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朝政，曆來是極艱難的事情。當國家處在由盛轉衰的趨勢之中時，尤其艱難，尤需慎重。如果單憑一腔熱忱，單靠少數幾個人的努力，想在短時間內就扭轉乾坤，往往會加速革新的失敗。此類事甚多，“永貞革新”就是其中的一個。
“安史之亂”後的唐王朝，積弊深重。唐順宗李誦即位後，任用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試圖對朝政進行改革。改革開始雷厲風行，但旋即失敗，猶如曇花一現。史稱這次改革為“永貞革新”，又稱“二王八司馬”事件。
唐德宗晚年的新舊弊政深重。太子李誦對此深有體會，而以棋文侍奉太子的王叔文、王伍也有革新的抱負。二王利用有利身份，聯絡誌同道合者，準備有一番作為。在德宗去世，太子因病不能言語的情況下，擁立太子即位，拉開了改革的序幕。
“安史之亂”後即位的唐德宗，本非庸主，但他性情急躁，猜忌心強，剛愎自用，且喜輕舉妄動。他重用宦官竇文瑒、霍仙鳴，使他們掌握了神策軍的實際領導權，成為朝廷政治中幾乎無與匹敵的勢力。他還專心致誌地搜刮百姓，聚斂財富，聚斂的名目繁多，花樣翻新，士農工商，均怨聲載道。
德宗的太子李誦，在東宮20餘年，經常關心朝政，比較了解民間疾苦。太子身邊的王叔文、王伾等人，也都素有革新朝政的抱負。王叔文以善圍棋見長，在翰林院以棋待詔，侍讀於太子身邊；王伾以善書法見長，以書法待詔。二人因此經常趁便向太子提供民間情況，商討國家大事。一次，太子與侍讀們閑聊，談起了當時的“宮市”弊政。話匣子一打開，大家都滔滔不絕，非常憤慨，太子也十分衝動，說：“你們所評論的都很迫切，我正想就此向皇上進諫，要極力根除。”大家見太子這樣激奮，都稱讚太子賢德，王叔文卻沉默不語。太子看在眼裏，待其他人都離開後，將王叔文留下，說：“方才隻有先生不說話，是不是有什麽更深的意思要告訴我?”王叔文說：“我蒙太子殿下愛幸，有見解還敢不盡言嗎?請殿下想一想，太子之位應該以什麽為重?”太子不解，問道：“你的意思是什麽?”王叔文說：“太子的職位，應該是關心父皇的飲食起居，身體健康，不應該輕易談論除此以外的其他事。當今皇上在位時間很久，一旦懷疑太子收買人心，你如何能解脫自身?”太子一聽此言，嚇出一身冷汗，望著這位忠心耿耿的師傅，真是感激萬分。從此對王叔文信任有加。
在太子的信任和支持下，王叔文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開始聯絡一些誌同道合的人士，為將來的改革準備力量，並經常向太子推薦誰人可為相，誰人可為將，希望將來使用。當時與王叔文聯係在一起的人士，主要有翰林學士韋執誼，以及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淩準、程異等朝士。後來又與太子妃牛昭容（太子即位後為皇後）、宦官李忠言密切聯係。這批因各種因素而有不同程度改革意圖的人物，經常在一起討論朝政，互相砥礪，核心人物當然是“二王”，尤其是王叔文。
德宗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太子李誦因患風疾，不能言語，這給即位帶來了麻煩。早在太子得疾之前，德宗就曾因“蠱術”事件懷疑太子，動過改立太子的念頭，幸虧當時的宰相李泌力諫，才使得德宗打消了這一念頭。太子染上風疾後，不能參加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春節朝賀大禮，德宗這時也已年邁體弱，見太子不能來，涕泣悲歎，不久也生病臥床，不能視朝。20多天中，兩宮（皇宮與東宮）均無消息，朝廷惶惶不安。
在這微妙的形勢下，圍繞繼嗣問題的一場角逐開始了。以宦宮俱文珍、薛盈珍等為代表的一批人，在德宗已經去世的情況下，秘不發喪，準備改立舒王李誼為帝。當時任殿中丞的王侄，通過支持太子李誦的宦宮李忠言打探得這一密謀後，立即設法通知了王叔文。王叔文急召翰林學士淩準、禦史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商議，決定爭取重臣支持，擁立李誦即位。在德宗去世後的第三天傍晚，翰林大學士鄭姻、衛次公、淩準、李程、張聿、王涯等人進入德宗靈樞所在的太極殿，據理力爭。挫敗了宦官俱文珍、薛盈珍的改立陰謀，決定於次日公開為德宗發喪，請太子李誦登基。俱文珍等人雖然口頭上不再說什麽，但心裏想的卻是太子不能言，不能行，看他明日如何登基?
但是太子李誦毅力非凡。當王伾趕回東宮告訴他，皇上駕崩，眼下內外憂疑，迫切需要他召見諸軍使，以安人心時，太子“呼”地一下子就站了起來，匆匆換上紫衣麻鞋，在宮侍的攙扶下一步一步地走出殿外，坐上步輦，又走出九仙門。當太子遠遠出現時，一片歡呼之聲，人心大安。第二天，太子身著喪服在宣政殿接見文武百官，宣布先帝遺詔。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太子李誦在太極殿即位，史稱“順宗”。改革的帷幕可以拉開了。
順宗即位之後，重用“二王”集團之人。在不長的時間內，頒布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因這次改革在後來改元的永貞年間進行，故史稱“永貞革新”。
唐順宗於貞元元年（805年）正月即位後，雖然身體極度虛弱，但仍不改初衷，堅決支持革新運動。他接受王叔文的推薦，於二月十一日，任命“二王”集團中的韋執誼為宰相。過了10餘天，又任命王叔文為翰林學士，王伾為翰林待詔。在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呂溫、陸質、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淩準、程異等朝官的支持下，以“二王”為核心的改革集團，迅速出台了一係列改革措施。
先拿京兆尹李實開刀。李實是宗室，封為道王。他過去在做山南節度使李皋的判官時，曾因克扣糧餉，差點被憤怒的軍士殺掉，幸虧跑得快，才得以幸免，當了京兆尹後，秉性未改。貞元二十年（804年），關中大旱，嚴重歉收，當德宗問及京兆一帶情況時，他竟回答：“今年雖旱，莊稼甚好，並無荒歲之象。”他想繼續聚斂進奉，以邀德宗恩寵。監察禦史韓愈看不慣，為此上諫，結果被貶職；優人成輔端隻因編了幾句歌謠，竟被李實以“誹謗國政”罪殺頭。次年年初，德宗下令免除畿內欠租，李實違詔征繳。迫使農民典桑賣地交稅，在催交過程中，有十古代人物幾個人死在他手中。永貞元年（805年）二月十一日，順宗下詔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書一發出，城中一片歡呼聲，許多百姓拿著石頭在出京的路上等著揍他。李實隻得先偷跑到西苑內，然後從月營門一路往西狼狽而逃。
接著是罷“宮市”。早在德宗時，宦官就經常以為皇宮采集物品為名，在城鄉市場上對人民進行掠奪，稱為“宮市”。說是“市買”，實際上或以低價強購，或白搶白拿。百姓見了他們就像見了強盜一樣。白居易《賣炭翁》中“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持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的詩句，是對“宮市”真實而形象的寫照。如今罷此弊政，自然深得士民尤其是商人之心。
罷“五坊小兒”。所謂五坊，就是雕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小兒”是指在這五坊服務的差役。五坊小兒在長安內外各處張網捕雀，有時把網蓋在門口或井上，不許人們出人打水，隻有給了錢，才能打水。他們到飯店吃飯不給錢，有時留下一筐蛇，叫店主好好飼養，說這是用來捉雀鳥進奉給皇帝的，主人見此，驚恐不已，賠錢賠禮，才肯把蛇筐帶走。還有其他巧取豪奪的惡行，百姓見了就像躲瘟疫一樣。至此被罷，百姓自然擁護。
罷“月進”、“日進”。當時一些地方節度使，特別是鹽、鐵使，為了討好德宗皇帝，不斷進奉錢財，有的每月進奉一次。稱“月進”；有的每日進奉一次，稱“日進”。後來地方上的州刺史、幕僚也爭相效尤，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順宗當太子時，對此已深惡痛絕。如今當了皇帝，即除此弊。
釋放宮女和教坊女樂。唐朝後宮常有兩三千宮女，女樂為數也很多。有許多宮人從進宮之日起，到白了頭發，也見不到皇帝一麵。白居易《上陽白發人》寫道：“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發新，綠衣使者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就是對宮女生命與青春消耗的寫照。在“永貞革新”中，放出宮女和女樂900人，並允許親屬在九仙門迎接，家人團聚，歡呼萬歲!
在革除以上明顯的弊政的同時，王叔文等人開始向實權領域進攻，向痼疾動刀了。
首先是控製理財權。財政問題是德宗以來的一個大問題，德宗在世時曾想解決，但終究沒有成功。王叔文在太子李誦身邊時，冷眼相觀18年，深感財賦問題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前提，是振興朝廷政治的關鍵。但苦於缺乏這方麵的合適人選，難以下手。經過與劉禹錫等人的商討後，覺得以當時的理財名臣杜佑出任“度支並鹽鐵使”，由王叔文自己為副使，比較合適。因為一者劉禹錫曾是杜佑部下，深受杜佑賞識，杜當正使，肯定會讓劉去掌握文案；二者杜佑當時因兼攝宰輔並德宗山陵使，雖為正使，但不會真的到職視事，王叔文的副使，實際是正使。經過精心考慮後，永貞元年（805年）三月十七日，頒發詔書，任命杜佑為“度支並鹽鐵使”，任命王叔文為副。杜佑果然讓劉禹錫入府掌理文案，自己並不真的到職，一切如王叔文所料。
接著是準備剝奪宦官兵權。永貞元年（805年）五月，王叔文等人經過周密策劃，任命右金吾大將軍範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兵馬節度使。範是名臣宿將，擔任這個職務在情理之中。因此任命下達後，並未引起宦官頭子的警惕。為了確保對神策軍的控製，王叔文又任命度支郎中韓泰為左右神策軍行軍司馬，以佐助範希朝。但韓泰當時已是明顯的“二王”集團成員，這一任命下達後，執掌神策軍實際權力的大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立刻警覺起來，意識到這是“二王”的奪權行動。於是，密令神策軍將不得接受範、韓的命令。範、韓二人奉旨到奉天後，很長時間無人來報到，這一著棋沒有落到實處。
同時準備裁抑藩鎮。永貞元年（805年）四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派心腹劉辟來到京師，對王叔文進行威脅利誘，提出要完全領有劍南三川（劍南西川、東川及山南西道合稱三川），以擴大自己的地盤。王叔文怒斥劉辟，義正辭嚴地拒絕了韋皋的無理要求。在劉辟來後的第二天，王叔文就手書給宰相韋執誼，請韋執誼將劉辟正法。王叔文想以此來殺雞給猴看，為下一步裁抑藩鎮造勢，但宰相韋執誼考慮再三，沒有按王叔文的意思辦。這一著棋又沒有實現。
後來史學家因這些改革措施均出台於永貞元年，故稱之為“永貞革新”。
正當王叔文知難而進時，殿中侍禦史竇群謁見王叔文，對他說：“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那時王公您在哪裏?不過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處在與當時李實相同的形勢上了，王公您怎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會有像您當年一樣的人?”
竇群對王叔文說這番話的時候，王叔文沒有理睬，但革新派麵臨的嚴峻局麵，已經是不容忽視的了。
“永貞革新”中的許多措施，尤其是涉及財權、兵權、藩鎮的改革措施和意圖，引起了從中央朝廷到地方節度使的許多人的不安、不滿和憤怒，因為這已觸及到了他們的切身利益和地位。於是，朝廷中的一批元老重臣，皇帝身邊掌握實權的宦官，以及藩鎮將領們，由起初的驚恐、觀望、不安變為公開表示不滿和憤怒，並開始聯手對革新派進行反擊。
反擊的第一步，是立李純為太子。李純為順宗李誦之子，當時為廣陵王。因為李純是長子，宦官們就極力拉攏他，想用李純取代支持“二王”改革的順宗皇帝。在順宗登基不久，王叔文革新措施已陸續出台之時，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就因順宗身體不佳，李純又為長子之故，建議早日冊立李純為太子。但王叔文可能因為對李純的政治態度尚沒有把握，便以“立賢不立嫡”為由加以拒絕。之後，德宗時期的舊人俱文珍、薛文珍、劉光琦等人，本來傾向於立舒王李誼為太子，但因看到當時形勢與他們極為不利，便主動與鄭絪、衛次公等人聯係，取得一致後，闖入順宗臥榻之中，侍奉順宗的牛昭容、李忠言無法阻擋，鄭絪從袖中掏出一張早已準備好的紙條，送到順宗麵前。紙條上隻有4個字：“立嫡以長。”順宗的記憶已在風疾的折磨下變得一片空白，盯著紙條半天後，忽然點了點頭。俱文珍等人眼見此狀，一起叩首，口呼“萬歲”，立即起草立太子詔文，正式立李純為皇太子。王叔文在聽到鄭絪宣讀的立太子詔時，預感到革新將要失敗。
第二步，是撤銷王叔文的翰林學士職務。李純被立為太子後，當時的宰相韋執誼讓飽學多識的學者陸質出任太子侍讀。韋執誼和陸質都屬“二王”集團中人，韋執誼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隨時窺伺太子的動向，並從某些方麵爭取這位未來天子的同情和支持。另外，也含有他個人準備引退的意思。但陸質雖是王叔文堅定的支持者，卻算不上是個精於世故的政治家，當他剛在太子麵前開口說了幾句時，便被太子頂了回來：“陛下是令先生為我講解經義的，談其他事幹什麽?請先生不要再說了。”陸質噤默而退，回來告訴王叔文，王叔文越發感到不安。果然，之後不久的一天，當王叔文同往常一樣來到翰林院時，等待他的卻是一紙詔書：調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削去翰林學士一職!王叔文知道這紙詔書的嚴重性，也清楚這是俱文珍之輩搞的鬼。他一再上疏，想通過李忠言、牛昭容等貼近順宗之人挽回局麵，甚至他親自進宮，但最終還是沒有挽回被免去事實上的宰相之職的局麵，隻好經常吟誦“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悲憤詩句。
第三步，是逼順宗退位，讓太子李純登基。王叔文被削去翰林學士職務後不久，因母喪不得不離職。這時韋執誼的態度已有明顯變化，轉向太子派一邊去了。王伾、柳宗元、劉禹錫、韓泰等人，一方麵想通過宮中李忠言一派，借助病重的順宗的威懾力支撐局麵；另一方麵求助於宰輔杜佑，爭取一些朝臣的支持。王伾擔負這一計劃的主要工作，但幾經奔波曲折，毫無建樹，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精神趨於崩潰，從此閉門不出。這時俱文珍等人看到，外有藩鎮聲援，內有朝官支持，並有神策軍在手，“二王”集團失勢無靠，太子態度明確，時機已經成熟，可以下決心了。於是，在七月中旬，使順宗貼身侍奉之人李忠言、牛昭容“失蹤”。七月下旬，對翰林學士們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即暫時處理軍國大事），請諸位學士即刻草擬詔誥。”七月二十八日，詔書發下。次日，太子朝見來使，會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開始“權勾當軍國政事”的工作。八月初四，從內宮發出皇上的“禪位詔”。次日，已是“太上皇”的順宗正式告別隻坐了7個月的皇帝寶座，被人扶在步輦上，在宮侍們的簇擁下遷居興慶宮。同日，又有“太上皇”誥書命太子於本月九日即位，並改元“永貞”，大赦天下。八月九日這一天，太子李純正式即皇帝位，史稱“憲宗”。支持“二王”集團改革的唐順宗在政治舞台上名副其實地“退位”了。
順宗“退位”，憲宗登基，意味著“永貞革新”的徹底結束。革新派人物的命運，也就由此而被注定了。
憲宗在登基之前的八月六日，便有製命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馳驛發遣。開州和渝州分別距京城1460裏和2748裏。不久，王伾死於開州；第二年，王叔文被賜死。
永貞元年（805年）九月十三日，憲宗詔貶神策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嘩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為邰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為連州刺史。同年十一月七日，韋執誼也由宰相貶為崖州司馬。同月十三日，朝議認為對“二王”集團處罰太輕，於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山水畫馬，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史淩準為連州司馬，嶽州司馬程異為郴州司馬。到此，加上韋執誼，“二王”集團的8位主要成員，均被貶為“司馬”。故史稱為“二王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猶如曇花一現般地失敗了。造成這場革新運動失敗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統治者不願承認唐王朝已由盛向衰，還沒有跌落到穀底，還沒有到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的時候，社會朝野之中，還沒有能從根本上扭轉這一演變趨勢的力量。除此以外，也還有一些值得總結的教訓。
首先，改革集團所依靠的唐順宗，既是有力的支持者，又是主要的不利因素。封建時代的政治革新運動，從來都隻能是自上而下的運動。沒有最高統治者的支持，是不可能革新政治的。唐順宗本身，是極想改革的，盡管他身患風疾，但仍堅定不移地支持“二王”集團的改革措施。這對於革新派來說，是一個先天的有利條件。也正因為如此，當順宗一當上皇帝後，各項改革措施就能順利出台。但是，這個先天的有利條件，又是一個極為不利的因素。這就是順宗的身體狀況。他既然在多數時候不能言語，就既可以為“二王”充分利用，也可以為反對派充分利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波折，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王叔文可以借此發布種種改革詔令，委任重要官職，俱文珍等人也可以借此擁立太子，矯詔免去王叔文的職務。而且，由於順宗所患疾病的嚴重性，隨時都可能“龍馭賓天”，這對於“二王”集團來說，等於隨時都有可能失去最大最有力的靠山。所以說，這場改革一開始就帶有極大的風險性、短暫性。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一旦順宗去世，革新運動就煙消雲散了。當年的“商鞅變法”，以及封建時代其他一些變法運動，幾乎都有與此相似的地方，隻不過時間稍有長短罷了。
其次，改革的步伐太快，可謂之“除弊心急”。從“永貞革新”的主要內容看，都是正確的，進步的。但從改革的實施時間步驟看，顯然太快了。在不到半年時間裏，接二連三地出台了一係列革新措施，涉及到朝野生活的許多方麵，尤其是對一些存之已久的痼疾，如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改革的意圖暴露過早，措施也失之周密。比如劍南節度使韋皋派心腹劉辟對王叔文威脅利誘，要求再領其他三鎮時，王叔文不受威脅利誘，表現出一個政治家堅定的立場和高風亮節，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不應該那樣動怒，第二天就逼著宰相韋執誼處死劉辟。韋執誼當時認為這樣做太輕率，會惹出麻煩。王叔文則又氣又急地指責韋執誼忘了他們當初的約定，使韋執誼處於尷尬境地。盡管如此，韋執誼還是耐心向他解釋：“我自然不敢忘記約定。但我目前行事謹慎，並不是有他意，不外乎是力圖曲成吾兄之事而已!”應該說這是推心置腹之言，但王叔文並沒有聽進去。就因這麽公開一鬧，使得劍南節度使韋皋及其他藩鎮首領，紛紛向朝中上書反對王叔文，並與宦官裏應外合，成為斷送“永貞革新”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在任命杜佑為度支鹽鐵使時，馬上任命王叔文為副使。在任命範希朝為神策軍首領時，又馬上任命韓泰為副手，顯得急不可耐，立刻就引起反對派的警惕，促使幾股勢力迅速聯起手來，共同對付革新派及其革新措施，使革新運動陷人幾麵受敵的困境之中。
再次，“二王”集團不善團結利用更多的人士，內部又出現裂痕。公允地說，“二王八司馬”都是當時的政治精英，自身的力量並不弱。但要進行一場社會革新運動，僅僅靠這十來個人，是遠遠不行的。王伾在主持科考時，門庭若市，每天要取用擢升數十人，好像在擴大隊伍，但據他自己講，所用“皆是素日相與往來可用之士”。“可用”是對的，但都是“素日相與往來”者，則未免太有些狹隘了。王叔文知道後，不以為非，反而強調說：“異己者決不能用。這個原則一定要堅持!”這雖然有一定道理，但難免使改革陣營“同”而不“和”，並且會得罪一大批人，其中並非都是反對改革者。那個提醒過王叔文的殿中侍禦史竇群，就是其中一員。可惜王叔文沒有重視這個小人物的直言，使自己局限於小圈子內，而沒有團結更多的人，並且優勢感越來越重，使朝野上下許多人，越來越感到他們已經完全是一個專權跋扈的私黨了。可實際情況又並非如此，王叔文與韋執誼之間，就出現裂痕，而且越來越大。在因劉辟之事發生歧見後，又因“羊士諤事件”加深了矛盾。羊士諤本是進士出身，並且與“二王”集團中的呂溫關係不錯，但與竇群性格相似，有些好出風頭。他本任宣歙節度府巡官，永貞元年（805年）五月進京出差，聽說王叔文正招致許多人的批評，也就心血**，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批評王叔文。王叔文對此極為憤慨，覺得這麽一個小官竟如此猖狂，自己的威嚴何在!決心殺一儆百。於是請出宰相韋執誼，讓他以詔命將羊士諤斬首。韋執誼不同意，王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殺，韋還是不同意。王叔文怒火一下子爆發，當著不少人的麵，大罵韋執誼忘恩負義，弄得滿朝風雨，人人皆知，使大家都失了麵子與風度，且使革新派內部的矛盾暴露於朝。故清代的王夫之批評王叔文是“器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確是道出了革新派領袖人物性格中的致命缺陷。
最後，“二王”的身份與出身，也是一個不那麽有利的因素。王叔文與王伾，都是南方人。王叔文雖然是懷著對民間疾苦的強烈關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來到長安的，但他沒有能力博取功名，不算是士子，也沒有參加科舉中的進士考試，隻是因為圍棋下得好，才有幸整天侍奉太子。王伾從南方來到京城時，仍還操著吳語，加之他身材短小，長相平庸，讓人一看就知道身世微賤，許多朝士對他不屑一顧，隻是因為他字寫得好，才有幸在宮中待詔。在封建社會朝堂中，出身微賤，且又非科班出身，是非常不利的。王叔文對此當然清楚，故一到長安，就聲稱自己是苻秦時的名臣王猛之後，以此來提高自己的身份。但大多數人不相信這話，他們一致認為，王叔文不過是一個僥幸得進的小人而已。而二王改革過程中，既把革除宦官專政作為一個目標，自己又不得不通過宦官李忠言溝通宮內外，這多少有些矛盾和滑稽，當然會讓人感到不那麽正大光明。有些時候，在醞釀出台改革措施中，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於密，謀本無他奇，而故居之以險，也讓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正當改革進退維穀之際，王叔文母親逝世，按封建社會慣例，母喪須棄官守喪3年，匿而不報告，有罪。但王叔文卻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處理好。明明母親已經去世，他還要親到翰林院向大家進酒食，謊稱母親病重，告假幾日，若有人在這期間攻擊誹謗他，希大家能相助，當場遭到俱文珍反唇相譏：“大人既自稱為國盡心，又何慮他人毀謗!”這時王叔文的兩個家人又在一旁竊竊私語，說：“母親已亡，還有心思在這兒喝酒!”被俱文珍知道。第二天，王叔文卻又把眾宦官們請到翰林院，在酒宴之中恫嚇宦官：“我來告知諸位，聖上（指順宗）龍體已經康複，此刻正在皇苑中獵兔，上馬如飛，一如當年。敢有異議者腰斬!”這種軟硬兼施、連哄帶嚇的手法，實在不那麽高明，並使他的人格受到蔑視，正統的朝士們離他越來越遠。在孤立無助的情況下，隻有走上失敗這一條路了。再現“牛李黨爭”
朋黨之爭，是封建政治中常見的現象。但像唐朝“牛李黨爭”持續時間之長、為禍之烈者，卻不是很多。一方麵，封建帝王嚴禁臣下結黨；另一方麵，又希望臣子中有些派係之爭，以便分而治之，為我所用。這大概是曆代帝王駕馭臣下的心傳，也是曆代王朝政治黑暗與衰敗的因素之一。唐朝的“牛李黨爭”，也不例外。
在唐朝後期的朝廷政治中，“牛李黨爭”是持續時間長，影響很大的事件。由於“牛李黨爭”反映出極為錯綜複雜的各種關係，人們對它的看法和評價不一。但由於它與唐朝後期的治亂興衰密切攸關，多少年來，又一直是人們關注和研究的一個熱點。
唐憲宗元和三年的“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已種下了“牛李黨爭”的禍根。穆宗長慶元年的進士科考試舞弊案，則正式拉開了這場曠日持久的黨爭的序幕。
所謂“牛李黨爭”，按照通常的解釋，是指以牛僧儒、李宗閔為主要首領的一方，與以李德裕為主要首領的另一方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而“牛黨”之中，李宗閔在實際上起的作用更大些，故有人又將“牛李黨爭”，稱為“二李黨爭”，即主要是李宗閔與李德裕兩派之間的鬥爭。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舉行“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考試。當時的科舉考試，分“常科”與“製科”兩種。“常科”又稱“歲舉”，每年定期舉行，統一由禮部主試，故也稱為“禮部試”。其中又分6科，以“進士”科最為重要，是進入仕途的重要途徑。“製科”或稱“製舉”，是由皇帝委派策士官主持，科目不定，大到國家大政方針，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問，由應試者以“策文”形式回答，以供皇帝禦古代山水覽，朝廷參考。製舉考試時皇帝常常親臨，故又稱“殿試”和“廷試”。與“常科”相比，“製科”與政治的聯係更為緊密，應試者可以通過對策表達對時政的看法，皇帝與主試官有時也引導舉人申述政見，以體察下情，發現人才。尤其是“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更有“應詔直言”的特色。
因為“賢良方正能言直諫科”具有這樣的特點，故當時參加此科考試的舉子們，就喜歡在策文中“切時宜，觀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引起轟動效應，得到皇帝與主考官的重視與賞識。當然，這樣做，有時又難免造成是非之爭，甚至給自己帶來政治危險。元和三年的這場考試，就引起了事端。當時參加考試的舉子中，李宗閔、牛僧儒二人在策文中對朝廷的平藩戰爭表示了不同看法，皇甫浞則對宦官專權大加撻伐。擔任這次考試主考官的是楊於陵、韋貫之二人。考試揭曉後，牛僧儒、李宗閔二人被“擢為上第”。擔任考試“首座”的宰相李吉甫，是有名的主戰派，對此當然不能容忍。他在憲宗麵前力陳己見，認為牛、李二人出言無理，含有惡意，楊、韋二主考官也有責任。當時的唐憲宗也是主戰派，自然支持李吉甫。於是，下詔貶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韋貫之為果州節度使。牛僧儒、李宗閔二人，自然未予重用。而這個宰相李吉甫，正是後來“李黨”首領李德裕的父親。這樣，“牛李黨爭”的禍根，已經在這次科考中種了下來。
到了穆宗長慶元年（821年）時，李宗閔、牛僧儒和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都已經入朝為官。其中李宗閔任中書舍人，相當於宰相之職。就在這年三月份，每年例行的“常科”考試開始。當時的主考官，是禮部侍郎錢徽，右補闕（諫官）楊汝士。考試前，翰林學士李紳和西川節度使段文昌，都曾給主考官錢徽寫過條子，請他照顧自己的親屬。但是，發榜以後，李紳和段文昌發現自己推薦的人，都榜上無名。而榜上有名者，大都是公卿子弟，其中還有主考官之一的楊汝士的弟弟，有中書舍人李宗閔的女婿，有前宰相裴度之子。段文昌大怒，向穆宗上訴，揭發錢徽等人徇私舞弊，所錄取的進士都是沒有才藝的公卿子弟，走了後門，通了關節。唐穆宗征求翰林學士李德裕、李紳的意見，二人支持段文昌。穆宗讓白居易等人主持，進行複試。複試的結果，上次考試中舉者大都落第未中。穆宗自然不能不做處理。於是，中書舍人李宗閔被貶為劍州（今四川劍閣梓潼等地）刺史，錢徽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帶）刺史。從此以後，李德裕、李宗閔二人各分朋黨，拉開了互相爭鬥的序幕。
圍繞當時朝政中的許多問題，兩派各執己見，互相攻訐。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嚴重的政治分歧。
由兩次科舉考試問題引發的這場朋黨之爭，一發而不可收。在很長時期內，圍繞當時朝野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兩派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尤其是在一些事關重大的問題上，往往是你左我右，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分歧。
唐朝後期，中央王朝與藩鎮勢力之間，進行過反複的較量。在如何對待藩鎮的問題上，牛、李雙方有過多次的爭執與分歧。大致而言，以牛僧儒為代表的“牛黨”派人士，大都主張以慎重的態度對付藩鎮割據，寧願息事寧人，也不同意輕起戰端。而以李吉甫、李德裕為代表的另一派人士，則主張堅決討伐，削平藩鎮，重振中央一統的權威。比如，唐憲宗元和初年，劍南西川節度使劉辟叛亂，鎮海節度使李錡違抗朝命的情況下，李吉甫力主以強硬態度和武力征討平叛。在對待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的態度上，李吉甫也主張因時而取之，雖然未及正式開戰，李吉甫就已病死。但他主戰的態度是朝野皆知的。到武宗時期，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裕執政時，也采取了強硬態度，堅決打擊割據勢力劉稹，並收複5州30縣。與之相反，“牛黨”派人士則認為李吉甫是“熾於武功”，不考慮當時的實際情況，不顧恤百姓的負擔與生存。元和十二年（817年），“李黨”的宰相裴度全力組織討伐淮西叛亂時，“牛黨”的李逢吉、令狐楚等，或暗中阻遏，或公開反對。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楊誌誠驅逐主帥李載義，皇帝問計於宰相牛僧儒，牛回答說：“範陽從安史以來，就不屬朝廷所有，穆宗時平定劉總，朝廷耗費八十多萬緡。結果沒有得到尺帛鬥粟的好處。現在楊誌誠奪了李載義的權，和當年李載義當節度使的情況相似。朝廷不必幹涉，承認他為合法。還可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勞師動眾去討伐呢?”
對於當時的邊防安全問題，兩派也有著嚴重的分歧。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維州事件”。維州（今汶川西北）地處與吐蕃接壤之處，隋朝時被羌族占領。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白狗羌首領內附於唐，因為其地域中有薑維城，命名為“維州”。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被吐蕃攻陷。德宗時，韋皋屢次出兵攻伐，都未成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並率領部眾奔到成都。李德裕派遣虞藏儉為維州刺史，率兵人據維州城，並向文宗匯報說：“準備遣散羌人3000名，燒掉13橋，搗西戎的腹心，可以一洗先前的恥辱。”文宗讓尚書省召集百官商議，大多數人都同意李德裕的意見。牛僧儒這時卻說：“吐蕃麵積廣大，周邊有萬裏，丟失一個小小的維州，勢力不會受什麽損失。近來我們與吐蕃正在修好，約定雙方罷兵，作為堂堂大邦，要以守信用為上。如果人家來責問為何失言，並起大兵前來，不過3天就可以打到鹹陽橋。到那時，西南數千裏不存，就算得100個維州，又有何用?不守信用，隻能有害而無利。這是連草莽匹夫都不可做的事情，何況天子!”文宗聽了，覺得有理，下詔讓李德裕把維州城歸還吐蕃，並將來降的悉怛謀及其部眾也歸還吐蕃。吐蕃將他們全部誅殺在邊境上，極為慘酷。李德裕因此對牛僧儒恨得入骨三分。
在有關政治改革的問題上，“李黨”比較重視，並采取一些實際措施，而“牛黨”一般主張穩妥為上，盡量維持現狀，有時還搞點“複辟”。如元和年間，李吉甫認為從秦到隋設官最多的莫過於本朝。因此他建議省並州縣，裁汰冗員。憲宗采納了李吉甫的意見，於元和六年（811年），精簡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武宗會昌年間，李德裕執政時，又精簡冗官1000餘名。但“牛黨”人士對此不以為然，惟恐搞亂政局，帶來不利影響，因此持反對態度。唐宣宗大中年間，“牛黨”成員白敏中執政，立即把會昌年間所減州縣官，複增383名。
“牛黨”中的首領人物，大都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因此，比較重視科舉製的貫徹實施，對科班出身的人當然也高看一眼。“李黨”的首領人物，如李德裕，就不是進士出身，而是靠祖蔭入仕的。這不是說李德裕就沒有才幹，而是他因此對科舉製不那麽重視，對科舉考試中的弊端尤為不滿。一次宴會，李、牛二人都在座，牛僧儒因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就瞧著李德裕，開玩笑說：“綺紈之子，怎麽也坐在這裏?”李德裕後來對武宗說：“我沒有名第，自然不應該指責進士。但我的祖先在天寶年問因為仕途無路，勉強應試，竟然一舉中第，從此厭惡進士科考試中有浮華不實的地方，家中不準再放《文選》（當時進士科考必讀之書）。我認為，朝廷顯官，還是應以公卿子弟擔任為好。”因為有這種認識，所以李德裕早年不應舉，後來又主張對進士科考試進行改革。他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833年），就對進士科進行了幾項改革，如停試詩賦，罷宰相閱榜等。但不久李德裕被李訓、鄭注借助李宗閔的力量擠出朝廷，李宗閔執政後，自然不會貫徹李德裕的主張。後來，李德裕再度人相，又是雷厲風行地對進士科考試進行改革。其主要內容有兩項：其一，及第進士不得呼主司為“座主”，及第後隻能一次性謁見主司，此後不得聚集參謁，更不能於主司宅第置宴。這擊中了科舉製中“座主”與“門生”過於親密的一個要害之處。其二，禁止“曲古代植物江大會”。所謂曲江大會，是指進士及第者在考試結束後，集體到當時的曲江池遊宴，公卿大家都來參觀，有的還專門來挑選東床快婿，有時皇帝也親臨曲江之畔的紫雲樓，垂簾觀賞，進士輩交結朋比的習氣，也得以盛而不衰。李德裕罷“曲江大會”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限製同窗朋比。而“牛黨”則普遍認為這是李德裕因自身非進士出身，有意打擊進士及第者，故加以反對。
在對待佛教的態度上，雙方也不一致。唐朝後期，佛教勢力的膨脹十分驚人，在某些方麵已危及統治。武宗會昌年間，在李德裕的具體主持下，開展了限製佛教的鬥爭。從會昌二年（842年）到會昌五年（845年），朝廷接連頒發詔敕，從多方麵限製佛教勢力的發展，到後來，甚至采取武力毀佛，強令全國僧尼分批還俗，拆毀佛寺，沒收寺院財產。據當時公布的統計材料，全國共拆寺4600餘所；還俗僧尼26萬人，收編為國家稅戶；拆招提蘭若（寺院的別稱）4萬餘所，收回良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國家稅戶15萬人。武宗初即位時，全國共有211．5萬戶，到會昌末年，增加為495．5萬戶，在短短的5年時間內增加一倍還多。而這新增的280萬戶，很大部分就是從寺院括出來的。對武宗支持下由李德裕具體組織實施的這場毀佛運動，“牛黨”人士並不讚成，認為有損國家形象。大中元年（847年），“牛黨”人士執政，又逐一廢除對佛教的禁令，恢複僧尼原來所享受的各項優惠待遇，佛教又重新興盛起來。
不僅是在重大問題上，在一些不那麽重要的問題上，雙方人士也要蓄意尋對方的不是。例如，開成二年（837年）五月，朝廷任命李德裕出任淮南節度使，以接替在那裏任職的牛僧儒。按規定，節度使相代，新任者一般要清點前任的帳目，核對實物，奏報朝廷，作為當時接收和今後貢賦的依據。但在實際過程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即為了防止上任之後突發天災人禍而使經費緊張，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帳冊數目攔腰殺半，留有餘地。假如前任官交接的帳冊上注明尚有錢帛合計100萬貫匹，則繼任者上報朝廷時，隻講實有50萬，其餘數目，以“數目與庫藏不符”、“交接時差中的支用”等為由表示並未收到。當李德裕代牛僧儒出任淮南節度使的任命下達後，牛僧儒不願與他正麵接觸，將事務交副使張鷺後，先行卸職赴京了。李德裕到了淮南，也就因循陋習，奏報朝廷說：帳冊上揚州府藏80萬貫匹，但隻領到40萬，其餘已為原副使張鷺用掉了。他這樣做可能含有對牛僧儒的不滿與彰惡。這時改任東都留守的牛僧儒不肯放過，上疏為自己辯白，同黨中的其他人也彈劾李德裕妄奏。朝廷隻得下詔重新核驗，檢點下來的數目正好是80萬，一文不少，這自然使李德裕很狼狽，討了個沒趣，不得不上表檢討，請求處分。
隨著兩派歧見加深，陣線分明，每當一方執掌朝政時，必然設法貶逐另一方。於是在近半個世紀的朝堂上，牛、李黨派此起彼伏，正所謂“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
如果僅僅是政見不合，倒不值得有多少奇怪，問題是在政見不合的背後，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個人恩怨，根深蒂固的宗派觀念以及“門生”“故吏”間的成見。雖然至今不能明斷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但雙方猶如冰炭不相容，卻是活生生的事實。
有一則故事，可以說明這種基於利益關係的門派之分。元和時期，崔裙甫的侄子崔群在中書舍人任上曾做過一年知貢舉（主持科考的長官），後來罷職，退隱林下。他的妻子有一天勸他：“為了咱們的子女後代，是不是該置點莊田?”崔群笑著回答：“我有30座美莊良田，遍布天下，夫人還有什麽憂慮的!”他的妻子一臉茫然：“我怎麽從來沒聽說你有這些產業?”崔群得意地說：“我前年知貢舉，放榜30人，他們不都是良田嗎?”
以“良田”來喻“門生”，真是一語破的，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其中的利益關係。李宗閔、牛僧儒等“牛黨”人物，大都是“座主”與“門生”關係，利益攸關，當然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了。如“牛黨”骨幹人物李逢吉的幕賓中，就有所謂“八關十六子”，據說大都是門生故吏。至於“李黨”中的李德裕，雖然沒有那麽多“門生”，但既然是世宦之家，“故吏”肯定是有的。故當時朝中有諺曰：“門生故吏，非牛則李。”連李德裕自己也承認，當時朝廷中，至少有1／3的人，卷入了朋黨之中。
既然是非牛則李，既然是有“良田”利益，在政見不合之爭中，免不了要互相傾軋，不能相容了。長慶元年（821年）科舉考試舞弊案發後，李德裕的“李黨”得勝，“牛黨”的李宗閔就不能再呆在朝堂，被貶為劍州刺史，這可以算是第一次傾軋，“李浮牛沉”了。
長慶三年（823年），“牛黨”骨幹李逢吉執政。按當時條件，牛僧儒和李德裕均有入相的可能。但李逢吉提議牛僧儒為相，把李德裕驅出京師。去任浙西觀察使，而且是一去8年，未做調動，這使得李德裕懷恨終生。這次可算是“牛浮李沉”了。
武宗時期，李德裕終於入朝執政了。當時牛僧儒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德裕當然要報一箭之仇。會昌元年（841年）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陽）發生水災，李德裕把這個地區的災害罪責推到牛僧儒身上，撤銷了他的職務，調他當了個太子太師的虛職。與此同時，又設法把另一“牛黨”首領李宗閔調任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隔了一年，又貶李宗閔為湖州（轄今浙江吳興等縣）刺史，讓他連東都也呆不成。事已至此，李德裕仍不肯罷休。會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討伐叛亂分子昭義鎮劉稹取得勝利，他借機揭發牛僧儒、李宗閔與昭義鎮叛亂分子有勾結。唐武宗一聽大怒，立即貶牛僧儒為太子少傅，貶李宗閔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過了幾天，再貶牛僧儒為汀州（今福建長汀）長史（刺史的副手），流放李宗閔到封州。不到60天之中，“牛黨”兩位首領被連貶3次，這在唐朝曆史上是少見的。李德裕簡直沒有給“牛黨”喘息的機會。這可真是“李起牛伏”了。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黨”骨幹白敏中執政。他指使人羅織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就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九月，又把李德裕逐出大陸，貶為崖州（今海南島瓊山縣東）司戶。兩年以後，李德裕就死於崖州。“李黨”的薛元賞被貶為忠州刺史，薛元龜被貶為崖州司戶。“李黨”中另一位已死的李紳，也不放過，追削了三任委任狀（即官職）。靠近“李黨”的中書舍人崔嘏被貶為端州刺史，“李黨”的支持者李回、石雄、鄭亞等人，也同時受貶。與此相反，白敏中執政以後，對過去被“李黨”貶謫的“牛黨”人員，則積極設法營救，或改善待遇，或複其官職。如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將受貶的循州司馬牛僧儒升為衡州長史，第二年，又調回東都，任太子少師。撤銷對李宗閔的流刑處分，暫調任郴州（今湖南永興）司馬，可惜未到任便死於封州。大中元年（847年），調被“李黨”貶逐的潮州長史為吏部尚書；第二年，調同黨李玨為戶部尚書。真是涇渭分明，升降不淆。不僅僅是“牛起李伏”，而且是“牛生李死”了。
這裏所述的，隻是兩黨角逐中幾次較大的起伏情況。至於小一些的進退浮沉，則幾乎是時有發生，一方隻要稍有機會和權力，就要對另一方動些手腳。因此在憲、穆、敬、文、武、宣等6朝數十年中，猶如走馬燈似的上來下去，令人眼花繚亂，難辨所以，難分是非。而每一次起伏，往往是一大批高級官員隨著一個集團的首領上台，同時又有一大批高級官員隨著另一集團的首領下台，反之亦然。
封建時代的朋黨之爭，並非唐朝僅有。但像“牛李黨爭”如此持久、激烈，卻不多見。這與當時皇權的消長直接有關，與宦官的專權和利用交織一起，從而在權力的角逐遊戲中，加速著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對於發生在唐朝後期的這場“牛李黨爭”，有許多內幕我們現在還說不清楚。就其性質而言，人們通常把它定性為朝官之間的朋黨之爭。如果說是朋黨之爭，那麽在封建時代，其實早已有之，漢代的黨錮之禍，就很有名氣。人們關心的是，形成“牛李黨爭”的真正原因是什麽?它為什麽會如此激烈和如此長久?
古代植物由於引發“牛李黨爭”的是兩次科舉考試事件，因此多少年來，人們著重於從兩黨的出身、身份方麵去尋找形成黨爭的原因。一般的解釋是：“牛黨”之人多出身科舉進士之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李黨”之人多出身於仕宦之家，代表士族地主的利益。雙方鬥爭的焦點是對科舉製尤其是進士科的態度問題，分歧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身於不同的階層。
但近代的中外學者經過詳細的考證分析，得出的結論卻並非如此。日本的現代學者礪波護，在考察了“牛李黨爭”的細節和大旨後，列出了一個約63名有朋黨活動的人員名單，其中“牛黨”41人，“李黨”22人，但有幾個人很難精確地判定是“牛黨”還是“李黨”。他的研究表明，在“牛黨”的41人中，郡望出身者20人，占49％，其中進士和製科雙及第者7人，僅中進士舉者12人，蔭庇除官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5人，其中進士和製科雙及第者2人，僅中進士舉者2人，胥吏1人；出身不詳者16人，其中進士和製科雙及第者3人，僅中進士舉者7人，入仕方式不詳者6人。在“李黨”的22人中，郡望子孫12人，其中進士和製科雙及第者4人，僅中進士舉者5人，蔭庇除官者2人，僅中製舉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7人，其中進士舉者4人，武人出身者1人，入仕方式不詳者2人；出身不詳者3人，均為中進士舉者。這個分析表明，兩黨人員在科甲人數和宮室後裔人數上是旗鼓相當的，很難說哪一方是擁護科舉，代表庶族利益，哪一方反對科舉，代表士族利益的。尤其是在唐代有關文獻不足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斷定某個人的背景，即說不清他的籍貫、直係家庭的財產狀況，他在家族內部的地位以及婚姻關係等。不能說中舉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利用蔭庇的人一定是來自名門大族。隻可以說，朋黨鬥爭，主要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
實際上，唐朝後期曠日持久的“牛李黨爭”，與當時最高統治者——皇帝，有著直接的關係。客觀地講，臣下結黨營私，一直是曆朝皇帝最為忌諱的。並都有最嚴厲的製裁規定。但是，如果是互相對立的結黨呢?那就不一定了。因為這既帶來混亂、掣肘，使皇帝頭疼，又能使皇帝獲得好處。
就拿朋黨始起的憲宗時期來說，不管朝中有幾派，誰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誰。元和後期，對淮蔡之戰能否取勝，是憲宗對藩鎮強硬政策成敗的關鍵。這時，裴度、李逢吉兩人的爭辯也達到**。憲宗讚成平定藩鎮，掃平淮蔡，就可以倚仗裴度，於是在把裴度派到前線的同時，順從裴度的請求，罷免了反戰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鎮也相繼歸順後，憲宗起用皇甫鎛遭到裴度的堅決反對，這時憲宗的心思已轉移到收集錢財方麵了，裴度的固執己見已成了最大的障礙，所以憲宗便斥責裴度“黨見太深”，並召回了令狐楚，還下令磨去了韓愈寫的《平淮西碑》，以安慰由於裴度受重用而心懷不滿的一些人。這是在平衡朋黨之中，為己利用。
在位很短、年紀很輕的敬宗，做得也不差。寶曆元年（825年），李逢吉為相，敬宗不滿於他的無所作為，想召回裴度為相。但沒有馬上任免，而是悄悄派人告訴遠在山南東道的裴度：“皇上已定下召你回朝的時間，你可憑此行事。”裴度自然心領神會，立即主動上表請求入朝。這使得李逢吉大為驚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手法，編造民間流傳的讖語誣陷裴度，結果導致了自己的失敗。敬宗不動聲色就顛倒了乾坤。
文宗呢，在這上麵費功更多。他當政時期最大的問題是宦官專權過甚，危及自身統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先是放棄相互之間有成見的朝廷兩黨，而依靠宋申錫。宋申錫失敗後，又把希望寄托在李宗閔和牛僧儒身上，但結果使他失望。於是，轉而啟用李德裕，並且讚成他大刀闊斧地清除李宗閔與牛僧儒黨徒。這樣每兩三年換一次班，不論主觀意圖如何，客觀上無疑加深了兩黨之間的派係分野和矛盾。
除了皇帝以外，還有宦官。
唐朝後期的宦官，權勢越來越大，而且內部也有派係。朝官與宦官，本是水火不容，故當時有“南衙”（朝官所在地）“北司”（宦官所在地）對峙之說。但由於宦官所處的有利地位，朝官們不得不與之接交。當時牛李兩黨中的朝官，對宦官的態度大體可以分為3種。一種是與宦官中某些人關係較為密切。如李宗閔在文宗朝因宦官之助而入居相位，引拔同年牛僧儒並列顯秩，排擠政敵李德裕出朝。第二種是雖然不與宦官同流合汙，但也不敢直攖其鋒，公然抗爭。牛僧儒就屬於這一類型。敬宗時，宦官王守澄專權用事，牛僧儒不敢多言，隻是求外出為官，避禍自安。宋申錫謀除宦官事泄被貶，牛僧儒又偷偷地在文宗麵前辯白，表露出不苟同於權閹的政治立場。第三種則是對宦官進行程度不同的鬥爭。如令狐楚、李固等人就屬此類。
而宦官呢，也充分利用朝官之間的矛盾鬥爭，來擴展和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很清楚，牛李黨爭激烈多變之時，朝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內部政敵間的角逐，無暇旁顧宦官的專權。大宦官王守澄曆久不衰，與此有很大關係。有人因此把外朝（朝官）與內廷（宦官）之間的關係，形容為反襯關係：外朝愈見其動，內朝愈顯其靜；外朝轉靜，內廷則可能要動。而近半個世紀的外朝變動，自然給內廷宦官的不動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時期與機遇。為了給自身的發展贏得時間，創造機遇，宦官們自然曉得如何使朝官們鬥爭不已。這不能不說是“牛李黨爭”曠日持久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年唐文宗在麵對牛李兩派鬧得不可開交之時，曾十分感歎地說：“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實難!”這可以說是他一時的由衷之言。問題是，他和他前後的皇帝一樣，在有此感歎的同時，又希望在包括朋黨紛爭的各種力量的矛盾之中，鞏固自己的皇權。其結果，隻能是適得其反。力量消耗在朋黨之爭中，生命操縱在宦官之手中，國土分裂於藩鎮割據之中，最後，王朝滅亡於這些矛盾之中。宦官專權與“甘露之變”
本是可以由帝王頤指氣使的家奴，反而可以在帝王麵前頤指氣使：本是可以由帝王棄之如敞履的東西，反而成為決定帝王廢立死生的人物。這是什麽?這就是宦官專權。唐朝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達到空前的程度，唐朝的宦官專權也達到空前的程度。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宦官專權是君主專製製度中無法根除的痼疾。
與牛、李朋黨之爭相映襯的，是唐朝後期宦官勢力的日漸膨脹。有誌於重振朝綱的唐文宗，試圖剪除這一危及自身的惡瘤，反遭慘敗。此後宦官為害愈烈，玩弄帝王於股掌之中，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唐王朝宦官勢力的消長，大體經曆了4個階段。到唐後期時，這股依附於皇權的惡勢力，已經深入到政治生活的許多重要領域，對它所依附的皇權構成嚴重的威脅。
宦官，是中國封建專製下的必然產物，並非唐朝的特產。早在秦漢時期，尤其是東漢後期，宦官勢力的發展，曾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豪強政治的發展，士族高門領袖與皇族共同執掌朝政，外朝擴大，內廷縮小。在豪強勢力製約下，宦官小社會也隨著內廷職責的縮小而迅速萎縮，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處於配角地位。雖然三國時蜀國的黃皓，北魏時的宗愛、劉騰等宦官也曾得勢一時，但總體上看，這一時期是宦官勢力消沉的時期。
到了隋唐時期，隨著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封建王朝的重建與發展，宦官勢力也逐漸浮升起來。有唐一代的宦官勢力，大體經曆了4個發展階段。
由唐太宗到唐睿宗時期，是宦官勢力開始抬頭的階段。
唐太宗在位時期，鑒於前代宦官幹政的曆史教訓，對宦官限製非常嚴厲，宦官隻是“門閣守禦，庭內掃除，廩食而已”。從太宗貞觀年間到高宗永淳年間，70多年中，未曾假權於宦官，並對稍有不軌的宦官，予以嚴懲。高宗以後，朝廷中皇族、外戚、後妃、大臣及禁軍將垂柳領之間，爾虞我詐，矛盾尖銳。武則天執政時，集權於內廷，以牽製外朝的功臣宰相，內官用事開始增多。中宗複位後，韋後當政，為了擴大內朝權勢，發展閹人勢力，並授予宦官品爵，人數增至3000多，超授七品以上員外官1000人以上。中宗還派宦官外出監軍，開唐代宦官監軍的先河。同時，各派宮廷政治勢力為了窺測上意，探聽消息，紛紛巴結拉攏宦官。當時李隆基為了消滅韋後勢力，就曾利用過宦官高力士等人。這說明宦官勢力已開始抬頭，初步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從唐玄宗到肅宗、代宗3朝，是宦官勢力迅速發展的階段。
唐玄宗李隆基是在統治集團內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上台的。為了防止宮廷內外大臣、將領、外戚交相結納。他采取了進一步削弱外朝、集權內廷的政策，並開始任用身邊親信宦官預政領軍。如開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楊思勖領兵征討安南之亂，功成後封楊思勖為輔國大將軍。天寶年間，玄宗自恃升平，得楊貴妃後，“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為了縱情聲色，他將政事交給親信宦官高力士處理，各地上報的書信、文件、奏章，他懶得批閱，讓高力士閱後揀重要的讓他過目，並授權高力士，一般政事可以自行決定、處理，不必報知，使高力士權傾朝野，宗室諸親王稱高力士為“阿翁”，皇太子李亨則稱他為“二兄”。“安史之亂”中，肅宗李亨在宦官李輔國支持下即位，對李輔國特別寵信，官兼數職，權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樞機要大權，因他排行為五，貴族王公見了尊稱為“五郎”。代宗即位後，又因李輔國擁立有功，備加恩寵，稱為“尚父”。李輔國竟也大言不慚地對代宗說：“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處分。”可見朝政大權，已全在他手中。後來，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殺了過於專橫跋扈的李輔國。並將皇室防衛力量的禁軍，交由程元振典掌，結果使程元振的權勢又超過了李輔國。程元振免官後，代之而起的是大宦官魚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成為當時討伐安史之亂的唐朝大軍實際上的統帥，代宗還讓他掌管了中央警衛部隊即“神策軍”，權勢氣焰又高出一籌，後因居功自傲，私設監獄，陷害大臣，甚至挾兵脅迫皇帝遷都，被賜死。可見這一時期宦官勢力發展十分迅速，從高力士，到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權勢一個勝過一個。雖然內廷勢力擴大，但當皇帝不滿宦官跋扈時，還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勢力予以抑製和清除。
德宗與順宗二朝，是宦官監軍和專典禁軍製度化的階段。
魚朝恩之後，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領兵、相二權，宦官也不再掌握禁軍。但德宗年間發生“涇原兵變”，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因率領宦官及親王左右保駕有功，被起用為禁軍統領，又於貞元十二年（796年），任為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直接統帥指揮禁軍。此後，神策軍特設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都由宦者擔任，宦官掌握禁軍便由此成為定例。由於宦官典軍製度化，使其勢力達到左右朝政、製馭百官的程度。如順宗時“二王”改革，派範希朝、韓泰統帥京西諸鎮行營兵馬及神策軍，準備削奪宦官兵權，但當範希朝到奉天接管軍權時，因為軍中諸將已接到禁軍中尉“無以兵屬人”的命令，無一人理會範希朝，迫使老範怏怏回朝複命。為了根絕朝官奪軍權的活動，宦官幹脆又導演了“永貞內禪”，迫使支持改革的順宗退位，並罷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員。
由唐憲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專權的鼎盛期。
“永貞革新”失敗後，宦官勢力走向鼎盛。幾乎所有宦官都參與朝政，廣泛深入到當時政治生活的許多重要領域。如大批宦官進入政府，擔任諸司使職；掌握宮中全部機要，出納王命；幹預吏選，監視外朝官員；掌握書院、國子監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領域。至於出使、宣詔，此時更是家常便飯了。尤為嚴重的是，由於朝中文武大權基本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成為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後操縱的傀儡。憲宗以後，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餘皇帝，無一不是由宦官廢立。皇帝為了保住帝位，也隻得巴結縱容宦官。如宦官楊複恭以擁立昭宗有功，自稱“定策國老”，罵昭宗為“負心門生”，昭宗也無可奈何。
“甘露之變”，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有誌於重振朝綱的唐文宗登基後，決心擺脫“天子受製於家奴”的局麵。鑒於當時朝臣們忙於朋黨之爭，他先是選擇了沒有參加朋黨的宋申錫，可惜未獲成功。之後他又在宦官營壘中尋找幫手，消滅了專權的大宦官王守澄。他指使李訓、鄭注等人，準備在誘使宦官觀看朝露之時全殲宦官，不幸被宦官發覺，反遭慘敗，這就是“甘露之變”。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擁立即位的。在這之前，憲宗、穆宗都死於宦官之手。他的前任、同父異母兄敬宗李湛，被宦官劉克明等殺死。王守澄之所以擁立李昂，完全是由於當時變數倉促，要與劉克明一決雌雄時的別無選擇。
唐文宗稀裏糊塗被推上皇帝寶座時，隻有17歲，但他已不是一個不更事的少年。文宗自幼敏感聰睿，博學多思，還在當江王時，在藩邸就是手不釋卷，尤其喜讀本朝史官吳兢所撰的《貞觀政要》，對先祖太宗皇帝敬慕不已。如今天降大任，自然要有所作為一番。他即位後的第三天，就發布具有很多革新內容的詔令，如釋放宮女3000人，裁減冗員1200人，放五坊鷹犬，罷地方進獻，等等。退朝時，宰相裴度激動得淚水瑩瑩：“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其實，這才是小試牛刀，第一步，小小的一步而已。文宗革新朝政的主要目標，是消除宦官專權。他耳聞目睹憲宗、穆宗、敬宗的悲慘下場，一刻也不忘為父兄雪恥，重振皇綱。
這時的王守澄，對文宗即位後的小動作，沒有引起多大的興趣。新天子發點新詔令，完全在情理之中。他自恃有擁立之功，仍然為所欲為，根本沒把文宗放在眼裏。至於宰相裴度、韋處厚、竇易直等人，更不在話下，凡是他們要辦的事，王守澄就反對，並逼著文宗表態，常常弄得文宗下不來台。
文宗想在朝臣中尋找幫手。但當時李宗閔、牛僧儒與李德裕之間，正爭鬥得不可開交，根本無法倚恃。他左顧右盼了一年多，選中了沒有參與朋黨之爭的翰林侍講學士宋申錫。在證實了宋申錫的一片忠心後，文宗下詔加宋申錫“尚書右丞”之銜，不久又加“同平章事”，成為宰相。大和五年（831年）元旦前後，文宗與申錫反複商量後，決定采取非常手段，誅殺宦官。
在不握禁軍、又無外鎮後援的情況下，對手握軍政大權的王守澄采取行動，必須要獲得首都的行政長官京兆尹的絕對支持。宋申錫掂量再三，挑中了當時的吏部侍郎王瑤，由他接任京兆尹，配合行動。王瑤口頭上答應後，權衡半天，覺得風險太大，於是找到了鄭注，把這一絕密消息告訴了他。鄭注是由王守澄提拔起來的親信，立即就把這一情報透露給了王守澄。王守澄自然不會束手待斃，決定先發製人。他立即指使親信上奏一本，誣陷宋申錫準備擁立漳王李湊為皇帝，然後又親自去找唐文宗證實這一誣陷之辭。
文宗聽了王守澄的報告後，不免有些疑懼，也可能心裏清楚是怎麽回事。為了表示慎重，他讓王守澄繼續偵察。王守澄立即召集黨羽，並準備派騎兵屠殺宋申錫全家。飛龍廄使馬玄亮雖也是宦官，但比較正直，他對王守澄說：“宋申錫罪狀尚不明確，你無故殺他全家，豈不要引起眾怒?萬一首都亂起，我們如何應付?最好先召集幾位宰相了解、議論一下，然後再采取行動。”王守澄也覺得有些道理，便派人把幾個宰相找來。到了中書省的東門，牛僧儒等人魚貫而入，惟獨宋申錫被阻擋。當宋質問何故時，答複是：“傳詔時沒有你的名字。”宋申錫自知情況有變，也隻能叩頭而退。
鵝關於宋申錫擁立漳王謀反一案，宰相們禦前商討不止一次，但大都莫名其妙，也沒有人肯出來為宋申錫辯白幾句。這更使得文宗對朝官隻囿於私見黨爭，不顧全朝廷大局的態度和行為非常不滿，也非常失望。王守澄則利用這一點，將漳王府中人員捕來，屈打成招，準備以謀逆罪誅殺漳王和宋申錫。消息傳出後，諫議大夫王質、給事中李固言等跪在殿前力諫，主張把全案人犯移交外廷複審，馬玄亮更是叩頭不止，流著眼淚說：“殺一個普通百姓還應慎重，何況要殺宰相!”文宗趁勢重新召集宰相們商量，這次牛僧儒出來說了幾句：“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職位，宋申錫既然當上宰相，他還有什麽野心呢?我看他不會反對陛下。”這時泄密給王守澄的鄭注，怕複審有變，叫王守澄建議文宗寬大處理，減免死刑，就此了結為好。文宗自然願意，結果，貶漳王李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後來宋申錫病死在開州。
宋申錫事件之後，王守澄更是威震朝野，大臣們的任免生死，都掌握在他手裏。這樣，也引起多數朝官的反對和宦官內部的嫉妒。文宗更是咽不下這口氣。這時，在宋申錫事件之後，外放為邠寧行軍司馬的鄭注，已於大和七年（833年）因侍奉患有風疾的文宗有功，受到重用。他給另一位原與宦官交厚，現已成為皇帝心腹的李訓建議，提拔另一位宦官仇士良為神策軍中尉，以分割王守澄的權力。李訓報告文宗，文宗也覺得可行。於是任命仇士良為神策軍左軍中尉，王守澄為右軍中尉，仇士良本來和王守澄有矛盾，就和大臣李訓、舒元輿等合謀，提出一個消滅王守澄集團的計劃。首先從追究唐憲宗的死因入手。因為當時宮廷內外都懷疑憲宗是王守澄和陳弘誌謀害的，這件事經由仇士良證明，更是確鑿無疑，於是朝臣們都主張追查前凶。李訓就通過仇士良派人誘令正在興元府（今陝西漢中）任監軍的陳弘誌進京，幾天以後，從興元府傳來消息，陳弘誌在進京途中被殺。接著，唐文宗任命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軍觀軍容使，表麵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實際上是讓他離開首都，削弱他在內廷中的權力。在王守澄離開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們給他餞行，席間在酒中投毒，毒殺王守澄，宣布為暴病身亡。在這前後，流放宦官王踐言、韋元素，處死宋若憲，誅殺梁守謙、楊承和等宦官。以王守澄為首領的這部分宦官勢力，基本消滅。
這一切，都算是“甘露之變”的前奏曲。
王守澄被殺之後，文宗任命李訓與舒元輿、王涯等為宰相。李訓與舒元輿經過密商後，擬定了一個徹底消滅宦官的計劃。據一般的說法，是由李訓、舒元輿等在內，由鄭注在外（當時任鳳翔軍節度使），裏應外合，一起行動。因為王守澄“暴病身亡”後，文宗追贈他為“揚州大都督”之銜。並在這年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瀘水入葬。屆時，鄭注以故舊情深，率親兵人護喪事，不會引起懷疑，文宗令內臣齊集送葬，李訓關起城門，鄭注在城外令親兵盡誅宦官。據說行動的日期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
但是，大約在十五、十六日前後，李訓得到密報，說鄭注率500親兵已在赴京的路上，京內外已經有人知道了這一情況，並且很可能傳到宦官耳中。李訓趕忙召集大理卿郭行餘（已任為邠寧軍節度使）、戶部尚書王瑤（已任為河東節度使）以及韓約、羅立言、李孝本等人商議，分頭準備提前行動。在商討采用什麽方式時，李訓想到了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在大明宮紫辰殿上朝。百官魚貫而入，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將軍韓約，這時匆匆入奏說：“在左金吾廳後麵的石榴樹上，出現了甘露，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聖明感動上天，不能得見甘露。”說完以後，手舞足蹈地給文宗叩頭。宰相李訓、舒元輿也率百官拜賀，並且請皇帝親自觀賞。文宗欣然同意，於是登上龍輦出紫宸門，升含元殿。他先叫李訓去看看，李訓出去很長時間才回來，說：“甘露已經看不清了，但暫時不必宣揚出去。”唐文宗說：“有這樣的事嗎?”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魚弘誌等率領宦官前去探視。李訓見仇、魚出去，立即召集郭行餘、王瑤等，入殿受詔命。王瑤卻嚇得全身哆嗦，不敢前去。隻有郭行餘受命，帶領招募的親兵數百人，攜帶武器等候在丹陽門外。李訓召集這些親兵，立即部署殺宦官的計劃。
仇士良等進入金吾廳，正好遇見韓約，見他神情緊張，驚訝地問：“將軍為什麽這樣緊張?”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看見金吾廳裏風吹幕起，裏麵藏著甲兵。仇士良與魚弘誌見狀，趕忙往回跑，進了含元殿，氣喘籲籲地對文宗說：“宮裏要發生暴亂了，請陛下趕緊還駕。”李訓等看見仇士良向含元殿方向跑去，急忙招呼金吾衛士，“趕快到含元殿保護陛下，進去以後，每人賞錢100緡。”金吾衛士剛要登含元殿，仇士良眼明手快，搶先一步令宦官抬著文宗從殿後出去。
李訓見狀，急忙上前攔住轎子，對文宗說：“臣奏事未畢，請陛下暫時留步。”仇士良怒氣衝衝地說：“你們在宮中布置武裝，要謀反嗎?”文宗知情，一邊掙紮著一邊說：“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理，搶步前來要打李訓，被李訓推倒。當李訓抽出匕首要殺仇士良時，被宦官攔住。仇士良擁輿急奔，李訓緊追不舍。這時，羅立言、李孝本各率士兵，登殿殺宦官十餘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抵擋，自己引文宗走進宣政門，等李訓趕到時，宣政門已被關閉。
至此，李訓知道消滅宦官的計劃已經失敗，急忙換上從吏的綠衫，化妝出宮。郭行餘、羅立言、王瑤也各自尋找藏身之處。
宣政門內的仇士良，這時真是紅了眼，他惡狠狠地對文宗說：“你幹的好事!”轉過來對各率500禁兵趕到的神策軍左右副使劉泰倫、魏仲卿道：“殺!”於是，在事變不到一個時辰後，由宦官統領的禁軍從北、東、西三麵，向位於大明宮南部的朝官們的衙門發動了反攻。宰相中舒元輿因早知內情，已悄悄改換官服，單人匹馬逃出宮外，而王涯、賈悚等尚不知情，對前來詢問的朝官們說：“不知何故，你們請各自便。”眾官退下，宮內各門均已被人關閉，王涯等剛剛奮身脫出，宮門就被禁兵合上。有600多名沒有擠出者，均被禁兵所殺，屍橫血流，狼藉塗地。宮內諸衙印鑒、圖籍、帷幕、器皿等，在兵亂中一掃俱盡。下午，神策軍分遣千餘騎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坊中地痞流氓偽托禁軍，乘勢騷擾，殺人越貨，互相攻劫，長安城中，已是一片塵囂。
次日清晨，百官上朝，宮城內外戒備森嚴，禁軍全副武裝，如臨大敵。文武百官屏住呼吸，慢慢前進。進入宣政門大殿，文宗見沒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對宦官說：“宰相王涯等為什麽不上朝?”仇士良說：“王涯等謀反，已逮捕下獄!”順手就把王涯“謀反”的狀子及有關“罪證”呈上。此時文宗還能怎樣，隻好讓令狐楚、鄭覃為代理宰相，並且叫他們起草詔令，宣布李訓等罪狀。這時外逃的李訓，在鳳翔的路上被地方軍抓住，在解往長安城中，李訓為免受宦官之酷刑和侮辱，讓押送者割下自己的首級進京報功。
二十三日下午，仇士良讓禁軍300人，挑著李訓的人頭，押著被捕獲的舒元輿、王涯、郭行餘、羅立言、李孝本等，遊街示眾，然後把他們推到獨柳樹下，全部斬首，親屬不論遠近，也一律處斬。
事變之日已到扶風途中的鄭注，得知失敗後返回鳳翔，被監軍張仲清誘殺。幾天之後，另一位要犯韓約也被處死。
這就是“甘露之變”。有人稱之為“失敗的反擊”。
從此以後，文宗精神徹底崩潰。他完全成了仇士良手中的玩物。一天，百無聊賴的文宗問侍從：“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誰?”當回答是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周墀時，文宗命人召來。賜酒三杯後，文宗徐徐道：“依你看來，我是怎樣的一個君主?”周墀一聽，立即下座，恭敬地回答道：“我是個小臣，不曉得大道理。但聽百官都說陛下有堯之聖、舜之明、商湯之仁、夏禹之儉!”文宗淡然一笑：“你這樣說是為了維護我，其實我哪裏敢跟堯舜禹湯相比!我是要問你。我比周赧王、漢獻帝如何?”周墀一聽，如五雷轟頂。周赧王、漢獻帝是兩個庸碌的亡國之君，文宗如此發問，可見內心痛苦到何種程度。於是，他倒身拜伏，聲音哽咽。文宗見他不再說什麽，隻好自己說了：“我自以為連周赧王、漢獻帝也比不上!周赧王、漢獻帝是受製於諸侯。我卻受製於家奴。我比他們差得遠了!”
文宗說過此話後，再沒有視朝。一個月後的開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駕崩於太和殿，年僅32歲。
有唐一代的宦官專權，給社會帶來種種危害。宦官內部的分化與火並，更加劇了朝政的腐敗。而宦官監軍與掌軍，在客觀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與藩鎮鬥爭中的徹底失敗。
“甘露之變”是一場失敗的反擊。反擊之所以失敗，表明在這之前的宦官勢力已到了難以消除的程度。反擊失敗之後，宦官勢力加速膨脹。縱觀有唐一代，宦官為禍之烈，超過了秦漢時期。
李光弼宦官專權幹政，對功高績顯之臣，往往嫉妒如仇，必欲構陷使之失寵而罷休。如肅宗、代宗時期，大將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亂”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等就在皇帝麵前誣陷李光弼，使李光弼失寵自危。郭子儀是反擊“安史之亂”中的重要將領，平生小心謹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過宦官的讒毀，甚至派人挖掘了他家的祖墳。刑部尚書顏真卿剛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內的太上皇玄宗請安，觸犯了宦官李輔國的心病，便下一紙奏文，把顏真卿貶逐到偏遠的蓬州任長史。宰相李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也為宦官“不悅”，不久即被罷相。如此這般，使得朝廷將相心寒，賢德之士難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機而入。
不僅是對將相，就是對帝王，當宦官勢力達到一定程度之時，也常常被玩弄於股掌之中。或挾持以令下，或廢立以適意，真正是“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從唐穆宗以後到唐亡，8個皇帝之中，有7個是由宦官擁立的，而有立即有廢。如憲宗時，太子李寧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惲為太子。因惲母身賤未立，又立李俏為太子；憲宗崩亡，宦官陳弘誌殺吐突承璀及李俏，擁立李惲即位，就是唐穆宗。唐穆宗是因受驚中風而死的。穆宗之後的敬宗，極喜遊玩，一次夜獵回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等人飲酒作樂，喝醉之後入室更衣，忽然殿中燈滅，劉克明等即害死敬宗，蘇佐明等詔製立絳王，而王守澄、梁守謙等率禁軍誅殺絳王另迎江王即位，就是唐文宗。文宗在位時，本已立李成美為皇太子，文宗死時，仇士良、魚弘誌矯詔廢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為皇太弟，即位為武宗。武宗死，宦官馬元贄立武宗之叔李怡為皇太叔，即位為宣宗。宣宗大病之時，宦官王宗實等矯詔立鄆王為太子，即位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劉行深、韓文約等又立普王為皇太子，即位為僖宗。僖宗之後，宦官楊複恭率兵擁立壽王為皇太弟，即位為昭宗。而每次廢立之際，或兵刃相見，血流盈廷，或密行詭計，眾不可測，造成一定時間的權力真空狀態，使中央政權毫無權威可言，誘發著社會的動亂。
在專權幹政的同時，宦官集團又徇私受賄，貪贓枉法，禍害百姓。宦官出使宣詔，每到一地，官吏侍奉惟恐不周到，賄賂饋贈，數額大得驚人。一些小宦官隨大宦官出行，也仗勢欺人，吃喝嫖賭，五毒俱全。地方官接待稍有不稱意，就拳打腳踢，無所顧忌。一些無才無能的官吏，則乘機賄賂宦官，以圖升遷。如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後，工部尚書鄭權為了得到肥缺，就用厚禮賄賂王守澄，果然就被任命為嶺南節度使。宦官楊複光接受段顏謨數百兩黃金後，就派段到荊南當節度使。這又加劇了吏治的腐敗，損害著中央政府的威信。
隨著宦官隊伍的龐大和權力領域的擴大，其內部分化與火並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如玄宗時期，有大宦官高力士和李輔國兩個派係集團之間的鬥爭；肅宗後期，又有李輔國、程元振與段恒俊、朱輝光之間的衝突；憲宗時，發生過王守澄、梁守謙與吐突承璀之間的火並；敬宗時，又出現劉克明、蘇佐明、田務澄向王守澄一派的奪權弑君之變；文宗時，有仇士良反對王守澄的密謀；僖宗時，有田令孜和楊複恭之間的爭鬥。除了這些規模較大的內部矛盾鬥爭乃至火並外，大小宦官之間為了利祿榮辱而產生的糾葛、傾軋，更是不計其數。而且宦官集團內部的這種矛盾鬥爭，又與朝官之間的朋黨之爭交織在一起，互相勾結、利用，又互相排斥、攻訐，弄得烏煙瘴氣，日月無光。
尤其是由宦官監軍與掌軍後，更造成嚴重禍端。宦官統軍，大都指揮無能，統軍無方，又驕橫妄為，橫行不法，貪婪好財，忌賢妒能，迫害忠良。雖然由宦官監軍統軍，有保持維護唐王朝後期形式上統一的意義，但同時也在加劇著中央和地方、皇帝與將軍之間的矛盾。它既使李唐王朝在後期分裂割據中持續多年，又使中央王朝不能真正消弭戰禍。最後，朱溫盡誅宮中宦官，又詔令天下賜死諸道監軍，宦官把持軍權的局麵才告結束；而唐王朝也隨著宦官勢力的覆滅而結束了形式上的統一，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
唐朝宦官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既有與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麵，又有唐朝獨特的某些方麵。歸根結蒂，它是封建專製製度的一個不治之症。
可能有人會問，唐朝宦官專權和為害，為什麽會如此嚴重呢?
從根本上講，這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製度下的一個必然現象。在高度集權的封建專製製度下，皇帝個人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但皇帝個人又無法統轄管理龐大的官僚機器和日益繁雜的各種具體事務。依靠朝臣中的文臣武將，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也常常發生問題。相比較而言，隻有宮中的宦官，最易控製，也最為放心。因為自古以來，有強臣篡權為皇的，有宗室奪權的，有外戚臨朝的，但卻沒有宦官當皇帝的。宦官的生理缺陷，使他不可能成為“九五”之尊，即使有此心，亦怕引起天下共怒。雖然宦官有種種禍患，但其本身，從來不構成對皇權的威脅。所以，曆朝曆代，人人都知道宦官專權為害嚴重，皇帝心中也很清楚，但卻照樣寵信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這裏。從這個意義上講，隻要有封建專製製度存在，宦官專權為害就是不可避免的，隻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這是包括唐朝在內的曆代封建王朝無法避免的問題。
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後外戚勢力的衰微，是宦官勢力得以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皇帝以內廷牽製外朝，是常用的統治術。在內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還倚重外戚勳舊勢力。作為帝王母後親屬的外戚，又大多出身於官僚士大夫之家，他們既能任外朝宰輔，又能插手宮中事務，與後妃一起，形成強大的內廷勢力。在外戚勢力強大的情況下，宦官勢力必然被分割。唐玄宗天寶以前，中央機要大都為後妃、外戚掌握。武則天提拔“北門學士”，擴大內廷勢力，主要還是發展武氏外戚力量。韋氏弄權，以韋家兄弟子侄分統禁軍，把持樞要。這一時期宦官勢力雖有抬頭，但實力遠遜於後黨。直至“安史之亂”，誅殺楊氏族黨，外戚勢力剪除殆盡。此後，帝王在內廷隻能倚重宦官，而宦官勢力也趁機發展起來。
不僅外戚勢力的衰微給了宦官勢力發展的機會，唐朝宗室內部相互傾軋和奪權的鬥爭，也使宦官備受重視和重用。李唐王族出身於胡漢世家，李淵母獨孤氏，李世民母紇豆陵氏，李治母長孫氏，均為漢化胡人。李唐王朝的支柱北周舊貴族軍事集團，又多是鮮卑拓跋氏出身。這使得唐朝宮廷中保留著濃厚的異族風格與習氣。如在皇位繼承上，受“諸子有勇力者即位”的胡俗影響甚深。從唐中葉以前的皇位繼承看，除太宗第九子李治依賴其舅父長孫無忌之力登基外，其餘太宗、中宗、睿宗、玄宗等，無一為嫡長子，都是依仗武力即位的。尤其是中宗後期，宮廷政變頻繁。由於宦官具有接近皇帝，往來導引，開關宮門，扈從侍衛之便利，常為政變各方所重視。他們利用宦官出謀劃策，窺伺帝意。而在政變中立下汗馬功勞的閹人，也會因此得到新帝的寵愛。中唐的高力士、程元振、李輔國等，都是因此而受寵的。
朝臣官僚的投靠，尤其是朋黨爭鬥時的拉攏，也使得宦官勢力得以發展。如武周時期，為了摧毀關隴舊貴族集團，一麵大殺勳臣舊戚，一麵又大量提拔新人。這些被提拔的新貴權臣，為了鞏固權勢，升官晉爵，需要依靠常在皇帝身邊的宦官來為自己美言，而宦官也想爭取這一部分人，以擴大自己的政治基礎。玄宗時的宰相李林甫、楊國忠，將軍安祿山、高仙芝等，就是由巴結權閹而上台的。尤其是李林甫，更善於“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即賄賂收買宦官，通過宦官察知宮中動靜和皇帝的心思，然後按皇帝的心意行事，來取得恩寵，保全相位。李林甫通過宦官鞏固宰相地位，宦官又依靠李林甫肅清異己，發展勢力。中唐以後，更是如此，元載是通過投靠李輔國獲得相位的。皇甫鎛是勾結吐突承璀掌握相權的。尤其是朋黨之爭時，各派都在暗中勾結宦官，謀取權位，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如李逢吉投靠宦官而入朝為相，當上宰相後，又與大宦官王守澄勾結，排斥異己，為了阻止政敵李德裕為相，在宦官的支持下，舉薦牛僧儒入朝為相，而李德裕為了爭取相位，也勾結監軍楊欽義，在楊的保薦下達到目的，通過宦官的“後門”入朝為相者，自然要為宦官發展勢力提供方便與支持。本是對立的兩股勢力，卻又往往互相利用，各得其便。
帝王的腐敗和政治的黑暗，則與宦官專權為害互為因果。中唐以前，政治相對清明，對宦官的限製也較嚴格，宦官參政的機會很少。中唐以後，皇帝漸漸失去了開國之時的那種勵精圖治的蓬勃朝氣，生活上追求享受，政治上企求苟安，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如唐穆宗奢侈放逸，縱情聲色；唐敬宗整日擊球、摔跤、打獵，無心過問政事；唐憲宗後來追求長生不死，輕信方術之士，煉丹服藥；唐僖宗整日鬥雞走馬，一擲千金。其他帝王，有的從小由宦官陪伴，長大當政後放縱親信宦人，委以重任；有的整日深居宮中，需要宦官為自己提供享樂的條件。而宦官呢?當然樂得推波助瀾，讓皇帝沉湎於酒色犬馬之中，無暇管理政事，以便自己專權，作威作福。曾侍奉過6個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專權20餘年，皇帝有時雖對他飛揚跋扈不滿，但卻不願將他除掉。史稱仇士良“有術自恃，恩禮不衰”。這個“術”是什麽呢?在仇士良告老還鄉之際，曾直言不諱地向同僚傳授了這個“術”：“不可讓皇上閑著。皇上閑了就要看書，接見儒臣，就會采納他們的意見，智深而慮遠。如果這樣，我們這些人恩寵就會薄了，權力也小了。你們今後要想盡辦法弄錢財，蓄養獵鷹好馬，每天讓皇上玩弄聲色犬馬，使他高高興興而不想閑著。這樣，他必然會排斥儒學之士，無心政事，凡事全聽我們的，我們的恩寵和權力還會跑到哪兒去呢?”
仇士良這番話，道出了唐代宦官專權幹政的訣竅與經驗。的確，皇帝的荒**腐敗與政治黑暗，導致宦官勢力膨脹；而在宦官的推波助瀾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敗與政治的黑暗。這就是其中的因果關係。從“府兵”到“募兵”
構築“盛唐氣象”底蘊的，是國家的安定與經濟的繁榮。而經濟的繁榮與國家的安定，與唐前期實施均田製與府兵製，關係極大。均田製與府兵製遭到破壞之際，也是唐王朝由盛轉衰之始。代之而起的兩稅法與募兵製，也是順應時勢變化所需之製，但在當時流弊不少。這既有製度本身的缺陷，也與王朝盛衰的大勢有關。
均田製與府兵製，是隋朝和唐朝前期實行的兩項重要製度。這兩項製度的起源、發展、演變與當時社會的治亂興衰互為影響，息息相關。
均田製起源於北魏，府兵製形成於西魏、北周。它們都是當時社會條件下的產物，並在隋以前的北方各朝中實行。
北魏王朝的拓跋氏部族，在中國北部建立政權之前，其社會經濟還停滯在氏族公有製階段上。當它在長期戰亂之後建立政權時，中國北半部已經被破壞成為一個地曠人稀的地帶，大片無主荒田，被新的統治者和土著的豪強權貴侵占，人口依附於地主豪強的情況十分嚴重，土地、人口糾紛事件也時有發生。
針對這種情況，北魏政權建立後不久，曾在北方實行過“分土定居”和“計口授田”之法。所謂分土定居，就是使各部牧民與原來的大人脫離關係，轉移到一定地區，重新按居住地組織編製，由北魏政府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從事農耕或定居放牧，變成國家的地緣關係的編戶齊民。所謂“計口授田”就是把被征服地區的居民，除一小部分戰俘作為國君的戰利品賞賜給貴族、大臣和將領外，其餘的大多數人，作為“新民”隨拓跋部落內遷，由政府發給這些“新民”耕牛和農器，按人口授給土地，讓他們在劃定的範圍內耕作，並設置專門的部帥對他們進行管轄。這既表明拓跋氏開始封建化，又反映出仍帶有濃厚的氏族部落特征。
實行“分土定居”和“計口授田”後的基層組織，是所謂的“宗主督護”製。所謂宗主督護，對於拓跋鮮卑族來說，就是仍由族長率領同族人在內地定居，從事農業生產，族長稱為“宗主”，同族人稱為“宗子”，宗子向宗主出租納稅，不直接負擔國家賦稅。對於北方漢族來說，就是在十六國時期形成的“塢壁”（結族自保式的組織）的基礎上，委任豪強大族尊長進行統治。“宗主督護”製仍是半氏族半封建式的組織，具有兩個明顯的弊端：一是地方大宗豪強勢力增大，形成與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二是大量人口蔭庇於宗主之下，逃避賦稅徭役，使政府喪失直接控製的人口和應得的賦稅。
到了太和九年（485年），立誌於改革的魏文帝拓跋宏，接受大臣李安世的建議，於同年十月下達均田詔令。均田令的大體內容是：凡15歲以上的男子和婦女，都可以得到政府授予的土地，即“受田”；“受田”分為“露田”和“桑田”兩種：露田男子每人40畝，婦人20畝，到年老不能勞動或死亡後，要將土地還給政府重新分配；桑田男子每人20畝，用來種植桑榆、棗樹等，不種桑的地方，則給麻田，男人10畝，婦人5畝，桑麻田可以世代相傳繼承，不用交還；奴婢和一般百姓同樣受田；耕牛也可受田，每戶限4牛；桑田不足者可以買，過限者可以賣，但不能超過或少於應受田數。
與均田相應的，是租調規定：1夫1畝每年出帛1匹（麻布之鄉出布1匹），粟2石；15歲以上沒有結婚的，4人同1夫1婦負擔相同；奴婢8人與4人未結婚者負擔同；耕牛20頭與奴婢8人的負擔同。80歲以上者，可以有一個兒子不服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以為生者，由基層組織負責撫養。
為了保證均田製和租調製的實施，在頒布均田令的次年，孝文帝又采納了大臣李衝的建議，用漢族傳統的地方基層組織，代替“宗主督護”。具體內容是：以5家為一鄰，5鄰為一裏，5裏為一黨，鄰設鄰長，裏設裏長，黨設黨長，合稱為“三長”。三長的主要職責，是檢查戶口，征收賦稅，催征徭役、兵役。
公元534年，北魏內部發生分裂，一為兩魏，一為東魏。西魏的朝政大權，由宇文泰掌握。宇文泰所憑借的武裝力量，基本上是以鮮卑族為主體的，帶有較為濃厚的部族兵製特點。但同時，適應形勢的需要，廣募關隴豪強子弟入伍，又征發當時的富戶壯丁當兵，擴大了武裝統治的基礎。宇文泰深知要想在殘酷的兼並戰爭中占據穩固的席位，就必須擁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大統十六年（550年），他改革兵製，實行“府兵製”。其基本內容是：按照鮮卑族8個部落的規模，設立8個柱國大將軍，來比擬過去的“八部大夫”或“八部帥”，宇文泰自己也當了一個柱國大將軍，卻以“都督中外諸軍事”的名義總領全軍。另外一個南西魏宗室元欣擔任的柱國大將軍，隻有空名。除宇文泰和元欣外，其他6個柱國大將軍各統兩個大將軍，每個大將軍義領兩個開府，每個開府為一軍，約2000人，共計24個開府，約5萬人。6個柱國大將軍對其部屬可以自相督帥，戰士的武器和糧餉由六柱國提供。
北周取代西魏後，公元573年，周武帝宇文邕下令改軍士為侍官，所有士兵都直屬皇帝，府兵成了皇帝的禁衛軍，“自相督帥”的現象不複存在；又規定，凡是設置軍府的州郡，府兵就從均田戶中加以征發，並定出了優待貧下戶的辦法，即兵士本人可免除租調徭役，他們的家庭在3年內可以不交納租調和服徭役。這樣就把府兵與均田聯係了起來。
據史載，北魏創行均田製後，東魏與北齊，西魏和北周，都曾在一定範圍內加以實行，並略有變革。
隋朝和唐朝前期，繼續推行均田製和府兵製，並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有所改革和完善。這對於唐前期經濟社會的恢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隋朝的統治者，是直接從北周王朝接管政權的，故對於均田製也加以沿用。據考證，大約在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所頒布的“新令”中，有“田令”；之後的開皇五年（585年）、十二年（592年）、大業五年（609年），又先後頒布並貫徹實施了一些具體措施和辦法。從“田令”條文看，大體上沿用前代均田的規定，略有增刪。之後的具體措施和辦法，主要是整頓戶籍，確定賦稅標準等。
隋末唐初的長期戰亂，使黃河以北廣大地區以及江淮之間，出現大量荒田，唐初的人口，也隻相當於隋朝極盛時的1／3左右。唐朝統治者為了盡快恢複發展生產，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頒發田令，推行均田製。從目前留下來的武德七年（624年）和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兩次均田令的引文看，其主要內容是從整頓戶籍人手，按照人口不同情況授田，在此基礎上實行租庸調為主的賦稅製度。
首先是整頓戶籍製度。唐初規定，百姓生兒育女，4歲以下稱“黃”，4歲以上為“小”，16歲為“中”（後改為18歲），21歲為“丁”（後改為23歲，又曾改為25歲），60歲為老（後曾改為55歲）。每年造一次計帳（預算簿），每3年造一次戶籍。凡天下百姓，4家為鄰，20家為保，100家為裏，500家為鄉。保有保長，裏有裏長，鄉有鄉長（後廢）。編造計帳、戶籍時，通常由這些基層組織先進行調查登記，然後逐級上報審查，最後一直到中央戶部匯總掌握。除了調查登記戶口外，這些基層組織負責人還負有督察、糾舉、考勤、催驅等職責，具體貫徹執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
然後是推行均田製度。①確定田畝標準。唐初規定，凡天下田土，以5尺為步（有大、小之別，大尺合今0．29～0．31米，小尺合今0．24米，一般用大尺），240步（即長240步、寬1步）為畝，100畝為頃。均田時全國一律以此標準計算。②確定授田額數。丁男（21歲以上）和中男（18歲以上）每人授田1頃（100畝），其中80％為“口分田”，20％為“永業田”。丁老殘疾給40畝，寡妻妾給30畝（如果當戶者即戶主，再增給20畝）。道士、女冠、僧尼男女給20至30畝，驛馬給地40畝，傳送馬給20畝。③確定授田時間。每年十月至十二月農閑時間，為田畝授受和變動調整時間。其餘時間一般不許變動。④確定授田先後原則。具體為：先課戶後不課戶（承擔租調者為課戶，反之為不課戶）；先貧窮戶後富裕戶；先無田戶後少田戶。⑤明確“寬鄉”與“狹鄉”概念。即受田已足者為“寬”，受田不足者為“狹”。狹鄉受田數額，可減寬鄉之半。工商業者可按口分田半額授給，在狹鄉則不授。荒薄之田，一易者（即種一年，可休一年）倍授。寬鄉三易者（即種一年，可休三年）不倍授；狹鄉不足者，聽於寬鄉遙授。⑥確定土地買賣原則。“口分田”在法律上禁止買賣。“永業田”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買賣，即：家貧無以供葬者；賣田以買莊宅、碾磑、邸店者；自狹鄉樂遷寬鄉者；官吏貴族有賜田者。如係自狹鄉樂遷寬鄉者，“口分田”也可出賣，但已賣者，在當地不得複授。⑦對親貴官僚的一些特殊優待。親王、貴族、官吏按血緣親疏、爵位品級與官階高下，授給自100頃以下至60畝以上不等的田土，作為“永業田”（可以出賣）。有軍功者給“勳田”，官爵與勳爵俱當給者，從其大數，不二者並給。中央地方文武官吏都有“職分田”，最高者20頃，最低者2頃。此外，還有“公廨田”，供官僚機構津貼之用。“職分田”與“公廨田”是否可以買賣，缺乏明確規定。⑧對府兵戶的特殊規定。凡均田之戶，身任府兵，出征戍守，死於“王事”者，其子孫可以不退田。陷沒而一時未辨生死者，退田期延長6年。已退田而本人又返國返鄉者，應當優先授給田土。
在均田製之上，確定賦役製度，即實行租庸調製。簡單地說，就是“有田則有租，有身（丁口）則有庸（以庸代役），有家則有調”。具體說，就是凡受田者，每年須交納粟2石（斛），產稻區交納稻3斛，嶺南諸州則交米，上戶1石2鬥，中戶8鬥，下戶6鬥，這稱為“租”。每戶每年隨鄉所出，供絹或綾、絁各2丈，附棉3兩；產麻區供布，較絹增額1／5，附麻3斤，稱為“調”。每丁每年出役20日，無事折收庸，每日絹3尺；加役15日以上者免調絹。30日以上租、調全免；正役，一年之中最多不得超過50日。在遭受自然災害的地方，以及各種特殊身份人的子孫。須蠲免一部分或全部租庸調，這由法令另行規定。少數民族和不發達地區，租調折米征收。番人遊牧地區，每年收錢10文、5文等，或輸一定數額的羊隻。
古代竹林這是唐朝前期均田製的基本內容。與前代相比，它有幾個較為明顯的特點。①取消了奴婢受田的製度。這可能是為了減少奴婢數量，從而擴大國家的編戶，增加財政收入。②貴族官員的永業田和職分田，較北朝顯著增多；而公廨田又是唐朝新增加的，這反映均田製對統治階層的優待，以及土地私有製的發展。正因為這樣，當時奴婢不受田對他們影響也不大。③授田對象較北魏更廣，即僧、尼、道、女冠和工商業者，都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是因為隋朝以後，由於統治階級的倡導，佛道大大發展，寺院占田相當普遍，從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認這種既成的事實。允許工商業者占田，既說明當時土地尚多，又說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工商業者地位的提高。④對土地買賣的限製有所鬆動。不僅永業田可賣，口分田在“樂遷”時可賣，官員的數目巨大的永業田和勳田也可買賣。這顯然是土地私有製的發展已到了一定程度時的必然反映。
在實行均田製的同時，隋朝和唐朝前期都曾實行府兵製，並有所改革和完善。
隋初大概延用北周府兵製。開皇九年（589年），隋朝以50萬大軍一舉滅陳後，實現了全國的統一。開皇十年（590年）隋文帝下詔，改變過去府兵衛士居處不定、沒有土地的狀況，規定府兵一方麵仍由軍府統治，另一方麵須與百姓一樣申報戶籍，受還田地。這樣一來，府兵既是士兵，又是均田農民，實現了徹底的兵農合一，寓兵於農。
隋末動亂，府兵組織解體，一部分府兵被軍閥掌握，變成私人武裝。唐朝建國後，又恢複府兵製度。到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經過多次整頓，府兵製進入全盛時期，一直到8世紀初年，府兵在宿衛和征戰當中，都起著重要作用。
完備時期的府兵製度，其組織結構、分布範圍、主要職責、訓練供給等方麵，都有一套具體的規定。
從組織結構看，全國府兵在皇帝總領之下，統領於諸衛。府兵的調發屬於尚書省兵部。折衝府雖分布在全國各縣，但受十二衛領導，不受地方長官管轄，折衝都尉也不幹涉地方行政。所謂十二衛，是指左、右衛，領武安、武成的五十餘府；左、右武衛（又稱鷹揚衛）領風亭等49府；左、右候衛（又稱金吾衛），領同軌、寶圖等五十餘府；左、右領軍衛（又稱戎衛），領萬年、萬敵等六十餘府；左、右屯衛（又稱威衛），領宜陽等50府；左、右驍衛（又稱武威衛），領永固等49府。十二衛外，還有太子左、右衛率，領廣濟等各5府；太子左、右司禦率，領郊城等各5府；太子左、右清道率，領絳邑等各3府。因為貞觀十年府的長官改稱折衝都尉，所以軍府一律稱折衝府。總計當時全國的折衝府為657府（包括十二衛和太子衛率所領府）。折衝府下，又有團、旅、隊、火等建製，各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折衝府一般轄6團，1200人左右；中等折衝府一般轄5團，1000人左右；下等折衝府一般轄4團，800人左右；另有特等折衝府，一般轄5團，1500人左右。
從分布情況看，具有明顯的“內重外輕”的特點。全盛時期的兵府總數為657府，其中首都附近的關內、河東、河南三道共有626府，占折衝府總數的80％，京兆府就有131府，占總數的20％。這充分體現出當時統治者“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的基本國策。故當時著名的政治家陸敬輿說，這是“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意思是：集中關中以外的天下兵力，也敵不過關中的兵力，以優勢重兵駕馭天下的含義十分明顯。
從府兵的職責看，主要有兩項。一是上番宿衛，就是定期到首都護衛皇帝和中央政府。具體辦法是：距京城500裏內的府兵一年之內5番，即分5個組輪流入京值班。500至1000裏每年7番；1000裏至1500裏8番。每次上番時間都是一個月，這是指在京城實際服役時間，不包括旅程往返時間。另一項任務是征防，即與地方兵或邊防兵一起，出征作戰，保衛邊防。
從府兵的訓練與供給來看，帶有更為明顯的兵農合一色彩。訓練分為兩種，平時分散練兵，冬季集中校閱，地方刺史有檢查督促之權。府兵所用馬匹的補充與淘汰，也由刺史和折衝都尉共同處理。府兵上番宿衛或奉公征防，由刺史和都尉共同發給“食券”（由府兵自己收獲的糧食兌換）。府兵的資糧自備，自備物品包括弓1支，矢30，胡祿（載矢器）、橫刀、礪石、大角觿（解結錐）、氈帽、氈裝、行滕各1件，麥飯9鬥，米2升。府兵由縣令在上報的籍帳丁口中直接揀點，揀點的標準雖然有資財、材力、丁口3項，但以資財為主，原則是揀點6品以上官員子弟和地主、富裕農民。但急需兵力時，貧民也常被迫點兵。唐朝3年一定戶籍，與此相應，府兵也是3年檢點一次，主要是補充缺額。由於揀點的3項標準均要依據戶籍，而戶籍的管理屬於地方政府，故揀點屬於地方政府職責，隻有確定名單之後，才名隸軍府，因此3年一定戶籍與3年一點兵自然結合在一起。
唐中葉後，由於土地兼並的加劇和戶籍製度的紊亂。特別是“安史之亂”的嚴重破壞，均田製和府兵製均名存實亡，被“兩稅法”和募兵製取而代之。
早在唐朝以前，土地兼並就一直存在著，唐朝前期的均田製，在客觀上有抑製兼並、均平地權的作用，同時也留有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兼並的縫隙。如規定官員可受的永業田數量大，又可以買賣。唐初時，九品以上的官員還較少。高宗時，已達1．3萬多人，武周以後則更多。均田製推行百年後，大量可耕官田和荒地必然以分受永業田的名義轉變為私田，使政府可用來調劑餘缺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製規定的“還授”隻能是一紙空文。更重要的，是高宗、武周以後，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官僚、地主、貴族、商人都瘋狂地兼並土地。如宰相李林甫在京城周圍，霸占了大量的上等良田；吏部尚書王從願占地數百頃；太平公主的田園遍於京郊良田之中；大商人鄒風熾的邸店園宅更是遍布海內。土地私有化和兼並的加劇，必然使大量均田製下的自耕農戶淪為貧窮之家，或逃流，或依附於地主豪強之家，這又造成戶籍製度的紊亂。時人稱之為“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即成丁人口死亡。已不是原來戶籍上的人名；土地轉移到別人手中，已不是原來登記簿上的主人名額；由貧變富，由富變貧，已不是原來評定的戶口等級。）尤其是“安史之亂”，對當時社會的破壞極為嚴重，“人戶凋敝，版圖空虛”，均田製、租庸調製已名存實亡了。
在均田製和租庸調製逐漸遭到破壞的過程中，唐王朝的稅製實際上已經在不斷地變革著。如在唐代宗時期，開始征收青苗錢，這是一種新稅。唐朝初期的“義倉稅”，也逐漸演變成一種正兒八經的地稅，數額也由最初的畝稅2升增長到畝稅1鬥，並開始分夏、秋兩次征收。原來按戶等征收的戶稅，到代宗時期，也是數額增加，征收的範圍擴大。這些都是原來租庸調製之外或不占重要位置的稅種，到這一時期，開始出現或在政府的賦稅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加上並未正式廢除的租庸調以及其他雜稅，國家的賦稅製度呈現一片紊亂狀態。改革稅製，已是大勢所趨。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楊炎在總結整理以前稅製的基礎上，製定了“兩稅法”。它的主要內容是：①中央政府根據財政支出定出賦稅總額，各地依據中央分配的數目向當地人戶征收；②土著戶和客居戶，都編人現居州縣的戶籍，依照丁壯和財產（包括田畝和雜貲財）的多少定出戶等；③取消租庸調及一切雜徭雜稅（但丁額不廢），隻征收一種稅，分夏、秋兩次征收，夏稅限6月納畢，秋稅限11月納畢，故名為“兩稅”；④兩稅以戶等納錢，依田畝納米粟。田畝稅以大曆十四年（779年）的墾田數為準，均平征收；⑤沒有固定住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征收1／30的稅。
“兩稅法”的主要特點，一是簡便，即將各種賦稅名目整理歸納為一個主要稅種，便於征收。二是主要以財產多少為征稅標準，擴大了賦稅承擔麵，多少改變了課役集中在貧苦農民頭上的狀況。三是征收時錢、物並行，實行以錢折物的辦法，但由於後來錢重物輕，加重了納稅者的負擔，故到唐穆宗時宰相裴珀又重定折納標準，但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四是從此以後，土地兼並不再受到任何限製，以致在“兩稅法”實行後的30年間，“百姓土田為有力者所並，三分逾一”，全國各地，到處都可看到“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的現象。
均田製逐漸遭到破壞的過程中，依附於此製的府兵製也漸漸廢弛了。高宗、武周時期，天下久不用兵，府兵番役更代都已不能按時進行，府兵逃亡的也多了起來。唐玄宗開元年間，更加嚴重，當時連到京城宿衛皇上的兵士都湊不夠數。這時宰相張說建議，在全國招募兵士，號稱“弓廣騎”，分隸12衛，每衛萬人，這主要是禁軍。到天寶年間，各折衝府徒有兵額，宿衛之人也大都是臨時招募來的市井之人，所以“安史之亂”時，不能及時有效地抵禦和反擊。“安史之亂”後，全國兵源仍以招募為主，雜用它法。
與府兵製下的府兵相比，募兵的主要特點是兵農分離，這同時意味著兵士的成份由主要是土戶（土著農業戶，有產戶）變為客戶（無產業戶）。當兵成了一種專門的職業。其次，長期戍守代替了定期差遣，招募代替了強製征發，雇傭兵代替了義務兵。第三，緣邊鎮兵則由來自各地變為主要是本地和鄰近地方之人充當。第四，兵士與家屬分離也隨之變為家屬隨軍。第五，鎮兵由州縣差發改由節度使招募，節度使在軍事上的作用進一步增大。在此之前，鎮兵差自各地的有產戶，家屬留在後方，鎮兵若反叛，尚有後顧之憂，而且鎮兵定期差遣，“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邊將要反叛，也比較困難。此時則情況變了，加上其他條件，邊將擁兵反叛的可能性增大了。這大概是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局麵持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因素。第六，鎮兵的裝備由地方政府供應與兵士自備，改為全由朝廷承擔。朝廷還要負擔兵士及其家屬的生活費用，軍費支出大增，造成財政困難。
均田製破壞後，唐朝兵製由府兵製演變為募兵製，隻是一個大概的輪廓，一般把這一過程表述為：輪番、差替的義務兵——府兵、兵募（臨時招募），變為招募的雇傭兵（職業兵）——長從宿衛（禁軍）、長征健兒（鎮兵）。實際上，唐朝兵製的演變情況比這要複雜得多。僅就史實看，長征健兒代替兵募製後，強製征募繼續存在。出土資料表明，在長從宿衛代替府兵輪番宿衛後。府兵在邊境上還起過一定的作用。至於南衙的諸衛兵與北衙的禁軍，其中又各有許多名堂，僅就禁軍名稱的變化，統領的易換以及在宮廷政變中所起的作用等，就很複雜。而藩鎮之兵的情況，以及藩鎮之兵與朝廷之兵之間的消長強弱的關係，更是直接決定著誰勝誰負，誰生誰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唐中葉後，為患最深的還是禁軍。藩鎮之兵之所以久削不平，與禁軍由宦官統領，不能有效發揮其在平藩中的作用，有很大關係。皇帝本想以宦官掌軍牢牢控製軍權，卻被控製了軍權的宦官所完全控製，到想除此禍患之時，無論明君還是賢相，都已回天無力。最後借朱全忠之力盡除宦官，而唐王朝也隨之同歸於盡了。
對於隋唐時期這幾項製度的實施情況和效果，曆來有不同的說法和評價。客觀地講，這幾項製度在當時社會中是在不同範圍內得到貫徹的，也收到積極效果。當然，也難免有流弊。但任何一種製度及其變革，對於其利害得失，隻能權大小，不可求有無，這是製度進步發展的一條基本規律。
均田製和府兵製，在隋朝和唐朝前期，是基本得到實施，並收到了積極效果的。
隋朝從開皇二年（582年）頒布田令，到大業五年（609年）再詔均田，其間曾多次采取措施，以貫徹這項製度。大概說來，從開皇二年到開皇五年期間，主要是授給官員永業田；開皇五年（585年），主要解決遊民和浮客的土地問題；開皇十年（590年），主要是解決數十萬大軍的土地問題，使府兵與均田真正結合在了一起，實現人歸於田，兵寓於農；開皇十二年（592年），主要是授給百姓土地，這是隋朝規模最大的一次均田行動，雖然由於寬鄉與狹鄉不均勻，受田者一般未達足額，但古代人物畢竟在全國範圍內重新加以核實與調配，包括將狹鄉之民移往寬鄉；大業五年（609年）煬帝再頒均田詔，雖具體內容不詳，但可考的，有廢除婦人、奴婢、部曲（私人武裝）受田的規定，也是一種調整。至於唐朝前期，均田製與租庸調製的實施，除了史載之外，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當時文書籍帳中。更得到了確鑿的證明。當然也應看到，與其他任何一項製度一樣，均田製貫徹的情況，會因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吏治的情況，而產生寬嚴不一的差異。當時仍有非法的籍外田存在，土地買賣和兼並也一直在進行與發展之中，農民的逃亡也時有發生，這些又使得均田製不可能像它本身所規定的那樣真正徹底施行。
盡管如此，均田製對隋和唐前期的社會發展，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當時農業經濟及整個社會的繁榮，從均田製實施後帶來的人口增加、耕地開墾及糧食產量激增和糧價的低廉中，可以得到證實。如隋唐之前，全國戶口最高峰為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當時戶數為1223．3萬戶，口數為5959．5萬口。之後，一直沒有超過這個數字，魏晉南北朝時期，下降得十分厲害。但到了隋唐之際，戶口數陡然激增。隋大業五年（609年），戶數為890．75萬，口數為4601．99萬；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戶數為891．47萬，口數為5291．93萬，逼近西漢的最高水平。這些數字當然有不夠精確的地方，但可從中看到大概的發展趨勢。至於墾田數，也是如此。隋唐之前，墾田數的最高峰為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8．27億畝，之後是一路下跌，尤其是在分裂戰亂時期，更為減少。一入隋唐，便又激增，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的墾田數為19．4億畝，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為14．3億畝，都遠遠超過了西漢的最高水平。與此相應的，是糧食儲備豐富與糧價的低廉，如隋文帝末年，天下的儲積，可供五六十年使用，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年）洛陽鬥米值15錢，山東一帶才隻有5錢。這些，是造成封建盛世的基礎。
在均田製的基礎上實行的府兵製，對於當時社會的穩定，國家負擔的減輕以及邊防的安全，都起到了積極作用，這是沒有多少疑問的。
對於均田製和府兵製之後實行的兩稅法與募兵製，人們曆來看法評價不一，爭論有時相當激烈。持讚成意見的人認為，兩稅法和募兵製，是順時應勢的政策改革，不得不實行的製度，而且在客觀上，也有利於均平賦稅，增加政府收入，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持反對意見的人則認為，兩稅法在實際上加重了剝削量；兩稅之外，又有其他雜征雜稅；兩稅錢、物折納法，漏洞極大，給各級官吏中飽私囊、盤剝百姓，開了方便之門。募兵製雖有提高軍隊戰鬥力的有利條件，但同時也使兵員來源雜亂，素質低下，更主要的是將可專兵，擁兵自強，直接造成了唐中後期的藩鎮割據。這些不同的看法和評價，都可以在當時的曆史事實中找到例證。
客觀地講，無論是均田製、租庸調製、府兵製，還是兩稅法、募兵製，都是封建時代的製度，都是封建統治階級從維護自身統治目的出發製定和實施的製度。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它們都具有對地主、官僚、貴族有利的一麵，對勞動人民不利的一麵。不過，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統治者麵臨不同矛盾的時候，這種傾向程度會有所側重。也就是說，這項製度，這個時期，可能對統治階層更有利一些，那項製度，那個時候，則情況可能相反。說到底，從製度製定和實施者的主觀意圖講，都是為了維護、鞏固自己的統治。而在客觀上，則可能不一定完全與主觀意圖相符，這是由各種因素決定的，我們不能單憑主觀臆斷去加以評論。
還有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由均田製、租庸調製向兩稅法演變，由府兵製向募兵製的轉化，是在封建社會中，私有化的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因為私有化的發展，必然要求土地自由買賣；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以實物為主的賦稅製度向由貨幣為主的賦稅製度轉變。盡管統治階級中某些人預感到這種發展，會給統治基礎造成危害，試圖以各種辦法加以限製或阻遏，但經濟規律必然要衝破這種限製與阻礙，給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而統治階級中一些比較開明的人士，則順時應勢，對已經不適應發展了的情況的製度加以改革，應該說是進步的，值得肯定的。至於這種改革，特別是初始階段，難免有漏洞，給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一些不利和混亂，這也是正常的。任何一種改革，無論是經濟方麵，政治方麵，還是軍事方麵，都有利有弊，改革者隻能權大小，不可求有無。否則，就會一事無成。而因循守舊與一事無成，可能給社會與統治階級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說，兩稅法與募兵製代替租庸調製與府兵製，固然與唐王朝的覆亡有一定關係，但如果不加以替代，不僅租庸調製與府兵製根本無法實行，而且會加速唐王朝的覆亡。如果曆史能夠重演的話，我們是會看到這一種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