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對中國古代史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不會懷疑，隋唐是極為鼎盛的時期。時至今日，在國外許多地方，仍習慣將華人稱為“唐人”，並有專門的“唐人街”。可見隋唐特別是“盛唐氣象”的影響力，有多麽深遠。那麽，“盛唐氣象”是怎樣出現的?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麵?後世可引以為鑒的東西是什麽?這些，是本書想要探討的主要內容，在開篇中先做一個概括的介紹。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高峰時期。與秦漢相似，隋唐也是在長期分裂割據之後出現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隋唐王朝在重建和維護統一、改革封建製度、發展經濟文化、擴大對外開放等方麵，多有建樹，為後世稱道。
統一帝國的重建
自東漢末年董卓之亂後，中國社會基本上處於分裂割據狀態之中，長達400年之久。在長期的封建割據之中，孕育著重新統一的條件，並且逐漸向統一的方向邁進。
造成漢末分裂割據局麵的一個主要社會原因，是豪門士族勢力的強大。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時，劉備提到的一大堆英雄之中，大都是當時的豪門望族的代表人物，如袁紹是“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孫策是祖居江東，子承父業。在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割據時期，豪門望族既是割據勢力，又在相互傾軋中遭到削弱。這種削弱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麵：一個是戰亂之中的打擊。如南朝梁簡文帝時期的侯景之亂，使僑居江南的名門大族，消亡殆盡。唐朝詩人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詩句，就非常形象地刻畫了這一時期世事的滄桑變化，名門起伏急劇的景象。另一個是國家政策的限製。如南朝從劉宋以來，使“寒人掌機要”，即讓出身寒門之家的人掌握國家樞密之權，含有在政治上限製士族勢力的傾向；實行“土斷”和“檢籍”，將由北方南遷的豪門士族，一律編入當地戶籍，與土著居民同等待遇，並檢查戶籍有無詐冒脫漏等情況，含有在經濟上限製士族勢力發展的意圖。北魏開始實行的“均田製”、西魏實行的“擢賢良”等政策，也都有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限製豪門士族勢力的意思。在這兩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強盛的士族門閥勢力逐漸衰落，統一的社會障礙逐漸排除。
邊疆諸少數民族進入內地，並紛紛建立獨立的或相對獨立的政權，是形成魏晉南北朝分裂割據狀態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晉室南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逼於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的內徙；晉室南遷之後在北方領土上出現的“十六國”，大都是這些少數民族建立的，之後統一北方的北魏政權，也是鮮卑族一支的拓跋氏。在內徙各少數民族逐步封建化的過程中，他們既大量吸收漢族的封建文化，同時也以自己的文化習俗影響漢人。到隋初，原先進入漢族地區的諸少數民族，無論在經濟生活還是語言風俗等方麵，都已基本上和漢族合流，以至後來的曆史學家隻能從他們後裔的姓氏郡望上來考知他們族性的淵源。各民族的大融合，為統一帝國的重建創造了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
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北方和南方的經濟文化聯係也越來越緊密。北方在北魏中期孝文帝改革之後，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的發展。南方的農業生產在這個時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南北方經濟恢複發展的同時，商品交換等經濟文化聯係越來越普遍。北方的洛陽、長安等城市，成為南北貿易的重要商業城市，“南貨”成為北方暢銷的商品。當時洛陽城南的“四夷館”附近住有萬餘戶外來人，銷售外地運來的或外地人經營的各種商品。南方的長江沿岸及三吳地區，商業也非常活躍。當時的成都，不僅是西南各族交換商品的重要市場，而且吸引了遠方商賈，西域商人也經由涼州前來貿易。在沔水（漢水）和淮水沿岸，南北貿易也日益增多，軍吏和商人以壽春（今安徽壽縣）為中心，交換各自需要的貨物。南北經濟的發展及其緊密的聯係，造成了全國重新統一的物質前提。
隨著統一諸條件的逐漸成熟，統一的鬥爭也開始進行。經過一係列曲折複雜的過程，最後由隋文帝完成了這一大業。
在隋文帝統一全國之前，被迫南遷的東晉統治者，曾進行過多次統一的努力。如晉元帝時，僑居南方的原北方大族祖逖請命北伐，他以弱小的兵力，乘北方統治者內部衝突之機，收複黃河以南的領土，並使後趙的統治者石勒因害怕而求和。後來因南北土著勢力的挾製，功敗垂成。祖逖北伐之後，庾亮出兵受挫，殷浩北伐無成，桓溫始勝終敗，劉裕北伐進到長安，但因部下在長安內訌起來，終為夏主赫連勃勃所敗。到了南北朝時期，雙方時有攻戰舉動，北朝不能完全征服南朝，南朝也不能完全征服北朝，雖然這種武力統一的努力都沒有獲得成功，但清楚地反映出統一是各方各階層都向往的趨勢。而且這些努力在客觀上加速著統一的進程，不管這種統一最終以何種方式實現。
公元578年，已經統一了北方的北周王朝的軍政大權落到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手中。兩年之後，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並積極為進軍江南、統一全國做各項準備工作。由於隋朝在隋文帝楊堅的統治下，國力蒸蒸日上，遠遠超過了江南的陳朝；同時也由於經過長期的民族鬥爭和民族融合以後，南北對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質已基本消失，隋朝統一全國的戰爭非常順利。公元588年，隋文帝的二兒子、晉王楊廣統帥50萬大軍，分五路，向江南的陳朝發動總攻，次年（589年），一舉攻下建康，消滅了陳朝。接著又陸續摧毀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隋文帝楊堅平定了南方全部州縣。這樣，長期以來的南北分裂局麵宣告結束，統一的封建帝國重建。
隋帝國建立後，隋文帝楊堅勵精圖治，政局比較穩定，國力日益強盛。但到了隋煬帝楊廣當政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加劇，人民群眾的負擔加重，在統一的封建帝國重建不久，各地的農民大起義就很快爆發，統治集團內部的實力人物也紛紛起來逐鹿中原，隋王朝迅即土崩瓦解，全國又陷入分裂混亂之中。這時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淵，乘機起兵，打敗了各地的割據勢力，鎮壓了農民起義軍，統一了全國，開創了唐朝近300年統一帝國基業。
隋末的戰亂與秦末極為相似，都是在統一帝國後不久發生。又都是旋發即終，重歸一統，從此出現近三四百年的統一局麵。所謂秦隋二世而亡。漢唐數百年一統，說的就是這個曆史現象。
唐朝近300年的統治時期，也並非一帆風順，沒有波瀾。唐朝前期政治總的來說比較清明，社會也比較穩定，由“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走的是上坡路。但同時，孕育著衰敗分裂的因素。開元、天寶之際，即由盛轉衰。“安史之亂”就是這一轉折的標誌。在這之前，唐王朝是中央高度集權、統一的帝國，與邊疆各民族的關係處理得也比較好。“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內部分裂的局麵已經出現，中央統治的無力，藩鎮的割據與相互間的攻戰，使昔日的帝國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與邊疆各民族的關係，也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麵，總的看，是摩擦多於和睦，受逼多於控製，且與藩鎮之間的相互利用與爭奪交織在一起，搖**著唐朝的江山。但無論是藩鎮割據，還是少數民族的進逼，終唐之世，沒有出現像兩漢中間的那種王朝更迭，一統帝國的形式保持始終。在唐末農民大起義中，在藩鎮割據基礎上出現的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麵，也沒有像漢末出現的分裂局麵那樣持久。漢末之後的分裂長達400年，唐末之後的分裂隻有60年，這表明，秦漢開創的統一事業，經過隋唐的加工之後，已基本定型了。
封建製度的沿革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承前啟後的時期，隋唐各項封建製度的演變，也更多地帶有承前啟後的色彩。這一時期封建製度的沿革興替，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直接的推動作用，同時也透露出治亂興衰的種種信息。
在經濟製度方麵，這一時期在土地、戶籍、賦役製度建設中著力較大，其主旨是促進封建經濟的恢複與發展，保障封建國家的各項收入。
隋初頒布均田令，其主要內容與北魏、北齊、北周的均田製相近，但隋初均田製實行的程度和範圍如何，史學界至今尚有爭議。隋末唐初的戰亂，使人口銳減，大量土地荒蕪，因此唐初也曾頒行均田令，規定人民所耕田地，由政府分等級授予。但到唐中葉後，由於國家行政管理的懈怠，版籍不實，土地兼並情況較為普遍，均田製逐漸名存實亡，到“安史之亂”後，便不複存在了。
與均田製互為表裏的，是戶籍製度的沿革。隋初，為了改變前代戶口管理混亂狀況和推行均田製，下令在全國“大索貌閱”，頒布“輸籍定樣”。即由州縣官吏檢查隱漏戶口，並按照戶籍簿上登記的年齡和身體狀況，與本人體貌核對，以防誑報年齡，詐老詐小。由中央確定劃分戶口等級的標準，作為征收租調的依據，頒布到各州縣，每年正月評定一次。同時，將全國人口分鄉村與城市，編為黨（族）、裏（間）、保組織，各級組織的負責人，對本級組織中戶口不實、租調不納等問題，負有連帶責任。到了唐代，則明確規定每年一造計帳，每3年一造戶籍；並將全國人戶按資產和人丁等情況，劃分為3等（後改為9等），每3年評定一次，作為征課的依據。日常的戶口管理，也由基層的裏、保組織負責。中唐以後，3年一造戶籍，3年一定戶等之製，漸成具文，裏保等基層組織在戶口管理方麵的作用，也不能正常發揮了。
古代風景建立在土地和戶籍製度之上的賦役製度，演變的情況更大。隋初的賦役之製，有承襲北周的一麵，也有變更減輕的一麵。其基本內容，是根據人口受田情況和人口年齡、健康情況，承擔不同的租、調、役（出調可以免役）。隋文帝時期，課役負擔總的來說較輕。隋煬帝時，雖然也有減輕課役的詔令，但不久即橫征暴斂，大興兵役，法定的賦役製度全成具文。唐前期的賦役製度的主體，是租、庸、調製。除了租庸調外，還有戶稅和雜徭，通常按照戶等高下和人丁多少攤派。到了唐中葉後，由於均田製和戶籍製的破壞。租庸調製已經無法實行。當時唐王朝的賦稅收入，逐漸變為以戶稅和地稅為主。針對這一情況，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製定了“兩稅法”。“兩稅法”的基本精神是以財產的多少為征稅標準，擴大了賦稅的承擔麵，多少改變了賦役集中在貧苦農民頭上的情況。但在後來的實行過程中，由於錢物折納的標準變化不定及地方官吏的上下其手，逐漸成為人民的苛重負擔。而且，在這一製度下，土地兼並不再受任何限製，實行不到30年，全國約有1／3的百姓土地被官僚地主兼並，到處可見“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的現象，流民大量湧現，成為動搖唐王朝統治的基本力量。
在政治製度方麵，這一時期在官製、法製、科舉製中多有所創新，其主旨是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提高政治運作的效率和質量。
隋唐時期官製的淵源，有兩個方麵：一個是漢族政權方麵的曆史來源；另一個是少數民族政權方麵的外部來源。隋初，隋文帝就對南北朝後期的製度加以整理，建立起一套相當嚴密的統治機構。隋開皇元年（581年），廢北周的六官製度。建立三省六部製度。隋開皇三年（583年）改革地方官製，取消北齊、北周的郡一級建製，實行州縣兩級製，省並了不少州縣，裁汰了一些冗官，以便節省國家開支，提高行政效率，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唐代的中央官製，基本上沿用隋代之製，不過更為完備、周密一些，中唐以後，又有所變化。地方初沿隋朝州、縣兩級製，後來出於監察的需要，將全國劃為10（後又為15）個道，起初由中央臨時派員行使單項職能，後來演變為一級地方組織，形成實際上的道、州、縣三級製。
這一時期的法製淵源，也同官製一樣，既有曆史上漢族政權方麵的舊製，又有西北諸少數民族政權所創的新製。隋朝大的立法活動有兩次。一次是在隋文帝即位之初，命大臣高匕火頁和蘇威等人，參照前代法律，製定和更定新律，形成《開皇律》；另一次是在隋煬帝時期，製定了《大業律》。《開皇律》和《大業律》基本相同，而前者優於後者，因為它斟酌損益，取適於時，其篇章體例和基本精神，為後世所遵循。律以外，令、格、式等法律形式也已出現。唐朝的立法活動比較頻繁，其中大的立法活動有十多次，法律形式也空前完備。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令、格、式，後期則主要是編敕和刑律統類。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永徽律》及《律疏》，現存《唐律疏議》即是永徽律疏。此外，唐玄宗開元年間完成的《唐六典》，是係統地記載唐朝官製的行政法典，對後代的行政立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從司法角度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統治者，都比較重視嚴格、劃一、審慎的原則，以解決社會矛盾，維護封建統治；而一旦統治者放棄這些原則時，社會的無序狀態就隨之而來。
漢魏以來，實行“九品中正製”的選官方法，後來流弊嚴重。隋朝建國後，隋文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限製門閥勢力，於開皇年間取消“九品中正製”，用分科考試的科舉製選拔人才。但當時的科舉製還處在萌芽狀態，隻有常選和特選兩種，並不經常進行，各科的考試內容和方法，也未形成製度。唐朝繼承了隋朝的這一製度，並逐漸加以充實、完善，通過科舉考試製度，籠絡和選拔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改善了官場和吏製的狀況，有利於削弱漢魏以來士族門閥對仕途的壟斷，鞏固和加強了中央集權；同時也使一大批有誌於仕宦的知識分子的思想局限在統治者所期望的綱常名教之中，削弱了潛在的反叛思想和勢力。雖然這一時期科舉考試已顯出一些弊端，但還不像後世那樣嚴重，總的來說，是正麵作用大於負麵作用。
在軍事製度方麵，隋朝和唐朝前期實行府兵製，唐朝中後期，府兵製廢弛，開始實行募兵製，軍事製度變化較大。雖然統治者力圖依靠軍事力量維護自身政權，但最終仍衰亡於藩鎮割據之中。
府兵製是與均田製密切相關的一種軍事製度，它起源於西魏、北周。隋室代周後，府兵製未變。隋末動亂，府兵組織解體。唐朝建立後，在全麵推行均田製的同時，恢複和整頓府兵製，使之成為唐朝前期的主要軍事製度。府兵製的特點是寓兵於農，充當府兵的衛士，主要來自均田製下21至60歲的壯丁。資糧自備，平時在家裏從事農業生產，農閑時接受軍事訓練：主要任務是輪流上番宿衛和征防。府兵製的另一個特點是兵將分離，全國府兵在皇帝總領之下，統領於諸衛，但府兵的調發屬尚書省兵部，諸衛長官無權直接調動府兵，平時將不專兵，戰時應征，由朝廷派將領統帥，戰事結束，即解甲歸農，以此防止軍將擅作威福。府兵分布的特點是“內重外輕”，唐朝府兵全盛時共657個折衝府，其中分布在首都所在地的關內道及臨近的河東、河南三道的府就達526個，占全國折衝府總數的80％，充分體現了唐王朝“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的基本方針，並有效地保衛了京師和皇帝的安全。
到唐中葉，由於土地兼並的加劇，府兵製賴以存在的均田製遭到破壞，出現難以為繼的現象，逐漸被募兵製所代替。唐玄宗時，由於府縣府兵宿衛人員不足，曾招募12萬弓廣騎代替，之後以募兵代替府兵的規模越來越大，到天寶年間，府兵製徹底破壞，募兵製興起。同時，唐玄宗出於對邊疆用兵的考慮，在軍事力量的分布上，也變唐前期的“內重外輕”為“外重內輕”，邊疆地帶節度使專兵的現象也隨之出現，最終釀成“安史之亂”。唐後期的統治者，為了改變藩鎮專兵、尾大不掉的局麵，在不能恢複府兵製的情況下，采取了諸如派宦官監軍、加強中央禁軍等措施，但由於中央禁軍（唐後期主要為左右神策軍）的控製權落入宦官手中，又導致了宦官專權、手持廢立的嚴重後果。在唐文宗時，曾密謀切除這一惡瘤，但因所托非人、行事不密而失敗，這就是所謂的“甘露之變”。從此以後，在藩鎮交互用兵、宦官專權作威的夾擊之下，搖搖欲墜的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
經濟社會的發展
由於國家的統一、製度的文明創新，隋唐時期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是空前的。在許多方麵都達到了封建社會所能達到的高度。唐中葉後，這種發展與進步遭到破壞，經濟文化的重心由北向南轉移，但在某些方麵仍然保持甚至創造著新的發展勢頭。從總體上看，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發展高峰時期。
古代風景農業、手工業以及商業貿易的進步與發展，直接推動著這一時期經濟的繁榮，奠定著隋唐封建盛世的基礎。
農業是封建社會最基礎、最基本的產業。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中，農業的興衰直接關係著整個社會的興衰。隋朝和唐朝前期，實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在較大範圍內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公平賦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政府組織農民興修水利工程，灌溉麵積擴大，抗旱能力增強：生產工具不斷改進，生產技術也不斷提高和推廣，使這一時期的農業生產迅速得以恢複和發展。隋文帝時“強宗富室，家道有餘”，封建國家的中外倉庫，無不盈積，西京太倉，東都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等，所儲米粟多的達千萬石，少的也有數百萬石；長安、洛陽和太原的府庫所儲的布帛，也各有幾千萬匹。這些，再加上其他地方的儲積，可供隋朝統治者支用五六十年。唐朝到玄宗時，百姓家中的儲糧，大都可以食用數年，政府倉儲的糧食，到天寶八年（749年）約為1億石。當時的糧價降到曆史上的最低價，且保持較長時間的穩定。但“安史之亂”後，均田製、租庸調製逐漸廢弛，北方大部分地區的水利設施年久失修，人口凋敝，農業生產下滑。南方的農業生產，則因長期的人力、技術積累和開發，保持向上發展的勢頭，並支撐著中後期已經逐漸腐朽的唐王朝勉強運轉。
隨著農業的恢複發展與繁榮，手工業也得以發展。隋朝的私營和官營手工業中，都有達到很高水平的種類。絲織業中，蜀郡（今四川）的綾錦雕鏤之妙，世人稱歎，豫章（今江西南昌）出產的雞鳴布，頗受消費者歡迎；製瓷業中，當時已有白瓷出現，並且能夠製造玻璃，且工藝相當熟練；造船業空前發達。能夠製造4層，高45尺，長200尺的“龍舟”。唐代手工業的規模和水平，都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紡織業是唐代主要的手工業部門。唐前期，絲織、麻織、棉織的種類和產量十分可觀，成為國家租庸調中庸調的主要對象。唐後期，南方的絲織業仍有很大發展，絲織品的質量和水平，甚至超過前期製作水平。采礦業，尤其是鐵、銅、錫等礦業，在整個唐代保持興盛的狀態，唐後期的銀礦冶煉達到很大的規模和較高的水平。瓷器的製作中，越州的玉類冰，邢州的銀類雪，釉下彩的技法開始使用，三彩陶俑為後世稱道，由於技術的改進和產量的提高，瓷器開始在民間普遍使用。造紙術更為發達，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麻紙，薄州（今山西永濟）的薄白紙，揚州的六合箋，都享有盛譽：墨、硯、筆的製作，也出現了不少名品。
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商業貿易也空前活躍起來。隋開皇元年（581年），隋朝統一貨幣，更鑄五銖錢，解決了周、齊以來貨幣輕重不等的問題，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運河開鑿後，商旅往返不絕，促進了商業的發展。長安和洛陽，是當時最大的商業城市，成為國內外商旅雲集之所；丹陽（今南京）、蜀郡（今成都）、江都（今揚州）、京口（今鎮江）等城市，商業也很繁榮。唐朝前期，一些地方性的政治軍事中心和水陸交通要塞，逐漸成為較大的商業城市。唐後期的商業較前期更為發達，長安和洛陽雖經戰亂破壞，但很快就恢複了繁榮。揚州、益州、洪州、蘇州、杭州、泉州、明州等城市，商業貿易活動日益興盛。揚州、汴州（今開封）、長安還出現了“夜市”。在水陸要道或津渡之所，興起了許多定期集市，俗稱“草市”。在交易頻繁的情況下，大城市中出現了櫃坊，商人將錢存放在櫃坊中，櫃坊根據商人所出憑證代為支付，征取一定的保管費用。後來由於錢幣鑄造不敷使用，商人把貨款交給本道的進奏院及諸軍使或富家，取得文券，回到本地，執券領取，叫做“飛錢”或“便換”，類似今天的“支票”。
與經濟繁榮互為表裏，隋唐時期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成就斐然，其中城市的建設和運河的開通，尤為突出。
作為隋唐王朝都城的長安，這一時期在前代營建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隋開皇二年（582年），動工興建大興城（即長安城），一直到唐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完工為止，前後經曆了50多年。唐代長安城周圍70裏，全城總麵積84平方公裏，等於今天西安舊城（明代建築）的10倍，大於現在的北京舊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全城布局嚴整美觀，由宮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組成，宮城為宮殿區，皇城為中央衙署區，外郭城從東、西、南三麵拱衛皇城與宮城，是百姓與官員的住宅區，也是工商業區。在外郭城中，列置著108坊，由11條南北大街和14條東西大街分割而成。外郭城內還有100多座寺院，其中的慈恩寺最為有名，唐高宗時安置玄奘從印度帶回的經卷而建造的大雁塔，就在慈恩寺內，至今保存完好，是舉世聞名的古跡。
隋煬帝認為，洛陽“水陸通，貢賦等”，即水陸交通方便，各地到洛陽的距離相等，以此為中心，最便於控製全國。仁壽四年（604年）下令營建洛陽，以為京都。第二年，宰相楊素和著名建築家宇文愷設計營建洛陽，每月征發男丁200萬人修建，用10個月完工。新的洛陽城修好以後，隋煬帝把原洛陽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賈，都遷到那裏居住，使之成為當時國內著名的商業城市和國際貿易的重要據點。雖然當時京城仍為長安，但隋煬帝卻常住洛陽，洛陽遂成為政治、軍事、漕運的中心，直到唐朝，洛陽仍保持著東都的地位。
在營建東都洛陽的同時，隋煬帝為了便利漕糧和軍事運輸，利用天然河流和舊有渠道，開鑿了一條以洛陽為中心，溝通南北的大運河。全部完工後的大運河（包括隋文帝開皇四年命宇文愷開的由大興城到潼關的300餘裏的廣通渠）全長5000多裏，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運河工程之一。大運河開通後，成為全國南北交通的大動脈，適應了當時和以後南北經濟交流的需要，加強了南北的聯係，促進了沿河流域經濟的發展，對於全國經濟文化的發展、交流和統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文化科技等社會事業的發達，與這一時期的經濟繁榮有著必然的聯係，並與經濟的繁榮一起，構成隋唐時期經濟社會的整體文明與進步。
古代風景這一時期的科學技術領域，發明創造層出不窮。在天文曆算方麵，唐初王孝通的《緝古算經》，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決一些複雜的工程計算問題，高宗時李淳風等人審定並注解了10部算經，成為唐王朝規定的算學教本。唐玄宗時，僧一行完成的《大衍曆》，比較正確地掌握了地球在繞太陽運行時速度變化的規律，他還與梁令瓚合作，創製了能夠直接測量黃道坐標的黃道遊儀，製成了以漏水轉動的渾天銅儀，是後世天文鍾的前身。在醫學方麵，隋朝巢元方等人的《諸病源候論》，隋和唐初孫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唐玄宗時王燾的《外台秘要》，唐高宗時蘇敬等人修定的《唐本草》，把這一時期的醫藥學推向一個高峰。在建築技術方麵，隋代工匠李春設計建造的趙州安濟橋，隋代建築家宇文愷、高龍義和唐代建築家閻立德等設計的長安城，堪稱世界之最。隋末唐初發明的雕版印刷術，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印刷術。
文學藝術領域，更是高峰迭起。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詩歌創作，把這一文學形式發揮到了極致。以韓愈、柳宗元為核心人物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和古文創作，一掃六朝以來柔靡浮豔和形式僵化的駢體文風，對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這一時期出現的小說，以及隨著佛經的大量翻譯和佛教流傳而出現的俗講和變文，也為文學領域增添了新的奇葩，並為後世的文學創作開辟了新的途徑。在藝術領域，以石窟寺造像，陵寢前的石雕。墓葬中的俑器為主要種類的雕塑藝術，如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太原天龍山、四川大足北山等的石窟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駿的浮雕，以及唐代的彩陶俑，最能代表這一時期雕塑藝術的水平。閻立德、閻立本兄弟的人物故事畫，吳道子的佛道畫，張萱和周昉的仕女畫，展子虔、李思訓、李昭道的山水畫。以及邊鶯的花鳥畫，韓混、戴嵩、曹霸、韓幹的牛馬畫，把這一時期的繪畫藝術不斷推向高峰。歐陽洵、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孫過庭、張旭、懷素等人各具特色的書法藝術，至今為世人稱道。在漢族傳統樂舞的基礎上，借鑒邊疆民族和鄰近國家樂舞精華而形成的隋唐宮廷樂舞，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精美絕倫，並廣泛地傳播到民間和周邊地區，至今仍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哲學、宗教等思想學術領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宗教方麵，漢代傳入中國的佛教，從南北朝到隋唐之際，開始出現宗派，隋唐時期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各派教義互有異同，繁簡不一。消長也不定。在隋唐統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廣為流傳，寺院遍布，僧尼眾多，雖然唐武宗曾下令滅佛，但不久又興盛起來，成為國中主要的宗教形式。道教在唐代也很盛行，許多著名的道士為皇帝所寵信，但由於道教多講煉丹服食之術，主要在上層社會流行，其影響不及佛教廣。西方的襖教（又稱大襖教或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別支）、摩尼教（又稱明教）、伊斯蘭教等，隨著這一時期中西方交通的發展，也相繼傳入中國。哲學方麵，唐初的傅奕和呂才，以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抨擊宗教迷信；後來的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從不同角度，批駁傳統的孔孟唯心主義的道統和人性論，力圖正確闡釋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宣傳無神論和人定勝天的思想，具有時代的進步意義。學術方麵，這一時期的史學和地理學成就最大，隋文帝時曾下令禁止私人撰輯國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則置史館，修撰前代和本朝的曆史，並令宰相監修，使官修正史和宰相監修成為定製；唐代劉知幾撰寫的《史通》，是我國第一部有係統的史學批評和史學理論著作；唐玄宗時編纂的《唐六典》，唐德宗時杜佑編撰的《通典》，都詳細記載了當時的各項典章製度，並開創了新的史學編纂形式和體例。唐憲宗時，宰相李吉甫撰寫的《元和郡縣圖誌》，是我國現存最古的一部輿地總誌，史料價值很高；唐懿宗時，樊綽搜集有關雲南地區的史料寫成的《蠻書》，是研究今天雲南地區各兄弟民族曆史的最珍貴的文獻；唐德宗時，宰相賈耽製作的《海內華夷圖》，長三丈三尺，寬三丈，圖上每一寸表示實際的100裏。這個圖雖已失傳，但偽齊阜昌七年（1137年）時把它縮成《華夷圖》和《禹跡圖》，刻於石上，現存西安碑林，《華夷圖》中所繪我國山川及平麵地形的輪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圖相似，這是留傳下來的我國最古的地圖。
對外交往的擴大
隋唐時期，中央王朝與邊疆各族和鄰近各國之間，有戰有和，實際控製的版圖也隨之伸縮。對外交往在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都呈擴大態勢，成為後世稱道的“盛唐氣象”的重要內容和標誌。
隋唐王朝主要出於維護和擴大封建帝國的主權與領土的考慮，在不同時期和情況下，對鄰邊民族和國家，采取了各種不同的措施，既有成功的經驗，也不乏失敗的教訓。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滅突厥、和吐蕃、伐高麗。
隋朝初年，突厥貴族經常帶領騎兵，在東起幽州、西達河西的界線上，對隋進行騷擾。隋開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派重兵打敗了突厥，促使突厥內部發生分裂，形成以達頭阿波為首的西突厥集團和以沙缽略突利為首的東突厥集團。唐王朝建立之初，東突厥經常侵犯唐的邊疆，並把大批邊疆居民擄去當奴隸。唐太宗即位以後，派大將李勣、李靖帶領十幾萬大軍，分道出擊，於貞觀四年（630年）擊敗東突厥，俘頡利可汗，並在東突厥故地設置都督府州，置於唐王朝的控製之下。唐與西域諸國的通道，也隨著貞觀九年（635年）擊潰吐穀渾而徹底打開。接著，唐王朝又派侯君集率軍滅高昌國，設置西州，有效地控製了西域通道。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年），發兩路大軍進擊，消滅西突厥，在其舊境設置了許多府州，受唐王朝直接統治。隋唐時期中央王朝消滅突厥，擊敗吐穀渾與高昌等，總的來說帶有防止騷擾、保障內部安定、發展東西貿易及開疆拓土的性質，具有進步意義。
吐蕃在今西藏高原一帶。6世紀時，西藏高原上有三股強大的勢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為業；中部和北部是蘇毗，以射獵和畜牧為主，部分地方也經營農業；西南部為吐蕃，已有較發達的農業。7世紀初，吐蕃的朗日論讚吞並了蘇毗，他的兒子鬆讚幹布又擊滅了羊同，統一西藏高原。在鬆讚幹布統治時期，吐蕃社會進步較快，他曾幾次向唐請婚。貞觀十五年（643年）唐太宗派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入吐蕃，鬆讚幹布親自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紮陵湖）迎接。唐、吐蕃通婚以後，雙方的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對各自經濟社會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推動作用。鬆讚幹布死後，吐蕃貴族征服了不少鄰近民族，並曾一度攻占唐朝的安西四鎮。但長期的戰爭使吐蕃人民疲於徭役，開始起義，被征服的各族也紛紛起來反抗。長安二年（702年），吐蕃讚普遣使與唐和好。景雲元年（710年），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讚普尺帶珠丹，唐、吐蕃又開始和好與交流。在整個隋唐時期，吐蕃雖與中央王朝有和有爭，但唐王朝堅持以和為主的政策主旨，創造了妥善處理民族關係的範例。這一時期在處理與回紇等民族的關係上，也曾實行和親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
高麗位於今朝鮮半島。當時朝鮮半島尚未統一，其北部為高麗，中部為新羅，西南部為百濟。主要出於大一統的領土擴張企圖，隋和唐前期，曾多次發動對高麗及朝鮮半島的侵略戰爭，但敗多勝少，對兩國人民都造成災難。
雖然隋唐王朝在處理與邊疆各族和鄰近各國的關係方麵，有得有失，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一時期的邊際關係是相對安寧的，國內形勢是穩定的，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在當時世界上是領先的，這使隋唐王朝較前代統治者有更多的自信，敢於在更多的領域內實行開放政策，對外交往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擴大態勢。
在經濟領域，這一時期的中外商貿交易更為頻繁。憑借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都市，中外商品貿易的範圍和種類較前代更為擴大，出口商品除絲織品外，陶瓷、茶葉、紙張文具等的種類和數量明顯增多；進口商品中，除珍珠、寶石、香料、藥品、犀角、象牙等奇珍異寶以外，服、食等日用品也多了起來。由於對外貿易的發達，隋朝在京城建國門外設有四方館，管理外國商人和國外貿易的具體事務；唐朝除了管理陸上貿易的機構外，又在廣州設置市舶使，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海關機構。此外，隋唐政府為了擴大對外貿易，提高自身的威望，還實行一些優惠政策，對外國商人在交通食宿等方麵給予優待，在“朝貢”與“回賜”的貿易形式中，也有明顯的體現。當然，隋煬帝時對外國商人的“誇富”，則另當別論。
在文化領域，中外交流的範圍更廣，相互影響更大。仰慕於當時中國文化的燦爛，新羅、日本、越南等國曾多次派遣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來中國，潛心學習中國的文化藝術及科學技術。相應地，中國的一些學者也走出國門，學習外國的文化藝術，其中唐朝前期的玄奘到印度、義淨到印度尼西亞學取佛經，影響和成效很大；鑒真幾次東渡，並長期居住日本，在宣教受戒的同時，在建築藝術、醫藥等方麵，也為日本人民做出很大貢獻。通過中外學者、人士廣泛的往來，這一時期中國的許多科技文化傳播到國外，國外的一些先進技術也傳到中國。特別是這一時期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後，對中國當時的文字、文章、文學創作、繪畫、雕刻乃至印刷和建築等許多方麵，都增添了新的成分。
最值得重視的，是這一時期的對外開放，已深入到政治生活領域，其主要標誌，是外國籍和前來中國學習的外國人士，可以進入中國的政界仕途。如大食人李彥升對中國文化造詣很深，在中國參加科舉考試進士及第，後來留在中國服務。波斯首領穆諾沙於開元時期兩次來唐，被授予軍職，留宿衛。天竺人迦葉濟，唐德宗時任涇州大將試太常卿。新羅人樸球當皇帝侍從。高麗、百濟也有不少人擔任唐朝的武將，其中最著名的有黑齒常之、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禮等。日本文學家阿倍仲麻呂，在長安50餘年，從校書郎一直到秘書監，得到很高的待遇。唐王朝允許這些外國人進入仕途，一方麵是滿足他們學習中國行政管理經驗的願望，另一方麵，也從他們身上汲取各種可以資治的東西，並不懼怕對自身政治造成不良影響。這一現象說明，唐朝的對外開放的確是全方位的，充滿了自信心的，達到了它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峰。
治亂興衰的啟示
隋唐時期的治亂興衰之中，值得總結的曆史經驗與教訓很多。對於各種具體的曆史啟示，我們將在本書以後的各篇中論及。這裏隻從宏觀的曆史角度，做一個概括的闡述。
統一國家的重建，以及較長時間的維護，表明秦漢建立的以漢民族為核心的統一國家形態，在經曆了南北朝的治亂和隋唐的加工後，已成為曆史發展的基本趨勢。而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的長期實現，與這一時期采取的一係列維護統一的措施密切相關；分裂與割據的出現，也與統治者在一些重大關係上處置失當有關。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事關統一與分裂的大局。針對漢末以來的實際，隋唐王朝建立伊始，都著力加強中央集權。三省六部製及宰相製度的確立與完善，標誌著中央集權統治的成熟；在地方實行州、縣兩級製，在縣以下的基層加強戶口編製與管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州縣官員，由監察部門定期與不定期地對地方進行專項或綜合的監督考察，都古代風景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控製地方政權；廢除漢魏以來的“九品中正製”，實行科舉考試選拔人才，既改變了前代地方門閥壟斷仕途的狀況，又為中央王朝加強對國家的治理提供了有用的人才；在均田製的基礎之上實行府兵製，並有意形成“內重外輕”的格局，更使中央王朝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威懾和駕馭四方。當這些措施在某些地方處置失當，就會給統一局麵造成嚴重威脅。唐玄宗時出於對邊塞用兵的考慮，有意將“內重外輕”的軍事力量分布變為“內輕外重”，導致了“安史之亂”，幾乎使唐王朝覆滅，此後又因府兵製的徹底破壞和節度使專兵，藩鎮割據愈演愈烈。唐後期的中央三省六部及宰相政事堂議事製度遭到破壞，皇帝在擴大皇權的同時，不得不倚重宦官，又給宦官專權造成可乘之機，加劇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和地方的分裂與動亂。
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如何，也與統一與分裂密切相關。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矛盾造成的。而這一時期各民族的磨合，又為隋唐的統一創造了條件。隋唐王朝重建後，民族矛盾問題已遠不如前代那樣嚴峻，但與邊疆各族政權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國家統一安定的大問題。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民族關係處理的是好的，這一時期實行的許多民族政策是正確的和成功的。如對公然入侵內地，肆行殘暴的一些少數民族貴族武裝予以堅決的打擊，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寧。對絕大多數友好的邊疆少數民族，盡量實行和睦相處的政策，以“和親”等方式加強民族間的交往與合作，為各族人民都帶來了益處。當然，這一時期的某些時候，在民族關係問題上，有處置失當的情況。如隋朝和唐朝前期對高麗的武力討伐，就帶有明顯的大漢族主義和侵略色彩，給漢族人民和高麗人民都造成深重的災難，也引發了隋唐王朝的社會矛盾，為分裂勢力造成可乘之機。唐朝後期中央與地方藩鎮的戰爭中，中央王朝對某些少數民族武裝力量的利用與低眉，在客觀上於統一無大用，而有大害。
經濟利益的分配與思想文化的導向，對社會的統一與穩定關係極大。隋唐時期采取的一些經濟政策與措施，比較注意照顧社會各方麵和各階層的利益，均田製、租庸調製，以及後來的兩稅法，就政策本身而言，是既要增加國家的財賦收入，又要維護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還要適當照顧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用心是良苦的，在總體上也較好地協調了各方的利益關係。而一旦這些政策本身出現偏頗，或在實際貫徹中“走樣”，就必然傷害某一方的利益，其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傷害百姓的利益，從而釀成社會動亂。隋煬帝時期的橫征暴斂，唐後期“兩稅法”的變態，都嚴重地加劇了農民及工商業者的負擔，引發了農民大起義和統一王朝的動亂與分裂。與經濟利益分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導向。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以及忠孝仁義等道德觀念，已廣泛深入到社會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並在封建法律製度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開皇律》與《永徽律疏》就是典型的代表，而隋律與唐律的相對穩定與實施，對隋唐社會的長期統一與穩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製度文明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保障。隋唐時期的製度革新，是廣泛而又深刻的，對於當時高度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推動和保障作用。這一時期製度革新的成敗得失之中，有許多值得重視的經驗與教訓。
把握機遇，順應時勢，是革新製度的首要一環。隋文帝取代北周之際，大刀闊斧地改革北周官製，采用漢魏之製，是因為他看到了北周六官之製早已不適應當時統治的需要，漢魏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三省六部製，更能順應時勢所需，故能在大動作之中取得大成效。唐初推行均田製、租庸調製、府兵製，也是抓住了當時戰亂之後人口凋敝、土地荒古代舞女蕪、經濟萎靡，具有推行這些製度的物質前提和社會前提，順應了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經濟需要恢複發展，賦稅需要均平，社會需要安定的時勢要求。唐中期以後，改革賦稅製度，變租庸調製為兩稅法，也是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的順勢之舉。相反，武則天時期，單憑個人主觀願望，以個人專製為目標，對中央官製屢屢變更，令人目不暇接，鮮有為後人稱道的地方。
集思廣益，上下一心，是革新製度的一個關鍵。製度革新，事關重大。決策一旦失誤，會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因此，在盡可能的情況下集思廣益，在統治集團內部盡量取得共識，是非常關鍵的。唐太宗貞觀時期，注意借鑒曆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在統治集團內部，充分發揚民主，鼓勵人們大膽發表不同意見，在重大決策之前，展開爭論，然後集中正確的意見，加以施行。故在這一時期出台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比較科學合理，有利於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並出現了被後世稱道的“貞觀之治”。直接關係製度革新的隋唐時期的立法活動，在多數情況下，也都注意反複征求各方意見，參古酌今，慎重損益，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積極影響的《開皇律》和《永徽律》，就可以說是集思廣益、集體智慧的產物。相反，隋煬帝時的一些所謂革新，以及唐朝中後期一些皇帝的變革，尤其是“永貞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個人專斷和神秘色彩，因而或是決策失誤，或是難以推行，最終難免失敗。
培養力量，穩步推行，是革新製度的重要保證。一般而言，順應時勢的製度革新，本身具有推行的社會基礎。但革新與推行是互動的，因而在許多時候，又需要充分的準備，周密的部署，科學的步驟。其中最重要的，是培養製度革新的力量，積極而又穩妥地推行革新的製度，以降低製度革新的成本，擴大製度革新的效益。在封建時代，所謂培養力量，除了某些時候集中優秀人才外，最主要的是整頓吏治，這既是革新的內容，又是革新的保證。隋唐時期，廢九品中正，行科舉考試，廢棄官員世襲，規定任期與回避等，都既是一種製度革新，又是其他革新製度實施的保證。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時，革新者都十分重視聚集誌同道合的力量，整肅吏治，擴大宣傳力度，並加強督促檢查，使這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條不紊地順利推行，這在唐前期的均田製、戶口調查登記製等的實行中，反映得比較明顯。相反，唐中後期“兩稅法”本身，不失為一種順時應勢的革新，但由於當時推行這一製度的主要力量——官吏隊伍的腐敗與失控，在貫徹實施中上下其手，造成了立法者始料不及的嚴重弊端。“永貞革新”的許多內容，無疑是進步的，但因革新者沒有聚集更多的力量，又操之過急，結果隻能是曇花一現。
掌握動態，適時修正，是革新製度時必須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法立弊生。一項再好的製度，即使創製者考慮得周密再周密，一旦實施之後，與多變複雜的實際情況之間，就會出現不相符的地方，而且在實施一段後，製度當初的針對性，會因被針對情況的變化而成無的之矢，甚至由治病的良藥變為害民的弊政。從理論上說，製度革新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任何時候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從實踐上說，則要求革新者必須始終掌握革新動態，適時修正革新措施。隋唐時期比較賢明的統治者，在革新製度的過程中，都比較注意根據實際情況而有不同的實施要求；對那些所針對的情況已經發生變化而顯得過時的製度，也能適時加以修正，這在律、令、格、式的及時修訂中，可以體現出來。而那些比較昏庸的統治者，則往往滿足於一時一事的舉動，不懂得也不願意甚至懶於去掌握動態。適時修正，因而大都難免在“法立弊生”中苟且偷安，由革新變為保守，由進步走向反動。
經濟社會的高度發展，造就了隋唐封建文明的基礎，並構成這一封建文明的基本內容。國家的統一與穩定，以及製度的創新，為當時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動力；而經濟社會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國家的統一與穩定，滋潤著製度的文明創新。在這種辨證的關係之中，昭示出一些值得借鑒的東西。
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封建時代調動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措施，主要有兩條：一是刺激與鼓勵勞動者增加生產；二是輕徭薄賦減輕負擔。這兩條措施，在幾乎所有的封建王朝中都曾實行過，但程度有所不同，成效也有大小。隋唐時期，在多數情況下，尤其在前期，都比較注意實行這兩種辦法，如限製官僚地主占田過多，適當抑製工商業的規模，加重工商業者稅收，以促使更多的勞動者歸於田畝；政府出麵組織興修水利等工程，改善生產條件等，有利於勞動者增加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實行租庸調法、兩稅法，加強對戶口的調查統計和對戶等的評定，精簡政府機構，倡導節儉之風，這些又都利於公平稅賦，減輕勞動者的負擔。而在災荒時期實行的各種“荒政”，如義倉、平糶、減賦、免役、救濟、就醫等等，帶有強烈的封建“仁政”色彩，客觀上也有利於恢複勞動者的生產能力，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這一切都有效地促進了隋唐經濟的恢複、發展與繁榮。
科技是介於狹義的經濟與文化之間的一個因素。科技的進步，既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也有益於文化的繁榮。隋唐時期，在前代積累的基礎上，科學技術有了新的明顯的進步，而統治者在通常情況下，也比較注意把新的科學技術推廣運用到社會的經濟文化領域，使科技、經濟、文化相得益彰。如這一時期發明的曲轅犁，較前代的直轅犁，有許多優點；耙和礪（用於水田）、磟碡（水旱田兼用），便於平治田地，除去雜質；利用水力轉動的筒車，既節省人力，又能把低處的水引到山田，這些農業工具經推廣運用後，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紡織技術、造船技術、製瓷技術、焙茶技術、造紙技術、采礦技術、建築技術，都有新的進步，對於手工業各領域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主要在官方支持和倡導下發明的新的天文曆算技術、雕版印刷技術，以及醫藥學領域的技術進步，對當時文化藝術的發展與傳播，更是功不可沒。
由國家出麵，動員和組織各方力量，集中興辦一些大的基礎工程，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經常采取的一項發展經濟的措施，也是隋唐時期經濟社會得以較快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隋和唐初大規模地營建長安和洛陽，以及對一些地處要衝的城鎮的集中建設，都有利於經濟尤其是商業貿易的發展。始於隋文帝、畢於隋煬帝的連接南北的大運河，對溝通南北，方便漕運以及沿河經濟的繁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朝前後期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麵組織力量修建的許多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對於保持當時農業生產在較大規模和較高水平上持續發展，貢獻很大。當然，在由國家出麵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時候，必須注意量力而行，注意社會各方主要是人民群眾的實際承受能力，否則。就會出現好心辦壞事的結果，如果本來就不含多少好意，情況就可能更糟。隋煬帝修大運河，營造東都洛陽，就有這方麵的曆史教訓。
實行對外開放，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自身的重要途徑，隋唐封建文明的高度發展。與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密切相關。
隋唐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即不僅在經濟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對外開放，就是一直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禁區的政治領域，也實行對外開放。正是這種空前絕後的全方位的開放，給隋唐王朝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增添了許多活力，注入了許多創新的動力，造就了這一時期光輝燦爛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製度文明。可以說。沒有這種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隋唐的封建文明就要打許多扣折。如果隋唐以後的曆代封建王朝都能堅持這種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那麽中國社會進步的速度和程度，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種樣子。
隋唐的對外開放，多數情況下是互通互利的。互通互利，是對外開放的本來含義。但曆史上，也不乏以強淩弱、有來無往、有往無來、利益獨霸的情況。作為當時世界上國力最強、文明程度極高的隋唐王朝，在實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做到有來有往，平等相待，有時還能給予外來者更多的優待。這不能不被當時和後世所稱道。正是因為隋唐王朝能做到這一點，才吸引了更多的外來者，在帶來國外文明的同時，傳播著中國的文明；而且促使許多中國人走出國門，在傳播中國文明的同時，帶回世界許多民族與國家的文明，相互促進著那個時代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
隋唐時期對外開放的全方位、互通互利的特點，是隋唐王朝自身強大的表現，又是隋唐王朝強大自身的途徑。在封建專製製度下，實行對外開放是需要有勇氣和自信心的，沒有勇氣和自信的國家與民族，是不敢和不能實行對外開放，尤其是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這種勇氣和自信，通常植根於自身強大之中，但更重要的，是來自統治者對實行開放的正確認識之中。否則，就隻能是強大之國才可以對外開放，弱小之國就必須閉關鎖國。這顯然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和趨勢。可以說，隋唐王朝的對外開放，既來自統治者基於自身強大的勇氣和自信，又來自統治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實行開放的正確認識。正因為如此，這一時期的對外開放才持續地保持在空前的規模和水平之上，促使隋唐王朝走上強大自身之途。
在總結隋唐時期治亂興衰的基本經驗時，除了上述各條外，還有三條很重要的經驗，即：廣開言路，重用賢才，依法辦事。“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元和中興”，無不因此而實現，反之，衰亂就會接踵而至。
廣開言路，是治世的前提，在隋唐治世時期，是較好的。封建時代的廣開言路，實質就是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一定的民主。這要求君主有一定的氣度，能夠虛心納諫；臣下有一定的膽略，敢於和善於進諫。皇帝求仙圖在君主專製的封建製度中，隻有廣開言路，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一定的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個人決斷可能造成的種種失誤，實行比較科學民主的決策，使封建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比較符合當時的社會實際，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進步。後人稱頌的“貞觀之治”，就是以唐太宗能夠虛懷若穀地納諫，以魏征為代表的一批大臣敢於和善於進諫為基本特征的。當政前期的唐玄宗，也是在姚崇、宋璨等一批忠直賢能之士的匡諫之中，實現“開元盛世”的。“元和中興”時期的唐憲宗，更是對轉衰為興的諫言廣為吸納。相反，隋煬帝的拒諫飾非，導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唐玄宗、唐憲宗本人後來的誌得意滿，不聽諫言，又直接導致了治世、盛世和中興局麵的逆轉。
任用賢才，是治世的關鍵。在隋唐治世時期，表現較突出。唐太宗在貞觀初年就強調用人要有正確的導向，用一個好人，好人都來了；用一個壞人，壞人都來鑽空子。“貞觀之治”的形成，與他任用一批賢良之才是分不開的。尤其是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人被任為宰相，對他的輔佐極大。“開元盛世”、“元和中興”時期，也是賢相畢至的時期。姚崇、宋璟、武元衡、裴度等都是後世仿效的一代名相。除了相才外，凡治世時期，又都十分重視對州縣等親民官員的任用，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把州縣長官的人選牢記在心的，並不時親自加以簡拔。通過廣開言路、科舉考試等途徑來發現、選擇人才，不避親仇，不講門第，堅持以德才為標準，以有無實績任用升降官吏，也是這一時期治世得以形成的關鍵所在。一旦最高統治者背棄這些根本的原則，遠賢近佞，朝政馬上就會出現弊端，乃至釀成大亂。唐玄宗後來對李林甫等奸佞之輩的任用，就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依法辦事，是治世的重要保障，在隋唐治世時期，也比較明顯。多少年來，人們有個誤解，似乎在封建社會，是無法製可言的，也談不上依法辦事。其實不然。隻要稍微仔細研究一下封建社會曆史，就會發現，封建社會中，是有法製可言的。尤其隋唐時期，更是中國古代法製建設取得輝煌成就的時期。而這一時期的治亂盛衰，又都與法製建設的好壞直接相關。隋文帝的“開皇之治”，與《開皇律》的製訂和實施不無關係；隋煬帝時期的衰亂，更是直接與法製被踐踏相關，這是幾乎所有研究這一時期曆史的人們所無可否認的事實。貞觀時期的唐太宗，更是強調法律的統一、穩定和嚴格執行。有許多典型的事例，表現這一時期在依法辦事方麵，的確做到了有法必依，賞罰嚴明，並出現了一批能堅持依法辦事的良吏、循吏，他們在這方麵的所作所為，就是在現代社會中也堪為楷模。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堅持依法辦事的執法官員，才能使社會上遵紀守法蔚為風氣，使守法為國者能得到扶持重用，使貪贓枉法者能受到嚴厲懲處。就是皇帝本人，有時也不得不在他們麵前收斂自己不夠檢點的言行。這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君主專製下可能發生的不法行為得到遏製。當然，在封建君主製度下，又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依法辦事的。專製皇權及其代表的封建剝削階級的利益，總要與法製相衝突的，即使這個法製本來是由他們自己製定並基本上代表了他們的意誌的。這也就決定了依法辦事，隻能是暫時的，不能堅持到底，由此而來的封建治世，也隻能是一時的，不能長治久安。“貞觀之治”後的武則天的壞法，“開元盛世”後的“安史之亂”，“元和中興”後的國家再度分崩離析，在一定意義上講，也是君主專製與依法辦事相衝突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