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開元盛世”，人們就會想到風流天子李隆基。的確，“開元盛世”在他當政期間出現，是與他的勵精圖治分不開的。但是，誌滿者易驕，貪色者易迷。聰明非凡、多才多藝的李隆基的一生，可以說是用鶯歌燕舞和腥風血雨的雙重筆墨，塑造了一個善始而不能善終的帝王典型。
一代女皇武則天死後，在宮廷幾度喋血之中，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皇位。這位自命不凡的天子，選賢任能，發展經濟，收複失地，在前代奠定的基礎上，把隋末戰亂後百年的封建社會推向了一個巔峰階段。可惜在他當政後期，誌得意滿，出現種種失誤，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使唐王朝從此由盛轉衰，他本人也在鬱鬱寡歡的“太上皇”生活中離開了人世，
李隆基自幼聰慧果敢，抱負不凡。他先與太平公主聯手，佐父平定韋後之亂，成為皇儲，繼而受父之禪。在太平公主發動政變的危急關頭，先發製人，粉粹政變。在宮廷幾度喋血之後，掌握了最高權力。
唐武則天垂拱元年（685年），李隆基誕生於有名無實的睿宗之家。他睜眼看到的，不是李唐江山，而是武周天下。這個睿宗李旦的第三子，自幼聰明果敢，抱負不凡。他在宮中常以“阿瞞”（曹操）自詡，表示自己要有一番作為。據說7歲那年，他例行到朝堂參加祭祀儀式，當時頗為得勢的金吾將軍武懿宗對他的隨從大聲喝斥，李隆基意識到這是對自己的輕蔑，立刻聲色俱厲地回答武懿宗：“這是我家的朝堂，關你什麽事?你敢欺負我的隨從?”他的祖母武則天知道這件事後，對李隆基馬上另眼相看了。第二年李隆基被封為臨淄郡王。
武則天去世後，唐中宗李顯昏庸懦弱，大權操在妻子韋後、女兒安樂公主手中。曾擁立中宗複位的張柬之等功臣均遭貶逐，武三思等武氏勢力重又崛起。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在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的幫助下，率千餘騎兵發動政變，殺了武三思、武崇訓等武氏同黨。在進入古代人物後宮，準備追殺韋後、安樂公主時，被反戈的亂軍所殺。韋後經此宮門變故後，更加凶狠起來。她向中宗誣告當時的相王李旦（李隆基之父，中宗李顯之弟）和太平公主（李顯之妹）參與太子李重俊的政變陰謀，要求中宗將他們處斬。中宗驚愕不定，幸虧吏部尚書兼禦史中丞肖至忠提醒：“難道陛下就容不下一弟一妹嗎?”李旦和太平公主才免遭一死。
韋後與安樂公主均非等閑之輩。韋後想學武則天的樣子，當女皇，安樂公主則想當“皇太女”。太子李重俊政變失敗被殺後，韋後更加肆無忌憚。她援用從兄弟韋溫等掌握大權，縱容安樂公主賣官鬻爵，又大肆修建寺院道觀，朝政日非。景龍四年（710年），韋後與安樂公主在中宗最喜歡吃的餡餅內放入毒藥，中宗中毒身亡。韋後扶持16歲的溫王李重茂即位，自己以太後身份臨朝稱製，並準備在清除相王李旦、其子李隆基及太平公主後，正式登位當女皇。這時，李隆基與其姑母太平公主聯手，率萬名羽林軍搶先突人皇宮，將韋後及其黨羽一網打盡。由太平公主出麵，恢複李旦睿宗的帝位，李隆基也因功立為太子。
睿宗也是一個軟弱無能的皇帝。太平公主既是其妹，又有平亂擁立之功，本身又具有母後武則天的陰狠剛烈的性格；李隆基自幼聰慧不凡，文兼武備，又是正兒八經的皇太子。二人由起初的聯手，開始對峙起來，當時稱為“太子派”與“公主派”。太子派以李隆基為首，包括姚崇、宋璟等人。“公主派”以太平公主為首，包括竇懷貞、肖至忠、岑羲、崔浞等人。兩派勢力旗鼓相當，各不相讓。睿宗李旦被夾在中間，左右為難，隻好稀泥抹光牆。先是重用李隆基的“太子派”，後又重用太平公主的“公主派”。實在平衡不下去了，就準備退位，讓李隆基接班。但太平公主豈能袖手，因為她也想當女皇。她曾以天象之變，對睿宗說：“彗星出現在天上，地下就要除舊布新，皇太子想要當皇帝了!”本想以此激起睿宗對李隆基的忌恨，不料反而促使睿宗下了最後的決心，表示要“傳位避災”。於是，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睿宗李旦傳位給太子李隆基，但礙於太平公主的意見，規定三品以上官吏的任免和大案件大政事，仍由“太上皇”李旦親自處理，李隆基尚未掌握重要實權。
李隆基登位之後，太平公主仍不放棄爭奪最高權力的企圖。她在宮中大量培植自己的勢力。當時的7個宰相中，有4個是她的親信黨羽。文武百官大多數也都依附於她。李隆基當然也在聚集力量，準備一決雌雄。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當李隆基獲悉太平公主及宰相竇懷貞等，將率領羽林軍於次日發動政變時，先發製人，率廄牧兵馬殺太平公主及其黨羽數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員盡被黜逐。至此，經過幾度宮廷喋血，李隆基才真正獲得最高權力。
在實際掌握朝政後，唐玄宗首先著力於整飭吏治，選用賢才。他裁汰冗員，恢複諫官參加議事之製，尤重縣令的選用，實行嚴格的考核製度，獎罰分明，使吏治煥然一新。他注重宰相人才的選用，開元期間，賢相畢至，成為“開元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標誌之一。
武則天當政時，出於廣泛籠絡人心的需要，在選用官吏方麵，有極為冗濫的一麵，故當時有“補闕（諫官）連車載，拾遺（諫官）用鬥量”的“車載鬥量”之說。中宗複辟時期，韋後、安樂公主把持朝政，在用人方麵更加不守章法。安樂公主私用中宗的墨敕，納賄賣官。她先準備好敕文，向父皇撒嬌，央求中宗簽上名，蓋上禦印，然後斜封，交由中書省，時人稱為“墨敕斜封”，用這種方式獲得官職者被稱為“斜封官”。隻要有人出30萬錢，便可買到墨敕，出3萬錢，則可買到當僧人的度牒（官方文書）。當時，不僅安樂公主，其他如長寧公主、上官婉兒等也都用這種方法納賄賣官，每年少則數千人、多則上萬人成為“斜封官”，使官吏隊伍魚龍混雜，甚至正不敵邪。
唐玄宗即位後，針對這一狀況，首先大刀闊斧地精簡機構，裁汰冗員，曾一次就裁汰員外官、試官、檢校官數千人，使官吏隊伍麵貌一新。並且明確宣布，自今以後，“官不濫升，名不虛受”，一定要量才委用，符合章程。
唐太宗時期，皇帝與宰相議事時，允許諫官與史官參加，以便“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但武則天當政時，許敬宗、李義府擔任宰相，不敢把朝政公開，取消了諫官和史官參加議事會的製度。這樣，諫官無法直接了解皇帝與宰相決策的內幕，很難及時提出中肯的意見，史官也隻能聽宰相的一麵之辭，很難客觀地記載皇帝的活動。唐玄宗親自執掌朝政之後，於開元五年（717年），下令恢複貞觀年間的製度，除了朝廷內特殊機密外，允許諫官、史官參加皇帝與宰相的議事會議。
對於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的縣令人選，唐玄宗尤為重視。他說：郡縣是國家行政的根本所在，郡縣長官是首要的人選，我非常留意這方麵的人才，量才委用，絲毫不敢大意。他有時親自出題，考試縣官，了解應試者是否了解治國安民之道。凡是考試成績優秀者，即加以委任，拙劣者，即被罷免。開元四年（716年），在他組織的縣令考試中，有45人不合格，這些人馬上被淘汰。每當縣令上任前，唐玄宗還要親自召見，麵授機宜。
為了確保官吏隊伍的質量，唐玄宗還實行嚴格的考核製度。開元年間，專門頒布了《整飭吏治詔》，規定每年十月，委托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風俗，觀察得失。將地方官的政績按5等劃分，然後上報吏部審核。上等稱為“最”，下等稱為“殿”，中間三等依次定優劣，按最、殿來升降官吏。同時選京官中有才識的人任命為地方上的都督、刺史，地方上優秀的刺史升任京官。開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還親自選拔廷臣（京官）出任刺史。通過嚴格的考核和交流製度，較好地改善了吏治狀況。
在嚴格考核製度的同時，嚴明賞罰。唐玄宗認為，有善必賞，才能激勵有才能德行的人；有罪必誅，才能有效打擊無才行惡之人。開元年間，他在整頓吏治中基本貫徹了這一原則。如同州刺史薑師度，重視農業生產，任職期間，組織農民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擴大了農田灌溉麵積，玄宗知道後大為讚賞，專門頒布了《褒薑師度詔》，並賜帛300匹，加封金紫光祿大夫。相反，刺史裴景先非法聚斂5000匹絹，玄宗親自下令將其處以死刑；前太子太傅肖嵩，因向中官牛仙童行賄，被貶為青州刺史。
整飭吏治，除了裁汰冗員外，更重要的是選用賢才。唐玄宗深知這一點。因此，在他當政的前期，十分注意賢德之才的選用，尤其重視宰相人才的選用。開元年間，可謂是宰相人才濟濟一堂，如姚崇，因善於處理棘手政務，又通權變，被稱為“救時宰相”。史載姚崇與盧懷慎同時為相時，一次姚崇請假十餘天，回來後發現政務堆積，盧懷慎不能決斷，姚崇用了一會兒工夫，便處理得井井有條，人人歎服。某年山東發生蝗災，地方官上書報災，不願捕殺，還說：“蝗蟲是天災，人力怎能捕殺，朝廷要行德政，災害自然消失。”姚崇馬上回書說：“依你的意見，假若地方官實行德政，飛蝗就不入境了。你那裏蝗蟲為害，那不就是你這個長官無德嗎?”地方官被質問得無言以對，隻好從命捕殺蝗蟲。姚崇以後有宋璟，善於依法行政，選用人才。史稱“姚宋”，成為賢相的代名。此外還有張九齡、韓休，敢於並善於進諫，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對玄宗都有匡正；張嘉貞善於治吏；張說善文章；李元德、杜暹尚節儉。均各有所長，相互補充，相得益彰。“開元盛世”的出現，與這一時期朝廷中賢相濟濟，有直接的關係。
在整飭吏治、任用賢才的同時，唐玄宗敢於懲治不法豪強，大規模檢田括戶，興修水利，抑佛戒奢，使當時的農業、工商業及文化科技事業出現空前發展繁榮的局麵，成為“開元盛世”的重要標誌。
玄宗即位之前，由於政府的勒索和豪強的兼並，均田農民的負擔越來越重，以致出現“天下戶口逃亡過半”的局麵。為了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緩和階級矛盾，玄宗積極支持官吏懲治地方上的不法豪強。如李元紘任京兆尹時，王公權要之家，都在鄭白渠邊上立水磑，妨害古代風景農田。元紘下令全部毀掉，以保證農田的灌溉，當地百姓拍手稱快。薛王李業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強奪民田，玄宗聽從宰相姚崇的建議，依法懲治了王仙童，其他王公貴族見玄宗如此不講情麵，不以親疏害法，都有所收斂。
為了把由豪強大族霸占的“籍外之田”收歸國有，把由他們蔭庇的“私屬”逃戶變為國家的稅戶，玄宗於開元九年（722年）到開元十三年（725年），用了4年時間，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檢田括戶運動。他任命宇文融為全國覆田勸農使，下設十道勸農使和勸農判官，分頭到全國各地檢查“黑地”和豪強蔭庇的“客戶”，並把檢括出來的土地全部沒收，按均田製分給無地的農民使用；對於帳外人口，一律登記注冊，就地入籍。經過4年的努力，中央政府增戶88萬，檢出大量土地，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增加數百萬。
武周和中宗時期，主要由於朝廷的提倡，佛教勢力惡性膨脹。當時全國各州都設置大雲寺，寺院僧侶兼並土地，逃避稅賦。時人稱“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由於造寺不止，枉費財力達數百億；不停地度人為僧，使免租庸者達數十萬。國家財政支出成倍增加，收入成倍減少。唐玄宗即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開元二年（714年），他下詔裁汰天下僧尼，當時就有1萬多人還俗。接著又下令，嚴禁新造佛寺，禁鑄佛像，禁抄佛經，並且禁止貴族官員與僧尼交往，使佛教惡性膨脹的勢頭得到遏止。同時，他大力倡導節儉之風，下令銷毀乘輿服禦、金銀器玩、珠玉錦繡等奢侈品，宮中後妃以下都不得佩珠玉、刺錦繡；禁止天下采珠玉、織錦繡等物。又裁汰宮女，將她們送還家中；毀掉武後所造的天樞，韋後所立的天台，以示與奢侈浮華的弊政決裂。
通過這一係列的措施和努力，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的經濟社會出現了空前發展繁榮的局麵。據時人元結說，開元天寶年間，從事耕作的農民的積極性很高。四海之內，無論山川溝壑，都是一片農耕興盛的景象。稍後的杜佑也記載道，當時天下一鬥穀物的價格，多則一二十文錢，少則隻賣幾文錢。一代“詩聖”杜甫曾熱情謳歌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農業的發展，帶來工商業的繁榮，這在當時都城長安的興盛中可見一斑。史稱長安城中，東、西兩市，店鋪林立，四通八達，每當午時，擊鼓300響，店鋪落板，市者雲集；市井中，貨物充足，胡商絡繹不絕。當時來自亞洲各地，遠至波斯和大食的使節、商人，數以萬計，長安城中的大明宮麟德殿，就是專門用來宴請外域賓客的。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文化科技事業也隨之繁榮發達起來。南北朝時期，文物典籍喪失殆盡，唐初雖然做了一些搜集整理工作，但收效不是很大。唐玄宗即位後，非常重視這項工作。他任命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另一位大臣儲元量一起，組織整理和編寫事務；他還下令在長安、洛陽創建集書院，組織全國著名學者，集中力量著書立說，並提供種種優惠條件。宋代歐陽修曾評論開元年間編書盛況，他說：自漢朝以來，史館對圖書的分類一直按照前代的六藝九種七略之法進行，到唐代開始按經、史、子、集四類分列；至於藏書之盛，都沒有超過開元年間，當時共著錄了5．3915萬卷，而唐朝學者又撰寫2．8662萬卷，可真是空前之舉。
編修圖書以外，唐玄宗還重視其他藝術和科技事業的發展。他本人就是音樂家、戲劇家和詩人。在新、舊《唐書》的《音樂誌》和《禮樂誌》中，有不少他與妃子們唱和的記載；他還曾選樂工300人，宮女數百人，教授樂曲於梨園，號“皇家梨園弟子”，後世稱戲班為“梨園”，戲曲演員為“梨園弟子”，即緣此而來。此外，唐玄宗還非常注意征召各種藝術科技人才，給他們創造發揮才智的條件。著名大詩人李白，就曾在玄宗朝做過翰林供奉，享受優厚的待遇。著名天文學家張遂，曾因拒絕與武三思合作而隱居到嵩山當了和尚，唐玄宗即位後，把他召到長安，讓他當天文學顧問，張遂利用玄宗給自己創造的條件，刻苦鑽研，終於創造出著名的《大衍曆》，並指導實測子午線，成為曆史上卓有貢獻的天文學家。
唐玄宗即位以前，邊防危機已十分嚴重。開元期間，唐玄宗順應時勢，改府兵為募兵，養馬屯田，憑借強盛的國力和兵力，逐一恢複了失地，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邊疆的安寧。這也是“開元盛世”的標誌和保障。
唐玄宗即位之時，麵臨的邊防危機十分嚴重。早在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奴隸主李盡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動其部屬舉兵反叛，攻占了營州，緊接著，營州都督府管轄的連昌等12城也相繼失守。武則天曾派王孝傑反擊，結果大敗，王孝傑陣亡，全軍幾乎覆沒。此後契丹貴族利用占據的有利地位，常常進犯內地，殘害各族人民。長安三年（703年），西邊的突厥貴族烏質勒攻陷了安西四鎮之一的碎葉鎮，接著又攻占了北庭西部一些地方，使安西道絕，“絲綢之路”被堵。在北方地區，突厥貴族在弘道元年（683年）進攻蔚州（今河北蔚縣）、定州（今河北定縣），長城以北大片領土失守，唐政府於垂拱元年（685年）不得不將安北都護府臨時僑置同城，一直到開元初。也就是說，唐玄宗即位，西邊的碎葉、庭州，北邊的雲州以北，東北邊的遼西12州，都已分別被突厥、契丹族攻占，隴右及河北人民經常遭受劫掠和屠殺，唐朝的邊防極不安定，統一的局麵也受威脅。
麵對這一嚴重局麵，唐玄宗即位後，在著力整飭內政、發展經濟的同時，進行了一係列備戰工作。
首先是改革兵製。玄宗之前，一直沿用府兵製。府兵製是建立在均田製基礎之上的。高宗、武後以來，由於土地兼並等多種因素，均田製漸漸有名無實了。當時，農民不斷逃亡，兵源困難，府兵多不按時上番，教習也趨於廢弛。府兵本應免除的租調，也不能免除，自籌器械供養的負擔沉重。因此，到開元之初，府兵逃匿，軍府空虛，宿衛不足的情況已十分嚴重。有鑒於此，開元十一年（723年），宰相張說建議改行雇傭兵。玄宗順時應勢，采納了這一建議，下令從關內召募12萬軍士，充作衛士，叫“長從宿衛”，或稱“長征健兒”，代替了有唐以來府兵輪番宿衛之製。這項重大改革，經過十餘年的實踐，證明切實可行，於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推行全國。從此，各地民丁再無番上戍邊之苦，消耗於往來路上的大量社會勞動因此得以節省，募兵實行之初，既吸收社會上的失業丁口，緩和就業矛盾，又可常駐各地，加強訓練，有利於提高軍隊素質和戰鬥力。
接著是整頓軍旅。玄宗頒布了《練兵詔》，令西北軍鎮增加兵員，精加選擇，強化軍事訓練，並規定不得因他事役使兵士。為了確保訓練有素，玄宗還派兵部侍郎裴漼、太常卿薑皎，往各軍州督促檢查詔令執行情況，處理具體問題。
同時，解決軍馬和軍糧供應問題。玄宗即位時，軍馬隻剩24萬匹。為保證軍馬供應，玄宗任用太仆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廄使，專管養馬一事。到開元二十三年（725年），軍馬增至43萬匹，牛羊數量也相應增加。玄宗這時又下令在西北萬裏邊防線上，以及黃河以北部分地區，設置龐大的屯田，據統計，開元年間全軍屯田總數為1141屯，麵積有五百餘萬畝，為解決戰時軍糧問題提供了有效的供給保障。
在積極備戰過程中，玄宗運籌帷幄，分別情況，逐一出擊，收複失地。先是於開元五年（717年），把淪陷17年之久的營州等13州全部收複，並派宋慶禮任營州都督，重建營州防務，開屯田120區。這時，長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羅、回紇等也見勢宣布取消割據稱號，與唐政府合作。唐朝重新恢複了安北都護府，統一了長城以北。
古代人物接下來，是解決較為麻煩的西域問題。第一步是於開元二十七年（739年），派磧西節度使蓋加運打敗了突騎施（突厥部落之一），捉拿其可汗吐火仙，收複了碎葉，使淪陷了37年的碎葉鎮重歸唐朝。第二步，是擊敗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絲綢之路”的門戶。開元初年，西域小勃律（今克什米爾以北）可汗曾到唐朝請降，唐政府在那裏設置綏遠軍。天寶六年（747年），小勃律王娶吐蕃王女，因此依附於吐蕃，與唐為敵。唐玄宗派安西副都護高仙芝打敗了吐蕃，俘虜了小勃律和公主。這一戰爭勝利後，佛棘（羅馬）、大食（阿拉伯）等72國都大為震恐。唐朝重新打通“絲綢之路”，不僅維護了國家安全，也有利於東西經濟文化的交流。
盛極而衰。在“開元盛世”的歌舞升平之中，唐玄宗開始躊躇滿誌、高枕無憂了。他不再任賢納諫，勵精圖治，而是親近奸佞，縱情聲色，漸肆奢欲，怠於政事，且又好大喜功，輕啟邊釁，並且將“內重外輕”的軍事布局變為“內輕外重”的布局，終於釀出“安史之亂”。唐王朝從此由盛轉衰，他本人也在晚年不那麽歡愉的“太上皇”生活中鬱鬱而逝。
唐玄宗前期出現的“開元盛世”，在唐以前的曆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這最容易使人陶醉。唐玄宗果然也就陶醉了，他躊躇滿誌，感到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於是，像他以前的幾乎所有稱得上是偉大的封建政治家一樣，自身潛在的毛病一一暴露出來。
他不再樂於任賢納諫了。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他想從洛陽回長安，天子出朝，是會“地動山搖”的。宰相張九齡、裴耀卿認為當時秋收未畢，恐怕沿路擾民，建議改期。但李林甫待張、裴二人退出後，對玄宗說：“洛陽、長安是陛下的東、西宮，隨時可以往來行幸，何須擇時日?即使妨礙了農民收獲，到時候免去他們的賦稅就可以了。”玄宗聽了覺得很順耳，就聽從了。由於李林甫極善逢迎，頗得玄宗寵信，正直的宰相張九齡等反被疏遠，不久又罷相。李林甫為了堵塞言路，公開向諫官說：“你們見過儀仗馬嗎?它的食料相當於三品官的待遇，但隻要叫出一聲，就被斥去，後悔也來不及了。”意思是你們少對朝廷提意見，否則就要像儀仗馬一樣被斥去。有人上書言事，果然第二天就被降級外調，從此諫官們很少有人再敢進諫。天寶六年（747年），唐玄宗命各地推薦人才，舉行考試，李林甫不錄取一人，還向唐玄宗說：“這些人的才能都很平常，可見現在天下是沒有遺漏的人才了。”就是這樣一個奸佞之輩，唐玄宗寵信日隆，甚至想把全部國政委托李林甫，在征求貼身宦官高力士的意見時，高未表示讚同，玄宗還很不高興。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因寵愛的武惠妃死去，整日鬱鬱寡歡。當他聽說自己的兒子壽王李瑁之妃楊玉環體態豐豔、絕世無雙時，便命太監將楊玉環接進宮來侍酒，一見鍾情，從此如獲至寶，幾乎形影不離。雖然楊玉環曾幾次惹他生氣，被逐出宮去，但又都很快被重新迎進宮中，愈加寵愛。正如白居易《長恨歌》中所描寫的，“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楊玉環生在南國，喜食荔枝，但荔枝不易保存，離枝三五日色味俱變。為了使楊玉環能吃上新鮮荔枝，唐玄宗下令專門開辟了從嶺南通往長安的數千裏貢道，沿途設驛站，供快馬，日夜兼程，馬不停蹄，給貴妃運送新鮮荔枝。故又有“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嘲諷詩句。唐玄宗愛屋及烏，楊玉環的三位姐姐後來也來侍奉玄宗，被封為韓國夫人、虢國夫人、秦國夫人，從兄楊鍤被封為位當四品的高官，楊鏑娶了公主為駙馬，楊國忠官至宰相，領有四十餘職，權傾天下。而楊國忠與李林甫、安祿山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成為導致“安史之亂”的一個重要因素。
宮中有貴妃，身邊是小人，唐玄宗日益昏聵，怠於政事，奢欲漸肆，不問民瘼了。一年大雨成災，玄宗不知道災情如何，這時楊國忠叫人弄了一些大的粟穗給玄宗看，說雨雖大，收成卻好。玄宗竟然相信，不準下麵報災，當扶風太守房瑁報災求救時，他大怒，下令將房琯交司法機關懲處。
如果僅僅是怠於政事，為患還小，問題是晚年的唐玄宗，還極好大喜功，尤其是在對外關係方麵，輕啟邊釁，屢次動武，發動了一係列不義之戰。開元二十五年（737年），他迫使河西節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襲擊吐蕃，徹底破壞了唐蕃和好的局麵。天寶初年，他先命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鎮節度使王嗣宗進攻吐蕃的石堡城（今青海西寧西南），王嗣宗沒有從命，他免了王嗣宗的官，又派繼任的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下石堡城，城裏守兵幾百，唐軍損失數萬。天寶十至十三年（751～754年），唐玄宗又發動征伐南詔的不義戰爭，唐兵戰死和不服水土患流行病死的，前後達20多萬人。白居易《新豐折臂翁》中“無何天寶大征兵，戶有三丁抽一丁”、“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雲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的詩句，描繪的就是當時征伐南詔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在這期間，東北方麵的安祿山領兵6萬攻契丹，損傷大半，高仙芝攻大食國，5萬軍士幾乎全軍覆沒。
更為嚴重的是，當時均田製和府兵製逐漸廢弛，代之的是募兵製。在府兵製下，全國軍事力量的分布是“內重外輕”，即以60％以上的府兵集中在京都周圍的關中及其附近，以確保中央王朝直接控製的軍事力量占絕對優勢。實行募兵製後，這一格局被打破，而唐玄宗因為要拓疆擴土，便把大部分軍事力量擺在邊境上，領兵的節度使又多用少數族人，且久不調換，於是形成了“內輕外重”、“尾大不掉”之勢，由此演變下去的必然之勢，就是邊將擁兵自重，叛亂割據，果然，在多種矛盾因素作用下，天寶十四年（755年），發生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發生後，唐玄宗倉皇出逃。逃至今陝西興平馬嵬驛時，將軍陳玄禮以軍士不滿為名，殺了楊國忠，逼迫唐玄宗讓楊貴妃自縊。在西行途中，太子李亨又被百姓截留，乘機北上寧夏靈武，被臣下擁立為帝，即唐肅宗，尊唐玄宗為太上皇。在郭子儀等重臣的努力下，至德二年（758年）末，唐軍收複長安、洛陽兩京，玄宗也由成都返回長安。再次路經馬嵬驛時，觸景生情，“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白居易《長恨歌》）
回到長安後，玄宗住在城南的興慶宮裏。肅宗本就對玄宗心懷猜忌，加上奸相李輔國的挑撥，對唐玄宗更是冷漠少禮。實際上在肅宗的默許下，李輔國先是將興慶宮中的300匹馬取走290匹，隻留下10匹；又將玄宗連騙帶逼地轉移到太極宮，以便監控；最後又把幾十年的貼身宦官高力士流放巫州（今湖南黔陽縣）。唐玄宗在這樣的環境中，更覺寂寞、淒涼，他整日鬱鬱寡歡，連飯也越來越吃不下去了。上元三年（762年）四月五日，唐玄宗死在長安太極宮神龍殿，享年77歲。後人有詩形容他的晚年說：“南內（指興慶宮）淒涼西內（指太極宮）荒，淡雲秋樹滿宮牆。由來百代明天子，不肯將身做上皇!”“安史之亂”唐朝的興衰封建國家的統一與安定，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央集權的程度和軍事力量的分布狀況。最高統治者如果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稍有疏忽，輕易變更國家製度中防微杜漸的東西，就會釀出天大的禍亂來。發生在天寶年間的“安史之亂”，就是明證。
唐玄宗像唐玄宗統治後期，社會各種矛盾日趨激化。天寶年間，終於爆發了“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對唐朝社會的影響極大，並使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越來越有名無實，成為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標誌。
開元、天寶年間的盛世之中，潛伏著嚴重的社會危機。由於土地兼並的加劇和賦稅徭役的加重，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嚴重對立；朝廷內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間爾虞我詐，朝政日非；邊疆的戰爭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內輕外重”軍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
開元末年的唐玄宗，已是漸肆奢欲，怠於政事，到天寶年間，更加昏聵。即位之初曾嚴厲實行打擊不法豪強、抑製土地兼並的國策，已不再實行。均田製逐漸廢弛，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農，再度淪為流民或豪強地主的“私屬”，承受封建地主與封建國家的雙重壓迫與剝削。統治階級的腐朽奢侈的生活，加上連年對外用兵，使朝廷所需費用劇增，財政危機日盛一日。為了解決人不敷出的矛盾，先是重新議定租賦，設法增加人民的法定負擔；仍不足用時，就派出征收大員，橫征暴斂，地方官吏乘機上下其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負的百姓逃亡之後，官府又實行“攤逃”法，即將所逃之人的賦稅，分攤在尚未逃亡的四鄰身上。這又迫使未逃者也不得不逃。天寶時王鉷共任戶口色役使，他是有名的搜刮能手，按照戶籍追征戍邊死亡而邊將沒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租庸，有並征30年者。除賦稅外，兵役和其他徭役也很繁重。杜甫《兵車行》中“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鹹陽橋”、“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等詩句，真實地反映出在開元、天寶年間窮兵黷武給百姓帶來的災難。社會生活中，一方麵是荒**奢侈，揮金如土，另一方麵是饑寒交迫，妻離子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正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
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是錯綜複雜，傾軋不已。由於玄宗本人的昏聵，昔日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那樣賢德正直之輩，已不能立足朝堂，以李林甫為代表的一批奸佞之徒，占據宰相之位；以玄宗十分寵信和依賴的高力士為代表的宦官勢力，已開始崛起，在朝廷政治中成為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因楊貴妃而迅速晉升的以楊國忠為代表的外戚集團，權勢更是炙手可熱；而李唐宗室子弟，是名正言順的嫡係力量，在權力角逐中具有先天的優勢。這幾股力量明爭暗鬥，此消彼長，均以名利地位為目標，很少以國家大局為重，更少慮及百姓存亡，政治黑暗，朝政日非。
這一時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嚴重。開元末年和天寶年間，唐玄宗不停地在西、西南、北、東北用兵，襲擊吐蕃，征伐南詔，進攻契丹，迎戰大食，幾乎均為不義之戰，給國內人民和邊疆少數民族及國外人民，都造成嚴重的傷害。尤其是北部邊區的民族矛盾，更為嚴重。從隋朝至唐朝，有不少突厥人遷到幽州以北，在遼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們仍保留著自身民族的風俗習慣。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營州都督趙文翽，虐待當地少數民族人民。遇有饑荒，也不賑濟，把人家的酋長當奴仆使喚，導致契丹鬆謨都督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殺了趙文翔，攻陷營州等12州。玄宗開元年間收複這些失地後，一段時間矛盾有所緩和，但後來又出現裂痕。尤其是安祿山經營了這一帶以後，對少數族人民實行欺騙和高壓政策，民族矛盾相當尖銳。
最為要害的，是這一時期“內輕外重”格局的形成。開元以前實行“府兵製”時，軍事力量的布局是“內重外輕”。開元年間實行募兵製後，當兵成為一種職業，一方麵有利於提高兵士戰鬥力，另一方麵，又容易使將領與士兵之間形成私人隸屬關係。而且，“武皇（指唐玄宗）開邊意未已”，邊鎮兵力必然擴大，首都周圍軍隊減縮。有人統計，天寶年問，邊鎮兵力約為49萬，唐中央朝廷直接控製的京畿諸州“弓廣騎”（職業兵募）僅有8萬餘人。“內輕外重”的格局已經形成。
與這一格局形成相應的，是邊鎮蕃將勢力的擴大。這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本來在唐初，邊帥均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較大的，常常入朝為宰相，如李靖、李勣、劉仁軌、婁師德等。開元前期，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睃、張說、蕭蒿等，也是由邊帥入相的。對於“蕃將”即少數族將領，雖然忠勇雙全，如阿史那社爾、契宓何力等，一般也不讓“專大將之任”，他們遠征時，要由朝廷另派大臣為最高統帥，加以節製，如阿史那社爾討高昌，以侯君集為元帥；契宓何力討高麗，以李勣為元帥。這樣做，並非對少數族將領不信任，而是一種國家防微杜漸的綱紀，對於防止軍閥割據是有限製作用的。但開元後期李林甫當宰相後，給唐玄宗出了一個主意，用“胡人”做邊帥。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戰，在中原沒有複雜的社會關係，孤立無黨，不懂漢文，比漢將更為可靠。他的實際用意，是斷絕邊將入相之路，以鞏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因為胡將既然沒有文化水平，就不能做宰相。唐朝原有重用少數民族將領的傳統，但專用胡將作邊帥，還是新鮮事。在李林甫建議之前不久，有人誣告河西等四鎮節度使王承嗣欲擁兵尊奉太子，玄宗驚怒之下，不問青紅皂白，就處死了王承嗣。玄宗深感節度使如果與王公大臣有瓜葛就很危險，現在一聽李林甫的建議，很快就采納了。於是，陸續提拔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將。到天寶六年（747年），邊鎮節度使大都是胡將了，而且久任一地，兼領數鎮，勢力擴大，難以調撥。隻要有合適的機會，舉兵揮戈之事，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了。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正當唐玄宗沉醉於歌舞升平之中時，深受他寵信的安祿山舉兵反唐了。這場叛亂，持續了8年之久，經過3個階段，在唐朝3代君臣的努力下，方才平息。
“安史之亂”的主要首領是安祿山和史思明。安祿山是柳城（今遼寧朝陽）人。他本姓康，叫軋犖山，後因母親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方才改姓安，名祿山。據傳他能說6種少數族語言，貌似粗憨，內實精明。少時在軍中做過小軍官，由於英勇善戰，逐步升為高級將領。天寶元年，任平盧節度使，到天寶十年（751年）時兼領平盧、範陽、河東3鎮。安祿山極善偽裝，以取得玄宗與楊貴妃的歡心與信任。他初進京城，裝成一個大傻瓜，見了太子也不下跪禮拜，當玄宗身邊的人要他下拜時，他問：“太子是什麽官?”玄宗說：“我百年後，就將皇位傳給他。”安祿山才假裝惶恐而下拜。他是個大胖子，體重300多斤，在宮中跳起舞來卻旋轉如飛，玄宗與楊貴妃很欣賞。玄宗指著他的肚子問：“你肚子那麽大，裏麵裝的是些什麽東西?”他回答說：“沒有什麽別的東西，隻有一顆赤心!”玄宗聽了非常高興。玄宗要他與楊貴妃兄妹結成兄弟姐妹關係，可他硬要認楊貴妃為幹娘，史傳他與楊貴妃有種種暖昧關係，但玄宗從來不疑，反而更加信任有加。
憑借朝廷對他的極度信任，安祿山開始在範陽積極擴充實力。他用失意的漢族文痞嚴慶、高尚做謀士，對投降的或俘虜的少數民族戰士，親自用各自的民族語言進行交談，安慰拉攏，使他們為自己效力。他又挑選8000名壯士作為主力。天寶九年（754年），為了進一步收買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羅等族人，升為將軍者500人，升為中郎將者2000餘人。次年（755年），又以胡將32人代替漢將，使他所統帥的軍隊的將領基本都姓“胡”了。他還積極屯積糧草，飼養戰馬，使軍隊的數量和實力超過了唐中央所在地軍隊的數量與實力。
古人建築對於安祿山的種種不軌行為，朝廷內部不是沒有人察覺。還在安祿山早年之時，宰相張九齡、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祿山可能要謀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祿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實軍需兵馬的要求，都予以答應和滿足。而當時朝中的幾位權臣，如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等各懷鬼胎，與安祿山既相利用，又相猜疑防備。安祿山在其中遊刃有餘，充分利用這種矛盾鬥爭的空隙，爭取時間，做好反叛的準備。加之楊國忠後來為了證實自己預言的正確，采取了一些逼反的行動，更使安祿山下定決心，並獲得了“師出有名”的口實。
天寶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祿山在範陽起兵反唐。他率兵15萬，號稱20萬，以奉密旨討楊國忠為名，浩浩****，揮軍南下。“安史之亂”終於爆發了。
“安史之亂”持續了8年，大體分為3個階段，唐朝3代皇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
第一階段由起兵到攻占兩京，約半年多時間。當安祿山叛亂的消息傳到長安時，玄宗開始認為是謠言，得到確認之後，滿朝文武驚慌失措。楊國忠卻自以為有先見之明，並誇口叛軍必生內亂，不到10天，安祿山就會被部下所殺。玄宗與滿朝文武在驚慌之中，又生僥幸心理，而安祿山卻如同風卷殘雲般地攻城掠地，不到一月就在靈昌（今河南滑縣西南）渡過黃河。唐玄宗急忙調兵遣將，讓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到洛陽募兵抵擋，又在長安連募帶湊了5萬人馬交由高仙芝駐陝州，任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防守黃河以南。不久，封常清與高仙芝均戰敗，東都洛陽失守，二將退守潼關。唐玄宗聽信宦官邊令誠的讒言，殺了高、封二將，以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守潼關，進討安祿山。這期間，在叛軍的後方，平原（今山東德縣）太守顏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起兵，河北17郡響應，重新歸順唐朝，安祿山在河北隻剩下6郡，被迫停止進攻潼關。河南南陽太守魯靈、睢陽太守許遠、真源令張巡等也起兵抗擊叛軍，扼住了叛軍南下的道路。安祿山就先過起了皇帝癮，於天寶十五年（756年）正月，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之後一段時間內，唐軍在河北反擊得勝，安祿山和史思明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將主力放在保衛河南到範陽老巢的退路上。正當兩軍在潼關對壘，哥舒翰堅守伺機之間，唐玄宗聽信楊國忠的讒言，強令哥舒翰出戰，進攻陝郡。哥舒翰萬般無奈之下，引兵出關，遭叛軍伏擊，幾乎全軍覆沒，本人也當了俘虜。這年的六月八日，叛軍攻克潼關，直逼長安。唐玄宗攜楊國忠、楊貴妃等倉皇出逃，西京長安失守。安、史起兵半年多，連陷唐朝兩京，算是初達目標。
第二階段從唐肅宗靈武即位到郭子儀收複兩京，約一年多時間。太子李亨隨玄宗出逃西幸途中，被百姓挽留，於是北上今寧夏靈武，在隨臣擁戴下，於天寶十五年（756年）七月自立為帝，改元為至德，號肅宗。這時郭子儀率精兵5萬來到靈武，肅宗的密友、有“布衣宰相”之稱的李泌也應邀前來輔佐。在李泌的建議下，肅宗以長子李俶為天下兵馬元帥，又向回紇借兵，聯合反攻安史叛軍。這期間，安史內部發生矛盾，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所殺，史思明又不大服氣安慶緒，叛軍內部不穩。張巡、許遠、南霽雲等唐將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守睢陽10個月之久，糧盡食鼠，鼠盡食人，城破之後，英勇就義。他們以1萬兵力牽製了安、史叛軍20餘萬，既防止了叛軍南下，又保證了唐朝經濟供應線的暢通，並為郭子儀等軍的反擊贏得了準備時間。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儀等將領經過充分準備，一舉收複長安；十月，又乘勝收複東都洛陽。這年十二月，唐肅宗啟駕回宮，叛將史思明投降，被封為歸義王、範陽節度使。以兩京光複為標誌，唐軍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
第三階段從九節度使討伐安慶緒到史朝義兵敗身亡，約6年時間。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長安光複後，肅宗令郭子儀等九節度使（九節度使是：朔方郭子儀，淮西魯靈，興平李奐，滑州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琮，河南崔廣遠，河東李光弼，關內王思禮）討伐安慶緒，又任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督各路節度使。這時安慶緒在鄴城（今河南安陽），以讓位為代價請求史思明援助。因魚朝恩的錯誤決策和指揮，反攻失敗，九節度使退出河北戰場。史思明殺了安慶緒，留自己的兒子史朝義鎮守鄴城，自己回範陽去當大燕皇帝。這期間，唐軍與史軍時有交鋒。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義又殺史思明，自立為大燕皇帝。寶應元年（762年），唐肅宗死，代宗李豫即位。這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適為兵馬大元帥，與仆固懷恩、郭英人等會同回紇兵進行總反攻。次年，即廣德元年（763年）正月，範陽叛將李懷仙歸降，史朝義想北投契丹，被李懷仙追擊，走投無路，縊死在森林裏。曆時8年的安史之亂，至此結束。
“安史之亂”後，中國北方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藩鎮割據的局麵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無力控製地方和捍衛邊防，人民大量南移。這標誌著唐王朝從此由盛轉衰，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開始南移。
“安史之亂”雖然結束了，但它對唐朝乃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影響，卻遠遠沒有結束。
“安史之亂”對全國尤其是北方的經濟破壞是空前慘重的。安史叛軍步騎散漫，攻城掠地，燒殺劫掠，無所不用其極；回紇軍助唐平叛，肅宗允諾：“破城之後，土地和士庶人口歸唐朝，財帛子女都歸你們!”因此，進入洛陽後，肆行殺掠，死者動輒以萬計，火焚旬日不滅。唐軍也不例外，尤其是勁旅朔方、神策軍，在攻占洛陽、鄭州、汴州、汝州等地時，以為這都是叛軍所據之地，任意擄掠達3個月之久，使所有的房屋都空空****，城中百姓隻好以紙當衣穿。乾元元年（758年）九節度使圍攻鄴城（今河南安陽）失敗後，一路擄掠，當地官吏根本無法阻止。長時間的戰亂，使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黃河流域變得凋敝不堪，滿目荒涼。據統計，安史之亂前的天寶十四年（755年），全國戶數為891．47萬戶，口數為5291．93萬口。大亂之後，隻剩下193．31萬戶，699．0386萬口，十減七八，雖不準確，但也可見損耗程度是空前的。一代詩聖杜甫在《無家別》中，對此有形象的描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裏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淒。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其中受破壞最大的是經濟發達的黃河流域的4個地區，即以洛陽為中心的汴、鄭等地區，河北地區，長安周圍各地，以及汴河沿岸。《舊唐書·郭子儀傳》中就這樣說：東周（即洛陽）之地，長期陷於叛軍之手，宮室焚燒，十不留一，百官辦公的地方一片荒蕪，連尺把長的一根椽子都沒有。畿內（都城周圍）的地方，人口不滿千戶。街道上充滿榛棘，豺狼嗥叫其中。再往東千裏之內，都是人煙斷絕，一片蕭條景象!長安周圍，也是“閭井肅然，百不存一”，汴河沿岸，更是“百姓凋殘，地闊人稀”。由於破壞嚴重，物價高漲，一鬥米價少則千錢，多至7000錢，比開元年間上漲300多倍；絹價漲到4000錢以上，比開元時高出20餘倍。這又迫使大量人口“轉死溝壑，離去鄉間”，在死亡線上掙紮、流亡。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麵已經形成，這與唐代宗的姑息養奸有很大關係。廣德元年（763年），史朝義兵敗自殺，其部將也紛紛投降。在這種形勢下，唐軍本應徹底消滅叛軍殘部，但當時擔任唐軍統帥的仆古代人物固懷恩，擔心一旦徹底平叛，自己就不會再受朝廷重用，於是向中央請示，要留下薛嵩、李寶臣等安史舊部，繼續統帥河北諸鎮，唐代宗隻圖眼前平安，可以早點罷兵，竟然同意了這一建議。這樣一來，河朔地區基本上仍由安史降將占據。而中原一帶在平定“安史之亂”中新設的節度使，也因朝廷的姑息（其中含有借此抗衡邊鎮節度使之意）而漸呈“尾大不掉”之勢。至於緣邊地區的其他舊有藩鎮，自然也“坐大”起來。這些藩鎮將領，“雖稱藩臣，實非王臣”，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掌有很大實權，而且職位逐漸由父子兄弟相襲，或由部下推戴自稱“留後”，再逼唐王朝予以承認，實際上成為各自獨立的封建軍閥王國。藩鎮之間，因各種關係而互相勾結，又因各種利害而相互爭奪，攻伐不已，中央政府對此毫無辦法，唐朝皇帝極類似春秋時期空有“天下共主”之名的周天子。
由於以上兩種局麵的出現和形成，安史之亂後，中央王朝對地方的控製和對邊防的捍衛能力大大減弱。對地方控製能力的減弱，與藩鎮割據是互為表裏的，最直接的表現，是中央王朝能夠“一聲喝到底”的區域越來越小。對邊防捍衛能力的減弱，在“安史之亂”中和“安史之亂”後都表現得很明顯。天寶十四年（755年）後，由於邊防軍主力到中原平亂，留在邊境的，多為老弱殘兵，周邊少數族乘機攻占邊區。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進犯威戎、神威軍，強占石堡、百穀、雕窠等3城。寶應元年（762年），又占秦、渭、洮、臨等州，次年侵人大震關（今陝西隴縣西），攻陷蘭、廓、河、鄯、岷、成等州，後來還幹脆攻占長安，並肆行掠奪。到德宗貞元六年（790年），安西、北庭兩都護府，也被吐蕃占領。在南邊，至德元年（756年），南詔攻陷清溪關（今四川犍為縣附近）；大曆十四年（779年），南詔與吐蕃合謀，進攻茂州（今四川茂縣），直達灌口（今四川灌縣）。到唐文宗時期，南詔甚至侵入成都，擄掠大量人口、珍寶而去。
在北方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社會極不安定的情況下，部分人口南遷。遷移的地區，首先是長江中下遊地區，其次是漢水流域。在南遷的人中，一部分是地主官僚，但大多數是避亂的勞動人民。這一時期的人口南移，加上東晉南朝以來的人口南移，使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甚至包括政治的中心地帶，都轉移到了南方，這不僅在唐朝，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都是一個極為重大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