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的出現，和唐太宗肯於兼聽納諫有密切關係。
不讓宮裏的陰氣過剩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中書舍人李百藥說：“以前雖然釋放過宮女，但宮中無用的宮女仍然很多。宮裏陰氣太盛，也會招致天災。”唐太宗接受了李百藥的建議，下令釋放宮女，前後放出三千多人。
不征少年當兵
武德九年，太宗派使臣征兵，封德彝建議中：男雖未滿18歲，身強力壯的也可當兵。唐太宗批準了他的建議，已經寫好了詔令。但是魏征堅持認為不能這樣做。唐太宗很生氣，對他大加指責。魏征回答說：“竭澤而漁，暫時雖然有魚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魚都撈盡了，以後就無魚可捕。同樣道理，假若毀林打獵，雖然暫時可得來不少野獸，但是將來就永遠打不到野獸了。如果叫全國的男子都去當兵，那麽租調徭役由什麽人負擔呢?況且兵不在多，全在統帥得當，何必拿幼小的人湊數呢?”唐太宗一想，魏征說的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建議。
自比商紂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打算到洛陽巡遊，於是下令修洛陽乾元殿。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反對，他說：“因巡遊東都，先修宮室，這不是當前的急務。當年平定王世充時，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宮殿都拆毀了，取得了人民的擁護。現在還不到十年，又建豪華的宮殿，為什麽以前的壞事，又去學呢?關中是全國的要地，應千方百計設法使其保持穩定。目前民生凋弊，陛下這樣做，就是走隋煬帝的老路，那弊害恐怕比隋煬帝時還甚。”
唐太宗回答說：“你說我不如隋煬帝，比夏桀、商紂怎樣呢?”張玄素說：“如果這項工程不停，將來的命運和商紂同樣可悲。”
唐太宗接受了張玄素的建議，說：“這是我考慮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魏征放過縣令
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宮，隨行的宮女住在圍川縣的官舍裏，不久，宰相李靖和王珪也來了。當地的有關官吏把宮女遷到別處，把官舍讓給李靖住。唐太宗知道這件事很生氣說：“為什麽輕視我的宮人?難道讓這些人在此作威作福嗎?”準備下令懲罰這個縣令。魏征說：“李靖、王珪都是朝廷大臣，而宮人不過是後宮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視，縣令要向他們請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後，陛下也要向大臣詢問民間疾苦。官舍應作為接待朝廷官員之處，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於宮人他們除了辦理生活小事以外，根本不接待來訪的客人。如果因此懲罰縣令，將會引起天下人批評。”唐太宗聽了魏征的話，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就不再查辦縣令了。
擇善而從
唐太宗納諫的事例很多。他不僅能納諫，並且主動采取措施引導大臣評論朝政，提出改進意見。例如，太宗登基不久，上朝時態度十分嚴肅，弄得大臣們戰戰兢兢，很長時間沒有人敢發表意見。唐太宗發現這個問題以後，主動改變作風，自己有意識找大臣交談，擺出一副和顏悅色的麵孔，以減少大臣的畏懼情緒。對敢於批評朝政的大臣，給予賞賜。有一次，唐太宗準備把元律師判處死刑，當時孫伏伽不以為然，批評太宗說：“元律師沒犯重罪，陛下判刑過嚴，實際這是濫加酷刑。”
他接受了孫伏伽的批評，並且把價值一百萬的蘭陵公主園賞給他，有人議論說：“賞賜得過分優厚了。”唐太宗說：“我從登基以來，大臣沒有敢批評朝政的，這次厚賞孫伏伽，就是為了鼓勵大家關心朝政多提意見。”
其次，唐太宗為了給大臣創造批評朝政的條件，建立了一種新製度，即允許諫官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實行這種製度以後，諫官能及時了解朝政內幕，宰相不敢謊報政績。軍國大政如果有錯誤，諫官有權當麵指責。同時，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可以及時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後根據第一手材料編寫起居注，對於封建統治者是一種監督。
另一方麵，唐太宗采取多種多樣的形式叫臣下把意見反映出來。一是令文臣武將寫書麵材料；二是太宗自己先提出具體問題，主動聽取大臣的意見；三是組織大臣進行辯論，擇善而從。例如，貞觀九年（公元631年），太宗令文武大臣寫書麵材料評論朝政。當時有個叫馬周的人，在中郎將常何家作客。常何本人目不識丁，於是請馬周代筆，寫出二十條建議。唐太宗看了常何送來的意見，表示非常滿意，並且嘉獎了他。常何麵紅耳赤地說：“臣下不會寫字，這些意見是我的客人馬周代筆的。”太宗立即召見馬周，和他談了一席話以後，提拔他任監察禦史，後來馬周還當了宰相。唐太宗李世民作為一代明君，兼聽納諫，不怕批評，擇善而從的精神，在曆史上傳為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