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用賢才

為政之要，惟有得人。

看重實際的表現

唐太宗經常和大臣們討論用人問題。他曾對魏征說：“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古代昆蟲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魏征也說過“嚴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通鑒》卷194）這也就是唐太宗用人的標準。他從執政以來，就千方百計搜羅人才。聽說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有才，便親自召見，問以治國之道，張玄素對答如流，太宗點頭稱讚，就提拔他當了侍禦史。

另一方麵，太宗注意從官員的實際表現中考察發掘人才。例如，貞觀八年，太宗修洛陽宮，當時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疏犯顏直諫，太宗認為此人忠直可嘉，立即提拔為監察禦史（中央管監察各級官員的下級官職）。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唐太宗到東都附近狩獵，縣丞劉仁軌不以為然，他說：“今秋大稔，民收獲者才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功，實妨農事。”太宗聽了很受感動，立即停止打獵，並提升劉仁軌為新安縣令。貞觀二十年，當時缺少一名刑部侍郎，太宗先叫宰相提出人選，有幾個人被推薦上來，太宗審查後都不滿意。後來他想到李道裕合適，因為這個人有見識，能堅持原則，並敢於向不良傾向作鬥爭。過去處分張亮時，他曾堅決反對朝廷的判決，認為“（張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唐太宗因此提拔李道裕為刑部侍郎。

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唐太宗用人的另一個特點是“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他以“四海為家”，從各方麵網羅賢才，魏征跟從過李密和竇建德，以後又充當李建成的謀士，曾策劃消滅秦王。玄武門政變以後，唐太宗卻毅然任用他為諫議大夫，以後又提升為尚書右丞。李建成的其他部下如王矽、薛萬徹以及一些農民起義領袖，如程咬金、秦瓊等，也都被太宗任用，並取得高官顯職。

對待少數民族裏的人才，太宗也委以要職，如史大奈、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當了將軍。

唐太宗不僅重視京官，而且重視外職。他認為都督刺史是親民之官，更須任用賢才，他把全國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寫在屏風上，隨時記下他們的善惡事跡，以備賞罰。貞觀八年，還派遣李靖等13人為黜陟大使，到全國各地巡查，對有功的官員予以升遷，對貪汙失職的官員加以懲罰。