窘迫。
在政治與教化衰敗以後，情形卻恰好與此相反。
即是估量支出的情況，以製定收入的計劃，並不考慮，沒有這些收入，應該如何處理，即所謂量出為入。
夏桀使用天下的物產，但還是依然不夠用；商湯使用七十裏地的物產，但還有剩餘。
這充分說明，物產使用的盈餘與虧耗，在於有無節製而不在於收入的多少罷了。
因此，臣希望聖明的君王，能夠節製用度，量入為出，不要過分地盤剝百姓，弄得天怨人怒，天下沸騰，釀成不可估量的災禍發生。”
李適讀了，大不滿意，當麵申斥陸贄道：
“先生所言，真是書生所見。
先生真是，不當家，不知道油米貴啊！
如今，天下戰事不斷，邊塞不寧，藩鎮不供，朕不從百姓身上去想辦法，彌補虧空，難道能向上天，去索取嗎？
你不來解決問題，反而來添亂，這是宰相應該做的嗎？
請問先生，你能夠有什麽好辦法，幫助解決朝廷的困窘，讓朕減少百姓的負擔嗎？”
李適對宰相陸贄的不滿，更加強烈。
5
不久，陸贄又上書皇帝，批評朝廷對地方長官的成績考核，隻是以戶口增長、稅收增加、田土墾辟，作為成績考核根據的做法，不夠妥帖完備道：
“陛下啊：
臣以為，考績獎賞，決定人們的進取之心，和人們努力的方向，不能不慎之又慎。
而官吏百姓，常常見到的情形卻是，為人上司、長官的人，大多從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出發，去考慮問題，決定行動方向，很少能夠設身處地地推究，他人的想法和處境。
他們也從不考慮，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在人們的地位身份，相互變易以後，忠誠與寬恕，究竟是什麽情形，更加不能夠體察，大公無私，為國獻身是何等情意了。
為了達到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私欲、維護自己利益的目的，官員們交替著給人們一些小小的恩惠，爭著運用一些自作聰明的小動作，去誘引奸民，作奸犯科，謀取利益。
他們把與相鄰的州道的相互排擠與爭奪，視為精明能幹的體現；將招徠和聚集逃亡人口的行為，視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
由外地遷到此處的人們，既由於新近才被此地的官府收羅，而得以免征賦稅；
往來倏忽不定的人們，又因屬於恢複自己的故業，而受到官府的優待；
而那些循規蹈矩，依戀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終，不肯遷徙他鄉的人們，役使勞役卻日見繁重，稅賦征收，也日益增加。
這就使定居故土的人們，經常替好吃懶做、四處遊**的人們，提供賦稅與徭役。
官員們這樣的舉措，與驅趕人們，輾轉流徙，唆使人們去欺詐訛詐，又有什麽區別呢！
臣以為，這都是由於地方長官，缺少廣博通達的見識，各自對自己所統領的事務，懷有私心，一心謀求自己最高最大利益的緣故啊！
朝廷設置法規，治理人民，時間長了，沒有不產生弊病的，必須與時俱進，加以改變。
如果掌管法規法紀的人，不懂得掌握時機，適時變革，因時求變，便會使奸巧詐偽，不斷萌生。
並經常由於執法者的不聽告誡，不守法紀，而滋長驕橫貪暴，違法亂紀，殘害百姓的行為。
臣建議，請陛下立即向有關部門發布聖旨，詳細製定考核成績的最佳辦法。
臣以為，如果在官吏們應管轄的地域以內，人口愈益富實繁盛，在完成規定的稅收數額以後，仍有剩餘，便聽憑該地長官，根據戶口，平均減稅，依照減稅數量的多少，來規定和考核，官吏成績的等級高低。
如此，則官民喜悅，何愁帝國，不能夠興盛呢？
關於減稅的數量，與應管轄稅收物資通常的比率，每戶納稅減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績，定為上等；
減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績，定為次一等；
減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績，定為再次一等。
如果人口多有流離散失，於是在現存戶口上增加稅收，考查成績居於劣等，其懲罰辦法，也按照前述的原則，來進行處理。
如此，則官員們必定想方設法，使戶口富實繁盛，讓百姓的負擔逐步減輕。
朝廷設置文武百官，創立國家，是以養民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賦稅，索取財貨，也是以供給國家為目的的。
賢明的君王，不肯為了豐厚的供給，而使所養的人民，受到太大的損害。
所以，必須首先辦好人們應做的事情，而後借用人們的餘力；必須首先使家家富足起來，而後征收人們剩餘的資財。
如今的情形，卻與之相左。
養蠶的事情，才剛剛開始，官府就已經要求，要交納絲織品的稅收多少了；
農田的活計，還沒有完全結束，官府就已經趕忙計劃，確定征收穀物的田租多少了。
既然上級長官的管束督責，是嚴厲的，下級官吏的欺淩暴虐，也就益發緊迫了。
尚有東西可以納稅的人們，趕忙出賣自己家裏的物品，因而要損耗一半的價值；
沒有東西可以納稅的人們，隻好求人借貸，因而要加倍地償還所借的債務。
如此種種情形，就是造成民怨沸騰，民不聊生，最終鋌而走險的根本原因。
臣殷切希望，陛下能夠再次詳慎地製定，收稅的期限，以給天下生靈，休養生息、苟延殘喘的機會。
古時候，關於國家在三十年內，要有九年、六年糧食儲備的說法，是將疆域以內的臣民，全部計算在內的。
而不是單單讓公家的穀倉，豐足起來，而不把編入戶藉的百姓，計算在內。
近來，有關部門官員上奏，請求征收茶稅，每年大約可以得到錢五十萬貫。
按照原來的敕令要求，將征收茶稅的錢，儲存在戶部，用來救濟百姓的饑荒。
現在，各地災情不時發生，而且十分嚴重，請求戶部，用這筆茶稅錢，來購買儲備糧食，以符合以前的旨意。
臣發現，如今在京城周圍地區之內，每一畝稍好的田地，官府征稅大約五升，但私人收地租，有的大約每畝多達一石，是官府征稅的二十倍之多了。
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的田租，依然有半石之多。
如此盤剝征收，賦稅、田租日益沉重，誰能夠忍受呢？誰願意辛辛苦苦一年，而為人作嫁，落個百忙一場，一無所得呢？
一般說來，土地，是歸君王、國家所有的；耕種，是由農夫們去完成的。
因此，從道理、情理上講，君王和農夫這二者，應該獲取最大的利益和好處。
然而，兼並土地的人，收取地租，居然能夠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好處和利益；而付出最多艱辛的農夫，居然是所得微薄，衣不遮體，食不果腹。
顯而易見，這樣的分配原則和現實，是極端不合理的。
臣殷切希望，朝廷能夠對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預先規定限製性的條款，裁減田租的價錢，務必讓貧困的農夫，得到一些好處，以激發他們，生產的積極性。
如果百姓一家，辛辛苦苦一年，居然是一無所獲，甚至是債台高築，誰願意從事農耕呢？
而糧食是國之根本。沒有維持國家根本的農人的操勞，一切的一切，都將無從談起，中興帝國，更是南柯一夢，水中撈月。
法規最可貴的地方、它的尊嚴，就在於能夠，徹底地實行下去。需要謹慎的，就是防止深究苛察，太過苛刻。
將製度設立得寬和一些，是為了方便大眾；將法令規定得嚴厲一些，是為了懲誡那些違法者。
略微損傷一點富裕人家的利益和收入，而稍稍照顧一下貧窮人家的利益，提高一點他們的家庭收入，是維持國家和諧，避免矛盾深化、社會動**的最佳策略。
富裕人家的略微損傷，並不致於有傷他們的富足，卻能夠使貧窮的人家，得到照顧，足以賑濟他們的窮困。
維持了貧窮人家的最基本的生活和生產的要素，就能夠讓社會，良性循環，富裕人家，也會變得更加穩定、富裕了。
臣以為，這便是安定富人，體恤貧民的最美好的籌措。為君者，是千萬不可舍棄的啊！”
陸贄的建議，還是同樣的結果，如石沉大海一般，沒有一點漣漪產生。
陸贄的失望和沮喪，也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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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王朝心係天下的有識之士宰相陸贄等，都心知肚明，如今朝廷的吏治腐敗，已到極點。而皇帝昏庸自私，缺乏遠慮，大臣官吏鼠目寸光，隻知道徇私舞弊。
貪贓枉法，貪婪掠奪，遂成為了常態，任由誰，振聾發聵地大聲疾呼，也不過是於事無補，徒勞無益。
理所當然，陸贄等有識之士，利國利民的建議和措施，也就根本沒有人願意聽取實行了。
而到了此時，李適對宰相陸贄的施政，越來越不滿意，對他的建議和意見，也越來越不肯聽從。
最終，以苛刻剝下、附上為功的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貞的讒言起了作用。
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適下旨，免去陸贄宰相職務，改任太子賓客，陸贄時年四十歲。
正當盛年的一代賢相陸贄，就這樣被皇帝免職棄用了。陸贄擔任宰相，不過一年多的時間。
陸贄以後，接任宰相的大臣，再也沒有實權，徹底淪為了皇帝的文書。
就連縣令之類的小官，李適也要親自下旨任命。
第二年，貞元十一年（795年）四月，陸贄又遭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貞等奸佞小人的再次陷害，被貶為了忠州別駕。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陸贄憂鬱成疾，在居住了十年的貶所忠州去世，時年五十一歲。
大唐帝國這輛破舊的戰車，就在顢頇昏庸、茫然無知的禦者駕駛下，繼續向著崩潰的邊緣，飛奔而去。
就在這個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李適（德宗皇帝）逝世，享年六十四歲。
大唐王朝，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7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當了二十六年儲君的太子李誦，正式即位，是為順宗皇帝。
其時，李誦已經患病，半身不遂。
即位以後，李誦不懼病痛，依然重用王叔文、王伾等大臣，開始進行改革，試圖挽救搖搖欲墜的大唐王朝。
李誦罷黜橫征暴斂的小人，褒揚忠良賢能的君子，改革根深蒂固的弊端，給予窮苦百姓以實惠，試圖剪除宦官獨攬軍權，藩鎮割據的腫瘤。
大唐朝廷一時氣象更新，欣欣向榮，有了中興的景象。
李誦當政時間雖短，但建樹頗多，延緩了大唐頹勢，堪稱一代賢君，其赫赫功勳大致如下：
其一、貶謫奸佞。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二十一日，殘忍凶惡，橫征暴斂的京兆尹李實，被順宗皇帝下旨，貶為道州長史，長安市民歡呼雀躍；
其二、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順宗皇帝下詔，大赦天下，免除人民的欠稅及其他苛捐雜稅，停止巧立名目的進貢，取消“宮市”、“五坊小兒”等前朝惡政；
其三、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三月一日，順宗皇帝下旨，釋放大批宮女（三百），歌女（六百）；
其四、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五月三日，任命右金吾大將軍範希朝，擔任右神策軍統軍兼京西行營節度使，剝奪宦官的軍權；
其五、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六月九日，豁免百姓曆年的欠稅，所欠的糧食、綢緞等等，共計五十多萬；
其六、追贈一代賢相陸贄、陽城等忠臣烈士。
順宗皇帝（李誦）繼位執政以後，短短的五六個月時間裏，他的善政很多很多，很為後人稱頌。
然而，順宗皇帝的這些革新措施，上利於國，下利於民，獨不利於宦官集團，皇親國戚，飛揚跋扈的地方藩鎮割據勢力，地方豪族大姓等權貴階層。
李誦、王叔文、王伾的改革，很快遭到了以韋皋為首的地方藩鎮勢力，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以太子李純為首的皇親國戚的強烈反對，最終永貞改革，以失敗告終。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五日，李誦病勢沉重，禪位於二十八歲的太子李純，永貞改革，宣告徹底失敗。
不久，李誦駕崩。
改革派領袖王叔文，被逼自殺身亡，王伾在貶所病死，柳宗元、劉禹錫等改革人士，被貶為“八司馬”。
這一年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也在自己的任所成都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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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貞元二十一年（805年）這一年，距離一代賢相李泌去世，已經有接近二十年的時間了。
李泌雖然早早離世，但並沒有人亡政息。他的一係列深謀遠慮的決策，影響深遠，造福後世。
李泌竭力保護推薦的人才，名將李晟、馬燧，大臣韓滉、王緯、元友直、竇參、董晉、趙憬、陽城、張建封等人，這些人位兼將相，後來都成了德宗時期的名臣，對大唐王朝貢獻頗大。
李泌生前精心設計的很多大政方針，他的繼任者竇參、董晉、陸贄等宰相，依然在繼續努力地貫徹實施，艱難地維持著大病纏身的大唐朝廷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